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去冗官 　　治平三年九月[10]。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献言者皆谓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者，举一岁中，约有千数。其因职任升擢者尚不与焉。《国朝会要》：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遂罢郊祀序进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临轩引对，亲加升黜，又令审官院考校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磨勘无赃私罪，即以名闻，当议迁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改转后依旧勾当，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再令磨勘。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监立簿以上，率三岁迁外任者，不俟替归，在京者亦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阙于家，动逾岁时，居无职事，禄廪不绝。苟及三年，则又磨勘。臣谓考课之弊，无甚于今，而亦无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检详旧制，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虽未能如虞舜三考升黜之典，且复祖宗之制，亦庶几抑侥幸之弊矣。』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言：『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依转大卿、监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历任正郎后，须得举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转及大两省三人，方与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言：『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且依旧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员外郎人正郎磨勘，并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许磨勘。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并乞五周年磨勘，至谏议大夫，更不许磨勘。』殿中侍御史吴申言：『乞从今裁节，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监者，且令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授，仍以历任年深、无赃私罪，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者，先次迁转。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者，亦且权住，先立定员，候有阙则以次迁补。』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言：『欲乞少卿、监合磨勘转大卿、监者，如年已及七十以上，更不许磨勘。』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言：『两制以上四年转两官，北京官乃是二年一转。欲乞两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至前行郎中后，更添左司郎中一转。』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检详祖宗朝，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京朝官并以三周年，令审官院磨勘引对，与转官。是时仕路犹清，官员数少。厥后及今五十余年，约祥符初略计十倍，以故员多阙少，坐縻禄俸，才否无辨，差遣不行。考课之法虽复施用，官制之弊，无甚于此。今详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劳绩，或因繁难任使，即自朝廷甄擢。盖登仕升朝，累至正郎，奏荫子孙，稍奉法循理，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请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圣衷推恩迁改，应见资品已高，各据所居官止。自余条例，一切仍旧。其任卿、监不曾历职司差遣，只自常参官累迁者，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者更不磨勘。如此，则权柄归于君上，劝沮行于朝廷，人材有所甄别，重难繁剧之地可以用人，事体均乎，简而易守，比于祖宗之制，犹为优幸。』癸亥，诏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设官之方，其亦有择。国家承累圣之祚，跻时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务，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岁月既深，吏员猥积，虽海宇至广，工师实繁，以官率人，倍者数矣。肆我台阁，数陈其故，兹用博议，审求臧谋。而封章亟来，请从更制。朕嘉与卿士，图惟厥中，庶几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迁官后六岁无过，则复迁之；有过亦展年，至谏议大夫止。 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至谏议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当考。 　　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据《会要》及当时颁降条贯册令，《实录》、正史载诏书，余并削去，要似可惜，故复存之。初献言者，当考其姓名。张舜民《退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院率行之，至今为常格。』案：此诏书及臣僚申请甚备，安得谓无著令?岂舜民不详考之乎?

训导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诏岁给皇子仲鍼公使钱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千贯。甲寅，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亦皆选小心端悫之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然后得人，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若皇太子自有过失，再三规诲不从者，亦听以闻。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九月庚戌，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鄂国公，赐名頵。壬戌，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陶等请王受拜，不许。吕诲言：『王今未出阁，当且设师友，不宜遂置僚属。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况王年已长，当早令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为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也。』 　　十月戊寅，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祁国、鄂国岁一千五百贯。 　　十一月，吕诲又乞早建东宫[11]。其书曰：『陛下践祚而来，圣体违豫，虽天光临下，而德音鲜闻。万机之事，未尝可否，悉付中书、枢密院，皇太后关决于中。自非辅臣承旨，两制、近侍亦不得造帘箔之下，况疏远之臣耶?如是，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使政府尽公则已，脱有差缪，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闭，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为陛下谋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辅号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此当今之速效也。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贤明之嗣，尚以不豫建为忧，诚有谓也。况淮阳王天资颖悟，法当冢嫡，宜豫建立，以固本根，旁绝窥觎，慰安人心，斯万世之虑也。伏望陛下廓开聪听，俯纳愚忠，审权柄不可移于下，思机会不可失其时。法汉文豫建之策，为庙社长久之计，上有圣后之翊辅，下有元良之倚赖，陛下高拱岩廊，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逾此?如此，则游心清净，不言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辅。勿药之喜，计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淮阳王顼出阁。王辞两宫，悲泣不自胜，太后亦泣，慰谕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午，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诏答不允。戊申，诏大敕系位，皇子顼在富弼上，颢在宋庠下。丁巳，诏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頵一千五百贯。戊午，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初，淮阳郡王将出阁，以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至是封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故迁陶，命兼翊善东阳，而维、思恭为两王记室、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每事谘访，维悉心以对，至于起拜。进止缓急，皆陈其节。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太后泣告辅臣，并咎两王[12]，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王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至。宜召至中书褒谕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尝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曰：『学士真国器也！』故命为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读[13]，屯田员外郎、中书编修文字孙固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银钱，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日，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约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物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三月壬戌，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于今卜姓受室，其系尤重。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今并书之。） 　　四月乙未，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充颍王府翊善，于皇子两位供职。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帝不怿，封其奏。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谓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帝疾增剧。辅臣问起居罢，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帝颔之。琦请帝亲笔指挥，帝乃书曰：『立大王为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学士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帝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画几，方平因请进笔书所谕，遂进笔。帝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书之，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帝既用大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琦曰：『国事当如此，可奈何?』皇太子始闻命，辞于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一转。乙巳，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珪撰册文，钱明逸书册，知制诰宋敏求书宝。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

校勘记 [1]并旧 原本无『并』字，意歉然，兹据《长编》卷二○二补。 [2]患于渐 原本『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3]终左屯卫大将军 原本作『从□左屯卫大将军』，据《长编》卷二○二改补。 [4]薨 原本作墨丁，《长编》卷二○二注文无此字，兹据文意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允升 原本『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宋室·宗室传》补。 [7]以身 原本作『以自』，据《长编》卷二○二改。 [8]宗室女中 原本作『宗室文□中』，据《长编》卷二○二改。 [9]秦州 原本作『泰州』，据《长编》卷二○三改。 [10]九月 原本作『八月』，据《长编》卷二○八改。 [11]又乞 原本『又』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12]并咎两王 原本『两王』下有二墨丁，兹据《长编》卷二○二删。 [13]权发遣 原本作『中发遣』，据《长编》卷二○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乞行罢退，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臣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谕，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议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傲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 据《会要》，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其弹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日录》：『闰三月十一日，呈台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讫，以遇退朝早，即轮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进呈及留身说呈讫。』可参考，更详之。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琦再上表，据琦集及王珪答诏。 　　乙丑，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1]，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丙寅，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诏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 　　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绌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蜷孽生，险说纷纭，震骇群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恃旧恩，专为险恶，轻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于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谓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开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寝成废礼，非是始于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于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已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今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臣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辑正统。愿陛下无溺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长，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击被黜，是时搢绅朝士丑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大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2]，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党人韩绛、陈升之等，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大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时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于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视事，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耶?奎自谓耶?』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夺，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屈不暇[3]。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思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谴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洶洶。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自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已者必升。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邈退[4]，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权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于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强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于再三，确辞然后听去，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体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待读学士。光退，翌日（二十二日己丑也），复奏曰：『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必未肯出。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庚午，上批付中书：『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潍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籍籍，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言语，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余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于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于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于一出人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告时在閤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问知制诰[5]、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入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伺。赵概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辛未，公亮入对，恳请留奎。上许之。壬申，追取奎青州告，召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耶?』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意欲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于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托赖，惟是同德，岂容间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屡斥[6]，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寔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于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它，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辩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 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群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陶，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 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纪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昊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格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纪但书奎罢，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纪。 　　五月，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余不坐之日，宰臣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臣，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臣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尝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踰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于机务尝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臣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司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辩论是非，则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分争之丑，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7]。』既而司马光又奏：『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于中书、枢密院及其余臣僚奏事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临御以来，惟近因服药，曾于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余皆在辰牌以后。然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尝更张。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巳牌上，并依手诏施行，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 《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宰相违故事不恭，于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 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辩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庭对群臣，使是非两判。及吴奎，御批罢参知政事，迁一官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大政，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难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累求外补。上从之。未行，改汝州。 《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

　　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于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并宣抚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材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苟安?望罢臣言责，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于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于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辞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室，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斥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于详慎。』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寔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于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于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开广言路，岂可以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犹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余臣僚知陛下英武，万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于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于一时狷忿，特赐函容，不加重遣。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于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群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力然也。今议者以为陶虽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採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宰相辞郊赏 　　熙宁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诊，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凡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宣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固不可于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殍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粟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加赈救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赀。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于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于天下，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费，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于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于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制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杀今日之灾。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霑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它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惟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

校勘记 [1]罢职除一闲郡 原本作『罢除职一闲郡』，据《续长编拾补》卷一乙正。 [2]辄令韩绛奏弼 原本『令』、『奏』二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3}谏屈 原本『谏』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续长编拾补》句下注云：『二字恐有脱误。』 [4]邈退 原本『邈』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5]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文意补。 [6]屡斥 原本『屡』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7]更不 原本『更』上衍一『更』字，据文意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神宗皇帝

欧阳修诬谤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1]、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知滁州（事见《韩欧石贵罢》）。 　　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入见，上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恩、今为奸利者，宦官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求所以中修，会选人张俅、胡宗尧例改京官，批书以二人尝犯法，并循资。宗尧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尧连坐。及引对，修奏宗尧所坐薄，且更赦去官，于法当迁。谗者因是言：宗尧，翰林学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夺人主权。修坐是出守。修在铨曹未浃旬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吴充同知太常礼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贤院冯京同判登闻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尧故易任。充上疏为欧阳修辩，不报。敕修罢判流内铨。知谏院范镇言：『铨曹承禁中批旨，疑则奏禀，此有司之常也。今谗人以为挠权，窃恐上下更相畏，谁敢复论是非?请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复修等职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帝谓沆曰：『卿召修谕之。』沆曰：『修明日陛辞，若面留之，则恩出陛下矣。』戊申，令修刊修《唐书》。 　　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 　　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先是，监察御史刘庠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缞服下衣紫衣。上寝其奏，遣使谕修令易之。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簿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以语其僚属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请必行。之奇初不与同列谋之，后数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当贬窜，且曰：『以阴讼治大臣诚难，然修首建议濮园事犯众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枢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诬罔臣者，乃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乞选公正之臣辨理，先次诘问之奇所言：是臣闺门内事，自何所得?因何彰败?据其所指，便可推寻，尽理根穷，必见虚寔。』上初欲诛修，以手诏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思恭极力救解，上寤，复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书，令思永、之奇分析所闻，具传达人姓名以闻。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辞以出于风闻，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且言：『法许御史风闻言事者，所以广聪明也。若必问其所从来，因而罪之，则后不得闻矣。宁从重谪，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极陈大臣朋党专恣非朝廷福。修复言：『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穷，即有行遣。及累加诘问，惧指出所说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见虚妄，所以讳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动繫国体，不幸枉遭诬陷，惟赖朝廷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寔，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于是上复批付中书曰：『凡朝廷小有关失，故许传议闻奏。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思永与瑾同乡，力为瑾讳，乃言：『臣待罪宪府，凡有所闻，合与僚属商议，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然暧昧无定，当戒之奇勿言，无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以上闻。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臣甘与思永同贬。』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诏赐修曰：『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拟。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它日，上谓吴奎曰：『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奎曰：『赏罚难并行。』乃止。 《墨吏·孙思恭传》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欧阳修初不知思恭，以为诈。及修为言者所攻，上将诛修，手诏密问思恭，思恭极力救解。《朱史》以为：『言者攻修，先帝加诘问。既辩明，赐手诏召之。』岂有诛修之意?遂删去。按：司马光《日记》以之奇等奏付枢密院，后数日，乃复取入，密诏问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见。 　　壬申，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2]、知亳州[3]。彭思永等既以论修贬，而知杂御史苏案、御史吴申言犹不已，修亦三表乞罢，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不合，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白，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4]，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既出守，遂连上六表乞致仕，不从。修年才六十也。

司马光弹劾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拔于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治国而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焉。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润【杰按：润，应为“阔”之误】，试加审察，若果无可取，则臣无所用于世矣。』论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六月庚申，兵部负【杰按：负，为“员”之误】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知齐州。先是，司马光言：『王广渊以小人之质，负倾巧之才，外依政府，内结近习。国家本以馆阁宠贤彦，迩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伏望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御史蒋之奇亦言：『广渊人品庸凡，天资险谲。先帝校自常僚，置之文馆，不思献纳忠规，而乃肆为奸佞。方擢用之际，司马光列章数十上，事寝不行，愈自矜夸藩邸故旧，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出则与孙固为死交。陛下重明初升，四海皆照，岂容魑魅，尚在朝廷?』广渊亦自请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今闻广渊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乃是赏之，非黜也。向使广渊自改官以来谨身守分，不为奸谄，以至今日，不过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岂可谓奸谄无益哉?且陛下使广渊补外者，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效广渊所为，恐非国家之福。』不听。广渊入辞延和外殿，上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 　　七月戊寅。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上曰：『居简有功。』思恭退，询于人，云：『刘庠之绩建储也，居简觇见「太子」二字，亟报上于颍邸。及英宗升遐，居简亟出召二府。中宫闻之怒，诘居简曰：「召二府，谁之命也?」居简曰：「太子令召之。」又于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此上所谓有功者也。』思恭复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二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上不听。司马光奏言：『居简性资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谨案：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盖以日月浸久，官资稍高，则防其凭恃威灵，窃弄权柄，远鉴汉、唐之祸，深为子孙之虑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于众人之中最为狡猾，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又言：『居简所能，止于谗佞。佞者，不过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谗者，不过离人君臣，间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于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其可近乎?或闻陛下欲待居筒自求引退，臣未晓所谓。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闻望素高，一日偶有小失，未为外人所知，陛下务存终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则可矣。若居简闺闼小臣，罪盈恶积，所宜肆诸市朝，以戒俭人，而尚足为之隐乎?』壬午，光对延和殿，又极言之。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命留札子，光请以付枢密院。上从之。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司马光累劾居简，上虽以章付枢密院，犹未施行。光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吕公弼曰：『光今日必决去就。』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顾择其重者。』上曰：『今当如何?』公弼曰：『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上命与供备，曰：『光得毋复争?』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语以居简已出矣，光必自止。』上从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 　　八月辛亥，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于奏牍，明白啟陈，其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则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肘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伏望圣兹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庭之人。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光疏早入，晡后，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于何人，光即具奏：『中正有无此事，惟陛可以知之。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尝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 　　九月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将轻泥怀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黥，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惟陛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爪、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怀侧，司马光何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抄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又言：『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猥。』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耳，又审谛者不敢言，请言臣所目见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嘿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必臣?若其才也，臣安敢与人朋党言事乎?』上曰：『逵内行不修。』光曰：『此谗人之言也，欲以暧昧之事中伤之，使之喑呜，无以自明，亦犹蒋之奇言欧阳修内乱。愿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进退之，勿信谗言也。』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迳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 　　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为右谏议大夫、权御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既不足采，曏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且奏封驳[5]，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倘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光又奏：『臣愚暗不达圣旨，又恐累吕公著上言。』上曰：『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银台，固虑诏令有失，欲其封驳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臣近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遂具封驳，窃知巳直降付閤门。朝廷既以臣言不当，显然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若因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其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上手批公著奏：『可一两日求对来，当谕朕意，以释卿惑。』它日登对，上顾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著曰：『光方直，如愚阔何?』公著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台门无故自坏，后十余日而光罢。

吕诲劾王安石 　　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者皆可试府事也。』于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夸示于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之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之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于尊，实陛廉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礼也。』宣徽使王拱辰言[6]：『陛下即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瘝旷，遽然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还四敕；以臣言非，愿并臣屏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坠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宸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如此！』丙戊，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令中使抚谕趣入，安石亦称病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入。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傳说，起于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故也。』上曰：『近臣中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岂兄弟为比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持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悦其不辨，久于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滨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7]，御史里行钱顗监衡州盐税[8]。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故琦、顗先贬。顗将出台，于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故安石荐君、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当远窜，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守谋杀刑名被劾，侍御史刘琦、钱顗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绁食鹰鸇，求其鸷也。执而烹之，将何月哉?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人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顗止以忤犯大臣降充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臣恐天下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下移，聪明壅蔽，非国之福。乞赦刘述勿劾，琦、皐与本资。』不报。 　　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又申中书曰：『今日忽闻诏命，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规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是以仁宗开言路，优容谏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等与纯仁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主上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于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知，而柄臣遂捃摭其罪，主上将何所赖?且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类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欲求近切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所以荐薛向为周才，指吕诲为无用。主上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好，拘文守法，今则一切依随。赵参政心知其非，而辞辩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三年十二月辛酉，右谏议大夫、知邓州吕诲提举嵩山崇福宫。先是九月，上欲移诲知河南，命未下而寝。诲虽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闲，故有是命。 　　四年五月丙戌，右谏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疗治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跌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亦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送政。』盖以身疾谕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之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诲卒在十日甲午，今并书。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侍御史刘挚言：『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为人忠信刚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节、大臣之风。在言路前后三黜，皆以击奸邪忤权势，最后尤以直道大义为公议所高。诲死于散地，在熙宁四年，官至侍从，朝廷未尝有所赠恤。诲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臣愚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不获用禄，不得及于世，哀其至节，特赐褒及，以表显之；录其诸孤，稍赐任使。非独以慰幽壤，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诏诲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校勘记 [1]转运按察使 原本『转运』后衍『使』字，据《长编》卷一五七删。 [2]刑部郎中 原本『郎中』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3]亳州 原本作『豪州』，据《长编》卷二○九改。 [4]及所请 原本此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改。 [5]封驳 原本作『对驳』，据文意改。 [6]王拱辰言 原本脱『言』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7]盐酒税 原本作『监酒税』，《续长编拾补》卷五作『酒税』，注云：『《宋史》本纪作盐税。』 [8]盐税 原本作『监税』，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佑三年五月庚午，宰臣文彦博等言：『臣等每因进对，尝闻德音，以搢绅之间多务奔竞，非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几知耻。伏见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亦辞以家贫亲老。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赐甄擢。』诏召安石赴阙，俟试毕特取旨。安石辞不就。 　　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安石力辞召试，有诏与在京差遣。及除群牧判官，安石犹力辞，欧阳修谕之，乃就职。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提点点【杰按：衍一点字。】江南东路刑狱、祠部员外郎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泽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又曰：『陛下诚有意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又愿陛下断之而已。不曰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识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王安石累除馆职，并辞不受。中书门下具以闻。 　　诏令直集贤院，安石犹累辞，乃拜。 　　五年十一月辛亥，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诰。初，安石辞修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与同列言：『窃以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诰命为职。百司之事，所当参审。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而事无可否，听执政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前日具论，承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挥，臣等不知陛下以为是，而不改乎?将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将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乎?以为是而不改，则臣等考寻载籍以来，未有欲治之世，而设法蔽塞近臣议论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则陛下不复考问义理之是非，一切苟顺执政大臣所为而已也。若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有所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则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议废矣。此所以臣等倦倦之义不能自已者。』又曰：『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治，以忤谏官、御史，而专力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又曰：『陛下以臣等所言为是，则宜以至诚恻但欲治念乱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则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指挥为不当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为非，则臣等狂瞽，不知治体，而诬谤朝廷政事，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别选才能通达之士以备从官。伏乞详酌，早赐指挥。』安石由是与执政忤。 　　七年十月甲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欧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累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起，或以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制，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短。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信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祚，慨然想见贤哲，以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来矣。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惟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1]，则天下幸甚!』 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寔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2]，讫不复录所对以进。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迩英讲读罢，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后乃出。癸亥，迩英讲读罢，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3]，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4]，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详见《论青苗法》）。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 　　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谓王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为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御之，则人孰敢为难?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两制多阙员，堂陛相承不可少。』众皆以绘言为然。王安石曰：『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栋乃承堂。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上笑。 　　八月己卯，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夙夜讲诵琢磨，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年十三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其议。治平四年，雱举进士，授旌德尉。未赴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有以雱书闻者，于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见，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十月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自西京国子监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召对，谓安国曰：『卿学问通古今，汉文帝何如主也?』对曰：『三代以后，贤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夜入未央宫定变，故于呼吸俄倾之际，诸将武夫皆帖息待命，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使一时风俗耻言人过，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对曰：『王猛睚眦之忿必报，专教苻坚以峻刑法杀人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误陛下者。愿专以尧、舜、三代为法，理顺而势利，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安石秉政，外论谓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安国初召对，人以为必得经筵，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为国子监教授，颇溺于声色。时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又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洶洶，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戮及先人，发掘邱陇，岂得不预我耶?』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字，引童谣证安石且为变。仍乞宣问西、南京留台张方平、司马光，并都知、押班、御药看详所奏，及禀太皇太后。』上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冯京等进呈，送英州编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壬寅，上批：『送中书画旨施行事，止用申状。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体不便，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先是，三年，有诏：须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状施行。王安石曰：『近缘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状施行，且用申状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于事体未有所伤，理分不为专，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非过也。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与疏者所施不同，则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备位以来，每自省念，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人人罪不同，盖以为不如此，即法官不可为，非敢私之也。它即不省觉。乞宣谕，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当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上曰：『朝廷固无阿私，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决事，乃独遗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说，缘防开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当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监丞不肯，所以致河决。昉恐不当勘。』上曰：『如此亦合声说?』安石曰：『若不当勘，又何须声说?纵失声说，亦有何利害?未得为阿私伤政体。陛下修身齐家，虽尧、舜、文、武亦无以过。至于精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当更讨论。今在位之人，有事韩琦、富弼如仆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未尝得称国主。今秉常又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大略故也。臣蒙陛下加奖，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为陛下自竭，即实未敢，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然尚或未见省察。臣若自竭，陛下岂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为诞谩，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者。如臣者又病疾，屡与冯京、王珪言：虽荷圣恩，然疾病衰惫，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已觉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劳，然终恐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二月甲寅，上谓安石曰：『举官多苟且不用心，宜严立法制。』安石曰：『举官法制今已略备，不知更欲如何?』上曰：『如举监场务官，增剩则举者当预其赏，亏欠则当预其罚。』上又言：『三司判官当督察。』安石曰：『中书于诸司非不考察，须自陛下唱率。若陛下于忠邪情伪勤怠之际每示优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缘臣道不可过君，过则于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主道也。今于群臣邪正情伪勤怠未能明示好恶，使知所劝惧，而每事专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当更讲论帝王之道术而已。若不务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驭群臣，恐不济事。』 五月辛卯，上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上曰：『武帝自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是日，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朕所以用卿，亦岂有它?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陈瓘论曰：『熙宁之初，神考以安石为贤。自邓绾黜逐以后，不以安石为贤矣。安石退而著书，喷郁怨望。当此时，傲然自圣，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卿，朕师臣也。」又曰：「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与卿为君臣，宜为朕少屈。』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前后不一。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惠卿师臣，则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师，则假张戬之言。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安石亲闻此训，书于《日录》，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况张戬言行出处自有本末，岂有崇奖不识去就之人而请圣主以师之哉?神考以尧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与吕惠卿、常秩俱为师臣，轻慢君父，不亦甚乎?其事矫伪，臣故系之于寓言。』 　　六月。先是，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然天资刻薄，中外侧目。又尝言助役法以为不可，王安石尤恶之。初，紫宸上寿，旧仪但言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亲王、皇亲并坐，唯集英大宴，乃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坐之仪。时评定《新仪》，初无改易，而遽劾閤门吏不当令亲王、皇亲、驸马于紫宸预坐，以为不遵新制。贾佑、马仲良皆坐免官。王官石具奏评所定自不明，而辄妄加他人以罪；而评诉上前，自谓所论列非不当。安石执奏閤门官吏无罪。上曰：『若新仪制果不明，亦非独评罪。』安石曰：『中书但言新仪制不明，固未尝专罪李评。评所定仪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閤门官吏，此则评之罪也。』上曰：『评固有罪，然亦未可姑罪评也。』安石遂留身，乞东南一郡，上即不许。至丁卯，安石恶李评，必欲去之。既辩其《上寿新仪》不可用，谓閤门吏不当劾，而閤门吏因言：『评所备《新仪》卒不可用，遇不可辄擅改。』于是中书取《新仪》看详，其间如政元会，殿前等三帅起居皆非是。及三帅论其不可，评又擅令用旧仪而不奏，至中书责问，仍迫取吏人状云：『使、副已令申举。然至今不曾申举。』吏又云：寔未尝为使、副指挥。又沈衡判刑部，评已令告谢。及杜统判刑部，评乃止之。中书诘其故，辄诋云：『仪制在中书，无所检用，方欲申禀，然中书先所取仪制乃其副也。』安石具以白上曰：『评诞谩大抵类此。』上曰：『弟恐评有说。』安石曰：『陛下若偏听，则评必有说。若推鞫，即明见欺罔之状。』上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门失点检二事，寻召问评等[5]，更无他辞，并各引罪。纵加推鞫，不过如此。其狄谘、张诚一止是偶失点检，罪可矜恕，皆由评故，至此滋蔓。若不罢去，事必愈多，烦费推求，何日穷已?可令评更不管勾閤门事。余悉放。』己巳，王安石谒告。上令冯宗道抚问安石，因附表札请解机务。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劳剧，兼任事久，积中外怨恶多，又人情容有尘壅。』上曰：『卿从来岂畏人怨恶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为李评事?』安石曰：『臣所怀具如奏状，所陈非有它也。』上曰：『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固知卿，不为吕诲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两月，初未尝有所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此不待陛下聪明，然后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上曰：『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韩琦，必以兵讨君侧恶人，朕亦不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聪明然后可辩。明明在上，岂有如此之礼?』上曰：『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无衅者。及其有衅然后求去，则害陛下知人之明，又伤臣私义。』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约令入中书。安石复具奏，而閤门等处皆有旨不许收接安石文字。甲戌，王安石见上，曰：『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寔病，若更黾勉半岁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上曰：『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书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主，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而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顾遇师臣之礼，有未隆者焉。古者天子尊师之礼，有隆而无替；君臣之分，有时而不行。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而使之五鼓趋朝，仆仆北面而亟拜，奔走庭陛，侍立左右，躬奏章牍，一切与百僚胥吏无别。遇师臣之礼未极优异，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府是矣。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任，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脱。』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御史张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应蝗蝻为害，须捕尽乃得闻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顺安、保定军所奏凡四十九状，而三十九状除捕采尽。进奏院以不应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几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还奏牍，欲俟其扑除尽静，方许以闻，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近亦据瀛州安抚司奏：本司近据辖下诸州县申到飞蝗蝻虫，遂具奏，并准进奏院递回，称近制安抚司不得奏灾伤。必是缘此条约之故。可速除去，仍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安抚、转运司并辖下州、府、军、监、县令，后应有灾伤，并仰所在画时闻奏，以称朝廷寅威天戒、遇灾恐惧之意。』王安石曰：『条贯已令本州、提点刑狱、转运司申奏，安抚司自不须奏。』上曰：『安抚司奏何害?』安石曰：『朝廷令本州及转运司奏，已是两处奏，亦足矣。更令提点刑狱司奏，诚太多。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如惜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合经制事，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上笑。

陈瓘论曰：『神考当旱暵之时，遇灾而惧，天下蝗虫之奏，皆欲览焉。四方奏状已至京师，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创立新法，疑误奏邸，壅天下之情，启蒙蔽之患，此宰相之过举，台谏之所当言也。神考用台谏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隐而开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抚司吏人枉费纸笔，近铺虚费脚力?」又：「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呜呼!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汉宣帝时，郡国不上灾变，则丞相魏相辄奏言之，故天下无蒙蔽之患。神考曰：「汉之文、宣，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何安石之对，异于魏相之所奏言乎?夫听课改法，以正纪纲，御天下之略，正在于此。而安石乃以为劳弊精神、虚费日力。甚哉言之乖悖也!』旧纪书诏诸路被灾或有蝗者亟以闻，新纪因之。 　　乙丑，王安石曰：『陛下天资聪明，群臣上殿，陛下皆相其材，十得八九，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载籍以来，亦少及陛下。然陛下知人情伪或不及常人，多为人所蔽，故此陛下昨为臣言：林广拜官，追思先帝，对使人涕泣，陛下即称其忠。既不亲见广，但使人论奏耳，虚实固未可知。若谄附使人，即从容游说，必得简在圣心。』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安石曰：『太祖敢于诛杀，然犹为史珪、丁承裕之徒所欺，而监及无辜。不知陛下于欺罔尚不忍，有所诘问，而望所使人不敢，臣窃以为难。』

校勘记 [1]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2]唯唯 原本缺一『唯』字，据文意补。 [3]少善人 原本作『少善□人』，据《续长编拾补》卷四删。 [4]君子 原本作『□下』，据《续长编拾补》卷四改补。 [5]评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埛为潮州别驾。埛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骤用为谏官。数论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请对。上谕止之，埛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埛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埛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 　　十月癸未，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定等故变易情状，其意有所附会而然也。』上曰：『勘见有情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见?但事理分明。』上曰：『当得何罪?』安石曰[1]：『佥曰杖一百，该去官。』上曰：『与冲替，情理轻。』安石曰：『诈欺如此，似不宜作轻。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为天下须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乱。陛下于小人每事宽假，于君子不能无疑。君子、小人诚难知，然忠信即君子，诞谩即小人。诞谩明白，方更宽假，不肯致法。未尝见其诞谩，乃更怀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难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细穷究，若见其诞谩，便须致法。若未见其诞谩，即须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2]，陛下已是不能穷究作奸之本末，又务宽假，此极为好恶不分明。』丁亥，上谓安石曰：『文彦博称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州山崩。』安石曰：『华山崩，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汉元时日食，史高、恭显之徒即归咎萧望之等，望之等即归咎于恭显之徒。臣谓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当恕望之等，怒恭显之徒。』上因叹：『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 　　又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时也。非特武王时，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时皆如此。望之与恭显等更相谮愬，乃元帝时。赵憬、裴延龄之徒倾害陆贽，乃唐德宗时。杨嗣复、陈夷行之徒交相非毁忿争，乃唐文宗时。陛下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群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六年二月丁丑，诏开封府判官梁彦明、推官陈忱各罚铜十斤。去月十四日[3]，宣德门亲从官王宣等与宰臣王安石家人从宣竞，指使李师锡擅传语开封府官行遣，而彦明、忱不察虚实，亲从官阮睿本不与喧竞，亦决杖。御史蔡确弹奏开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贬，故罚及之。先是，安石从驾观灯，乘马入宣德门，卫士呵止，挝伤安石马，安石大怒，请送卫士于开封府，又请罢勾当御药院内侍一人，上皆从之，安石犹不平。确奏疏曰：『宿卫之士，拱卫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卫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卫士者十人，自是而后，卫士孰敢守其职者?』上善确言，然宰相乘马入宣德门非是，上卒亦弗究也。安石自叙其白上语云：『亲从官挝击坐车及侄斿，臣至宣德门，依常例于门内下马，又为守者挝马及从人。臣疑亲从官习见从来事体，于执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当有阴使之者。臣初所以不敢辩者，疑有条制，从来承例违越。及退检会，乃无条制，问皇城司吏，亦称无条制。及问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缴到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称：从来合于宣德门外下马。臣初执政，即未尝于宣德门外下马。且宣德门内下马非自臣始，臣随曾公亮从驾亦如此。』上曰：『朕为亲王时，位在宰相下，亦于门内下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此所以不能无疑。欲具札子乞勘会，依条例施行。』上许之。安石又曰：『检到嘉祐年后行首司日记，并于门里下马，然问冯京，则云忘之[4]，记得亦有在门外下马。』既而文彦博遂扬言云：『我从来只于门外下马。』先是，王安石以病谒告弥切，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曰：『卿每求罢，朕寝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处，且卿岂以宣德门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辩宣德门事，正恐小人更以臣为骄僭。事既明白，又复何言?』上曰：『今仔细推究，实无人使。』安石曰：『臣初岂能无疑?既已推究，复何所疑?』上曰：『卿如此，必是朕终不能有成功，久留无补，所以决去?』安石曰：『陛下圣德日跻，非臣所能仰望。后来贤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贤路，又病、所以求罢，非有它。』上曰：『朕置卿为相，事事赖卿以济。后来可使者何人?孰可以为相者?卿所见也。』安石曰：『岂可谓无其人?但陛下未试用耳。』上曰：『卿频求出，于四方观听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终始者晓譬安石，安石曰：『臣前所以求罢，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直以病故，非有他。且古今事异，久任事积怨怒众，一旦有负败，亦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旷败。』上再三晓譬，安石乃乞告将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问劳，又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留身，上谓安石曰：『卿今如何?』安石曰：『犹病昏烦愦。后来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难久任忧责。』上曰：『雱说卿意似不专为病，朕亦为雱说，必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尔。』安石曰：『陛下至仁圣，臣岂有它?但后世风俗，皆以势利事君。臣久冒权位，不知避贤，即无以异势利之人。况又病，必恐有旷败，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罢也。』 陈瓘论曰：『雱圣其父，父贤其子，而谓在廷之人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论，无足辨者。至于造神考之言曰：「度朕终不足与有为」，则是托圣训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 　　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5]，而主名未立。宿卫法不可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注：详见《减兵议》） 　　七月，龙猛军级经章惇所乞，于懿、洽效用。上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惇投状。王安石曰：『军士乞效用虽不由军帅，恐无条禁止[6]。』上以为军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后有何害?』上曰：『经章惇乞效用犹可，恐有妄作。』安石曰：『别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经有所征讨官司乞效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吴充曰：『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效用，不知何害?军听于一，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不许则壮士何所求奋?』蔡挺曰：『若别有结连，奈何?』安石曰：『结连即自有重法。』陈升之曰：『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亦经。绛求效用，上乃令勘会进呈，既而上终以为害事。』安石曰：『士卒因欲其愿战请效死，反以为罪，何以奋其志气?』上曰：『禁军令如此不便，若如临淄王事，其渐岂可长?』安石曰：『经朝廷所差官司，与临淄王事岂类?』上曰：『如保甲别司募去，司农亦必有言。』安石曰：『保甲固有经章惇者。』上曰：『司农奏非经章惇。』安石曰：『亦有经章惇者。』陈升之又言：『有经韩绛乞效用者。』上曰：『郝质言：经绛者，是合往本路军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终欲治其罪，安石固以为无罪。上令放罪，取戒励。 　　八月，高阳关路走马承受任克基言：『市易司指挥冯崇与北人买卖，不依资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无行[7]，可令亟还。彼自有官司，交易悉旧存规。』王安石曰：『崇一白牙人耳，安足责?陛下左右前后所亲信，孰为忠信?孰力有行?窃恐有未察者。』上曰：『审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难。然不忠信之人迹状著显者，未尝不行法。其未显者，吾取其洁，不保其往也。如昨知泸州李曼，可谓有过矣。而党庇者甚至。范百禄受命体量，独排群议，而奏其实，此可褒进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禄不当得馆职者，不可不察也。』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守条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上曰：『要审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尽善也。』癸丑，辅臣奏事已，上顾安石曰：『闻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疡下漏，遍用京师医不效，近呼泰州疡医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 　　七年三月甲寅，上患置官多费用。安石曰：『凡创制官，皆须度可以省费兴治，乃创置。如将作监，即但用诸置局处食钱，已足养创置官，而所省诸费不可胜数，如帐司，即一岁磨勘，出隐陷官物亦少数倍。其他置官类此，岂得为冗?』上曰：『即如此，何故财用不足?若言兵多，则今日兵比庆历中为极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则即须断而不惑，不为左右小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今取财百端，不可为少。』安石曰：『古者非特什一之税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有佽布、总布、质布、缠布之类甚众。关市有征，而货有不由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古之取则，亦岂什一而已?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曾布因言市易事（详见《市易务》）。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者【杰按：者，应为“旨”之误】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 维本传云：诏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然《实录》不载是日雨，乃恐本传或有润饰，今不取。本传又云：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权住方田，编排保甲，罢议东西川市易。按：此诏未下，维已同孙永根究免行利害矣。权住方田、保甲等，见四月二日，亦当就此并书。《会要》三月六日有诏求直言，而《实录》无此，二十八日乃有此诏。一月不应两诏，《会要》误也。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穷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购升米，草木鱼鼇，亦莫生遂。寇敌轻肆，侮君慢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伏愿陛下开仓廪以赈贫乏，诸有司培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万年无疆之休。君臣际遇，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张而行之，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忄质】，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不知君臣际会，千载一时，欲何所为?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以陛下仁圣当御，抚养力心，甚于前古，而群臣所为如此其非，抑陛下所以驾驭之未审尔?朝廷设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无两心。与其见怒于有司，孰与不忠于君上?与其苟容于当世，孰与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万死以告陛下，诚以上畏天命，中忧君国，而下优生民耳，于身之死，使其粉碎如一蝼蚁，无足顾惜。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粜米、遑遑不给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不必多见，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进。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

司马光《记闻》云：侠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怨望。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按：侠此疏乃无之，当考。侠六月九日责，明年正月七日又责。林栗《言行录》载侠以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多所听用。盖因侠上苏轼等启。然考他事，或失先后。如责躬诏，乃三月二十八日，而以为四月一日，盖误也。今但取其合者。 　　己卯，王安石恳求去位，引吕惠卿执政。乙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曰：『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昔成汤以六事自责，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言?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戊之桑谷、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风、宣王之旱魃，更为宗庙生灵之福乎?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户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细，舍其急而言其缓，外有献替之迹，内怀附会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为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此据滕甫墓志附见，当考。郑侠《言行录》云：时诏求直言，欲应诏者甚众。闻侠被劾，皆沮缩，唯司马光辈一二文字得达上前。憸佞之党，日于匦函假名投书，乞留王安石，坚守新法，仍乞治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载，甫疏但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见。《言行录》或可据。今且附此。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召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诏谕安石，欲处之以师傅之官，留京师。而安石坚求去，又赐手诏曰；『继得卿奏，以义所难处，欲得便郡休息。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矣。』又赐手书曰：『韩绛欲得一见卿，意者有所咨议。卿可为朕详语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绛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人』。己丑，诏曰：『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于后世，可谓盛矣。故夙兴夜寐，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已行之效，固亦可见，而其间当职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己见，妄为损益。或以苛刻为名，或以因循为得，使吾元元之民，未尽蒙泽。虽朕终不以吏违法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按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或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无赦。』先是，吕惠卿虑中外因王安石罢相言新法不便，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诏申明之。 元祐本『白』字下脱漏，绍兴本因之，当求别本考定，恐尚有他语也。今但云『白上降此诏申明之』。朱史云：『吕惠卿虑中外』以下三十余字，却先书『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诏申明之』。签云：『系黄廷坚手笔，并无底本照据。并起居注、时政记元不知如此，故削去。』时政记、起居注亦何尝能说事?意朱史私为惠卿讳尔。今复存之。 　　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侍制兼侍读。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季长仍改太子中允。先是，上每以外事问王安石，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问所从来?』安石曰：『陛与与它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安石犹是恶评，竟挤而遂之。他日，安石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于谁得之，安石不肯对。上曰：『朕无隐卿，卿乃隐于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吕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王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必谓以累安石。雱等深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此据司马光《记闻》。升卿无学术，不能对上所问，不知《诗序》何以却用吕升卿所解，当考。 　　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详见《郑侠贬黜》）。 　　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上为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赉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安石曰：『小人渐定，卿等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不敢安职。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最害事！』又言吕嘉问降黜事（详见《市易务》）。 　　四月甲子，上与安石论河北事，安石以为募兵不如民兵，籴米不如兴农事。先是，安石在江宁，尝言兵少，乞募兵。于是上举以问安石曰：『今厢军诚少，禁兵亦不多。然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当减募兵。』上曰：『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尝论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且黥兵多则养不给，少则用不足，此所以须民兵也。』上言宋守约不可得，安石曰：『自守约死，军制已稍宽弛。』上曰：『只为贾逵宽弛。』安石曰：『为逵者逸乐，为守约者忧危。谓如守约宜褒劝，如逵者宜督责。』安石又言：『蕃兵当什五之设，阶级、部分乃可用。今一凶岁，一路至费二十八万赈贷，而其丁壮老弱、有马无马皆不敢阅实，不知何用?此蕃部或以为须丰熟乃可阅实。臣以为赈贷时正好阅实，吴充以为坐论则易，行则难。』上曰：『此何难?但边帅不为耳！』安石又言：『去年体量放税，东南仓廪为之一空，非计也。此乃冯京故为此，与苏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进呈前借常平物与转运司修城堑之类，安石曰：『臣谓宜爱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费出。』上以为然。

　　闰四月乙未，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尽见得人情，赏罚当寔，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纵不尽见，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见得尽即尽赴功，见得少即少赴功，见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见即无赴功者矣。假令见得尽，若不随以赏罚，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论宣王时无不自尽以奉其上，吕惠卿曰：『宣王时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时，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则我友敬矣，谗言其兴，善人君子方念乱，不暇至彼不迹，载起载行，则岂复有自尽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后不同如此，用心当与差故也。』上曰：『宣王犹能终于考牧，后世亦岂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则非张、仲在内，吉甫无以成其功。《诗》称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则宣王之德薄于先王，亦可知矣。』上欲用张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 　　五月，提举市易司举刘佐。佐前在市易司，坐法冲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买卖次第，比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许之，韩绛固争，以为佐未合与差遣。安石曰：『市易务自来举官不拘条制，且七八万贯场务，须付之能者。』绛固争，以为如此则为废法。上曰：『且令勾当，候合受差遣，方许理住，如何?』绛独以为不可，再拜乞辞位，曰：『如此，则宰相不可为!』上愕然曰：『兹小事，何必尔?』绛曰：『小事尚弗能争，况大事乎?』翌日，安石又为上谕：『吕嘉问、程昉尽力，然为众所攻。陛下不察而保之，则天下孰肯为陛下尽力?』上曰：『如程昉亦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如文彦博去位举刘庠，陈升之去位举林旦，乃可责。』上曰：『如文彦博等，才举人不当便责?』安石曰：『如文彦博等虽未可厚责，亦不足尊宠。』上曰：『彼皆先帝时爵禄已尊贵。』安石曰：『如此，则嗣君于先王之臣不复行法，恐无此理。』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是?且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方能尽力。臣比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辩，但令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蔡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为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饥寒，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丁丑，韩绛请去位，称疾不出。王安石曰：『上宜罢刘佐，勉慰绛就位。』上难改佐事。安石曰：『后有大于此者，则不可容此监当小臣?若固争，致绛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听罢佐，遣使持手札谕绛，令就位。绛复起。 　　八月庚戌，韩绛罢知许州，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绛居相位，数与惠卿异议。王安石复入，论政愈驳，数称疾固求罢，而有是命。 　　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劳问，自朝至暮十七反。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安，又给三日，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时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岂恤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安石不悦，退而属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党为安石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安石从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进拟皆听，由是安石权益重。 　　九年五月丙寅，上谓执政曰：『以耒耜养生，以弧矢防患，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勅诸侯稼穑匪懈，如何新畲?群臣戒天子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克诘戎兵，以涉禹之迹。则生民所务，诚如陛与所言而已。然非明于道术，则不能役群众，孰与成此功者?』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名誉，结游谈之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上曰；『所以好名誉，止为识见无以胜流俗尔。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为胜俗故也。无以胜俗，则反畏俗。俗共称一事为是而已，无以揆知其为非，则自然须从众。若有以揆知其为非，则众不能夺其所见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于《乾卦》言之。』上又论：『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释民所谈妙道也，则禅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然尚有法可以诠之，则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该极道术文章，然未尝以文辞奖人，诚知华辞无补于治故也。风俗虽未丕变，然事于华辞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风俗，不为小补。』上因言：『读经者须知所以纬之则有用，不然，则不免为腐儒也。』吕惠卿出知陈州（见《吕惠卿奸邪》）。王安礼知润州，求惠卿过失（见《吕惠卿奸邪》）。 　　六月，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致谗想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上以惠卿所愬事示安石，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详见《吕惠卿奸邪》）。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事。上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盖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好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详见《陕西钱议》）。丙午，诏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赠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雱性刻深喜杀，常称商君以为豪杰之士，每劝安石诛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从也。安石辅政时，罢逐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讲官测试诸生，论及时政，皆罢逐。及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富弼言：『窃闻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条目甚多，陛下近亦深见为害，但虚心隐忍，未即更张，此诚大得为君之道，从容优裕而不欲迫急也。然群臣所谓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则岂尚容舒缓哉?度今时势，正如解倒悬之急，惟恐解之不速也。向天下不以贤愚，共知陛下始欲讲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为人所误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寔非陛下之失，惟是众口共责为谋者，恨不食其肉焉。自更顾陛下于臣僚中，不以职事高下，常视其反覆狡狯者疏之，纯良方正者与之。反覆狡狯者，本无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必无忠荩悫实，安肯乃心于国家也?纯良方正者，才辨诚有不及狡狯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坚笃，中立不倚，旁无朋比。用之则直道而进，舍之则奉身而退。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忠亮一节，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终无妄误，必能为国家立事者，亦不为害也。天子无职事，惟辨别大臣邪正而进退之，此其职也。窃乞重之又重也。此札子只欲陛下略知外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后悔。』 　　七月壬戊，诏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己卯，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命下而安国病死矣。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陈瓘《尊尧录》上言皇帝封事[8]，其二十问曰：『臣又望陛下特垂圣问，问洵仁等曰：《日录》有云：「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而聚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写以进。」此安石初作参政时奏于神考之语也。又云：十年然后去位，后九年而薨，于其中间不践写进之语者何哉?臣闻吕惠卿讼中丞邓绾，进《日录》三策。神考察惠卿《日录》果非临时撰造之文，发于圣批。邓绾既去，而安石亦不得留矣。呜呼!他时「缮写」之语不谓之欺诞。可乎?下武继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执事欺诞以为国是，岂不误朝廷之继述乎?臣道之事强，可不辨乎?』 　　壬辰，诏：『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尝与练亨甫相失，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力，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称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亦滋厌安石所为，故有是命。 　　吕本中《杂说》：王安石既去，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10]？』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11]，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上曰：『是则是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耶?』 　　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为给事中、知枢密院事。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后私书手笔奏之，其一云：『勿令齐年知。』齐年者，谓京也，与安石同岁。在中书多异议，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为欺，故复用京。

　　十二月，判江宁府王安石奏：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从之。 　　元年十月壬寅朔[12]，王安石言：『江东转运判官何琬奏：江宁府禁勘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逊侵盗钱物，事已经年。吕嘉问到任，根治累月，案始具。深恨俞逊翻异，故加以论诉，不干己罪。如琬所言，则是嘉问为臣逊狱事有奸。臣与嘉问亲厚，交利而已。窃恐陛下哀怜旧臣，不忍暴其污行，故不别推究。如此，则臣与嘉问常负疑谤，不能绝琬等交结诬罔。望特指挥，以江宁府奏劾俞逊事下别路差官重鞫。』诏送枢密院，下两浙转运司鞫之。 　　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七年五月庚申，诏中书舍人蔡卞给假一月，令往江宁府省视王安石疾病。 　　六月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为僧寺，乞赐名。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爱其子雱。雱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为不近人情者，雱 　　实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雱求救于佛也。 　　七月甲寅，尚书左丞王安石为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初，侍御史张汝贤言：『安礼乞子枋勾当九龙庙，引用都省批状外起例。上以有条，许用例奏钞。汝贤章格不下。汝贤又奏安礼素行贪秽，所至狼藉。上谓安礼曰：「汝贤弹奏卿子侄差遣用例奏钞，在法所许。汝贤固有罪，其言卿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复临群官?』安礼犹辩诉，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尝乞知江宁府。愿申前请。』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才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于今。此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谓如何?更不烦答笔札。扆前力主张，则仗晦叔也。』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副葬事。 《新录·王安石传辩证》曰：王安石学术政事败坏天下，至于今日。而旧录所传，多取安石私史之语以文之。安石居金陵阅佛书，恍然有得，是非不在六经，而在佛书。古之学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为相之后，颠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实录》事实修改，而不敢以私言增损之。陈瓘《尊尧序》略曰：『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殁之初，众皆谓罪在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议论之臣，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诏，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述其私书，将以济其私欲。布等在其术内，卞等计无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诬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以忠，大佞以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才，欲以此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奸，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为不可用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窃谓元祐臣寮，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趋向虽二，至于论王安石之罪，献忠于神宗，则其言一也，岂可耑誉吕诲而偏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元祐之祸，可不鉴哉!

校勘记 [1]安石曰 原本无此三字，仅为二墨丁。《长编》卷一三九亦无此三字，据文意改补。 [2]如姚原古事 本作『知姚原故事』，据《长编》卷一三九改。 [3]去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四二改。 [4]则云 原本脱『云』字，据《长编》卷四二补。 [5]亲事官 原本脱『官』字，据《长编卷》卷二四三补。 [6]五条 原本『条』字下有一墨丁，兹据《长编》卷二四六删。 [7]忠信 原本无『忠』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上言皇帝封事 原本作『言□上皇帝封事』，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9]二十 原本作『三十』，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10]安石书否 原本脱『否』字，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1]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 原本无此十字，义不畅，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2]元年 原本作『五年』，在『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条之后。兹据《长编》卷二九三改，并依年月顺序移之于前。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神宗皇帝

吕惠卿奸邪 　　治平四年七月乙末，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南安人，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上问王安石以苏轼为人。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极称吕惠卿，上许召见之。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初，至自江宁，即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 　　九月己卯，条例司检详官李常、吕惠卿看详中书编修条例。先是，王安石数为上言：『今中书乃政事之原，欲治法度，宜莫如中书最急。必先择人，令编修条例。』上曰：『见在馆职，无足与修法度者，唯吕惠卿材高。朕尝问吕公著，何不举惠卿作御史?公著言惠卿材虽高，然奸邪不可用。朕见惠卿论事极有本末，召置讲筵，公著说书，似不能到惠卿所到处。』安石曰：『惠卿学术，岂特今人少比，似前世儒者未易拟议。能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独见惠卿而已。其材他日必为陛下用。人所以言其奸邪者，以为阿附臣。惠卿自为举人，即与臣相从，非臣执政而后从臣也。惠卿既有所附，诚于人少年降屈，虽与臣，亦未尝降屈，以此□为人毁[1]。』上曰：『惠卿负其材以取人怒，亦似其所短。』安石曰：『惠卿非以其材敢有所矜傲，但于上无所附丽，在下无所结纳而已。』上曰：『如此即善。』又曰：『小臣上殿应对仓徨，惠卿极从容，盖其中有所蓄。问之不穷，亦不慑。』安石曰：『有道术之士，视外物固轻，亦何至有所摄?臣尝以谓奸邪者，大抵皆内无所负之人。若内有所负，亦何肯为奸邪?今有资财之人，尚不肯妄与人相殴搏，况于有道术之人，岂不自爱?』曾公亮亦称惠卿有行义，上乃许用惠卿，又欲择人，佥言李常。上曰：『未见常，佥称其有行义。』上曰：『亦须是有材识，但行义之人，未必能修条例。』安石称常难比惠卿，然亦聪明，遂并用之。甲申，条例司言：『本司检详官吕惠卿近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惠卿自置局以来，详知本末，故令兼本司职事。』从之。 　　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后九日，又加集贤校理。初欲置惠卿经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乃换中允。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可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无例，乃已。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延和殿，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俭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众心。』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诚有学辩慧，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 　　闰十一月。先是，御史张戬言吕惠奸邪，不可在左右。王安石曰：『戬所言惠卿奸邪有何状？』上曰：『戬言尝排司马光令去。』上又论毁惠卿者甚众。安石曰：『陛下于群臣当有所含垢，而臣之义亦当包荒，故于此亦有所难言，然在陛下，不可不察也。』数日，安石又独对，力陈惠卿所以被谮及谮者之情，并诸奸利事。上然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上又曰：『孙觉近日议论全别，称张载学问不在吕惠卿下。』觉专附吕公著。安石曰：『令载鞫狱，自是陛下意，中书本不差。』上曰：『本置校书，政欲如此差也。』司马光言吕惠卿奸邪，为安石谋主（详见《论青苗法》）。 　　三年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欲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 　　四年二月甲子[2]，曾布检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它用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六年三月，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 　　六月，吕惠卿判军器监。

　　七月甲子，检正中书五房公吕惠卿乞：『自今实封文字及于机密者，进奏官并诸司史传报者以违制论。承虚进事、誊报、交搆谤讪、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许人告，赏钱三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余人决配。其知情及同撰人首告并免罪，仍支赏钱。进奏官告获，不候年满，优与授官出职。副知告获与进奏官画写入告获与副知上名，如止愿请赏钱者，亦听从之。』 　　七年二月己巳朔，知制诰、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军器监吕惠卿兼判司农寺[3]。 　　三月，曾布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辛酉，对于崇政殿，具言曲折。王安石言：『布与吕嘉问不足。』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4]，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又明日[5]，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一有异辞者。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陈惠卿奸欺以闻。 　　四月。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6]。布又言云云。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布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丙戌，王安石罢相。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戊子，诏韩绛居东府第一位，吕惠卿为第二位。自是居东、西府八位不以次。 　　八月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以军器监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也（详见《市易务》）。 　　八年正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以惠卿憾侠上书言事，且恶冯京异议，欲藉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也（详见《郑侠言事》）。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 　　二月丁卯，前曲阳县尉、权军器监主簿吕和卿为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先是，吕惠卿令和卿建议行手实法，至是，判军器监章惇请以为丞，仍特改官。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惠卿闻命愕然。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往江宁召王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王安石曰：『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因称吕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陈留，道中与语，极晓事。』 　　五月丁亥[7]，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丁丑进呈，上曰：『经义所辟检讨官刘谷，谷必通经义。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王安石曰：『臣亦闻其有行，但不识之。』上曰：『检讨官须有补于修经，不然，虽有行何补?有行之士自别有处。』时承禧言升卿辟谷，与官俸令教小儿而已。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明日，惠卿求去，韩绛、王珪不入，安石独奏事。上曰：『卿任事无助，极不易。韩绛须令去，不然扇动小人，若无已，大害所事。』安石固留绛，请待其复旅拒[8]，绌之未晚。上又以为；『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上曰：『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皆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则每事必言其非。』安石曰：『惠卿于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真是壬人。』上曰：『大抵兄弟总好胜忌能。前日留身，极毁练亨甫。亨甫颇机警晓事，观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己，即忌疾之。』安石曰：『升卿等亦屡为臣言练亨甫，亦屡劝彼，令勿如此逆欲废人。』因为上称吕和卿温良晓事，又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纤介见于辞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对惠卿数称臣独无适，莫独无私，则惠卿何敢安位?国家所赖，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 　　七月，崇政殿说书、同管勾国子监吕升卿权发遣太常，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罢管勾国子监，从其请，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札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纷纷，则烦陛下处置。』上乃已。初，宰执同进呈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谒告，上表求补外者三。上曰：『卿为参知政事，天下事责不在卿一人，何必尔?』惠卿曰：『比安石之去，一时乏人，所以受命不辞。安石复来，理宜决去。』上曰：『卿岂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弟，无与于卿。』惠卿曰：『纵使承禧言臣，臣为参知政事，苟自度无过，岂至为之求去?况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岂以安石议用人不合耶?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于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势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谓安石之助多节之，以每事难就，则臣之在朝廷，所辅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终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数宣谕臣以参贰安石，不识何也?参知政事，莫参知陛下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朕已晓，无过虑。』惠卿不得已，乃复就职。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诏撰进《诗义》，设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辞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既承诏颁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所有经局改定诸篇，谨录新、旧本进呈。内虽旧本，今亦小有删改，并于新本略论所以当删复之意。』诏安石并删定升卿所解诗序以闻。吕惠卿缘升卿事乞罢政，既复就职，与安石益不协，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宁时心有所疑，故速来如此。既至，必是陛下宣谕及尝借臣奏对《日录》观之，后颇开解。忽两日前，余中、叶唐懿来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诗义》中语。昔与臣同进呈，安石以为忘之。当时只进呈《诗序》，今但用旧义尔。臣意以为未审，遣升卿往讯之，果然。升卿曰：「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安石怒曰：「安石为文岂如此?贤兄亦不至如此而已!此曾旼所为，训诂亦不识！」臣甚怪之，而未谕其怒之之意，此为人所间尔。臣之弟兄于安石，陛下所亮[9]。臣所以事臣亲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钦服，安石一人而已。臣为之官属，安石亦尊礼臣不与他等。至与之极口争事，未尝怒也。近议市易俵籴事，臣意以谓常平法行之方渐安贴，又为此法，吕嘉问不必能办，所以往复与之问难，以迟其事。及将上，陛下果以为问，臣不敢不言。然安石未必怒此，只是为人所间尔。』上曰：『安石无它意，经义只为二三十处训诂未安。今便不动序，只用旧义，亦无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转官受赐，于理何安?臣亦当夺官。』上曰：『岂有此理。』惠卿曰：『纵朝廷不夺，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万世，妄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二三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无不经臣手者。何至今遽不可用，反以送练亨甫?臣虽不才，岂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须去位。』惠卿曰：『臣岂可以居此?』 　　十月己丑朔，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崇政殿说吕升卿权发遣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升卿初为御史所攻，王安石虽数为解释[10]，然其实不乐升卿也。升卿复于上前讦安石之短，上既决意罢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参知政事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是日，手诏：『给事中、参知政事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灭私，为国司直，呵蔽所与，屈扰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出知陈州。』庚子，右正言、知制诰、直学士院、权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邓绾言：『臣伏见陛下近日断然罢黜吕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济，无如章惇。今惠卿虽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疗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之半也。』于是罢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壬寅，新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团练推官曾旼罢为潭州州学教授。初，旼乞朝辞上殿，閤门以前此无选人入辞上殿例，诏特引对。旼因自言愿得闲官，而有是命。其实上恶旼交斗王安石、吕惠卿，故绌之。十二月己丑，王安礼知润州。先是，吕惠卿言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于是安礼乞出，即从之。王安石犹以惠卿昔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求其过失故也。庚寅，吕升卿落职，降授太常寺太祝、监无为军酒税。升卿对上言：得解进士李籍不识字。中书取籍试卷视之应格，诏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识字者，犹言不别菽麦也。法寺当以对制不以实追两官。』初，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之不悌，故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不既重乎?』于是重责之。

　　九年六月辛卯，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往者邓绾言臣丁忧日，托张若济贷部内钱。闻推究所穷究首尾，七月乃毕。今朝廷复差蹇周辅推鞫。其初遣使之指，事本缘臣。臣事既明，更为何人置勘?周辅乃绾乡人，尝为御史推直官[11]，不惟有嫌，于法亦碍。乞别选官置院。』诏屯田郎中、新权发遣秦凤路提点刑狱李竦与蹇周辅同推鞫。初以惠卿奏进呈，王安石曰：『徐禧本惠卿所荐，自布衣，不旋踵为美官。尹政亦惠卿与章惇所奖擢，因何不言?恐人疑其不尽。今乃言周辅不可用，不知周辅有何嫌?』上曰：『惠卿言绾已是罪人，难更用其言。』安石曰：『绾为言事官，纵不实，无罪。』上曰：『绾言借钱事，亦已有不实。』安石曰：『绾以根究为不实，即未见其为罪，况言事官许风闻，言者自有主名，安可遽以罪绾?』上曰：『惠卿必缘罢却温卿故云尔。』上又曰：『惠卿言「观宰臣气焰，必欲致臣于死。」』于是安石因请改差人。上难之。安石请添差一人，上许之，遂以命竦。安石既与惠卿交恶，令徐禧、王古等按华亭狱，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辅按之。安石子雱犹恐不得切责练亨甫、吕嘉问，亨甫、嘉问共议取邓绾所条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初不知也。惠卿素结台吏遽告惠卿于陈，惠卿即自诉，且讼绾及安石，前后凡数十纸，其略曰：『绾等入奏，中书出敕，如出一口。』又曰：『夕出于权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又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使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闻望一且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虽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无已，故其所为，无所顾忌。』又曰：『今中书乃用罪人绾等之诬辞出降敕命。』又曰：『匿其忮心，托情小事，以脱误诏令之出，此皆奸贼之臣得以擅命，作威于闇世者也。奈何安石今日之所为，乃与之同事耶?』又曰：『安石矫诬敕命，以令勘官。』又曰：『前之矫诬，必当彰败。』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于此而不稍裁抑，犹恐非长久之道。』又曰：『安石必不敢以此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敢以不义要陛下也，其可从乎?』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也?』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上既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而问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忿恚增剧，而嘉问等相继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十月丙午，宰相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吕惠卿发安石前后私书（事见《王安石专政下》）。 　　十年正月戊寅，诏前光禄寺丞、知秀州华亭县张若济贷死，杖脊刺面，配沙门岛；试将作监主簿郑膺柳州编管[12]。先是，蹇周辅、李竦同鞫若济狱，温卿皆就劾，于是狱具，若济坐枉法赃；膺，吕惠卿之舅，干请挟惠卿势，豪横两浙，人皆呼『郑六舅』。或言周辅初按得吕氏奸私事，推治甚急，会邓绾败，吕氏家人馈药，名药曰『琯出汤』，因以告周辅。周辅得之，遂不肯为王氏尽力抹杀吕氏事，而上其狱云。 　　元丰五年五月己丑，承议郎、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事。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闟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有才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吕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欲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王珪曰：『赖陛下早辩。』上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岂宜又在此位?』张璪曰：『今日即欲别除一官。』安礼曰：『禧号能治边，或授以帅为宜。』上曰：『虽稍加进宠，与外任无害。』安礼曰：『事君者不可以贰，苟贰焉，无所不至。禧尚是知县资序，陛下拔擢过分，宜何以为报?而怀奸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资序?自布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杀身可也，岂知论报?』安礼曰：『禧论邓绾非才，不当除知永兴事。』上曰：『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仍诏中书省命词止云『门下省关掌出纳，命令之重，选材换授』，勿言禧不当处言职也。辛卯，上因言李稷、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扰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安礼曰：『承禧何足畏?惠卿居丧有何事?今承禧得以报怨。』上曰：『惠卿性极贪鄙，闲居不免私污，干扰州县。虑为承禧所持，所以心不自安。』 　　十月癸酉，新知大原府、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吕惠卿落职，守本官知单州。八月 　　十三日改知太原。惠卿初除母丧，即有太原之命。及一见，上将改授鄜延，且论令总四路守备。惠卿手疏言：『陕西之师，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为今日之计，要在大为形势。形势之说，非一二可尽。因请三省、枢密院议边事日，乞召臣同对。』上谓辅臣曰：『如惠卿之言，陕西一路无可守之理，则陕西可弃也。所谓形势者，惠卿欲得执政宣抚四路，己为副，乃可行。用意如此，岂宜委以边事?可却令赴河东。』王安礼曰：『既不令往陕西，恐不可更令帅太原。与一闲郡，如陈、颍可也。』上曰：『与颍州或蔡州。』张璪曰：『与蔡州。』上可之。命未下，翌日，三省、枢密院对。上语及惠卿，王安礼曰：『臣再三思之，自古祸福藏于无形。如惠卿用舍，实系朝廷祸福。且惠卿久在朝廷，朋附者众。今日罢帅与郡，曾不明示过恶，议者必谓惠卿论事公当，主上能容受直言，辅臣中有挤之者，故及于此。惠卿亦必有此为解。臣以谓宜于告命中明言惠卿之罪，落大学士，与一小郡，如单州之类为允，使中外小大之臣知惠卿过恶所在，人人警惧，因又知名位不可以计数取，兼足以整励风俗。缘惠卿肆为浮言，觊动朝听。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躁轻矫诬，出于为利。若行制诰，当如此命词，则惠卿虽被重责，必无以说。未审圣意若何?』上曰：『甚善。可落职，与通议大夫、知单州。召舍人，以此命辞。』张璪曰：『欲召舍人谕以意。』上曰：『赵彦若安能为之?便可指挥，令用此词行下三省。』至都堂，召中书舍人赵彦若，谕以圣意。王珪书告词付彦若，彦若以故事未有定草令舍人行者，退而论列，上不许，乃用先拟词，彦若书名行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吕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寨，斩首六百余级。 五月戊午，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是月，西贼犯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战死。 此据刘挚、王觌劾吕惠卿擅兴章疏增入。挚云：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强臣战殁，士卒陷亡。今《实录》乃无此，当考。觌云：供奉官王英战死。不知战处是何城寨，当考。八月十四日录王英二子，则死处实葭芦寨也。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吕惠卿提举崇福宫，以引疾，从其请也。 　　五月乙亥，右司谏苏辙言：『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回。王安石初执政，用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钱出于其手。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曰：『安石之于惠卿，有如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服相噬，化为雠敌。』又曰：『自去岁以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黩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伏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

　　六月癸巳，御史中丞刘挚言：『伏观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极赦文，应缘边州郡，仰兵吏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静守疆場。当此之时，知太原府吕惠卿辄于四月中旬被受敕律之后，连遣部将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数万人入西界讨荡，所得首级，皆是缘连老弱，虚夸以为功，而官军人骑死伤甚众。未几，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强臣战殁，士卒陷亡。臣以谓劳师动众，奏功不实，以至结怨边裔，犹未足论也。又其公违诏敕，擅出师旅，实无人臣之礼，则其罪不可以不治。伏请以臣章付外议，下惠卿罪状，考古之义，依律处分，以伸大公之法，为奸雄之戒。』左司谏王岩叟言：『惠卿为国生事，构怨连祸。』左司谏苏辙言：『安石凡害民蠹国之事，皆惠卿发其端。』右正言王觌言：『惠卿妄兴师旅，违圣孝之情，废格赦敕，无人臣之礼。』癸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阶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丙午，左司谏王岩叟等言：『吕惠卿前后所犯，皆在不赦。朝廷拟欲贷而不诛，只乞检臣前奏，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辛亥，吕惠卿责受建武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内批付三省云：『惠卿罪恶贯盈，虽已施行，而台谏弹劾不已，难居善地，可窜逐一远小处，以允公议。』 　　始惠卿责受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中书舍人范百禄草制词，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惧弗克胜，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张，民劳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为厉阶。』右仆射吕公著以手简与百禄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百禄如公著所论，但以『人言孔多』为说。及是，中书舍人苏轼草制词，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欵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定奸恶 　　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极口荐定，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二日）。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满任者。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便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退，上留光语。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吕公著诰词，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据援非实而已。』 　　五月己未[13]，司封员外郎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延庆、兵部郎中集贤校理王益柔直舍人院。王安石谓益柔旧人，且行义修饬，不废学问，故与延庆并命直舍人院。自太平兴国以后不复除，时安石建议，欲令直舍人院者草李定词。已乃除知制诰，因举祖宗旧例，初以命陈襄，襄辞不为，遂并授两人。天章阁待制孙固兼权管勾御史台、知通进银台司，代陈荐也。王安石谓陈荐必封驳李定除命，韩绛又疑荐不放定入台，故言于上，罢荐而用固。癸卯，上批：『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命不下，可并以本官归班。』大临及颂时皆为郎中。先是，宋敏求封还定词头，诏送别官，而颂当命辞。颂言未敢具草，诏再送舍人院，次至大临，大临亦封还。既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并最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曰：『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上批：『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令，后台官有关阙，委御史中丞奏举，不拘高下官职，令兼权。』颂、大临又言：『臣等看详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故朝廷特开此制，云不拘官职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非谓选人亦许举奏也。所谓兼权者，如三丞以下未为监察，故且令上权；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为选人设文也。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 　　复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词。颂执奏如初，又言：『果出圣意拔擢，即须非常之人。昔马周为常何作奏条，陈得失二十余事，皆当世切务，唐太宗拔于布衣。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议论卓越，真宗拔于河阳职官。此二臣者，可谓有显状矣。逢时遇主，可谓非常矣。然周犹召直门下省，明年，方用为御史里行。知白召还，奏对称旨，亦命试舍人院，然后授以正言，非如定远州职官，素无声称，便蒙超擢。』故有是责。大临及颂之未责也，诏辄直舍人院蔡延庆等就职。及责大临等，延庆遂草定制。既进草文，上奏乞罢，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再封馼，卒行下。 　　六月壬戌。驾部郎中朱寿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刘氏，寿昌行四方，访求不获，饮食罕御酒肉，与人言辄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佛书，冀遂其志。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行次同州，得刘氏，时年七十余矣。永兴钱明逸表其节孝。癸亥，诏寿昌赴阙朝见。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及寿昌止，但付审官院。寿昌前已再典郡，于是折资通判河中府。 　　四年正月丁未，降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林旦为著作佐郎、知黄县，薛昌朝为大理寺丞、知宿迁县。先是，旦、昌朝言李定当为所生母追服，不报。旦六疏，昌期七疏，故有是命。辛亥，权监察御史里行范育罢为崇文院校书。育前后七奏李定不服母丧，及奉使河东，又面谕之，且乞罢免台职。既辞七日，而有是命。 　　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丑，右司谏王岩叟言：『龙图阁直学士、新知江宁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不认，及致人言，乃归过其父，而左右反复，巧为疑辞，以欺其心而背其亲，遂若平生无母者。熙宁中，知制诰与谏官、御史交章论奏，有司考檄迹状明甚，天下无不憎其恶，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独为主张。殿中侍御史王陶、中丞刘挚等相继有章，乞明正典刑。』乃诏开封府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问定，结罪保明以闻。 　　五月壬申，中书舍人范百禄奏：『刑房送到词头，奉圣旨，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臣等看详李定所犯，若初无人言，即止是身负大恶。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自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俗，为害不浅。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 　　六月甲寅，左司谏王岩叟言：『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窜殛，』诏定责授朝议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滁州居住。

校勘记 [1]□为人毁 其墨丁疑当是『屡』字，以无所依，故仍其旧。按：《续长编拾补》漏辑此条。 [2]二月甲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3]兼判 原本作『监判』，据《长编》卷二五○改。 [4]意主 原本作『意王』，据《长编》二五一改。 [5]又明日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 [6]知在 《长编》卷二五二同，句下注云：『此处疑有脱误』。 [7]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8]旅拒 原本『旅』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9]所亮 《长编》卷二六八作『所谅』。 [10]解释 原本『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八补。 [11]推直官 原本『直』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六补。

[12]柳州 原本作『彬州』，据《长编》卷二八○改。 [13]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神宗皇帝

苏轼诗狱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两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时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它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已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未喻，故召问卿。」轼曰：「陛下如此则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官速，不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用静以应之于后，乃能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世不知出此，而圣人力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也。』 　　八月庚戊，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丽附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排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言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赐进士第，叶祖洽以阿时置第一。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详见《科举》）。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及梢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下》）。 　　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而乃怨未显用，张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独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 　　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言：『近论奏乞追寝翰林学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清臣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部中，亲见轼辈悖慢怨谤，附下讪上，而不能制举，则清臣失职之罪已在可诛，矧复与之更唱迭和，相与朋比，而怨怼讥谤之辞又特过之，固 　　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复庆州刺史，听朝参。诜前坐苏轼夺官，蜀国长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视主疾，问所欲，主但谢复诜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批，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此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丙得之何书。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苏轼既贬黄州，神考每记怜。一日，宣谕曰：『国史大事，朕欲用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帝曰：『轼不可用，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轼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皆禀命，而王禹玉以为不可。又令与江州太平观，禹玉亦以为不可。其后禹玉作相，帝语及轼，复欲用之。禹玉曰：『轼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方陛下飞龙在天，而不知轼何求蛰龙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既退，子厚谓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语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胜非所录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独不可江州及太平观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当并考。

校勘记 [1]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2]盐酒务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3]考城 原本作『孝城』，据《长编》卷三○一、《宋史·地理志》一改。 [4]盐税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5]陈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神宗皇帝

王安石毁去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上察琦不可复留，赐手札曰：『今许卿暂临藩服，朕将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是日，琦入对，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称谢。 　　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阳，从所乞也。 　　熙宁元年二月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左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仍诏入见乃赴任。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 　　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乙巳，除集禧观使。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 　　十二月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 　　二年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更具札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郓州。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详见《吕诲劾安石》）。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言安石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十事。安石求去位，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琦、顗先贬，琦监处州盐酒税，颉监衢州盐税。

　　十月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义。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闵其资历?』上曰：『但闵其资历。』安石曰：『闵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方平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青苗事，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1]，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先是，文彦博屡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引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壬申，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巳，司马光言：『臣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四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宾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止为大名府路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庚寅，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数论奏。』上曰：『此事何与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2]：『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为巧言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戬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劾问。』已而王安石独对，言直可降黄，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小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 　　四月戊辰[3]，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心，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初，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政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枉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乃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云[4]：『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辛巳[5]，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奏举。景祐初，以资任相当者少，许举通判未满任者[6]。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骤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绌。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畏避，颠危莫扶。初，戬、子韶皆以知县资序为御史，至是曾公亮请皆以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从安石议。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 　　五月庚戌[7]，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散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问王安石以：『修何如邵亢[8]？』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审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告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輩。』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尔。』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院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先是，贬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馆职。宗愈为谏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辞多微婉，故御批有『潜伏中伤』等语。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笔也。初欲与知县，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在六月丙辰）。安石尝对上曰：『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诬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 　　八月戊午朔[9]，宣徽南院使、静难军留后、判延州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令再任。先是，夏人侵顺安、绥平、黑水等寨，逵遣李安等合攻之，敌皆弃城遁去。于是上与执政议，欲令逵再任。王安石曰：『但当移镇。』曾公亮曰：『移镇必不乐，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转官，逵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节度使岂可轻授人?』上曰：『节度使诚可惜。』既又与枢密院议之，文彦博议与曾公亮同。彦博曰：『唐时藩镇从尚书转。《唐书》云[10]：军中但闻尚书转仆射。武臣与文臣不同，文臣不计馆职，但知报国；武臣一资资计官职。』安石曰：『唐时藩镇与今事势不同。太祖使将帅平江南，尚只赠钱。今逵何功，便敢望节钺?』彦博曰：『太祖时事，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逵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当节限，不可妄与官职。唐藩镇与今日事势不同，令移镇再任，厚加赐锡可也。』劾苏轼贩盐及苏木瓷器事（详见本事）。 　　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至明年三月丁未，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恐绛无功，并受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然安石独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上御集英策进士，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于地。明日以病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公亮罢相。癸丑，司马光知永兴军。 　　十二月庚申[11]，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12]。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书范育复为光禄寺丞、知韩城县。育自光禄寺丞为御史，故迁中允。以言李定，罢御史为校书，既而又请与林旦、薛昌朝同贬。先是，育言：『心术者为治之本。今不务此，专欲以刑赏驱民，此天下之所以未孚也。』上谓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术，何由致治?』安石曰：『有为固由心术，但术有广狭远近，功业大小，亦从此分。』上曰：『育盛称张载、程颢，以为有道君子，乞召还，此何也?』安石曰：『育前辞检正，高论不逊。及至中书，乃云未得札，故未敢就职。』冯京曰：『育畏缴敕得罪耳。』安石曰：『观育所论，彼岂畏缴敕得罪乎?』遂从所请，而有是命。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纪纲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以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独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

　　七月，刘挚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有五。判司农寺曾布言：『御史所陈，皆失利害之实，请一一陈之。』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札与绘、挚，令分析，于是诏绘落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邓州。 　　九月丙申，知制诰、直学士陈襄知陈州。襄与王安石尝草河北诏，言水不润下，中书改之。又明堂赦书有『奉祠紫宫』，语犯俗嫌，故出陈州。右仆射、知汝州富弼至州逾两月，固称疾求归。诏听之。 　　五年三月，富弼屡请老。戊戌，复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 　　闰七月丙辰，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吕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刘孝孙劾公著在颍州多饮宴，子弟以公库器皿于豪民家质钱，由是部吏无所畏惧，多纵逸逾矩。诏转运副使陈知俭按覆，皆不实，唯幕官程嗣先等逾法，事乃在熙宁三年十月赦前。时公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尝以公库银锅质钱于祝氏，供宴饮费。既去，公著为赎之，非公著子弟所为也。上谓安石等曰：『因知公著必无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听?』安石曰：『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闲局，亦无害。』故以太常寺处之。至次月己卯，吕公著提举崇福宫，从所请也。上始欲令公著归朝，公著以病辞，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诬韩琦欲举晋阳之甲，乃自晦匿，云未尝言。』其意恐公著复用，故力排之。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逾年，京东旱蝗，蝗飞入境，辄遇风堕水而尽，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旧执政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为职田不多尔。抃清苦，必不为职田。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无不可。』乃诏加职，遣内侍赍赐召见，劳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卿能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顾岂有例?』上甚悦。 　　八月壬午，颍州言：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 　　六年五月癸卯，诏文彦博尝受先朝顾命，今罢枢密府，宜依曾公亮罢相例，与子孙推恩，送下中书（事见《王安石专用小人》）。 　　七年二月壬申，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知成德军。先是，上以固东宫旧僚，尝问固： 　　『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为人少从容。』凡四问，四以此对。及安石当国，固数议事不合，故出。 　　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言：『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诸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有敢言者。』又言：『臣愚不肖，亦未忘旧学。陛下欲为富国强兵之事，则有禁暴丰财之式；欲为代工熙载之事，则必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诸?』上批：『师中敢肆诞谩，辄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圣躬。肆其奸欺，所宜显黜。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利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安石甚恶师中，尝欲夺其待制，上未许。及是，吕惠卿请出师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语激上怒，遂废斥之。癸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韩维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知河阳。维自以言不用数求去，会兄绛入相，又援故事乞补外，遂出。 　　七年十一月，韩维落端明殿学士，以侍御张琥言维与孙永同定夺免行钱不当，故责。 　　八年正月甲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吕惠卿恶京，因郑侠上书斥逐事，欲藉侠以排去京。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京等皆引罪，遂罢京政事。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御史张琥等斥京，盖希惠卿风旨也。乙卯，诏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归宣徽院供职，罢知青州。先是，方平与滕甫易任，方平又辞，应对延和殿，袖英宗所书立上为皇太子十五字面进，遂有此诏。

　　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闰四月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判永兴军。方平乞免宫使，求近郡，乃有是命。仍以疾辞，诏依旧供职。其后上欲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方平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丙午，赐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发，修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荐其有史学，乞特加奖擢，寘之文馆，故有是命。上因问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词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理，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皆可嗟叹。』是日，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曰云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尝对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润；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因称郭子仪事代宗以为忠顺。』 　　六月戊午[13]，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殒州治，枥马皆惊。上闻讣[14]，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

校勘记 [1]腹诽耳 原本无『耳』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2]制置三司 原本脱『司』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4]云 原本作『云云』，据文意删除一字。 [5]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6]『方许举奏』至『许举通判』凡十八字原本误脱，据《长编》卷二一○补。 [7]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8]邵亢 原本作『邵充』，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9]戊午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0]唐书 原本作『尚书』，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1]庚申 原本无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12]郎中 原本作『侍郎中』，『侍』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八删。 [13]戊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14]闻讣 原本作『闻赴』，据《长编》卷二六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

王安石专用小人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甲子，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惠卿自有本事）。 　　三年四月己卯[1]，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河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辛巳[2]，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 　　六月，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加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七月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垌进士出身。垌上书言事，召对，试学士院，而有是命。垌，询子也。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垌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垌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 　　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 　　十月癸亥[3]，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鼓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以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百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无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相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丁亥，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夔州路夷户。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焉?公试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章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惇，浦城人，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敕于廷，尝为御史吕景、蒋之奇所劾故也。 　　四月甲戌，试将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 　　十二月乙亥，武宁军节度推官、知南川县张商英为光禄寺丞、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为通川县主簿，转运使张诜等讨渝州叛夷王衮，未降，商英言于诜曰：『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诜檄商英往说衮，遂归命，因辟知南川县。时章惇经制夷事，官吏多为所狎侮，独商英与抗论不少屈。惇奇之，乃荐商英于王安石，于是召对擢用。

　　五年三月，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嘉问，吕公弼从子也。初，王安石变法，公弼为枢密使，数言宜务安静。嘉问窃公弼论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故安石信任之。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史敕并诸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王，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以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又上疏曰：『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今王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逄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八月癸卯[4]，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垌为潮州别驾。垌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为谏官，数论谏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叩陛请对[5]。上谕止之，垌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垌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冤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垌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事。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丞、监刑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人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徇私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按治。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人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言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枢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诋毁执政，言：『此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 　　六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字。初，吕惠卿荐禧所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盗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人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 　　七年三月乙巳，郑民宪言：『奉诏同熙河路经略司相度借助应募弓箭人买种粮、牛具、造屋，及今夏耕种，乞带审官西院主簿舒亶往。』从之。亶，慈溪人，前为临海县尉。县负山濒海，民慄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妻至□者。亶命执之，不服，即断其首，投檄去。王安石闻而异之，欲召用。会丁父忧，服阕，乃除审官西院。曾布言市易事（事见《吕惠卿奸邪》）。 　　九年八月甲甲朔，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转运判官李稷苛刻佻薄，务为气势，摧辱官吏。至相州，专捃吏人小过，委官决责，务以凌蔑韩琦。从来州有两西门，其东知州出入，其西以待宾客。稷怒阍者不启东门，追赴本司杖之。知琦适与客会食，故往谒琦。琦闻稷来，彻食退客，遽易冠带迎稷，稷复引去。行移公牒，言词侮慢。吏民皆以琦将相大臣，而为稷肆意轻辱，万口嗟愤。及体量司程之才等欲按劾其人，乞罢稷监司，以快众怒。据稷罪状，如修赵州城枉费财用，暴伐林木，当北使路削白，大书「充修城木」。后安抚司恐北使见之，遂遣人涂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称「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贼人」，意在骂琦。又牒诸州，称「如课利增剩，即其他细事一切不问；如课利亏少，即一一案劾前后不法。」又沮抑体量司般粮种等事。未睹朝廷施行。』诏提点刑狱司案责以闻。后提点刑狱司体量伐木、骂琦等事皆无有，其他如尹所言。诏札与稷令知，寻命稷与河北东路转运判官汪辅之两易其任。 　　十月戊子，尹又言稷无行，父死二十年不葬。乞罢稷职事。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诏：『权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推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者，尝与练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王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为，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奏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谏官蔡确以相州请求事，欲陷宰相吴充（见《蔡确欲陷吴充》）。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代何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云云。』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十一月庚子，诏国子直监、颍州团练推官王沇之除名，永不收叙。先是，监生虞蕃诉学官上下共为奸赃败罔，事状不一，沇之等皆称是。下御史台案劾。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请，狱辞所及，虽蕃所不言，皆得究治。沇之等虽会赦，独特责之。然文学一狱，逾年方决，追逮遍四方。盖舒亶、何正臣为之。 　　三年九月庚子，知谏院舒亶言：『中书检正官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为之所业示臣。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并为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初，亶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累年。商英为御史，言其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论恶之。 　　五年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6]，太中大夫、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大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 　　五月己丑，承议郎[7]、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闒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才望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故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云云。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详见《惠卿奸邪》）。辛卯，上因言：『昨陕西初有师期，李稷奏运粮夫已备。及师行，夫数甚不足。盖稷所奏具文耳，无实也。稷言多欺罔，几误朝廷大事。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稷好大言，无诚实，外似刚直，质极污邪。』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挠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之意。』上曰：『惠卿性极贫鄙，虑为承禧所发，所以心不自安。』 　　六年八月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坐违法缮治两府也[8]。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宗孟曰：『人才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也。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言：『扬雄著《剧奏美新》，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孟宗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礼进曰：『修书谬[9]，仪鸾司人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

校勘记 [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2]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3]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叩陛 原本作『扣陛』，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6]章惇 原本作『张惇』，据《长编》卷三二五改。 [7]承议郎 原本『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两府 《长编》卷三三八作『西府』。 [9]修书谬 原本无『谬』字，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五 神宗皇帝

常秩擢用 　　嘉祐五年五月己亥，颍州进士常秩为试将作监主簿、本州州学教授，翰林学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称于乡里也。秩，临汝人，尝举进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余年。为学求自得，尤长于《春秋》。学者常以孙复所学问秩，秩曰：『此商君法耳。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皆有诛，不近人情甚矣！』 　　治平四年十月癸丑，诏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便殿引见，令颍州长吏敦遣，仍赐装钱百千，无得受秩辞避章表。 　　熙宁二年六月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于乡里，名实著于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 　　四年四月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1]，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违诏旨，是以不敢不来，岂敢有所辞，择去就也?』上嘉之，徐问当今何以免民冻馁。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适时用，愿得复归。』上曰：『卿来，安得不少留乎?俟异日不能用卿，然后有去就可尔。』初议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待此人当适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五年八月，颍州言：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文忠。修善荐士，一时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而荐秩与连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庶终不出，修自以为得也。 　　六年三月壬戌[2]，右正言、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常秩罢天章阁侍讲及谏院，从所请也。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几，复面乞罢去。上惊曰：『方赖卿德义，何遽求去也?』于是又以疾求归。上遣内侍就第谕旨，秩固称疾。诏赐告，仍听免二职。王安石白上曰：『风俗患不忠信、无廉耻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奖。留之在朝，足以表励风俗。如诸葛亮以许靖有人望，使为三公，此已自不情，非所以率人为忠信。』上曰：『乡者秩人望极盛，曾公亮尝言召，出必坏却。』王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贫守节，在朝不为无补也。』 　　五月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满百日。闻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贫，父子卧病，僦居京师，复罢官俸，则遂绝鬻药之资，甚无以称朝廷遇秩之意。可毋停给，月皆给之。』 　　八年十月丁未，颍州进士常立为天平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立，秩之子。 十年二月[3]，右正言、宝文阁待制、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常秩卒。诏：『秩久以懿行见称乡里，朝廷特起，置之侍从，而恬静自居，不替素守，宜优赙赠，以励廉隅。赠右谏议大夫，赙绢三百疋。』秩起处士，在朝廷碌碌无所发明，问望日损，为时讥笑。

郑侠贬黜 　　熙宁七年四月。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马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于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又言：『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籴米、遑遑不给状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详见《王安石事迹》）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朝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韩绛拜相，吕惠卿参政。 　　八年正月庚子[4]，右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5]，权发遣户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中、集贤校理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内殿承制杨永方追一官，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御史台奏：『前庆州录事参军杨忠信、检院吏孔仲卿、抚州进士吴无志并决杖编管，忠信郴州，仲卿邵州，无志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侠既窜汀州，人多怜之，或资其行。吕惠卿憾侠不置，且恶冯京异议，欲籍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乘间白上曰：『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上亦疑焉。他日，问京曰：『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识侠。』侍御史知杂事张琥闻之，阴访求京与侠交通状。或语以京尝从侠借书，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非京告教，何得闻此?』上以章示京，京对：『实不识，乞下所司辨。』琥又言：『侠自言京为之主。按：京身为辅弼，政事有所未便，自当廷议可否，岂宜怀二，阴结小人?若京实无此，侠当坐诬大臣之罪，侠虽逐，而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穷治。』诏送御史台。京乃言：『侠事因琥按劾，则御史官属不得无嫌。且朝廷欲见，不过臣与侠有无往还问遗实迹耳。乞治于他司，或遣官就御史台根究。』诏知制诰邓润甫往推究。琥请遣奉礼郎舒亶乘驿追侠于陈州，索其橐中文字，悉封上之。狱官又掠治侠，令具疏所与交通者，皆捕送狱。僧晓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系考验，取京门历阅视实客，无侠名。润甫等深探侠词，多所连引，狱久不決，台官皆不得归家。上以其枝蔓，诏趣结绝。琥又言：『侠事连京，理须考实，而证左有所畏望，未肯尽情通说，勘司又被旨催迫，无缘穷究。况侠毁斥朝政，姗骂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见事情，明正国典，则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尽理根究。』从之。时十二月丙戌也。侠素事王雱，而议论常与雱异，与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尝谓安国曰：『侠前后以书谏丞相不听，得毋为人所误?』安国曰：『安国言且不听，子言彼岂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后行，何谓为人所误?』及侠上书，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宣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书，讽判检院，延与坐，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京，语及侠。京称：『侠文辞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监安上门，时克臣为盐铁副使，荐之。其逐也，有求于克臣，克臣命长子公约谕次子驸马都尉师约馈之。师约曰：『师约连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白金，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遗侠以白金三十两。侠往辞安国，安国谓曰：『子可谓独立不惧矣。』及是台司鞫讽、安国及克臣子公约等。安国初不承，狱吏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抵谰邪?』安国即承：永方、忠信、仲卿、无志，皆尝与侠游者也。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并问克臣，京等皆引罪。润甫及中丞邓绾疏：『侠肆意谤讪朝廷，议罪投之远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国厚恩，知侠国之所弃而资给之；安国以下士擢置文馆，而奖激狂妄，非毁其兄；及永方、忠信等传言惑众，尤为可恶。虽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据其状，不可不惩。』遂罢京政事，侠远徙，讽等皆得罪。晓容勒归本贯。吕惠卿议侠当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国负气，恶其俭巧，数面责之，惠卿切齿。及安石罢相，引惠卿辅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复来，乃因侠狱陷安国，亦以沮安石也。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琥等独斥京，蓋希惠卿风旨也。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蔡确欲陷吴充 　　元丰元年闰正月庚辰，御批：『近降相州吏人于法寺请求失人死罪刑名事。缘开封府刑狱与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尽情推劾，致奸贼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台。』初，韩琦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6]。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姥，榜棰求货。邻人不忍其号呼，来语贼曰：『此姥更无他货，可惜榜死[7]。』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府法司[8]，后为三司大将，王安石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较审刑、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按，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相州狱已決数年，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人，虽已死[9]，其为从者被执，虽考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今盗魁既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人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仗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革、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君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方争论未決，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彦博之子、大理评事及甫，安民之姊子、吴充之婿也。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资入京师，欲货大理胥吏问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10]，为司农吏，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下开封按鞫，无行赂，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吴充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狱御史台，盖从确请也。 　　四月乙巳，知谏院蔡确既被旨同御史台按潘开狱，遂收大理寺详断官窦革、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赂事，皆无状。中丞邓润甫夜掠囚声，以为革、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前而问之，安民惧，即言尝请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吴充也。确得其词，喜，遽欲与润甫登对，且奏充受请求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甚冤，大理实未尝纳赂。而蔡确深探其狱，枝蔓不已。窦革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全肤，皆御冤自诬。乞蚤结正。』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亦以为言。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至殿门，上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诏：『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欵求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履、舜举至台，与润甫、确等坐帘下，引囚于前，读示欵状，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前此确屡问，因有变词者辄笞掠。及是，囚不知其为诏使也，畏狱吏之酷，不敢不承，独窦革翻异。验考掠之痕，则无之。履、舜举还奏，上颇不直润甫等言。乙卯，蔡确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中丞邓润甫落职、知抚州，上官均责授光禄寺丞、知光泽县。润甫责辞云：『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均云：『不务审知，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知所言。』先是，上别遣黄履及李舜举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11]，确知上意不直润甫等，即具奏：『润甫不悦推见陈安民请求执政情节，责骂吏人，均亦在傍愤恚，见臣不与之同，润甫便行公文云：未敢上殿。次日却闻因进读留身，续又与均密自奏事，不令臣签书，必以臣见其朋奸之迹，恐臣论列，故造飞语以中伤臣。蒙陛下遣黄履、李舜举诣台审问，润甫与均以聚厅引问罪人处，犹敢对使者交口纷纷，意欲开诱罪人翻异，而罪人了无异辞。履及舜举备见。』上始亦疑相州狱滥及无辜，遣使讯之，乃不尽如润甫等所言。确从而攻之，故皆坐贬。确迁中丞[12]。凡朝士系狱者，确令狱吏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铒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 　　六月辛酉，诏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太常博士吴安特追一官，免勒停冲替；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粮料院；详断官窦革追一官勒停；详议官周孝恭、大理评事文及甫并冲替。安民尝官相州，坐与失入死罪，属及甫言于宰相吴充；安持坐受及甫属以谕奉世；奉世坐谕法官令指定不须作失入；革、孝恭坐定为非失入，其牵连得罪者又数十人，充释不问。周清迁一官。初，蔡确断勘是狱，欲锻炼以倾充。既为中丞，遂收系及甫。及甫惧，即如安民前欵称尝白充，诺之。且称尝属充子安持。确又收奉世。奉世先为枢密院检详，充自枢密使拜相，奏奉世检正中书，充雅信重之。确令大理官吏称受奉世风旨，欲出安民罪。奉世惧，亦称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确又欲收安持，诏第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称尝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户部副使韩宗彦皆上所厚，忠彦，琦子，而承之尝为都检正，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陂之情，上意稍解，趣使结正。于是狱成，忠彦犹赎铜十斤。充上表乞罢相，及阖门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率言事官登对，言罪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已。 墨本云：狱成，人以为冤。朱本削去。今详述其事，则冤事自见也。

何正臣诬吕公著 　　元丰元年六月，前国子监丞陈世儒殴婢逃，且告世儒及其妻李氏与群婢共害其母张。诏开封府鞫之。世儒，执中子也。 　　三年二月壬戌[13]，诏知濠州、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归班，群牧判官、都官郎中庞元英送审官东院，大理评事吕希亚[14]、赞善大夫晏靖并冲替。颂坐前知开封府鞫陈世儒事，而元英诣颂侦问，颂尝酧对，但言其情状极丑恶，刑名未可知。法寺当颂、元英以不应为从重，希亚与靖亦尝侦问[15]，后坐报上不实。始颂鞫世儒，狱具，辄为法官所驳。或谓颂欲宽世儒夫妻。上诘颂，且曰：『无纵有罪。』颂对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谕之使重。』诏移狱于大理。大理因言：『颂尝受吕公著请求。』遣官即讯于濠州，而世儒狱又移付御史台。颂自濠赴台置对，御史曰：『君素长者，必以亲旧之情不能违。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以死，不可为。若自诬以得罪，虽甚重，不敢避。』遂手书数百言付狱吏。上览奏牒疑之，诏御史求实状。御史反覆究治无所得，乃诘大理狱吏所得公著请求之说。吏穷，吐实曰：『此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辞为之也。今其稿尚在。』取而视之，信然。于是种民抵罢，而颂得辨明，犹坐酬对元英等为泄狱情，故罢濠州。 　　四月丁酉子[16]，同知枢密院吕公著时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世儒妻李将就逮，亟谓其母吕曰：『幸告端明翁，为祝苏尹得，即讯于家。』吕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17]。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即吕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枢密院。明年正月，迁其狱于大理，又迁其狱于御史台，逮公著婿邵??及二婢，仍檄閤门止公著朝谒。上召公著入谒如常，公著即避位，待辨于家。上数遣内侍劳问，促公著复位，公著讫不敢起。何正臣治狱皆无左验，遂诏停狱，遣中使谕公著狱事已解，可亟入就职。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谒告谢，上曰：『有司考竟，都无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始公著被诬，或谓：『公著以辅弼枉吏议，当随事自承，不宜有陈。』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滥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时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间，一旦被诬而不能申理，则四方疏远之人何以自明?将恐治狱者狃以自张，被罪者望风畏却，一罹诃问，例自承服。至朝廷有滥罚之讥，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二年九月丁丑，诏前国子博士陈世儒并妻李、婢高、张等十九人并处斩，婢高凌迟，妻李特仗死，婢单等七人贷死杖脊，分送湖南、广西、京西路编管。世儒，宰相执中子。执中嬖妾张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执中死。诏张氏为尼。世儒既长，迎归，与妻李事之不谨。李，龙图阁直学士师中女；母，吕氏夷简孙也。世儒知舒州太和县，庸騃不乐为外官，与李讽诸婢欲谋杀张，欲以忧去。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还京师，为诸婢告发，而李辞屡变，凡三易，狱始得实。于是元勘官皆得罪。

校勘记 [1]除命 原本作『余命』，据《长编》卷二二二改。 [2]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十年二月 原本作『十二年二月』，据《长编》卷二八○删『二』字。按：常秩卒在熙宁十年二月己酉。 [4]庚子 原本作『甲午朔』，误，《长编》卷二五九云：『熙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视朝。』兹据《长编》卷二五九移至庚子日。 [5]右谏议大夫 原本脱『右』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6]邻里 原本作『怜里』，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7]榜死 原本作『榜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8]刑房堂后官 原本作『□后官』，据《长编》卷二八七补。 [9]已死 原本作『以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10]高在 原本作『高在在』，衍一『在』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11]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 原本作『赴御史鞫台相州法司狱』，据《长编》卷二八九乙正。

[12]确迁中丞 原本无『确』字，据《长编》卷二八九补。 [13]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吕希亚 原本『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15]希亚 原本脱『亚』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6]丁酉 原本作『己未』，据《长编》卷三○三改。 [17]如女 原本作『知女』，据《长编》卷三○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神宗皇帝

三司条例司废置 　　熙宁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于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安石对：『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折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1]，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 　　三月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略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伸，诚亦可惜。』因召对，而有是命。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于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粜籴[2]、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申条例司。』戊子，两府同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以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人差遣。』诏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振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窃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料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加修。盖人之困乏，常在于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籴，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之有无，发贱欽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其法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并从之。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3]，殿中丞知冤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司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诏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拯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4]。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凑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谷，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于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财而制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j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于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闰十一月，条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铁钱，若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诸公论青苗新法不便（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取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

议减兵数杂类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矣。 　　十月戊戌，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从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遂行也。』于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曾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却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奈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扇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扇摇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 　　闰十一月，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比数[5]，且祖宗朝，北鄙无警，即便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休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于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人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 　　九月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与言：「古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日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于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亦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十二月乙亥，上论及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又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用无有巳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蕃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衙。』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6]。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却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暝，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雠仇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于前，必事成功于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劝、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 此据《日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 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余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 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朔，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极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是月，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加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进呈蔡挺乞以义勇为五番教阅事。上因论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多死，此害于仁政。陛下诚罢军职，以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义勇。安石曰：『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之?此在陛下也。』因为上言：『国之大政，任兵、农。』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即无由足。』安石曰：『农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启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旧制戍守，经略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阵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时土兵有阙，诏募三千人。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练以时，而未施于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遗法，俾之番戍，无补所阙土兵。』诏复问以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之。募土兵，岁减粮八万石、料钱六千余缗、春冬衣万五千疋、绵三万七千两。诏从之，行之诸路。 　　十二月壬申，诏枢密使文彦博等对资政殿。彦博等出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上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相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 　　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计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各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共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议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文彦博以为决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训习，则何必用宋道之策?』上欲择人判兵部如司农，安石曰：『京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纲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诚如此。』 陈瓘论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驱，使趋为兵。安石此语，亦欲变募兵宿卫法故也。』 　　宋道，河南人，时为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尝应诏言五事，其五曰增置沿边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尝言请仿古民兵之法，籍边丁，蠲其税，无废县官，而习山川之便，乃得战士二十万。事多施行云。 　　七月，诏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 　　十二月丙寅[7]，枢密院言：『诸路厢车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送运、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8]、堤防堰埭[9]，若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废。及剩员、府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10]，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无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11]，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峡四路曰克宁。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或言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来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然则募兵，岂可专恃?』上欲得诋毁军士主名，枢密院请责殿前马步三帅，安石请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开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绛至安石第谕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安石患之。凡传其书，往往阴中以事。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传诏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唱之。』即付狱，穷治其所从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等指斥乘舆。流海岛，杞□弃市[12]，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其后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保甲民有为匿名书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当速求自全之计，期诉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钱五百千以捕为书者。既而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我辈不得休息。』逻者得之付狱，安石意为匿名书者必此人也，使锻炼成狱。民不胜榜掠，而终不伏。法官以诟骂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无知，止令杖臀十七而已。』开封推官叶温叟在府不及一岁，凡治窃议时事及诟骂王安石者三十余狱。林希所云，须细考之。七月已亥、闰七月癸酉皆有匿名书事，当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孝宽乞立赏捕扇惑保甲人，与此相关云。 　　七月壬寅，诏步军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挥九百三十九人拨并为两指挥，飞山雄武指挥一千二百人亦拨并为两指挥，每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仍契勘在京见今诸军已来拨并数目以闻。 　　六年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而主名未立。宿

卫法不可以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 陈瓘论曰：安石欲变宿卫之法，先于经义创立新说，然后造为神考圣训，谓当急变其法。盖托于先训，则可以为圣王遵行；文以经术，则可以禁士大夫之窃议。二者行于前，三卫作于后，渐危根本，忠义寒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私史?若非陛下守艺祖之宏规，循累朝之成宪，使彼二书之说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并龙卫三十九指挥为二十指挥。庚寅，上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若训练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胜敌，兼亦省财。』王安石等曰：『累岁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令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赏罚既明，士卒知劝。观其技艺之精，一人可敌数夫，此实国家安危所系也。』安石又言：『并营练卒事既有效，凡此皆无害于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动。』上曰：『须渐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 　　八年三月乙卯，阅诸军转员，三日止。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但阙骁骑一人，以捧日一人补骁骑军主，余四人如故，则以次军分皆不得迁。乃补四人者，并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又以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旧百三十一指挥，后省五十指挥，而兼管马军。指挥使以下已补八十一指挥正额外，数犹有余，乃于所省指挥内未移并者四十三指挥，且置下名指挥使、副使各一人、军使三人，以次第迁。 　　元丰二年六月，诏捧日、龙卫、鈯直、左射指挥均拨人捧日、龙卫诸指挥更不补人。其四指挥请受钱帛等，委群牧司；粮草委提点仓场司封桩。 八年三月，凡禁军之最亲近者执事殿陛，宿卫官省扈从乘舆，号诸班直。非诸班直，隶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军皆以守京师，备征戍。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谓之屯驻；非戊诸州而隶于总管司者，谓之驻泊；非屯驻、驻泊而以籴贱留便廪给，谓之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本城厢兵；教阅者为教阅厢兵；蕃人内附纠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宁、元丰之间，兵制大备矣。 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掇取附见。 　　凡禁军，奉钱千为上军，五百以上为中军，以下为下军。其赏罚迁叙视此为等。其政令掌于枢密院，岁以秋月校其艺能而赏劝之。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一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校庆历之籍减几十万，开宝增至七十万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继，始议销并，及亲制选练修饰武备之法甚众。一日，顾谓辅臣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既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余，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民以制诸道，而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余年，盖本于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对曰：『拣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其后遂什伍畿甸之民以为保甲，诸路亦以次推行。元丰中，义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卫，其巡检、县尉司所省募兵数万。诏阙额弗补者，会其财费储之，专以待武备之用。自后民兵数遂逾募兵，而国用纾。又议欲择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蕃以上备宿卫。事虽未行，然其规模宏远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见，须详考存兵数也。国朝以备战卫为禁军，以给徒役为厢军，各隶其州之本城內，总于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隶于其部。又以厢军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后皆以为下禁车【杰按：车，疑为“军”之误。】。其给始于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熙宁三年，诏以禁军分五都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阶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广，则间诏增募。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募士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以除道恤饥、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个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泸军兴，化河转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宁、元丰之间，厢军之数，视祖宗时盖众矣。自五代后，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故民以劳弊。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非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校勘记 [1]条例司 原本作『条理司』，据文意改。 [2]粜籴 原本脱『粜』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3]检详文字 原本作『检详定官』，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4]罗拯 原本作『罗极』，《续长编拾补》卷五沿原本之误而误。兹据《隆庆仪真县志》发运使题名改。见拙著《宋代路分长官通考》。 [5]比数 原本『比』字作墨丁，《续长编拾补》卷六将此墨丁删去。兹据文意补『比』字。 [6]亦以为虞 原本作『不以为虞』，义不通，据《续长编拾补》卷六改。 [7]丙寅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8]邮传 原本作『部传』，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9]堤防 原本作『提防』，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0]他役 原本作『他后』，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1]宁淮 原本作『宁武淮』，衍一『武』字，据《长编》卷二二八删。

[12]杞□弃市 《长编》卷三二九无墨丁，直书『杞弃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七 神宗皇帝

裁抑臣僚奏荐 　　熙宁元年九月。先是，殿中御史里行张唐英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余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郎中带职员郎共五百余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于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的。』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试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府副非责降者依旧。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每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一人，位号别而资品同者，许此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名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举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位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人亡没，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人仕及三十年以上，系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于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缌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四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理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却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余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回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回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切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与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人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奉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人亲民差遣，若奏补颁行人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缌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婿，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缌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至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缌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余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异姓准此。郎中以下该奏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缌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人资序人例奏荐思泽。 　　四年十月壬子朔，中书言：『选人每因恩赦例与放选，以至奏补初任之人，年二十五以上试诗一首，方许注官，犹为无取。其间有才能者，须俟及年，颇为淹滞。中才以下，亦未尝试其所学。使之釐务，往往废职。及铨曹合注官人例，须判三道。因循积弊，遂成虚文。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岁限二月八日以前流内铨投状，试断案二道，或律令大义五道，或议三道。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试，同考试。第为三等申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人优等者，依判超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及三年与注官，即不得人县令、司理、司法，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亦不免选。即历任有举京官、职官、县令五人者，与免试注官。内得替合序官人，亦许依得替人例收试，奏补京朝官。选人初出官，罢试诗。年二十以上，许投状乞试，依得放选等第即与差遣，优等赐出身，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如年及三十者，即与差遣。其授官年已三十，即更三年听出官二乐朝官展三年监当。如历任于合用举主外更有二人，即免展年。其今年以前奏授见年十五以上不能就试者依旧条，京朝官依上条展年。』从之。初，审官院、流内铨出官法试律及诗，而奏补人多，不能为之，人为代作，至写纸球卖之，试者用此得出官，其弊颇多。至是，乃更此法。

裁定宗室授官 　　熙宁元年九月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1]、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余缗。其生员、婚嫁、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 　　二年二月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曰：『中书、枢密院当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行乃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奏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余子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余子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 　　三月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于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于恩义间无伤，使彼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减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 　　九月，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 　　十一月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封曰：『此诚当变更。当宜以渐，不可急耳。』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序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宫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干集，操守修饰，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同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2]。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受，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衔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令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试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余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用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元系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御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婿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婿官。婿有官者，与免人远，许依审官三一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勾。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姻婚。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例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 　　于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于爵土，次则通籍于闺台，并留京师，参奉朝请。然而世叙寝远，皇枝益蕃。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于周行，是亦奚分于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谓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于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于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当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于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当于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政之所难及。若嫡子得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于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 　　十二月乙酉，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有其未出官者，依旧人大小学。』 　　三年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于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 　　六月癸酉，宗正寺言：『每岁正月一日，装写《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各一本，供送龙图、天章、宝文阁。今祖宗非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与不合修人图册，诏送礼院详定。』礼院官言：『圣王之于其族，上杀下杀而殚于六世，所以明亲疏之异也。亲道虽尽，犹且记其源流，百世不紊，所以著世系之同也。亲疏异，则恩礼不得不异；世系同，则图籍不得不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亲亲之义备矣。《礼》：四世缌麻，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郑注：系之弗别，谓若今宗室属。据汉宗正岁上名籍，与礼经合。又户令皇宗祖庙虽毁，其子孙皆于宗正寺附籍，自外悉依百姓，惟每年总户口帐送宗正寺。此则户令之文，又与古制合。以此言之，远近之恩，固宜有差降，而谱谍之记，不可以不存。况朝廷厘改皇族授官之制，而袒免外亲统宗袭爵。进预科选，迁官给俸，事事优异，悉不与外官匹庶同法，是则属虽疏而恩礼不绝。若图籍湮落，则无以审其所从，而为远久之证。所有祖宗非袒免亲，欲乞依旧修，写入《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在其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从之。 十一月，礼院言：『袒免亲出任外官，宜著姓名，降宣勅。或自上表。及代还京师，即上称皇亲，不著姓。』从之。

裁定京官 考校磨勘改官附 　　熙宁元年六月。先是，谏官言：『选人到铨磨勘者众，为壅并，遂至稽滞。盖是举官之数太多，不与引见转官人数相当。乞先取京朝官员数著定，仍限定诸路保奏之数。』台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员多阙少，审官差遣。不行选人磨勘之法，故当渐有澄汰，不为限隔，使人无留滞咨怨之声。』己未，诏：『诸道州、府、军、监长吏奏举选人更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并令权罢。』壬戌，诏：『诸路转运判官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提点刑狱，朝臣并减二人。』 　　九月，王珪等言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十二月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余依试身言书判人[3]。』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观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灾、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宦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灾、地震者耶?』于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余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余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筅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于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耶?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十六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 三年三月戊辰朔[4]，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于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减京官，当并科举议之。』 《日录》载此事于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人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于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切疑富弼亦未必有此言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二月，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冤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里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振恤困穷，不致流移，虽有流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连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项三条课绩，兼依旧唐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人监当。选人系优等人，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人甲引见改转，合人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係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如系试衔知县，即亢远小判司簿尉。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 　　四年四月壬午，中书言：『选人磨勘并酬奖、致仕、改官，前后条制不一。请自今令节度、观察判官，六考进士太常丞，余太子中舍；不及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支使、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不及六考进士著作佐郎，余大理寺丞。两使推官、令录事参军、军事判官、六考进士著作佐郎，余大理寺丞；不及六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三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初等职官知县、录事参军、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二八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六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不及三考进士大理评事，余奉礼郎；判司主簿、尉七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七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不及五考进士大理评事，余奉礼郎；不及三考进士奉礼郎，余将作监主簿。』从之。

裁抑宦寺 　　熙宁四年十月丁卯，诏内侍省内臣，非禁中祗应及人内省人数寝多，自今后前省内侍官至承制、崇班、内常侍，许进一子与下班直、三班差使。内侍省东西头供奉官、殿头，许进一子与茶酒班内品，更不许进入内内侍省所管诸班。内品每年通计进五人；入内供奉官以下至黄门，原进外官者，比内侍省第加一等推恩。内臣诸司使、副，自今许奏子充前班。』上语枢密院曰：『方今宦者数已多，而隶前省者又不入内，空绝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独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职事乎?』吴充对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系兴亡，圣朝固无兹虑。然人君重绝人继嗣，盛德之举也。』 　　五年九月己酉，上曰：『侍中珥貂，取其温柔。』安石曰：『《书》以为仆臣正。仆臣要正，亦不专取温柔。况陛下所谓温柔，又或象共诞谩，非实温柔。』 　　十月壬辰，诏提举在京宫观、寺院，自今武臣横行使及两省押班以上提举，余为提点。先是，李若愚解内侍押班，枢密院特令提举庆基殿，添支二十千。王安石以为：『庆基殿旧无提举官，虽石全彬有军功，又以都知罢带留后，亦但为提点，添支十千耳。』上曰：『俟即令密院改正。』于是创立此条。他日，安石白上曰：『学士旧多提举宫观，陛下指挥罢差都知、押班，自祖宗以求，只提点宫观，今却改为提举，更每月与增十千至二十千，臣不知都知、押班禄赐为薄为厚?若禄赐已厚，何须如此?』上曰：『近习自祖宗以来如此，如霞帔之类，学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之。』安石曰：『祖宗以来虽若此，陛下欲跻圣德及尧舜之道，恐不须如此。假如学士有以病退者，陛下必未肯令提举宫观。』上曰：『此事乃密院误。』安石曰：『陛下以为误中外观听，孰不以为误?此大臣不知义命，以利害事。陛下者所以不能不阿媚此辈也。』上曰；『事有因时之宜，如穆王命太仆，亦非不重。』安石曰：『太仆官固不轻，穆王所以命之者，使之怀忠良，使之正而已。』上曰：『此辈岂尽小人?亦必有忠良。近日裁制已不少，添支微末，亦无分外亲近。』安石曰：『若陛下御之以道，即虽小人，自当革面而为君子者。陛下不能御之以道，即今天下所望以为君子者，变为小人多矣，况此辈岂可保信?』 　　十年五月壬戌，李宪为皇城使[5]，徐舜臣等七人转官、减年、循资有差。先是，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也[6]。』木征盛装以出，诸羌耸视，皆无斗志。我师乘之，获级、生降以万计，临阵斩冷鸡朴。董毡惧，因作旁行书喻之，遂遣使入贡。御史彭汝砺言：『臣昔者论不当付寺人以兵，陛下以为非是。及李宪师出，果获鬼章，自洮以西，遂至无事，而臣言绌矣。臣言自绌于疑，犹言天下之事，固有趋时而为之者?然其大纲，亦不可以一概言也。盖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择而任之，非以使令故，刑无罪之人而为之。古人为酒酱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它莫与宪辟。薛昌朝不听，切齿扼腕，以为腐儒所卖，自是不复回顾士人矣。张茂则以河事颉颃作气，官属罕见其面，虽达官大吏，俛首不敢与抗。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贻陛下忧者，洮西、闽、蜀，其最计议论者，惟濬川之役。今日之役最为大者，洮河之役。数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爱养尊宠之士大夫，无一可属任者。彼其初非无敏健精悍可用之才，及稍任事，则窥觎玩弄籍蹈士大夫矣。方其无事之时，未见其害，则士大夫之言为不足信，亦莫之听也。及其祸乱既作，本末颠沛，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自古及今，盖非二一也。惟陛下为宗社计之，不胜幸甚！』 　　元丰五年六月己卯，上批：『昨据李宪奏请，泾原路自熙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悉力应副。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人夫未行。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指挥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诸路兵，即是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则守御亦有定计。』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直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

校勘记 [1]嫁娶 原本作『嫁娶』，据文意改。【杰按：此条校勘似有笔误】 [2]条例 原本作『修例』，据文意改。 [3]余依试身言书判人 原本作『余依口试言书判人』，据《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改。 [4]戊辰朔 《续长编拾补》卷七作『壬辰朔』，然无此条。 [5]皇城使 《长编》卷二八二作『昭宣使』。 [6]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此九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上 　　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钱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市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科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详见《三司条例司》）。司马光在经筵，言青苗钱不便，与吕惠卿答难（详见《讲筵》）。 　　闰十一月，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閤门引上殿。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癸丑，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乃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近至京师，唱言取三分之息，又开制置司，欲行其法于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勅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余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请给，无有赢余。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 　　三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上人为甲头。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三等以上户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诸县不得避出内之烦，致诸人扇摇人户，却称不愿请领。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人马递申，以凭选官晓谕。如却愿请本县干系人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价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观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忧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防保内人。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复峻责诸县，人不愿请。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却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须行散配。且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固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事，往往旧债未赏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夏、秋隋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本岁河朔丰熟，常平籴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四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厉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赏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郊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余，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于急时，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自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亦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事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自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绸绢。或强支配，以监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赈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于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如此易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杰按：迟字疑误。】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既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慰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 　　正月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请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复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王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丑，司马光言：『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日，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法不便者，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臣窃闻先帝常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谓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尤大也。今陛下令薛向于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裔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即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陛下试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 　　王安石既入见，又累奏辞位。上谕韩绛，令绛遣其子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豫置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宫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散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札子?今体量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趋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遂称疾谒告。 　　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右正言李常言：『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管【杰按：管，官之误也。】许风闻言事，岂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议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升之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奉诏令，自当以身狥之。臣非好以议论胜[1]，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白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而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与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于蒋之奇也！』 　　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寺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近臣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2]，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 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下殿，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閤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閤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豫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留钱不胜故也。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縻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于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条例司奏转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后，付中书、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臣定议。如臣言不当，甘从窜殛；若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驳：『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也。』至，钱塘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必又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似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喏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怪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于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恕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丙申，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于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极陈之，其条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理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执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于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戬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于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者，建议谓便而试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监察御史里行程颐言：『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为害已多。近日条例司疏驳大臣之举，奏劾不奉行之官尽沮公议，先失众心。权其重轻，未见其可。乞检会臣前所言，早赐施行。』于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礼，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止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此，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是也。』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余见《濮王议》）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于百端。其后陛下海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妄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即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驳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令诏令本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 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有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于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末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 　　它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为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上怪问[3]：『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上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它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褒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书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于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联耳。』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于臣之罪益重，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狥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狥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为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上御集英试进士，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为第一。』（详见科举)。

校勘记 [1]好以 原本作『好臣』，据文意改。 [2]果是 原本作『果见』，据文意改。 [3]怪问 原本无『问』字，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1]，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语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告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据援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內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升之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右谏议大夫[2]、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兴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 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改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初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次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尤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未厌群议，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人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妄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3]，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有避，颠危莫扶。』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词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另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吴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曾见襄每引经，亦粗可取也。』 襄五奏，据襄集增修。司马光《日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故当时以此让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读，襄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末黜，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故纷纷不止也。』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绝灭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塈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范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联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而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群臣[4]，谁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青苗之故，宁可罪臣，不可罪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乎?』遂退。 　　五月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丙午[5]，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本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如故。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庚戌[6]，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旨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旨给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礼，乃降是诏，先是，上欲复用修。执政问王安石曰：『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番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诏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辈。』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上患无人可用，安石曰：『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上曰：『亦须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7]。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机，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论也。』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耳。』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然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徒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新判太原府欧阳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辛卯，诏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降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坐违诏旨，以不散青苗钱自劾也。其后乃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缘此复用之，宰相王安石曰：『为人反复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时，畿内方置保甲，且观其端，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师为之语曰：『元积【杰按：积，应为“祐”之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苗。』闻者以为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及胡宗愈攻绛，上以手札与文彦博曰：『太原重地，须谙知边事之人[8]，乃可寄委。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见是枢臣，故不及与卿议，要卿知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乎稳。』安石曰：『京烛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王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曰：『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腹心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手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出之，则内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曾论胡宗愈事，故已尽其情状，迟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更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讲，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9]，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当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坰，询子也。癸丑，诏诸路提举常平宫到阙，并令辞见，如有合奏陈乞上殿，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膝，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成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壬申，王安石独对。上谓安石曰：『司马光甚怒卿。』安石请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谢景温劾苏轼必及举主。若朝廷责范镇，臣亦住不得。苏轼刚正，谢景温全是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称景温平直者，但见韩琦用事，朝廷士大夫号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独景温不肯为公孺少屈，臣以此称之。及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若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安石曰：『若以人望，即吴充亦合为两府。今两制如孙永、韩维，最为可者。然其志未尝欲兴助至理也。』上曰：『充比维辈却晓吏事。』又曰：『两府阙人多，须更得数人。』安石曰：『陛下曾说蔡挺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察。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10]，仍五日一奉朝请。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政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曾公亮而沮抑韩琦。御史至中书论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厉声与之往反，由是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预也。苏轼曾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至是以疾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罢相。庚戌，司马光登对，乞许州及留台。上曰：『西京何如?』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辞?』因拜谢而退。司马光知永共【杰按：共，应是“兴”之误。】军，及辞，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闻。』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识外事。』上曰：『本路民间利疾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于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十月癸亥[11]，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12]、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毋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己未，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瞻时出使未还也。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辞，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议新法。 　　四月丁卯，邓绾言：『知亳州富弼责蒙城[13]，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示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勿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违犯，不以轻重，亦合一面招认。近又开勘院，推究职官见行移文牒往来次。臣切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必谓有利于天下。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此事利少害多，故臣愚意不愿支散，又缘臣为长吏，不欲明明废格新法，将来合散夏料之时，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又恐诸县便行支散，遂勘会得管勾钱斛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诸县季点，遍识知县、县令。臣因密与书题，不得支散，兼令丁宁说：向若妄乱广行支偯，将来人户逃移，带却官本钱斛，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赔。兼徐公衮、石夷庚并曾执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时叱去。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各曾因书传，以臣谕意与诸县，遂亦不敢支俵。昨来不散青苗钱斛，其罪决不在他人，而臣专主其事，情状甚明，所以臣累奏，乞独坐重责，正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奏事理，并乞降下推院，令照会取勘。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无可奈何。伏□况自初行法[14]，内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谏官论列不一，曲尽弊病。又闻后来弊病转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条上，但乞圣慈捡聚前后臣僚理会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议，便见利害。臣如此略具辨明者，只为因朝廷根勘，故难隐默，即非强自文饰，苟求免过。所有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又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及陛对，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钱，下本路转运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结绝。访闻命官乃干系人等在禁者甚众，遂成大狱，惊骇物听。臣愚以谓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钱，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晦隐难穷之状，而起狱不止有司，未测朝廷风旨，张皇事势，连逮证佐。当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挥，严责勘司，须今日近团结其照证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责盛夏，不敢淹延。』 六月乙丑，司农寺言：『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广惠仓钱斛并入常平。』从之。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以见也。 不放税事见二月五日，盖安石诬。 　　富弼之责也，杨绘草词云弼『天付忠纯』，安石大恨之。 　　八月癸酉，司农寺言：『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以岁终考校升绌。其管勾官即令提 　　举司保明，上司农计功酬奖。』从之。 　　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授勅，专令体量官吏违慢，未尽察访之意。乞许臣择能吏，随才荐举。其有绩行尤异者，具以名闻。』从之。 　　七年二月，上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五百员不过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贯，但费三十万贯置官，不为冗费也。』上以为然。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吕惠卿参知政事。安石执政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遂求去。安石荐绛代己，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详见《信任王安石下》）。是岁，诏给青苗钱，陆田以二月，水田以三月。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四月。先是，上批：『闻河北、河东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绝，或缘与下户同保请常平钱谷，保内人近困乏食，多已逃散，惧将来独于户下催理，故一例迁避。宜令所在体量以闻。』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诸路体量状进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户流移，多因灾伤阙食，或为分房减口，初不缘下户欠常平钱谷。余皆曰无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户有逃移，亦恐未实，缘其奏称，或为分户减口，岂得谓之逃移?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著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上曰：『忘记是谁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实。若有事实，是州县监司合根究欺弊；若无事实，如此诬陷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达聪，乃容长此辈，适足自蔽耳。』上曰：『如吴中复即已施行。』安石曰：『两制夺一官，何足以惩奸?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熟也?』 神宗忧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载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于观览也。 　　闰四月丙午，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谓韩绛曰：『此不可月。』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此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絀绢，自祖宗以来，未曾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曾值灾伤?又赊买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曾值灾伤，不知曾倚阁预买否?不知曾配买银绢否?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上尝与二王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二王，岐王颢、嘉王頵。 　　十二月甲午，上批：『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宫，自来未有明降著令，画一职守，致辖下官司不知适从。凡有举动，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亦有受奏者上下劳弊，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于是诏常平钱谷庄产、户绝土田、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勾，转运使、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昔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跋胡囊尾，羽敝口瘏，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年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狥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降，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疲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虿有毒，则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笑傲东山，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充代王安石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变更。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数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元丰元年五月丙戌，诏诸路州、军并差官一员管勾常平钱谷，十县以上，二员分治。即广南无通判职官州、军，委知州管勾。其下县点检给纳，听以曹官或知县代之。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参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五年十月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左藏库外，有元丰库杂储诸司羡余钱，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赢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郡，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张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以储钱帛。亲制《置库赋》，其略曰：『在昔前朝，玁狁孔炽。嗟余小子，共承厥志』云云。诸路分将置都作院，河北设五都会，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宾，是天未欲幽、蓟之民归于中国乎!元丰库或即崇政殿后库，当考。《实录》卷末云：『聚金帛內帑，每年库以诗一字目之。诗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但不计库名为门。』

　　六年正月壬寅，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提举官散敛常平钱物，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数，取一年立为额，岁终比较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匹石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历【杰按：历字疑。】三年，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丰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比较散增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二。元丰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较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分析以闻。《食货志》同，但增自熙宁立法以之初，至元历【杰按：同上。】末，凡水旱赈恤饥谨之财用取具，至今赖焉。今不取。

校勘记 [1]戊辰 原本作『乙丑』，据《长编》卷二一○改。 [2]右谏议大夫 原本『夫』字下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删。 [3]罢制置司 原本作『罢知制置司』，『知』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删。 [4]以为罪自今群臣凡七字，原本只作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一○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6]庚戊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7]即误陛下 原本作『却为陛下』，句不通。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8]边事 原本作『适事』，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9]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 《长编》卷二一三作『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似胜。 [10]集禧观 原本作『集禧殿』，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11]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六补。

[12]校理 原本作『司理』，据《长编》卷二一六补。 [13]知亳州 原本作『汝州事』，据《长编》改。 [14]伏□况自初行法 《长编》卷二二二无『伏□』二字。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 神宗皇帝

役法 治平四年六月辛未，诏曰：『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于兹，末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惟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阀，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余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臣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乎此。 七月戊寅，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实封以闻。己丑，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熙宁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谏院吴充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 二年三月戊寅，上谕大臣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1]。 三年八月，上批：『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 九月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是日，司马光知永兴军辞，上谕光曰：『本路民间利害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四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行保甲，人极劳弊。』上曰：『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若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上，视之如细面。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大一保，则其劳扰可知。』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四月。先是，夔州转运使孙构、张诜言：『杜安行等平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三百，粮六百余石。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惇言：『经制渝州疆土，难遍历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条约，权行于一路。』上批：『诸州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丁巳，罢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戊午，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先罢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以军员主之，月给食钱三千。从之。初，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陪费，有破坏家产者。及是，遂更用军员代之。其后遍及诸路，悉用此法，人以为便。 五月乙未，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使平一。然闻干其任者，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至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戊戌，东明县民以县科助役钱不当，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数百家。王安石既说论令退，遂白上曰：『知东明县贾藩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上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庚子，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多愿依旧充役。』诏司农寺令诸县晓谕，如有不愿纳钱之人，除从来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年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不以赦降原免。』从之。上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至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本取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此辈扇惑。』安石曰：『早定诚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为天下役，则乱矣。』杨绘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便，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不报。又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县，欲其畏威，不畏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丙午，王安石呈役钱文字。上以为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坊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第，更与稍裁之无害。安石曰：『今取于税户，固已不使过多，更过当减，但为厌人言，即无当于义理。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多耳，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摧兼并，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如两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与治道极为毫末，岂能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 六月，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亦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之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力定制。』 本志但云绘言助役之难有五；挚言役法之害有十，请一切罢之。余并不书。

七月，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臣丞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预自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臣请一一而陈之：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人衙前之后，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无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八九。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临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然昔第一等，则概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常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论差乡户，不获募人，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千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县。贾藩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波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措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守陛下之职不敢不尽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曰：『何如?』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冯京、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京又言：『刘挚近日别无文字。』上曰：『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复纷纷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绘作富弼诰词云云（见《论青苗》），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令分析以闻。 丁酉[2]，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辩，且曰：『臣之情状，已具四奏。』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3]，大臣误法以蔽聪听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势，陛下以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清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望以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4]，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又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求淤田也[5]，则费大而无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6]。又起东西府地，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施设，皆有次序。今数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挟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致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虽然[7]，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剗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凡几人?陛下亦常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奏至，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坏也。』 王安石言杨绘，称：『虽臣引用，不敢以私。』绘奏并无此等，当考。绘为中丞在月癸酉。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又诏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丁卯，屯田员外郎、知阳武县李琮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役法初下，琮处之有理，畿内敷钱独轻。邻县挝登闻鼓，愿视阳武县为比，故召对，擢用焉。 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 旧纪云：壬子，诏差役弊民，其罢之，使民出钱，吏役立直募人。新纪云：壬子罢差役。今删润别如此书。 庚申[8]，利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9]。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优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务聚敛，积宽剩。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乞重绌以警诸路。』瑜及约皆坐责，寻复之。绾又言：『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臣以为王者赋役敛弛，皆以为民，丰穰则取，饥馑则与，为政之实也。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二一百及三四百，或三十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当立为信令：凡遇凶歉，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不待奏禀。岁小饥，则免最下等户，中饥则免以次下户，免讫以闻，示信于民。如此，则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无动摇之变矣。』从之。 十一月戊子，诏职田占佃户过岁及影庇差役，并科违制之罪。 五年五月甲辰，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仍赐敕书奖谕。先是，君卿奏：『昨王直温、苏澥同议科定役钱，召募入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相度每细绢万疋，止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募到官五十余员管押，及差人船上京交纳，并不差乡户衙前。乞自今后依此。』故有是诏。于是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稍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则替罢官人人争为此殆李承之谗张谔，故有此问。然上亦素疑其未便。及进呈，上曰：『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习兵，不可令贰事。』安石曰：『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情无所苦。谓保丁只可令教阅，即《周官》十五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途封植，民皆出职焉。若止令习兵，不可贰事，即不知余事令谁勾当?』上曰：『周公之法，因积至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今岂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为趋省便?为趋烦扰?若趋省便，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则今日欲止习兵无二事，恐不可得也。』乃诏司农寺、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户长壮丁利害，编写成册纳禁中。 九年九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乞致仕，诏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业，任之力职。农夫效稼穑之力，虞衡主山泽之利，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泽、关市，此财用之所出也。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本朝经国之制，县乡板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治、场监出焉，此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筦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常闻加赋于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原、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千有零疋，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役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裔，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谷帛益贱[10]。凡公私钱帛之法，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治、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间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盖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民也。动之甚易，安之甚难，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国家之本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国家，必先得民，是为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方平乞致仕，据集载不允。批答有『秋凉』之语，则其论役法必是八、九月间也。今附秋末。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吳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三年二月辛丑，判司农寺李定等乞开封府县界诸县乡村第四等、第五等敷出役钱。不听。 四年六月己巳，判司农寺舒亶尝言：『役法未均，责在提举官。』上曰：『提举官未可责也。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欲尽蠲免中下之民。朕谓不然。夫众轻易举，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户，则不均甚矣。古谓「均无贫」。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讲求以闻。』

校勘记 [1]制置 原本作『制五』，据文意改。 [2]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3]挟宠 原本作『侠宠』，据《长编》卷二二五改。 [4]年间 原本无『间』字，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5]又求 原本作『又□』，《长编》卷二二五无墨丁。据上下文意，此墨丁或当作『求』字，今补。 [6]莫不强民以应令 原本作『莫□而疆民以应令』，据《长编》卷二二五改补。 [7]虽然此二字 原本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8]庚申 原本作『丁巳』，据《长编》卷二二七改。 [9]权发遣转运副使 原本作『权发转运使』，据《长编》卷二二七补。 [10]益贱 原本作『益钱』，据《长编》卷二七七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神宗皇帝

保甲 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制，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者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十五以上皆充。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亦令附保，内才勇为众所伏及物产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学习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夜贼盗，画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人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每获盗，除编敕赏格外，如告获盗徒以上，每名赏钱三十千；杖以上，同保内有犯强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论如五保律。其余事不干已，除敕律许人陈告外，皆无得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与免罪。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并依旧条。及言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百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保内如有人户逃移死绝，并令申县。如同保不及五人，听并人别保。其有外来人户入保居止者，亦申县收入保甲。本保内户数实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户及保丁姓名，如有申报本县文字，并令保长输差保丁赍送，仍乞选官行于开封、祥符两县团成保甲，候成次绪，以渐及他县。』从之。先是，同管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赵子几言：『近岁寇盗充斥，公为民害。令欲依旧保甲，各立首领，使相部辖。及捕贼赏格，乃下司农寺详定。』至是增损行之。它日，上谓王安石曰：『用募兵与民兵亦无异，若役之过苦，则亦变矣。』安石曰：『役之过苦则变，诚然。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然臣已尝论奏募兵不可全无。《周官》：国之勇力之士属于司右，有事则可使为选锋。又令壮士有所羁属，亦所以弭难也。』上论变义勇为民兵，当先悦利其豪杰，则众可驱而听[1]，因言汉高祖封赵子弟事。安石曰：『何独汉高祖?先王为天下亦然。盖周得天下之父三人[2]，则天下从之矣。有天下之父，有一国之父，有一乡之父[3]。能得一乡之父，则足以收一乡；能得一国之父，则足以收一国；能得天下之父，则足以收天下。』上曰：『民兵虽善，止是妨农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农为兵，因乡遂寓军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须有事，乃发之以战守，其妨农之时少。今边陲农人则无什伍，不知战守之法，又别募兵力戊兵[4]。尽边人耕织，不足以给衣粮，乃至官私转输劳费，尚患不足，遇有警急则募兵，反不足以应敌。无事则百姓耕种不足以给之，岂得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耳。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而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 四年三月，文彦博言：『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详见《役法》）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民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闻得颇有之[5]，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外，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甲，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至六七百。当此青黄不接之际，穷下客丁，如何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令自办钱粮，起铺舍三两区，每保置鼓，遇贼声击。乡村之人，居处远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又费钱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头所说，非虚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今如此骚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徒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常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六月己巳，上论民兵，因称府界保甲未善。安石曰：『保甲事多沮坏，安得善?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于大利中不能无小害。各欲人人皆悦，虽圣人不能如此。非特圣人，天地亦不能如此。如时雨之于民，岂可以无?然不能不妨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亦不能使墙屋无浸漏之患也。』 八月甲寅，诏：『自今保甲与贼斗死者，给其家钱五十千；有户税者，仍免三年科配；因致废疾者，给钱三十千；折伤者二十千；被伤者五千。』以开封府界提点司言新籍畿县民为保甲，有奋不顾身捕盗者，愿优恤之。故有是诏。 九月乙巳，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畿县保甲保置旗鼓，以备教阅武艺。 五年二月甲寅，冯京为上言：『张角以有部分，故能力变。今保甲，亦恐豪杰有乘之者。』王安石曰：『民散则多事，什五之则无事。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事不论，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贼盗十减七八。』京曰：『岁有丰凶不同，今岁丰故也。岁凶即未可知。』安石曰：『冯京谓张角以有部分，故能为变。臣以角能为变，乃以桓、灵无政，大臣非其人，故州郡不职。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州郡无一处发觉于未起之前。如梁太祖，其事至微浅，然青州使人反其城，无一城不发觉。盖梁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不妄付以一城故也。』先是，上言赵子几恐孟浪。至是，安石又为上言子几有智略，可任用，且言：『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能什五其民。维持之法制则天下定，不维持之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 三月甲申，王安石为上言：『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弊，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上曰：『但当悉行府界保甲，要亦未遽。』安石曰：『陛下能驾御将帅，便悉奉朝廷法令，则因人利害，欧百姓使习武事，一二年间便见效，不为迟。今但要分别利害，使趋令者尽得利，不趋令者尽受害，则人皆趋令矣。』上又恐义勇未能猝及募兵，安石曰：『今东兵全不可用，唯土兵可用。陛下诚能驾驭督责将帅奉法令，即义勇要如土兵，亦不难；要胜东军，即不足言也。』 七月壬午，枢密院传上旨，令中书改保甲上番法十日为一月。王安石言：『保甲十日一番，须一年八月乃当一番。若令一月一番，即番愈疏。又百姓投状，或乞半月，或十日一番。既指挥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降指挥，令一月一番，却恐百姓为人扇惑，以为初令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令一月一番，相次又当令长上，相次又令刺手面为兵，即恐有群聚诉冤，且乞十日一番。当此时不从，即背约失信；从之，则上令不行。谓宜令十日一番，候其习熟，然后徐与商量。缘将来弓手亦可罢，以保甲上番代之。一弓手之给，可给两人上番。又四城外，巡检尚有四千人，候保甲渐成就，亦可以保甲代之。至时乃与议增上番日数，亦恐必须分闲要月分，闲月即令上番二十日或一月，农要之月，即令只上番十日。』先是，曾布言：『臣伏思三代以还，比闾族党之法既坏，后世有为之君，思有以及此而未能也。陛下下尺纸之令，不动声色，而期月之间，其效如此。臣愿下提点司及臣章送中书详审，如可，愿付司农具为令。』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日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统领之。都副保正各别给钱七千，大保长三千。日教阅，夕比之。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捕逐剧贼，虽不当番人亦听进集，给其钱斛，事讫遣还，毋过上番人数，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检司量留厢军给使，余兵悉罢。应上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以上，并记于籍，遇岁凶，五分以上者第赈之，自十五石至三石。寻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法。丙申，诏司农寺增置丞、主簿四员，仍自今轮出入案察逐州保甲。先是，王安石白上曰：『臣前欲以近畿郡为畿辅，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赵子几等按察官吏差易耳。若付之诸路，即恐诸路推行灭裂，无以使四方观法。』上曰：『可令属兵部置属官，令出入点检。』又曰：『冯京欲且迟留，候役事了，如何?』安石曰：『此事既不获已，圣人爱日，亦须及时修营，庶早见成效。且增置丞、主簿，令更迭出入按察保甲，即农田水利、常平差役，皆可使案察也。』上皆从之。己亥，诏获投匿名文字扇摇保甲者，给赏钱五百千。以司农寺言：近有人于封邱县北门以匿名榜扇摇保丁，使不得安。已檄诸县密行擒捕给赏，更乞朝廷严赐约束，故有是诏。 闰七月，上曰：『开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袄，已典卖弓箭，因致怨黩，虑亦有不易者。』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阅不时，及卖弓箭、衣著劳费，往往讪骂，诏开封府鞫其事。上语及之，安石曰：『六月使人教阅，条贯亦初无此。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陛下忧恤百姓至甚，故今立法，以听民便尔。且府界多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赏钱，出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出赏之时，岂无卖易作袄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于百姓。夫赏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于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未有损也。』上曰：『赏钱人所习惯。』安石曰：『陛下为人主，当以理制事，岂宜以不习惯故，亦以为不安?』上曰：『民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之怨。若人坏之，则怨矣。』安石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者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不能力天之所为；不能为天之所为者，畏天也。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所谓天之所为者，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下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变，以力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鲧汨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五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十九日、闰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朱史辄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陈留保甲骚扰事下，误也。陈留骚扰事不闻置狱，此狱自缘皇城司采得保甲讪骂，乃令开封鞫之，故有『六月教阅』等语，与陈留初不相干，今仍依《目录》附本日。《兵志》载此段大抵因《日录》。陈瓘论曰：『安石曰：鲧汨陈五行九载，尧晏然不以为虑。臣闻《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之。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夫知人安民尧以为病，何至于晏然不以洪水为虑乎?盖人主晏然不以为虑。然后大臣得以如意而有为。蔡卞解释《诗》《书》同此一说，今《日录》乃无『尧晏然不以为虑』之语。疑蔡卞实为安石删去。 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礼初议也。』（五月二十二日事。王安礼专一编修三路义勇条贯）上曰：『今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远戍，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此即王安礼所奏，但易保丁为强壮。人习强壮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义勇非单丁不替，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须上教乃给。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东盖宽利之，非苦之也。』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必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则兵不必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务，但不当专务强兵尔。』上卒从安石议，令尽依王安礼所奏。彦博请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密院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乙丑，遣起居舍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曾孝宽、赵子几往河东路察访义勇利害，及体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癸酉，王安石白上曰：『开封鞫保甲怨詈事，验问皆无有，今皇城司报探乃云尔，陛下宜稍留意省察。』

八月壬辰，中书门下奏：『近降指挥，令保丁更番在巡检下教习武艺，许外番带出入巡警。上番曰，保正长、保丁殴骂所辖巡检，依本属刺史县令法。保丁殴骂保长、保正，加凡斗二等；保长犯保正加一等。随巡检追捕盗贼退避，依弓箭手法；但随巡检追捕，非上番，惟于本地分犯盗，加凡盗二等；私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受赃重者从重；保正、保长知而不举笞四十，私逃亡杖六十十计逃日补填。卯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下，余送本县私行。监临官私役保正等计庸，准盗论。』从之。戊戌，开封府界提点司请置内县保甲衣装二万副、大旗二十五面，以俟都阅借给。从之。 六年六月壬辰，开封府言：『开封酸枣、阳武、封邱县民千余人赴府诉免保甲教阅。已榜谕无令越诉。盖畿县令佐或非时追集，以故致讼。胙城一县未命教阅而诉，并下提点司案察。』上批：『今正当农时，非次追集，于百姓实为不便。令提点司劾违法官吏以闻。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诉。』 八月壬申朔[6]，广南东路驻泊都监杨从先言：『本路枪手万四千，今排保甲，若两丁取一，得丁二十五万八千；若三丁取一，得十三万四千。自少计之，独十倍于枪手。愿委路分都监二员分提举教阅。』诏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其后户自第四等以上，有三丁者，以一为之。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输一番阅习，每三日一比试事艺，高者先次放归（本志同此）。丁丑，沈括言：『两浙州县，民多以田产诡立户名，分减雇钱，夫役冒请常平钱斛及私贩禁盐。乞依京东、淮南排定保甲。保甲一定，则诡名漏附，皆可根括。』己卯，王安石进呈河北谋变事。上以为河北人愚，东南人即难诱。合以此事立保甲后，此事或可少绝。戊戌[7]，翰林学士曾布等言：『近司农寺请巡检置指使，保甲置木契，罢巡宿等条约。奉旨令司农寺、兵部检正、检详立法。臣等令修成义勇保甲及养民条约三卷。』诏兵部行之。保甲惟开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差官阅试。农隙讲习，皆出左契。巡检司给厢、禁军白直，余以保下番上，比旧兵级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捕群盗，听抽上下番，县尉留弓手白直外，余如巡检法。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并排定保甲，劝诱习武艺。其荆、湖、川、广被边州军[8]，如当习武艺，委监司提举司详度以闻。 本志云：后惟全、邵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隶焉。今附注。此十一月十九日，可考。新纪云：戊戌，复比闾族党法。 七月甲辰[9]，权发遣广南东路提点刑狱陈倩言：『本路已团定保甲，乞给锣鼓旗物。遇袭逐盗贼，递相击发应接。』从之。 七年正月癸亥[10]，诏开封府界呈试保甲免本身夫役。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节见《王安石事迹》）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十一月庚子[11]，提举河北西路常平刘定乞逐年引试保甲。诏司农寺及兵部定每年 开封府界诸路当解发引见人数以闻。 八年八月，司农寺言：『保甲之法，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小保，五小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诸路皆准此行之，惟开封府界五路，则除客户，独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以故小保有至数十家，大保有至百余家，都保有至数百家。人数过多，地分阔远，一或有犯，连至者众。盖立法之初有所未尽。欲令开封府界五路依诸路编排。』诏自今保甲，三年一造簿编排。开封府界五路，候造簿日，如所请施行。 九年五月辛酉，诏诸保甲可依新降队法结队，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每一都保给之一图。结队之法：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并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傔二人居左右，执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选士也。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队中兵械或纯用一色，或杂用弓弩、刀斧、枪、盾，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十月丙午，宰臣王安石罢判江宁府，枢密使吴充拜相。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充不能用（详见《论苗法》）。

元丰二年十一月癸巳，诏开封府界教大保长充教头，其提举官以昭宣使、果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甲正、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狄谘为之。初，王安石议减西兵，以保甲民兵代之，于是始置提举教阅之使，后又及于西北三路。太祖皇帝惩唐末五代之乱，始为军制，联营厚禄，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故百余年天下无事，虽汉、唐盛时，不可以为比。养兵之费，一出于民，而御戎捍寇，民不知有金革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轻议变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于今，盖不思本末不相称而利害异也。世议以为不然，后卒改焉。 十二月辛亥，提举广南东路常平等事林颜言：『今天下之民，家为之保，保为之长、为之正者，岂特不容其奸而已?盖归兵食于农，藏武士于耕，夫所谓教而后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诸州，依西路法训阅，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险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习，则一弓自足为备，可以不劳北兵矣。』诏下广南东路经略、转运、提举、钤辖司相度，皆言广、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并边及江海外按蛮贼，可依西路保甲教习武艺。从之。颜，福州人也。 三年十月丁卯，提举河北东西路义勇保甲司言：『义勇将校、都副保正愿赴集教场习学武艺。』从之。令陕西、河东路准此。后诏习学者益支给钱米器械，其本家少壮男子愿习者不给。 五年正月庚子，诏：『强盗保甲教阅军器者处死，情轻奏裁。窃盗箭二十只徒一年，弓徒二年，弩弦徒三年。徒罪五百里，流罪配千里。获窃盗保用教阅军器，一人比二人推赏。』 六年正月庚子，诏禁军马军保甲教阅隶枢密院。 三月丁丑，枢密副都承旨、客省副使张三甫等奏：『伏见团教保甲，朝廷立定三等事艺，赏典优渥。按阅之际，其间或令家丁及以别都人冒名代试，亦无由辩认。兼正、长所教事艺，及第一等至九分以上即补班行名目，其欺伪容蔽，亦合为之关防。欲乞特降指挥，重立告赏之法，庶其经久，杜绝奸弊。』奉旨：『今后按阅，并先委巡教官封臂写记保分，候按讫拆去。』 七月庚申，提举河北东西路保甲司奏：『团教保甲应干支费，除从官给外，合用杂费钱物，名件不少，尽是的确不可省阙。若不破钱，必有因循犯法之弊。若一一支破官钱，缘名件碎细，难以指定。今略具杂费名目及本司欲作掣划事奏闻。』上批：『契勘已据拟定诸路每岁据收到桩管保甲司钱万贯，除量留准备杂费外，可按阅团教保甲数，诸路省费钱数。省到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五百六十文五分四厘，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一百六十五文。除费用外，合封桩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七贯三百九十五文四厘。』 七年二月辛未，枢密院检会申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范纯粹奏：『旧条，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胜、盐菜钱一十文。契勘正兵每遇差出以至戍边，每人只日支口食米二胜至二胜五合。今来保甲既有盐菜钱外，其口食又增多正兵所请之数。伏乞将应系保甲请给钱米旧条并行删修，除盐菜钱依旧支给外，其口食每人并支二胜。』诏依旧日支钱一十文外，支与口食二胜半。河东依此，霍翔言及诏京东、西保甲养马（详见《马政》）。 五月辛酉，范纯仁权知河中府。纯仁至河中时，督教保甲甚严，非老弱不许在家，农事皆废。纯仁上疏言：『今秋陕西田稼丰稔，将来军民必皆足食。然收获不可稍迟，当如寇盗之至。盖子实才熟，即有雀鼠侵耗之害，兼易为进散遗落，万一忽遇风雨，即所损极多。缘今来少壮农夫俱系保丁，却以五日一次教阅，及往还，颇妨收获。伏望圣慈特赐权住教阅，候至将来收获了毕，却令补填权住过数日。』不报。 七月庚申，知延州刘昌祚言：『昨集教保甲弓马并不精当，但令守御，已用土兵换赴将下，团结成队，遇敌呼使，如有功，乞优赐推恩。』从之。

校勘记 [1]驱而听 原本作『欧而听』，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2]三人 《长编》卷二一八作『二人』。 [3]一乡 原本作『一家』，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4]戍兵 原本作『代兵』，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5]有之 原本作『有之之』，衍一『之』字。据《长编》卷二二一删。 [6]壬申朔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7]戊戌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川广 原本作『州广』，据《长编》卷二四六改。 [9]七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二四六改。按：此条为七月事，当移至『八月申朔』条之前。 [10]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11]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神宗皇帝

市易务免行附 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中书奏在京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1]，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其余合用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四月丙子[2]。先是，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陈瓘论曰：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3]，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不须立条。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此仁厚爱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孙之计非也，此事正是圣政之阙。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內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內，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何以谓之人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紙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闰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安石曰：『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上曰：『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4]，卖脂麻即脂麻贵。』安石曰：『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上曰：『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检察。』安石曰：『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是也。』上曰：『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以具闻奏。』 十一月丁巳，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大烦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又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善，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正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明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上曰：『诸殿无事，惟内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又录??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则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非余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入承揽，以便民也。』 六年正月己酉[5]，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税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诸宫观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详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上批：『内军器五库，官物储积，多在宫禁，及收内降物，兼自有提举、提点官，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余从之。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大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增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亦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彦博所言，遂寝不报。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今复遣杞。其后，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 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纳诸行利人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上曰：『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麴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至是，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冯京曰：『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安石曰：『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与治功者。』 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札赐布曰：『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辛酉，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上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布曰：『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如何?』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上曰：『朕久已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布始得对，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谓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验，更加曲直。』布与嘉问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书，是夜，上批问安石：『恐嘉问实欺罔，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而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乙丑，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事，或为布言[6]：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7]，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将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遂奏乞出膀，以厚赏募告者。明日（二十六日），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榜嘉问所居。又明日（二十七日），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复有异辞者。惠卿退，以继宗还官舍，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再三诱胁继宗，令诬布以增加所言。继宗不从，反具以告布。惠卿又遣温卿密造王安石，言张榜事，且曰：『行人辞如一，不可不急治继宗。若继宗对语小差，则事必可变。』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张榜，左右白以有御宝批，乃止。是日（二十八日），惠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布亦具继宗所告曲折以闻，并言惠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未报，而中书建白：『三司承内降，当申中书覆奏取旨，擅出榜欲按治。』诏官吏特释罪，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榜仍缴纳中书。布论：『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虑无罪可放。』寻有诏如布请，惠卿等侧目矣。

四月己巳，翰林学士吕惠卿言：『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已前布所取状，臣恐当再行审覆。乞下开封府，暂追付臣处供析，即更不系禁。』中书欲依惠所乞施行，上批：『可令布、惠卿一处取问，所贵不致互有辞说。』三司既收榜放罪，上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及是布对，上慰谕久之，因曰：『惠卿诚不可更共事。』而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上惕然咨嗟曰：『此事朕与有罪，当时失于不详究，便令依奏，今已无及，维当速释之耳。』布言：『编管人情轻，一期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还矣。』时上意犹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请审复，尽谋独变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以付两人。己卯，详定行户利害所言：『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乞降本所，以凭具析申奏。』从之。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在[7]。布又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阡陌之事矣[8]。近日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息八十余万。贴黄云：近差官往河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9]，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坚求去[10]（余见《王安石事迹下》）。壬辰，中书奏事已，上论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陪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罢去，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冯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陛下但当辟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不便者不吝改作，天下受赐矣。』 五月辛酉，中书户房比对市易务事及曾布根究市易违法事。诏章惇、曾孝宽就军器监置司，根究以闻。吕惠卿又令户房会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11]，与布所陈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后八日，布对于延和殿，言户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狱，朝夕窜黜。自尔必无由复望清光。』上曰：『卿为三司，案所部违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为无罪，不知中书之意如何?况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狱，其意可见。』上曰：『有曾孝宽在，事既付狱，未必不直。』布曰：『臣与惠卿争论职事，今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虽使臣为狱官，亦未必敢以臣为直，以惠卿为曲。然臣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莫如臣，所陈之事，皎如日月，然而不得伸于朝廷，孤远之士，何以望于陛下?都邑之下，人情汹汹，怨嗟沸腾，达于圣听，然而不得伸于朝廷；海隅苍生，何所望于陛下?臣得罪窜谪，何所敢辞?至于去就，亦不系于朝廷轻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为戒，自此议论，无敢与执政不同者尔！』上慰劳之曰：『卿不须如此。』自尔不复请对。后八十余日，乃贬。 七月乙卯，诏广州市舶司依旧存留，更不并归市易务。八月丙寅朔，上批：『提举市易司奏市易二年，收息钱九十六万余缗。累准朝旨[12]，已支九十五万缗。可契勘何月日指挥[13]，支往何处，讫无行遣。』朱史削去，以为支拔息钱不合书，新本亦削去，今复存之，此亦可见市易司为欺也。 八月壬午[14]，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以本官知饶州；都提举市易司、国子博士吕嘉问知常州。军器监狱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词理、不应奏而奏公罪，杖八十；嘉问亦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公罪，杖六十。而中书又言：『布所陈治平财赋，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辖除。布乃于支数除之。今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布所陈，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阙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徒三年。』而有是命。魏继宗仍追一官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会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而议者亦不直布云。周辅，双流人也。 十二月乙亥，虞部员外郎、新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籴便粮草，复理提点刑狱资序。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讼嘉问不应黜降故也。初，王安石既有江宁之命，谔与嘉问持安石而泣。安石劳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两人收泪谢安石。 收泪谢安石，此据魏泰《东轩录》。 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三月戊午，上问王安石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才止如此?』安石曰：『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辨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置务剩收人情，愿纳息钱二贯，除小处知州。若剩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苟不容，则孰肯尽力?莫不为因循偷隋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吴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它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闰四月。上尝与岐王颢、嘉王頵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十月乙亥[15]，都提举市易司言：『袁州和买绸强风[16]，旧以盐准折，今乞依诸路例，每疋给钱千，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17]，以末盐钞赴州出卖。』从之。辛亥，复置杂卖场。初，三司请废杂卖场，中书户房以为不便，下三司，而三司议与前异，乃复置场。诏三司官上簿[18]。 四月甲申[19]，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20]。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耳。』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推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它，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婿，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与人。』上固不许。丁亥，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言：『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僭。若有縻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购以厚赏，则为禁太密。今新敕止坐以销金为饰者，旧法已删改。其縻坏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银箔出卖。』上批：『市易务箔金宜罢出卖，已成者，听于后苑作折换。』

九年五月，都提举市易司言：『本司统辖抵当官钱，然检校库自隶开封府。若本库留滞左失，无缘检举，乞拨属本司统辖。』从之。 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代之。 十二月癸未朔，诏：『自今市易务上界官吏，岁比较酬奖，其提举官依旧二年一取旨。麻檾竹篾之类更不买。』 十年十一月甲寅，诏都提举市易司上界本钱，以七百万为定额，如不足，以岁所收息补满。其先借内藏库钱，以息钱二十万还之。是岁，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二年正月己卯，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第多取官贷，不能償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四年五月己巳，诏：『内外市易务民户见欠屋业等抵当，并结保赊请钱物息罚钱并等第除放，其本钱分三季输纳，息钱并出限。罚钱分为三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钱纳足者，息罚钱并放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卖抵当，及监勒保人填纳所催钱物。在京于市易务下界，在外提举司封桩。』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举市易司贾青言：『市易既革去结保赊请之弊，专以平准物价及金银之类抵当，诚为良法。乞推抵当法行之畿县。』从之。 六年十一月丁酉，开封府言：『据司录司抵当免行所言，熙宁十年，始立年额。其赏罚条约，依三万缗以上场务法，自元丰元年至五年，并增当立新额，户部详度，欲酌中用元丰二年三万九千七百缗为新额。』从之。

校勘记 [1]折博 原本作『折傅』，据《长编》卷二三一改。 [2]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3]请于 原本作『谓于』，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4]卖梳朴 原本『卖』字作『买』，据《长编》卷二三六改。下句『卖脂麻』，原本亦作『买脂麻』，据同书改。 [5]六年 原本作『六月』，据《长编》卷一四二改。 [6]或为布言 原本脱『布』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 [7]知在 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长编》句下注：『此处疑有误』。 [8]阡陌 原本作『除陌』，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9]执政 原本无『执』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0]坚求去 原本『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1]会计 原本作『会讨』，据《长编》卷二五三改。

[12]累准朝旨 原本作『累年朝□』，『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五改补。 [13]月日 原本作『日日』，据《长编》卷二五五改。 [14]八月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五补。 [15]乙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16]和买 原本作『私买』，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17]合支 原本作『今支』，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18]诏三司 原本脱『诏』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19]四月甲申 检《长编》，此下确是熙宁八年四月甲申事，然上已出现闰四月、十月事，则此段当移至闰四月之前。 [20]可见 原本『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三 神宗皇帝

方田 熙宁五年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1]，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据其方庄账籍，验地土色号，别其陂原、平泽、赤淤、黑坛之类凡几色。方量毕，记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尽其词，乃书户帖，连庄账付之，以为地符。 地符[2]，见七年四月四日，合去彼存此[3]。 均税法，以县租额税数，每以旧收蹙零数均摊于元额外，辄增数者禁之。若丝绵、绸绢之类，不以桑柘有无，止以苗亩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动以浮言。辄有斩伐荒地、以见佃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卤不毛，听占佃众得樵采，不为家业之数。众户植利山林、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皆不计税。诡名挟佃，皆合并改正。凡田方之角降植[4]，以野之所宜木，有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产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七年四月丁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庚午，诏：『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账，于逐段长、阔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讫，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账，候给户帖，连庄账付逐户，以为地符。』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遣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元丰五年二月癸酉，开封府言：『永兴、秦凤等路当行方田，昨准朝廷取税赋最不均县先行，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不得过两县。缘府界十九县，比一州事体不同，似此推行，十年乃定。请自今年岁方五县，送司农寺。』司农寺以为便民，遂从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月丙申[5]，，诏罢方田。 旧录云：税役不均久矣，富者轻，贫者重，故下户日困，先帝怨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详悉，繇役无偏重之患，遽罢之。新录辨曰：『神宗患税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至骚扰，至是乃罢。非遽也。』自『税役』至『遽罢之』四十字并删去[6]。熙宁五年八月，始颁方田条式。

手实 熙宁七年七月癸卯，命工部员外郎集贤殿修撰判司农寺李承之[7]、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判司农寺张谔、秘书丞馆阁校勘权判刑部朱明之、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丁执礼并兼详定编修司农条例，执礼仍充馆阁校勘。知开封府兵曹参军大理评事吴安持、忠正军节度推官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吴县尉提学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并兼充编修删定官。乙卯，司农寺言：『五等丁彦簿，旧凭书手及户长供通，隐漏不实，检用无据。今《熙宁编敕》但删去旧条，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无文字可守，尤为未便。承前建议，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之法，最为详密，贫富无所隐，诚造籍之良法。』诏送提举编修司农寺条例司。建议者，前曲阳尉吕和卿，惠卿弟也。丙辰，诏：『诸房创立或删改海行一司敕[8]，可并送法司及编敕所详定讫，方取旨颁行。』癸亥，参知政事吕惠卿言：『司农条例所该事目极多，欲下诸路，令提举司官各具本路推行新法有无疑虑，须令申明，及未尽未便事，合更改措置，或本路已修完改正，可以推之别路，条具申本寺遍牒。辖下官亦许直述所见。』 三月十七日，惠卿判司农寺已有此申请，当参考。 又言：『诸路州县见行常平、苗役、丁产[9]、保甲、农田水利等事，全籍簿书钩考，登耗虚实，则其制造，不可以无法。欲令提举司各据本路见用簿如何制造关防，具简经式样供申。』从之。已而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于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决?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隐落，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手实法凡造五等簿，预以式示民，令民依式为状，纳县簿讫，第其价高下为五等，乃定书所当输钱，示民两月，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上充赏。其法：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若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通一县民物产钱，以元额役钱均定。凡田产，皆先定中价示民，乃以民占，如价计钱。于是始行手实法。 八年正月辛丑，察访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10]，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县灾伤五分以上，则不与焉，且留以俟丰岁。以臣观之，使民自供手实，无所扰也，何待于丰穰哉?愿诏有司，不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吕惠卿为手实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谏官范百禄言：『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11]，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12]。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13]，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张方平言：『中户以下，鲜有盖藏。田蚕所收，岁有厚薄。户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纷乱新法，以建议者内为之主，故当职者人无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制，盖以便民为本，因以成国之利。今兹一事，专用挠人，徒骚孥于天下，实无济于国家。』 二月丁卯，前曲阳县尉、权军器监主簿吕和卿为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先是，吕惠卿令和卿建议行手实法，至是，判军器监章惇请以为丞，仍特改官。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辛亥，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速令权罢。』 元丰元年九月甲申，中书言：『应诸县造乡村坊郭丁产等簿，并录副本，送州印缝于州院架阁。』从之。

义仓 熙宁二年正月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县未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14]，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输，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灾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三二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余并且依所奏施行。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事十万余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将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三年，提举常平广惠仓事（备见《青苗法》）。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十年九月癸酉，诏开封府界提点，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之法。 旧纪云初立义仓；新纪云立义仓自畿內始。 元丰元年二年庚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窃惟陛下所以哀怜元元，发于精思，恻怛之仁心，讲义仓之法。今率以二石而输一斗。臣之领邑二十二，其九已行，岁斛几万。请自今岁夏税为始，不烦中覆而举行之。』乃诏畿县皆立义仓，事隶常平司。 六月丙寅，知将作监主簿王古言：『去岁诏讲复义仓，试于畿邑，已不扰而可行。欲乞于丰稔路，委提举司勘会省税常平免役钱谷，欠阁兵不及三分处先推行，庶几数年之间，即见成效。』诏京东、京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依开封府界诸县行义仓法，余依奏，仍以今年秋料为始。 十月己未，权发遣兴州罗观乞颁义仓法于川陕四路[15]，从之。

农田 淤田 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上论淤田得麦事（见《役法》）。 五月乙未[16]，御史刘挚言：『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 昉总领淤田，当检月日。昉权罢开漳河三月十一日丙申，上批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石论陈荐云云，可考。 臣谨按：程昉、李宜之将命与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于朝，伏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伏乞明布防等罪状，重行贬窜。』杨绘亦再具奏，乞罢工役。王安石为昉辨说甚力，皆寝不报。 御史刘挚言：程昉等开漳河不详利害，扰民费财，及欺罔要君[17]，乞行罢黜。墨史但如此书于十二日，朱史又削去。今具载挚奏。按：《日录》以十一日进呈，挚奏必在十一日以前，今附见十一日。墨史乃于十二日书之，恐误也。中丞杨绘亦有二章论奏，《实录》并不书，今附见于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役兵、开漳河。 安石又白上：前此枢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挥但有军员五人归营者；又言府界营妇举营诉于提点刑狱，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札付提点司密切体量。安石取簿历，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处不及三厘。用法：走死及八厘，尚合得第一等酬奖。又问密院何以言，云：『得之曾孝宽，得之李琮。』上曰：『曾孝宽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宽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误听，亦不可知。』冯京曰：『人言所闻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体。陈荐前日上殿，言且喜朝廷觉察，罢却淤田。』安石曰：『陛下用陈荐辈为耳目股肱，今荐权发遣开封府界内淤田，其罢与不罢，及利害，初不曾知[18]，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赖[19]?』 六年九月丙辰，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太常丞杨汲府界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于畿县澶州间，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而朝廷不知也。 七年正月。先是，提举河北路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昉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昉分析。于是进呈，读至宗师言：『昉奏百姓乞淤田，臣勘会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据差去检踏官取到逐县乞淤田状，但不曾户户取状。』上曰：『亦无人户状。』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程昉奏乞淤田既无状，即难明虚实。然为朝廷宣力，溉田至四千余顷，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上言：『昉昨修漳河，闻漳河岁岁决；修滹沱河，又却无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却三县民田，百姓群至京师，经待漏院出头，谢朝廷差到程昉开河，除去百姓三二十年灾害。』 林希《野史》云：原武等县民因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迨呼，将杖之，民即谬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余名，但二吏来投之。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今附注此，当考。六年九月丙辰，赐侯叔献等田，併考。又逐条读程昉分析。 八年闰四月十四日，王安石云：『程昉与韩宗师同放罪。可考』。上曰：『若韩宗师，何惜行遣，令转运使考按其事。』

韩宗师提举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东转运司。及程昉各差官检定淤田，宗师固未尝兼京东转运司，不知何故，却自差官。盖宗师只从河北常平司差官检定河北淤田，初不问京东转运司及程昉，又差独员监当官，故王安石以为违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程昉迁官，可考。沈活《笔谈》云：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浅，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诗数十篇，令坐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初莫谕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內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诸泺，皆以徐、鲍、唐、沙等河、叫猿、鸡距、五眼等泉为之原，东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下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沦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冀日惟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盗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沈括《笔谈》或附和王安石说，今附注此，待考。 二月丙子，上议择河北师云云。吴充白上，乞且减省骚扰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数年，特不科配银绢。至于其余百色，无一毫科配，如何反有骚扰?』上曰：『当是向来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定保甲，乃可见事实。大抵七八丁乃差一夫，有何骚扰?初有河决，遽调夫，不知河至今不塞，河北如何骚扰?调数万夫塞却河，致恩、冀数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垦，何名骚扰?塞滹沱河，又出田几万顷，灌田四千余顷，纵未经打量，不知万顷实否，然亦须五六千顷。并淤到卤地亦自万顷，又开漳河，出三州之田皆可耕种，百姓至群聚来京师，谢朝廷为之除害，如何谓之骚扰?』充曰[20]：『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安石曰：『民既难与虑始，此所以须朝廷驱使。况亦不闻百姓以此为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纷纷尔。』上因择帅之难，叹曰：『今朝廷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卿等亦宜为朕养育实才，以当缓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之少，当由陛下是非任意[22]、赏罚不明，人人偷惰取容，莫肯自尽故也。如赵子几在河北，未尝按一人，独程昉尽力，乃兴数狱危之。昉终无罪可劾，唯以壕寨取受杖罪，收坐免勘。安有一年提举四五处大役，乃以一壕寨取受杖罪收坐之理[22]？子几宣言，陛下极称其能劾程昉。子几向在府界，真能不畏强御，修举法令?陛下每以众毁疑之。臣数辨其无罪。及使河北，更按尽力之吏，以取悦流俗，陛下始极称之。如此，即人臣何故不务为偷惰取容?』上曰：『朝廷奖用程昉如此，安得不尽力?内臣极有愿为昉所为者。内臣得举京官，祖宗以来未有。』王安石曰：『昉以职事得举京官，不知受赂否?若不受赂，但以要人营职故同罪举官，不知于昉私家有何所利?若人人能为，陛下何不降出姓名，代昉职事?』上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继恩平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贵，何必能平西川，然后保惜?陛下长育人材如此，则人材乏少，臣何敢任其罪?』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 十月丙子[23]，同管勾外都水监丞、提举河北兴修水利程昉领达州团练使，永静军判官林伸、东光县令张言举各追一官勒停。初，昉开胡芦河，引水入新开故道，浸民田不可胜计。诏河北东路转运司遣官相视。转运司遣伸、言举，伸、言举奏：新河身比旧河高一丈以来，致水逆行，侵民田。诏昉具析，昉反言引水通快，官私船筏，略无阻滞。诏遣都水监丞刘璯、黄御等河催纲李直躬考验，而璯等奏如昉言，故昉迁官，而绌伸、言举。 《会要》水利门：七年十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端州刺史程昉遥领达州团练使。昉滹沱河，议者互出所見，谓非利，昉确不移。既而水行，人便之。上嘉焉，进宫以赏之。《会要》所书，盖专为昉道地，与元祐史官不同，当考。元祐吏官载伸等言：致水逆行，昉反言云云。绍圣吏官乃削去『致』字、『反』宇，此可见其意也。 御史盛陶尝论昉曰：『昉挟第五埽塞决河之功[24]，故纵壕寨徒属骚扰不法。所开共城县御河，颇废人户水磑。多用民力，不见成功。又议开泌河，因察访官案行，始知不当。漳河、滹沱河之役，臣不知用工几何，淤田若干，即令通流与否，而水占邢、赵、深、祁之良田，民颇咨怨。』王广廉、孔嗣宗、钱勰以至赵子几皆有论列[25]。上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且欲任使。开漳河七百万工、滹沱河九百万工，已议体量。』然朝廷讫不果根治也。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26]：『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依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材木遥远，清汴闸欲候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案视措置[27]。』诏翰林学士侍读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四月，都大提举黄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芦两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两乡瘠地万五千余顷；自永静军双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万二千余顷，并俟明年兴工。』从之。 五月，王安石为上论程昉、吕嘉问事。上曰：『如程昉，非不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云云。』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足?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28]，方能尽力。臣此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辨，但今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察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力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寒饥，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 九年九月丙寅，赠皇城使、达州团练使、带御器械程昉为耀州观察使，官其二子，赐宅一区，以昉任水事有功特恩也。昉挟王安石势，多所陵慢。后安石觉其虚诞，疏之，昉以忧死。 元丰元年七月甲午，管勾外都水监丞、殿中丞耿琬兼提举河北淤田水利司，仍自今罢置淤田一司。 三年二月壬寅，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驾部员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营田司自熙宁七年至十年费钱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

水利 熙宁元年六月辛亥，王临言：『保州塘泺已西可堤植木，凡十九年，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阪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所在淹废。』诏诸路监司：『诏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埠，力利有实，当议旌宠。』 五年十一月癸丑，睦州团练推官、知於潜县郏亶为司农寺丞、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 郏亶明年五月二十三日追官，《日录》载上语云：『郏亶且勿移动。』按：亶事讫无成，故安石专以此为出上意，今不取。 庚午[29]司农寺丞、新提举两浙路兴修水利郏亶言：『乞将向日凡言两浙水利文字付臣看详，或召言者询问，如实利便，及其人可任使，乞令分头主管官员依部役官举人，依曹孝立例给请受，候兴修，随功利小大[30]，等第酬奖。』从之。 曾孝立亦当考。又见七年十月。 六年五月戊申，诏：『创水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减官司，容纵亦如之。』 八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两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妄举。』上曰：『事当审计，无如郏亶妄作，中道而止，为害不细也。』丁丑，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淹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九月戊申，淮南东路转运司言：『真、扬州民逐熟于泗州见振救。』及两浙提点刑狱司言：『润州旱甚，乞发省仓，或量给度僧牒及紫衣师号，募人入粟，以备赈济。』诏各拨常平司粮三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上谓王安石：『奉先寺进新种稻极佳，赐与一道紫衣。』王安石曰：『陛下每以劝农事为急，甚善。』初，蔡河既作重闸，有余水，乃教河侧人种旱地为稻，而奉先率先种稻。上曰：『蔡河虽作重闸而未尝闭者，水有余故也。若教人广引蔡水种稻，则蔡河乃不患水多。』安石曰：『邓艾得并水东下营田者，以赖蔡河漕运故也。自不赖蔡河漕运，故欲并水东下，修邓艾遗迹不可得。今蔡河重闸无所用水，则欲并水东下，无所不可。若相旱地为塘，多引沟洫作水田，则陈、棣数州自足食，余及京师矣。此须择一能干事人，方了此。』 七年正月，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正月壬午，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河、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种桑 熙宁六年六月己丑，中书以劝课栽桑之法奏御。上曰：『农桑衣食之本，宜以劝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为州县约此以为赀，升其户等耳。旧有条禁，可申明之。』癸巳，司农寺言：『详定府界提点吴审礼乞令诸县劝课，随户等种桑椹，听自来年种，次年移种，候建栽法，遍下诸路。』从之。 七月庚午，诏：『安肃、广顺军、保州人户地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米一升，计每户岁辅官之物，以实估准折，不尽之数，以待次年。如遇灾伤，放税及五分以上，即以准折未尽米数等第济接，仍据逐户内合栽之数，每岁二月终以前点检。及一分青活，至十年周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罚罪赎，勒令补种。令、佐得替，转运司差不干碍官点检，以一任合栽之数纽力十分，如及十分者有赏，不及七分者有罚。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户为主，非时毋得遣人下乡，以点检为名，以致骚扰。委转运司施行。应昨所差管勾、提举官并罢。』初，以赵子几及曾孝宽所言，程昉相度。枢密院欲罢昉，以孔嗣宗代之，王安石不可，乃更立此法。 元丰八年十二月，罢栽法。

校勘记 [1]千步 原本作『十步』，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2]地符 原本作『此符』，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3]去彼存此 原本无『存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4]降植 原本『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丙申 原本作『乙酉』，据《长编》卷二六○改。 [6]四十字 原本作『四十年』，据《长编》卷二六○改。 [7]李承之 原本作『季承之』，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8]海行 原本作『每行』，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9]丁产 原本作『下产』，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10]版图 原本脱『图』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11]推而行之 原本『推』作『权』，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12]至于 原本『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13]人户虽 有原本作『户令虽有』句不通。据《长编》卷二五九改补。 [14]耆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四补。 [15]兴州 原本『兴』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三补。 [16]乙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17]欺罔 原本『罔』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18]不曾知 原本『曾』字误为『会』，并倒于『知』字之下。据《长编》卷二二三改。 [19]不知 原本二字上有『会知』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删。 [20]充曰 原本作『兖曰』，据《长编》卷二五○改。 [21]是非任意 《长编》卷二五○作『是非好恶』。 [22]取受杖罪 原本作『取杖受罪』，据《长编》卷二五○乙。 [23]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七补。

[24]决河 原本作『尖何』，据《长编》卷二五七改。 [25]钱勰 原本作『钱缌』，据《长编》卷二五七、《宋史·钱勰传》改。 [26]同管勾 原本『同』作『问』，据《长编》卷二六○改。 [27]臣僚 原本作『臣察』；案视，原本作『按现』，据《长编》卷二六○改。 [28]知察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29]庚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补。 [30]小大 原本作『山大』，据《长编》卷二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神宗皇帝

修经义 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中书奏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时务策二道、礼部五道（礼部五道，当考）。中书撰大义式颁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中书选择逐路各三五人，虽未仕有经术行谊者，亦许权教授，给下县主簿、尉俸；愿应举者亦听。候满三年，有五人奏举，堂除本州判，同主簿、尉，仍再兼教授。即经术行谊卓然、为士人所推服者，除充教授。其余州军，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奏见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可为人师者，中书体量堂除逐路官，令兼本州教授。 五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试中学官等第进呈，且言黎优、张谔文字佳，第不合经义。上曰：『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安石曰：『《诗》已令陆佃、沈季良作义。』上曰：『恐不能发明[1]。』安石曰：『每与商量。』季长，钱塘人，安石妹婿也。壬寅云云。上言勘河决事，乃独遣程昉，安石云云，以疾病为辞。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五月壬辰，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试极草草。』冯京曰：『闻举人多盗王 安石父子文字。试官恶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当如此说，则安可臆 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远能迩，《诗》、〈书》皆有是言， 别作言语不得。臣观佛书，乃无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六年三月乙酉，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2]，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 兼同修撰。先是，上谕执政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趣义理之学，极为美 事。』王安石曰：『民未知义，则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上曰：『举人对策，多欲朝廷早 修经义，使义理归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国子监沈季长亲嫌，固辞雱命，上弗 许。已而又命安石提举。安石又辞，亦弗许。

丁卯，旧纪书『诏王安石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礼》义』，即此事也，今不别出。 四月壬辰，新赐进士及第余中为大理评事，朱服为淮南节度推官。邵纲为集庆军节度推官，叶唐懿为处州军事推官，叶棣为秀州司户参军，练亨甫为睦州司法参军，并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上初疑棣等未称职，王安石曰：『今乏人检讨文字，若修撰，即自责成吕惠卿。』上乃许之。 十月辛未，光州刺史、附马都尉马敦礼乞立《春秋》学官，不许。先是，上以敦礼不识王安石，遣敦礼诣中书见之。敦礼求独见，安石辞以不曾被旨，与众见之。是日，上问安石：『见敦礼否?』安石对以如前。上曰：『卿尝以《春秋》自鲁史亡[3]，其义不可考，故未置学官。敦礼好学不倦，于家亦教发[4]，第未知此意耳。敦礼但读《春秋》而不读传，〈春秋》未易可通。』冯京等曰：『汉儒初治《公羊》，后乃治《谷梁》，《左氏》最后出。』上曰：『汉儒亦少有识见者。』 十一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事。初，吕惠卿荐禧所为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蹈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入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七年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己丑，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王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九月庚子[5]，命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同兼修撰经义。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五月，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乙丑，进呈经义，上曰：『所辟检讨刘谷，谷必通经义。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王安石曰：『臣亦闻其有行，但不识之。』上曰：『检讨须有补于修经，不然，虽有行，何补?有行之士，自别有用处。』时承禧言升卿辟谷，与官俸，令教小儿而已。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余见《王安石》、《吕惠卿》等）。 六月丁未，同修经义吕升卿言：『《周礼》、《诗》义已奏，《尚书》有王雱所进义，乞更不删改。』从之。时升卿辄删改安石、雱《诗》义，安石、雱皆不悦，故升卿有是言，然亦不能解也。王安石上《诗》、《书》、〈周礼》义序。诏付国子监，置之三经义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诗》序，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而上批：『得卿所上三经义序，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岂复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过欤?责难之义，在卿固所宜者。传于四方，贻之后世，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及夫行事之实，重不德之甚，岂胜道哉?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其过情之言，可速删去，重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时颁行。』及进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悔。』上曰：『〈关雎》文王之诗，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类，朕岂不自知其不能邪?须当改之，但言解经之意足矣。』安石曰：『陛下诚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于陟降，岂有爱恶之私心乎?是乃所以为直也已。上圣所怀，深仁谦损，臣敢不奉承诏旨，庶以仰称尧禹不争不伐之心!』遂改撰以进上，乃颁行之。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诏撰进《诗》义，设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词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既承诏颁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所有经局改定诸篇，谨录新、旧本进呈。内虽旧本，今亦小有删改，并于新本略论所当删复之意。』诏安石并删定吕升卿所解《诗》序以闻。吕惠卿白上曰：『两日前，余中、叶唐懿来，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诗》义中等。昔与臣同进呈，安石以为忘之，当时只进呈《诗》序，令但用旧义耳。臣意以为未审，遣升卿往讯之，果然。升卿曰：「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安石怒曰：「安石为文岂如此?贤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旼所为，训诂亦不识。」臣甚怪之，而未谕其怒之意，此为人所间耳。臣之弟兄于安石，陛下所亮云云。』上曰：『安石无它意。经义只为三二十处训诂未安，今更不动序，只用旧义，亦无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转官受赐，于理何安?臣亦当夺官。』上曰：『岂有此理!』惠卿曰：『然纵朝廷不夺，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万世，恐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敕，无不经臣手者，何至今遽不可用，反以送练亨甫?臣虽不才，岂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须去位。』惠卿曰：『臣岂可以居此?』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诗·关雎义解》。诏并前改定诸《诗》序解付国子监，镂板施行。

置武学 熙宁五年六月乙亥，枢密院言：『仁宗时尝建武学，既而中辍，乞复之。』 庆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学，八月戊午罢之。 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凡使臣未参班，并门荫、草泽人。许召京朝官保任，试验人材、弓马。应试武举合格者，方许入学，给常膳，习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及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肄习。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三年无遗阙，与亲民或巡检。如至大使臣有失，两省或本路铃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与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仍差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初，枢密院修武举条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王安石恐入官太冗，兼近方学究但知诵书，及愚鲁不晓事废之，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取武艺又不难及，则向时为学究者，乃更应武举。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补于事?上曰：『朕亦语密院以墨义不可用。』至是垂进呈武举条制，乃悉从中书所定。 闰七月壬子，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学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生员及应者不过二三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发中的，或别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者，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三班使臣无赃罪及私罪情轻，仕族或草泽人无违负，亦听入学量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春、秋试。内舍生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不应格而晓术数、知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优等，悉取旨补上舍。武艺又进者，枢密院审察人材，旋加试用。 『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以下至『旋试用』，并以《选举志》增入。《实录》『武学言乞在学生员春、秋各一试』至『三十人为额』，及『三班使臣至五通为合格』，并系之八月八日。今并从本志入此。又《实录》六年八月一日与此相重，略有不同处，今两存之。 九月辛酉，诏武学士试大义十道，分两场，从御史刘孝孙请也。后试武举人亦如之。 六年八月壬戌朔，武学言：『春、秋试法，内舍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补上舍生。虽不应格，而能精晓术数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策优等，别取旨补上舍。武艺、策略累在下等者，复降外舍。上舍无过三十人，别斋增给食。如累试又优等及武艺进者，上枢密院审察人材试用。』从之。 十月戊寅，三班奉职种翊为右班殿直、閤门祗侯、武学教授。初，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常调官者，虽有法，试尤草略。至是命立新格，程其能否而进退之。翊弓马、策问皆入高等，特擢之。 七年二月，枢密院言：『武学补试生员，前此无立定时限。四方游士困于伺候，乞随在学上舍生，以春、秋二时引试，仍下进奏院遍行，庶使远方通知朝廷招豫之意。』从之。 八年正月甲寅，诏罢诸将参谋。初置三十将，许举武学生充参谋。谏官范百禄言：『边事未有机警，何用布衣参谋?徒长奔竞耳！』 三月庚申，中书言进士王致尧状：『伏睹条制，武学比科场开设。自来进士唱名后四五月间，始差官兵部锁试发解，以此致进士，同时差官锁试，欲依所请。』诏自今武举与进士同差官锁试。

五月丁卯，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壬午[6]，河北第八副将臧景言马射六事，诏景即武学召殿前马军司教押马军使臣，以所陈六事并下五路经略司及将官，依此教习。军马六事者，一日顺騌直射[7]，二日背射，三日盘马射，四日射亲，五日野战，六日轮弄。景各为说，以晓习射者。 七月丁亥[8]，诏武举人先试《孙》、〈吴》、〈六韬》大义共十道，为两场；次问时务边防策一道，与锁听人同考试[9]。马军司试弓马，差官监试。武举试格前后参错，至是始加裁定。 八月丁酉[10]，别试所言：『武举人试《孙》、《吴》、《六韬》大义，《六韬》本非完书，义理讹舛，无所考据。欲止于孙、吴书出义题。』从之。 十年六月癸未，诏武学教授以四百员为额。 元丰元年闰正月丁亥，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上所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诏送武学看详。其后武学言有可采，诏璋候武学教授有阙，试兵机、时务策各一道取裁。 六月癸丑，诏：『武学上舍生在学一年，不犯第二等过，委主判同学官保明免解，从上毋过二人。内于贡举法自应免解，及已该免解后，更又在学二年以上无殿罚，免阁试。』 六年四月壬申，诏宣德郎、武学博士蔡硕罢博士，专编修军器什物法度，仍支旧任职钱。先是，监察御史王相奏：『近武学补上内舍生，其博士蔡硕以修军器法制权罢职事，乞权差官考试。』 案：硕自元丰四年以兼编修除本学直日外，余悉不复总领已一年有余。且博士职专教导，而硕一月之间，诣学者不过七八。硕知力不能兼，当辞其一，而乃利其俸入不自祈免者，盖时兄确为宰相，而人莫敢让故也。如此，何以示天下?故有是命。

教阵法 熙宁五年五月丁未[11]，诏以泾原路蔡挺教阵队[12]，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先是，挺在泾原建勤武堂，诸将五日番上教阅，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力击刺状，十步而复以上。凡复位，皆闻金即退。骑兵亦五伍为列，四鼓而出之，射战盘马。先教前一日，将官点阅完补，及赴教，再阅之。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强者籍姓名为奇兵，隐于队中，遇用奇，则別为队出战。泾原路内外凡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皆马步兵各十阵，分左右，自第一至五，每阅一阵，此其大概也。上善其法，故颁焉。 六年五月庚戌，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三人为一小队，五人为一中队。赏罚候成序日取裁。 十二月己亥，上谓辅臣曰：『李靖团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为队，已令李浩试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于汉、魏，皆以五人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战死，押官执刀在后，即斩二人，恐不可。』庚辰，上复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吴者，以其粗见道故也。如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益粗能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以奇为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神故能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上善李靖结队法，召贾逵问之，逵以为非。诏中书、密院同议之，安石曰：『今但结三人为队，又结五人为伍。相搏执，以观其孰胜，则可用与否立见矣。』上乃令郭固与殿司各为一法，试其可否。上又论兵，以为：『能知阴阳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则尽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为阴阳五行所使。通阴阳五行之理，是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所为无不可者，何但兵而已！』丁亥，诏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二府讲求，而有是诏。 七年二月丙子，上批：『已降旨，令吕惠卿、曾孝宽比较三人、五人队法。可疾速比较，具事实以闻。』后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结为队法。 三月，上患诸将行军都无行阵之法。安石曰：『若要用兵，先须朝廷因古人之宜讨论法制，然后择将帅授之，兵乃可用。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击，殊无法制。人命至重，诚宜早计深虑。』 六月甲午，上论结队法，因叹州兵之难，以谓：『今人边臣晓知奇正之体者已自无人，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故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耳。』韩绛曰：『臣昔尝请置讲说之官，今欲令诸路帅臣各具战阵之法来上，取其所长，立以为法。』上可之，乃诏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采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 十月，上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遣近侍李宪付鄜延帅赵卨，俾讲求，推及诸路。诏卨曰：『阵法之详，已令宪面谕。今所图止是一小阵。卿其从容析问，宪必一一有说。然置阵法度，久失其传。今朕一旦据意所得，率尔为法，恐有未尽。宜无避忌，但具奏来。』继又诏卨曰：『近令李宪赍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付卿[13]，同详议施行可否。及因以团立将官更置阵[14]，想卿必深悉朝廷经画之意。如日近可以了当，宜令李宪赍赴阙。』于是卨奏：『臣伏详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并相依附。凡诸队头与贼相杀在右，傔旗急进相救。若左右傔旗被贼缠绕，以次行人进前相救。其进救人又被贼缠绕，以次后行人急须进救。其前行人被贼后行人不救者，押官、队头即斩之。今圣制：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队，九人为之；小队合三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傔，次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凡队内一人用命，二人应援；小队用命，中队应援；中队用命，大队应援。如逗挠观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队仰拥队军旅、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交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说虽与古同，而用法犹为精密。此盖陛下天锡勇智，不待学而能也。然而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长，即五十人而十长也。推之于百千万[15]，则为长者多，而统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为伍，属之比长；五伍为两，属之闾胥；四两为卒，属之族帅；五卒为旅，属之党正；五旅为帅，属之州长；五帅为军，属之命卿。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廂，四廂都指挥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亦昔之比长、闾胥、族帅、党正之任也。议者谓什伍之制于都法为便，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圣制焕然一新，稽之前闻，若合符节。盖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其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臣误蒙训谕，早暮以思，偶有所见，不敢不尽。』（据《兵志》四卷十月事附见，当考。) 八年二月戊寅，上批：『见校试七军营阵，以分数不齐，前后抵捂，难为施用。可令见校试，宜摭其可取者，草定入军法以闻。』初，诏枢密院：『按，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昉、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后又差枢密副都承百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震、逢原行视宽广处[16]，关殿前司差马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以步军副都指挥使为都大提举，诚一、宪为同提举，震、逢原参议公事，夏元象、臧景等为将，副部队将、勾当公事凡三十九人。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授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内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取战兵千九百人为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辎重每军九百，是为二千八百人。上谕李宪等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后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17]。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阵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军四厢，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本朝祖宗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惑，无一可取。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茅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之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故有是诏。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及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 九年四月己丑，上与辅臣论营阵法，以谓：『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如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夫心也，诸军则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其左则右救，攻其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兵何由败也?』 五月辛酉，诏：『诸保甲可依新除队法结队，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每一都给之一图。结队之法，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并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傔二人居左、右，执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选士也。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队中其械，或纯用一色，或杂用弓弩、刀斧、枪盾，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 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诏：『近分配殿前步军司标排手教头五十九人，可令逐司所管枪手，均选蹻捷轻健堪教之人，每名各教九人，令阮根往来巡视指教，贾逵、燕达按阅，候教成日，取旨引见。』后贾逵、燕达等言：『近降东南队法，五人为一小队：一人牌手，二人枪手，二人弩手[18]。五小队为一中队，两中队为一大队[19]。今阮根反以八人为一队，又减大排一增小排二，减弩一增弓二，与东南所用器仗不同。乞止依东南队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敌稍远，则施箭凿，近则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次第，右手执刀劈斫，庶与长兵相兼。』从之，仍令枪手兼习标。

六年二月己酉，诏燕达、王渊取一军合用人将按试营阵。先是，上亲以古兵法制九军营阵，凡出战下营，互变分合，作止进退，方圆尖直，肄习皆尽其妙，至是命燕达。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二月，殿前马步军司言：『准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乞依旧教阅御阵事，欲于教阵日与新阵相兼。』诏：『遇教阵，隔旦更互教习。所有元丰七年六月甲申指挥勿行。』先是，祖宗置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为五阵，遂罢教习御阵。至是，复以旧阵互教。

校勘记 [1]恐不能 原本无『恐』字，义不周。兹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2]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鲁史亡 原本『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4]教发 原本作『教及』，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5]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六补。 [6]壬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7]顺騌 原本『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8]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六补。 [9]锁厅 原本作『韬厅』，据《长编》卷二六六改。 [10]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七补。 [11]丁未 原本作『壬寅』，据《长编》卷二三三改。

[12]蔡挺 原本作『蔡提』，据《长编》卷二三三改。 [13]结队 原本作『结阵』，据前文及《长编》卷二五七改。 [14]团立 原本『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七补。 [15]百千 原本作『百十』，据《长编》卷二五七改。 [16]与震 原本脱『与』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17]圆阵 原本脱『圆』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18]二人弩手『二』，《长编》卷二四九作三。 [19]中队 原本脱『中』字，据《长编》卷一一九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

马政 治平四年十一月。先是，环庆经略李肃之、鄜延陆诜[1]、陕西制置李师锡并言：本路无系草官地[2]，又密迩西界，难以兴置马监。诏陕西监牧司广市善种，务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请于交城县置马监。诏比部员外郎崔台符相视，得汾州故牧地三千余顷，其千二百余顷民已租佃者，令人租以给寒月刍豆，乃从介请置监，自沙苑发牝马五百匹往交城。上谓文彦博曰：『马政未尽善，繇群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责成效。令中书择人充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骑兵。』遂以台符权群牧判官。台符，蒲阴人也。寻诏台符及刘航删修群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损删定，并奏取旨。 熙宁元年二月，群牧司言：『枢密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案：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马立万匹为额，匹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冰、安阳、东平七监地，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从之。 八月，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即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干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每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副使毌湜言[3]：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骚扰。宜从湜奏。』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例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余万给其用。 九月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官局。』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官各一员，以河南监牧并为孳生监，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璯，河北于大名府[4]，河南于河中府，后徙西京。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奏举按劾，仍不隶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于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 十月庚子朔，枢密院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共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远，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于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勾当公事，并理本资等，十数年后，岁考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桩以备买马。 十二月，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 三年五月庚戌[5]，群牧判官王诲《群牧司编敕》十二卷，行之。 十二月己卯，诏：『原、渭州、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余三分三釐均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初，三州军买马，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马，岁不下万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买马司于原、渭、德顺三州军，皆选良马，售以高价，于是券马法坏，类多死损，枉费钱帛。』故有是诏。 四年十月庚午，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言：『相度到诸班直诸军牧马，乞不下槽牧放，许民出租，请佃牧地，及合立条约等利害。』诏：『马自来年更不下槽牧放。其五个月合支草料，令三司速计置二内外班直诸军马，旧以夏初出牧，迄八月上槽。凡诸士之有马者，利其草粟之余与慊衣粮，举族护视之。及其出也，数马一圉人。出而未至牧与自牧而归者，常数日草粟无所给。方其在牧[6]，昼絷之于棚，不得卧休，夕就野而牧，卒有震雷风雨[7]，不知所在，有得之数十百里之外。雨潦霜露之不时，而感寒疾往往而斃者，十常三四，被病而归，死槽枥与纳换者不在数。圉人岁被榜罚者常以千数。又牧地多占良田，圉人侵扰闾里棚井，科率无宁岁，公私苦之，故命孝宽比较相度。及诏下，人以为便，计租人以补草粟，犹有羡云。其后上论牧事，王安石曰：『牧马每数千蕃息，辄复灾耗减。』吴充曰：『比以不下槽，故无耗。不然死者众矣。而论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补上槽刍秣之费。』安石曰：『以草地给耕者，则所收谷，非但官租而已。昔人用两石粟易一石粃，以养雁鹜，重食故也。今赋牧地与民耕，以广民食，则刍秣虽稍损于公家，不足惜。』充曰：『见租已可足刍秣九分之费，而未租之地尚多也。』 六年四月。先是，文彦博言：『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迢元绛、吴审礼、蔡确详定以闻。 五月甲辰，枢密使陈升之兼群牧制置使。

八月，翰林学士曾布等言：『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诏兵部行之。养马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有物力养马者户二匹，听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无过二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除袭盗贼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保甲马，即马主独赏之；社户马，半使社人赏之，岁一阅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自府界颁行焉。在五路者，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 十一月壬戌，上问养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若令洮河蕃部养马，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马，因地制宜焉。又蕃部以养马为业，极便利，所省钱计不少，而坊监地赋民，所收地利又不少。』上因论三代兵政以车马为急，安石曰：『今用车即不须用马，但以人挽车，省刍粮，无奔警，未必不胜用焉。譬如古用简册，今用纸，虽三代圣人复起，必不复用简册。恐以人挽车亦如此。』上曰：『车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圣人但随时制法，故用马耳。』 七年四月乙亥，废原武马监，淇水二监合为一。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 十二月甲申，王安石议废监牧。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察访使曾孝宽言：『庆历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乞检会施行。』户马法始于此。 四月戊寅[8]，三省、枢密进呈比扑马数。枢密院欲存牧监，又欲留监牧马，准备军行负驮。中书比扑，岁用三万贯买监牧所生马，数足而岁可省官钱五十三万贯。地利在民，尚不计数。凡牧监岁牧马二百余匹，五色额马，尽堪配军，亦止二百余匹。而中擘画熙河买马，未及十个月，比旧已增九十余匹。上令中书施行，而吴充固争，以为：『监牧不当废。若西北旅拒马不可买，中国如何得马?』上曰：『虽如此，牧马亦不济事。祖宗时，牧监但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可疑。』充曰：『向日认定驴牛，中书便云骚扰。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驮，岂不骚扰?』安石曰：『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须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且无驴牛之人，须被配率出钱，此所以为骚扰。今中书计算，若遇要驴时，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时，定后更不收一钱。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养马以待用，可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假令括买，亦不为亏损百姓，此所以异于预认。』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马皆生梗，岂可负驮也?』庚辰，上批：『河东马军多而马不足，妨废教阅人。既未可顿减，遂不给马，则一路全阙兵，缓急小有边事，从何调发?兼今计较所省钱粮不多，且可仍旧。』己丑，诏沙苑监隶群牧司，余八监及河南[9]、北两监牧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余匹，堪给马铺[10]，两监牧岁费及所占牧地，约收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以牧地租给市易务茶本钱，余寄常平籍出息，以给售马之直。 元丰三年正月辛卯，群牧司言：『收废监租课等钱共百一十六万缗有奇。』诏群牧使韩缜、副使张诚一并赐银、绢各三百余，共赐钱五千缗，令枢密院均给官吏。 四年七月己丑[11]，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所用钱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买数不多。欲专以茶博买马，以采帛博买粮谷[12]。及以茶马并为一司，令臣具经久利害。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自事局既分，近岁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实为职务相济。』从之，仍以茂恂专提举买马监牧兼同提举茶场。其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言许杂买。 六年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为政。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併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七月壬申，知延州刘昌祚言：『乞量减监牧司年额马，教增买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从之。仍于河中府第八将下左右番增置马军三指挥，于诸将步军额除之。昌祚言：『军事之先，莫如马政。人虽千百，可招呼而集。马虽数十，宁可容易而得?须是素养有备，乃可应敌。加以鄜延比之诸路，非产马之地，难以畜牧。永乐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时牧养几日，费用几何，能集是数?以累岁不赀之用，乃失于顷刻之间，宁不惜哉！欲谓人强马壮，若能如此，可谓两全。傥或强弱不齐，适足为累。故驰逐应急反胜，非马不能。今监司所赋，率低小病患，不应格式。乞预支缗钱，委逐将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得旨，特许行鄜延一路。 《兵志》云：七月，知延州刘昌祚请减监牧司年额马，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留苑监捧日马为马种。从之。留马种在九月十三日。 八月甲申，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言：『已遣官诣诸路选买牝牡马上京，乞诸路专责监司一员提举。』从之。『令诸路差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于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指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当具所见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协力奉行。』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也。

七年二月丁丑[13]。先是，提点京东路刑狱霍翔言：『齐、淄等州，民号多马。禹城一县，养马三千，牝马居三之二[14]。臣近因巡历，密案视民养马，虽土产者，骨格亦高大，可备驰突之用。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与西马无异。虽民间比宫中养马所费刍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则无以为劝，缘民之所免者，在于文移折变、舂夫贼盗、敷出赏钱、保正保副、大小保长、催税甲头、保丁巡宿十事。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县劝谕，愿养马之家已应募者，计马四百四十八，牡马二百六十三，牝马百八十三，然未见所免之利，而愿养者已多。乞应诸路乡村户，不拘等第高下，如愿养马，并许自陈。除依条分番教阅，及觉察同保违犯，并勾集追捕贼盗外，与免十事。内有田五顷，许养马一匹；五顷以上二匹；十顷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养马之限。其牝马须四尺二寸以上[15]，牡马四尺三寸以上[16]。大县无过五百匹，许养牝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验当日放散外，更余约束，一依朝廷追降民马指挥。』上批送吴居厚相度。居厚言：『马政实为国家大务，其次莫如财利。民之安平，又无若制御盗贼。今转运军须年计，大半出于折变之物，稍有侵耗，即无从补助。自保甲之法行于诸路，其正、副尽得一乡材武之士，几察贼盗，所在衰减。今募民养马之法，若与免大小保长支移[17]、催税甲头、舂夫贼盗敷出赏钱[18]、保丁巡宿十事，实便公私，可施行。』手诏三省、枢密院进议京东西保甲、养马事，以谓：『当留俟两路使者，以决可否。推朝廷大政，庙堂之上，令所自出。若恃心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措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所见官具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力，协力奉行。』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之。 霍翔二年八月除京东路宪[19]，六年十月徙成都，七年二月十三日，提举京东保马。旧录载霍翔奏及手诏，并于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今附八月丁丑。又疑手诏不在五年，当是，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也。 五月辛酉，提举京东保马霍翔言：『买马法无过八岁，及十五岁，给公据斥卖。窃以牡马十岁方壮，牝马十七岁犹生驹。乞许买十岁以下牡马、十三岁以下牝马。』丙申，中书省言：『熙宁二年，天下应在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匹。』诏兵部取索内外马数，比较以闻。 十二月甲申，知成都府吕大防言：『欲编排四尺二寸以上马百匹进呈。如堪配军，即乞依此收买。』从之。

军器监 熙宁六年六月己亥，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具所总摄，并依将作，仍以吕惠卿、曾孝宽为判监。所置官属，令逐官奏举。军器旧领于三司冑案，三司事丛，判案者又数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监，而废冑案焉。先是，上语辅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须预具之。』上乃议置监，设官提举。翌日，遂有是命。 七月甲寅，置内弓箭南库，储御前所制军器，仍别差官提举。 八月庚寅，判军器监吕惠卿言：『乞拨三司胄案吏赴本监及东、西八作司，广备指挥兵级，本监与提举司、将作监等同统领。』从之。仍诏广备指挥专隶军器监。 十一月丙午，诏军器监以殿前马军司所相度鞍辔样，计在京诸军马数造给。初，马军用大鞍，不便野战。是日，上始以边样皮鞔小鞍，用本鞍长缰回旋转射，得尽驰骤之技，仍选边人习骑者隶诸军后。上批：『昨降鞍样，虑数多，计置未集。闻诸军亦有私鞍，大约及新样。若能自置，即给价钱。』 十二月丁亥，诏同管勾都水监丞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定样，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三府讲求，而有是诏。壬辰，军器监言：『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七年正月，判军器监吕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诏送殿前马步军司定夺。又上编成弓式。初，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河北犹甚。至是，所制兵械皆精利。其后，遂诏赍新造军器付诸路作院为式，遣官分谕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习用器械故，谋及殿前马步军司。然臣体问逐司，每准朝廷送下定夺事件，只是取责军校文状同奏，非独专持旧说，不青改更。又其智虑，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陈，非己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尝考其说之当否，遂从而寝。荀卿以谓「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工师。有人焉，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于道者为然。」乞从本监奏，乞就一司同议。』上由是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皆以为便而施行焉。 二月庚辰，诏军器监除依新样造兵车外，仍巧以牛皮为行毡[20]，木制车上蔽尘之物，临时因民车使用。 五月庚戌[21]，诏入内供奉官卫端之追两官，免勒停[22]；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黥面，配京西牢城。端之被差看验弓弩，不堪修者折剥。乃以杂色弓三十五万余张赴折剥所，内角面十二万可修，计实费钱七千余贯，犯在疏决前。上曰：『是可以弗惩乎?』特黜之。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减磨勘四年，至是坐枉费得罪。 《吕惠卿家传》：惠卿判军器监，时禁中亦置造作所。中官卫端之编排弓枪库杂色弓七十余万张，其当毁者四十九万张，已毁十七矣。惠卿遣属官李稷诣诸库覆视之，得其以良为恶而未毁者十余万，请复存之。案：端之得罪时，惠卿已执政矣。或是惠卿先发端之罪，及执政，乃行罚也。《家传》又以端之得罪后遣郝质诣军器监。前郝质诣监已附正月十三日，更须详考之。 九月丙午，内出敌楼样送军器监，颁降修制。 十一月乙未朔，上批：『累降指挥，令军器监具可用战车制度奏闻，至今未见将上。宜令速详定进呈。』

八年四月甲子，上批：『军器监初造军器，样制虽多，未应所用，朝廷间有需索，多无见在。可令计定河北三处合用名件，所阙少数制造；其无用者，毋得妄费财力。』 十月辛亥，军器监言：『造将下鞍辔五千副，乞下河东等路采买生曲材造鞍桥。』上批：『合材已自坚牢堪用，不须枉费财物，可罢采买。』 十年四月丙申，诏军器监置主簿及勾当公事官各一员，丞、主簿互差。从判监范子奇请也。 十一月丙辰，军器监言：『天下军器，今五路已编排完，其余诸路，欲令随州郡大小次第编排，以五千人至千人为额，从本监量定年限，于都作院修选，委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检点。』从之。 元丰元年八月甲寅，军器监奏：『请将官兵皮甲以生白丝染红，代犛牛尾为沥水。』上批：『丝可惜，宜用他毛代之。』 二年十月，诏军器监出黑木风羽、红木风羽、白木四风羽弩箭总百三十万赐开封府界、京东西将下各五万。 四年七月甲辰，泾原路经略司言：『近准朝旨修渭州城，置炮台已毕，防城战具，止有大小合蝉床子等弩。案：《武经总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余步，用一枪三剑。箭最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军器监，给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样造，以备急用。』军器监言：『每座重千余斤，难运致。乞图其样付本路作院。』从之。 五年六月丁巳，军器监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万，河北无竹笴，乞依定州用桦木笴。』从之。 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都所造军器动以万计，虽广求制样，尚恐未殚众善，或不适用，徒费工力。闻鄜延路经略使刘昌祚屡谙战斗，精于骑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马承受霍丙、谕昌祚，令具所习用马步战器，并具系士卒御贼可用利械，入递进呈。』 九月丁巳，上批付刘昌祚：『得所进器械具悉。今于京师见作军仗，赐卿金线乌梢弓十、神臂弓二、将官甲马军甲偏挨甲各一、斧合竹马枪马军力步人刀各五、栾竹步人排刀各一、标二、透蝎尾马黄弩桩一，以备出入。卿更省阅，具便否以闻。』 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军器监，创造床子大弓二张，强于神臂弓，独辕弩较之九牛弩尤为轻便，用人至少，射远而深，可以御敌。』诏工部、军器监管军官同比试以闻。 十二月，奉议郎、编修军器什物法制蔡硕为军器少监。上批：『硕于器械工作程式极为究心，颇臻智巧。』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五月庚子，专一制作军器所隶军器监（注文详见《浚汴河》）。

试刑法置律学等附 熙宁元年秋七月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罪，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继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强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 二年八月乙未朔，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吕公著等定按问欲举如王安石议。诏依所定。于是审刑、大理寺官齐恢、王元师、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不当，中丞吕诲与诸御史亦皆论谋杀不当用首法。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者而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会富弼入相，上令弼议，而又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与也。癸卯，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法谋杀刑名被劾。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乞赦刘述等。』不报。己巳，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力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蕲州。先是，昌龄言：『臣累论辨谋杀之法非是。』遂贬。 二年三月丙辰，诏审判、大理、刑部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仍逐任理本资序。其支赐都数，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及驳正刑名，分三等第给之。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余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如无人举试，但历任有举主二人，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皆听乞试。试日，许赍所习文字就试，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取旧断案内挑揀罪犯攒合力案，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议五道。其所断案，具铺陈合用条贯，如刑名疑虑，即于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为合格。其考试关防，并如试诸科法。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又不可不尽理。』上曰：『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也。』于是定议降诏。试法官盖始此。 六月辛巳，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嘉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九月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具考试官法。 六年三月丁卯，诏：『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注官。如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候二年注官。曾应明法举人，遇科场愿试断案格，排于本科本等人之上。』己巳，诏：『自今试法官断案刑名，约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四月甲戌，以朝集院为律学，赐钱万五千缗，于开封府界检校库出息，以助给养生员。置教授四员。请给人从，视国子监直讲命官。举人并许入学试，中官给食。每月公试一、私试三，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三事至五事。戊戌，诏：『比详应明法举人，止愿依法官条例断案大义者，听如合格，仍编排在本等人之上。今定所试场第及考校样行之，仍改先降指挥明法为诸科。如敢冒应诸科人名试法，许人陈告，赏钱百千，同保人永停取应。』 七年十月壬子，中书言：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岁限二月八日以前于流内铨投状，试断案二道，或律令大义五道，或义三道，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试，第为三等申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人优等者，依判司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及三年与注官，即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亦不免选。』（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八年闰四月，诏：『试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余循资堂除差遣免试。其京朝官即比类推恩。』 八月壬子，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又命谔，监制敕库。谔，邵武人，即举进士，试法中第一，故以此授之。制敕库用士人自谔始。 七月，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令大义、断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至是，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言：『进士高科任签判、两使职官，通与一州之事，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今朝廷推恩虽厚，而应者尚少，又独优高科不令就试，则人不以试法为荣。滋失劝奖之意。』故有是诏。

十年五月丁丑，诏使臣换文资，试律令大义十道，以八通为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并为合格，中书取旨。 元丰元年八月壬子，诏自今科场考试刑法官，并中书差官。 五年十二月丙子，诏：『诸承议郎以上及幕职州县官并未入官人，历任无私罪徒及入已赃、失人死罪并勒停冲替后已经一任者[23]，许试刑法。无人奉举，听于吏部及所在官司投状乞试。见在外任官及授黄河地分见阙者不许就试。诸举官试刑法者，尚书刑部官、大理长贰岁各十人，侍从、三省、六曹、御史、开封府推官及监司各七人。』 六年四月壬戌，国子司业朱服言：『相度入律学命官，公试律学、断案，考中第一人，乞许依吏部试法与注官。其太学生或精于律义、断案，就律学公试中第一，与比私试第二等注籍。』从之。 元祐三年三月甲子，吏部尚书苏颂等状：『看详试刑法人，自来每年春、秋两试，准敕秋试已罢，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试。若依条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阙日限，显是枉烦。欲乞将试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试，其试人限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阙，免致逐旋申烦朝廷立限。若立此法，亦令试人每年预知其试，依限赴阙。』从之。

论肉刑 熙宁二年五月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支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可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人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 九月，上谕枢密院：沙门岛罪人数多，及广南编配罪人，多即窜还，令与中书别议立法，且欲复行肉刑。吕公弼以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为然。绛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况尧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论，不适时变。自汉文感一妇人之言罢肉刑，而天下归仁，逮今千余年。一旦用之，必骇四海观听。况古虽有肉刑之法，在尧舜之世，亦未尝行之。《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之世，用流以宽五刑也。若四凶者止于流，则五刑无所施焉。臣愿陛下上法尧舜，下体汉文，无取迂儒好古之论。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臣愿审择守臣，宣布惠爱，使民各得其所，则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骇而动，后虽欲全抚之，未易安也。』上纳之。 三年八月，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初，删定编敕官曾布上《肉刑议》，上问执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布始为编敕删定官，即言：『立法必本于律，律所未安，不加刊正，而独欲整齐号令，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因乞先刊正律文。诏布条析具上。布言《律疏议》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删除外，凡驳其舛错乖缪百事，为三卷上之。诏布如有未便，续条析以闻。 司马光云：布素为王安石所厚，使改定律文，不知究竟如何。当考。 元丰元年九月。上初即位，韩绛即建议复肉刑，至是，复诏执政议。知枢密院吕公著以为：『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狱繁，肉刑不可复，将有踊贵屣贱之讥。』吴充议复置圜土，众以为难行。王珪欲取开封死罪囚，试以劓、刖，公著曰：『刖而不死，则肉刑遂行矣。』议竟得寝。 五年七月壬午，诏罢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自今每岁一次。本寺以见在案尽断绝，上中书取旨。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废。夫人受形于天，以法坏之，故谓之肉刑。扬子曰：「肉刑之刑，刑也。」周穆王训刑，大则五刑，次则五宥，又次则赎，凡十五等，轻重有伦。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弊，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恃，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

增吏禄 熙宁三年八月癸未，上批：『闻在京诸班直并诸军所请月粮，例皆斗数不足。内出军家口亏减尤甚，请领之际，仓界斗级、守门人等过有乞取侵剋，甚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宜自今每石实支十斗。其仓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级人等禄赐，告补关防，乞取条令，三司速详定以闻。』先是，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是诏，且命三司条具。于是三司言：『主典役人岁增禄为二十万四千余缗，丐取一钱以上，以违制论，仍以钱五十千赏告者，会赦不原。』中书谓：『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当。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脏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加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为首者依上条内，合配沙门岛者，配广南牢城。仍许人陈告。犯人该徒，给赏钱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门岛三百千。若系公人，给赏外更转一资。以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从之。 四年正月辛亥，诏三司应卖扑酒麴诸坊场钱，每千纳税钱五十，仍别封桩以禄吏。 五年五月癸未，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财者，以仓法论。 六年四月戊戌，诏裁定在京诸司吏请给。先是，吏禄各有定式，后以兼局，增茶汤、纸笔等钱，侥倖相因，略无限制，而枢密院有言，故降是诏。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陕西，又往湖南、北两路溪洞，又如中书检正吏，皆一人兼两人文字。若不许兼请，即谁肯任劳责者?既是官有两局，若不许兼，止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勾当处，且令日食不足耳。』上曰：『一人兼五人处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员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无一员官兼五六处差遣者，即岂有兼五七局之吏?』上乃追前诏寝之。 七月丙寅，诏枢密院减书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钱二千，书令史五千，春、冬各绢五匹，以汰冗养廉也。 十二月壬申，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禄，除旧请外，岁支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诏以熙宁四年后坊场税钱拨还，不足则以市易司市例等钱补之。仍令提举帐司岁考支收数上中书。时内自政府百司，外及监司、诸州胥吏皆赋以禄，谓之仓法。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场、河渡、市例免行后剩息钱等，而今县官岁入财用，初无少损，且民不加赋，而吏禄以给焉。乙酉，中书言：『增开封府等处吏禄，以行重法。』上曰：『异时吏不赋禄而受赇，辄被重劾。今朝廷赋禄而责人，可谓忠恕矣。』 八年闰四月癸巳，权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禄，行河仓法，盖欲革绝私弊。今闻却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经隔月日，方受财物者，宜为防禁。』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使质当为名受财者，告赏刑名，论如仓法。 十二月。自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行重法，以绝请托之弊。其年，京师诸司支吏禄钱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奇。及沈括为三司使，当熙宁八年，其年支吏禄凡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奇。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云。 元丰六年正月，诏户部尚书安焘同本部郎官立省、曹、寺、监新旧吏禄云。

校勘记 [1]陆诜 原本作『陛诜』，据《长编》卷二及《宋史·陆诜传》改。 [2]系草 原本『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补。 [3]毌湜 原本『毌』字作墨丁，《长编拾补》亦漏辑此条。据文同《丹渊集》卷三九《毌公墓志铭》补。 [4]大名府 原本作『大明府』，据《长编拾补》卷三下改。 [5]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在牧 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七补。 [7]风雨 《长编》卷二二七作『风逸』，似是。风逸者，谓因牝牡相诱而脱逸也。 [8]戊寅 原本作『癸酉』，据《长编》卷二六二改。 [9]八监 原本作『十监』，据《长编》卷二六二改。 [10]堪 原本作『匹堪』，据《长编》卷二六二删『余』字。 [11]己丑 原本作『丁亥』，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12]自『买粮谷』以下数页，错简而致颠乱特甚，兹据其本来顺序及参《长编》，尽数纠正复原，谨此说明，以下至『《军器监》』章，不另出校。 [13]丁丑 原本作『丙子』，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4]牝马 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5]牝马 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6]牡马 原本作『牝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7]保长 原本作『保甲』，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8]敷出 原本作『赋出』，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9]二年 原本作『三年』，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20]仍巧以 《长编》卷二五○作『仍以』，无『巧』字。 [22]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23]勒停 原本作『鞍停』，据《长编》卷二五三改。 [24]冲替 原本『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钱积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償之。 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 三年七月辛丑，遣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也。其后忱等奏至，多与向议协，乃诏行之。 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误也。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因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 八月戊辰，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九月壬戌。是时关中钱法弊，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而大钱少不足用[1]，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而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有司尽纳伪钱，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一年可竞。又请改铸所买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铜钱相易，皆非便，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勿废旧通行钱，选官库恶钱，同所买改铸之，小变其蹻为「熙宁重宝」。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蹻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旦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众议不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2]。 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见管私铸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鄜、耀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先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一切禁断通旧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惟揀缺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3]，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至是，转运司条具来上，故有是诏。

三月丁酉。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 九月庚午，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监焉。后赐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巳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止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又言有诉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府、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何利?』上又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闻钱币之用，古者或谓之泉，欲其通流而无滞；或谓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敢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二三年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揀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通流之利。且约宫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铸大钱，欲乞且依旧额，今后如有添铸，乞除陕西、河北、河东外，诸路并铸小钱。』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十二月甲辰，诏铸钱司并以『元丰通宝』为文。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若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得收息，入茶场司足用外，限一年拨还本钱。』从之。仍令铸本路见使钱。 七年六月丙子，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仍命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置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仍止三司额外出钞。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 十年二月戊申[4]，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芻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贴纳之法[5]，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买，其全席盐，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池。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澶、濮等州。是岁，乃诏三司言：『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及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分，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令通商，及为外来小盐侵夺，贩卖不行，合依旧官自出卖，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十一县，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即著为足法；若相远，或趁办年额不敷，即依旧官卖。』从之。先是，张景温提举卖盐，颇增盐价，民不肯买，则课民日买之，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者，重赏募入告，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食不尽者、留宿者同私盐法，民间骚怨。盐钞每席旧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诏与三司议之。沈括在三司，虽不能夺公弼议，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孟、陕、同、华、卫六州府通商。』而中书讫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于是诏许、孟、陕、同、华、河中六州府、陈留等十一县通商，余官卖犹如故云。 元丰二年正月丙申，上谓辅臣曰：『向以陕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钞加贱，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本欲收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后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王珪曰：『利不百[6]，不变法。』上曰：『大抵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洪羊、唐之刘晏，其才智仅能推行，况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经始，所当重谨，虽少年所不快意，然于国计甚便，始静以待之。』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7]。先是，章惇察访湖南盐[8]，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奏乞广盐于江西。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至是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有常数，人苦淡食，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无赖奸民冒利犯禁，习以盗贩为业。已与两路监司会议立法，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于虔州，以七百万斤为年额，百万斤为准备。南安军以百二十万斤为年额，三十万斤为准备。均虔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余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不害淮盐旧法，而可通广盐。』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辅具江西[9]、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从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谊又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章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日钱久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 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修为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言：『欲依此推行，候就绪，令本路转运、提举官同立法。』从之。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监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朝议未决，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戎界小井犹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帝悦，其议遂寝，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千万席。 九年十一月己卯[10]，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自来不禁贩易。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及闭本路卓筒井，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险不能续运，致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止绝，勿闭卓筒井，但禁此后毋得创开；罢官运解盐；商贩人川听如旧。』其后，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11]，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获利无多矣。』吴充曰：『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亦不为少。茶法因用兵而坏，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钞至京师，或使钱银绸绢，或香药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立定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苟足课额，商人得之，往往折阅。又法数变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坏。如边鄙无事，法令不为小利轻变，自无不行之法。』 《食货志》云：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嘉祐初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则主于扰民。熙宁四年，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也。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计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稼，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犹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滞积。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佐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雇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几，盐法复难行，罢佐、宗闵，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与官场，更严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元丰十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权陕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李稷没于王事。按：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12]，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赐之土田。』又言：『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阶州系禁地，见有博马及卖茶场；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龙州界亦系相连。乞以文、龙二州并为禁地。』又言：『永兴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带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伪造末茶，其价高贵，陕西之民，良以为苦。乞计置川路余羡茶货，编入陕西路诸州军出卖，并依秦凤等路禁茶地分条贯施行。』又言：『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常患物货留滞，不免贱人贵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买茶都场，随宜增价出卖，及博易诸般物货，却行变转。其所增利息，并依川路卖食茶及陕西博易条施行。』诏并依师闵所奏，李稷赐棣州官田十顷。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后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为百万。 《食货志》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增广茶法，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熙宁七年，税息钱四十万缗。诏定以百万缗为岁额，除充它官经费外，并储陕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马。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十月辛卯，提举茶场陆师闵言：『每岁所取息税，以百万缗为额，除应副别司年额外，并于陕西等路封桩，以待诏用。』从之。师闵又言：『准朝旨增广茶法，自措置以来，以所起茶数及见卖价约息，税钱无虑四十万缗。而金州所置三场，收息亦当不下六七十万缗。』诏候及一年，奏取指挥。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比者贾种民重立茶场法，并用年终额外增剩，依江、湖、淮、浙六路卖盐条支赏。其立额并其余增亏比较赏罚，并依课利场务法茶场司专条，更不用管勾官赏罚，减盐官之半，而不给赏。窃详本司之法，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如盐酒之类，皆以本息通立额，而本司但以净利为额。今贾种民之法，须当用去息别立租额，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租额，增则受赏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粗额则受罚，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诏茶场司并用旧条，其户部议法不当，尚书李承之、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户部及都省吏各罚铜有差。 师闵云贾种民立法，而种民独免罚，当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言：『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行之陕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东生聚之众，惟茶不可一日阙。若视陕右成法，而归利于公上，度两路岁费之数，置官场于荆楚间和市，岁计运致两路，率用陕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积，以助边费。』诏师闵条具以闻。寻下两路具到合用茶数，及进呈，诏寝之。 朱本删去云：『不行，合删。』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没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书省言：『元丰二年，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后陆师闵奏自立额，后连岁增羡。乞自七年以百万缗为额，未知虚实。』诏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额后至六年所收息税有无增剩及支费数以闻。

周直孙等措置在京酒麴京东路附 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13]：『在京麴院，自来酒户沽卖不常，难及初额[14]。累经更张，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于麴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折其利。为今之法，宜减其数，增其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苦，而官额不亏矣。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闰年，则添踏十五万斤。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约计钱三十七万；今额一百八十万斤，计钱三十六万。三年一闰，十五万斤，计三万贯，又减小麦万余石[15]，及人工并无，不亏元额钱数。况免赊麴酒户纳小官钱、借债契书、公私费用，不过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无余，官物无积。况国初麴价，钱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始减五十。』并具到酒户情愿事件，从之。 元丰元年正月辛末，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钱，于年额减麴三十万斤，遇闰年、增造万斤均给。从之。 二年八月戊申，诏：『在京卖麴，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五十，候卖及旧额，复旧价。』京师麴法，自熙宁四年定以一百八十万为岁额，斤钱二百，后多不偿。及减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犹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孙同三司讲究利害，乃请减麴额为百二十万斤。斤为钱三百，均给七十店，令月输钱，周岁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为天章阁待制、京东都转运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丰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终，酒税课利，比元丰二年前任官内租额增百七十九万五千余缗。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税额亏二十一万。』

校勘记 [1]而大钱少不足用 原本阙『而大钱』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一一五六补。 [2]相度 原本阙『相』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3]增圆 原本『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补。 [4]二月戊申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八○补。 [5]贴纳 原本作『加纳』，据《长编》卷二八○补。 [6]不百 原本『百』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六补。 [7]戊子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8]湖南盐 原本『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9]江西 原本衍一『府』字，据《长编》卷三一一删。 [10]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11]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12]百费 原本作『百卖』，据《长编》卷二三四改。 [13]周直孺 原本作『周直孙』，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14]难及初额 原本作『难以□额』，据《长编》卷二二四改补。 [15]小麦 原本作『少麦』，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七 神宗皇帝

州县废复分路附 熙宁元年五月，废庆成军入荣河，置军使，隶河中。 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据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于是废庆成军，又废升平县。按：废升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纪亦不载上语。 六月，废随州光化县。 七月，废冀州枣强县、富顺监富顺县并为镇。 三年正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 九月，废洺州曲周县。 四年六月，废绵州西昌县入龙安、神泉，象州武化县、同州夏阳县为镇。 七月，废窦州为信宜县，隶高州；合州赤水县为镇。 八月，废横州永定县入宁浦，桂州修仁、永宁入荔浦。 九月，废南仪州，以岑溪县隶藤州。 十月，废汉阳军为汉阳县，汉川县为镇，并隶鄂州；省恩州清阳县入清河，又省庆州华池、乐蟠二县置合水县。

十一月，改吉州万安县为镇。 十二月丙子，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又废汝州龙兴县为镇，省琼州舍城县入琼山县，镇戎军安边堡入开远堡。 五年正月，废北京来济县、沧州饶安县为镇，忠州桂溪县入垫江。 二月己卯，废蓬州良山县、巴州其章县、邛州临溪县、嘉州平羌县并为镇。 三月，废壁州白石、符阳二县入巴州通江。 四月戊寅，废集州为难江县，隶巴州。 五月，废慈州为吉乡军，隶隰州；省交城县为镇入吉乡，省乡宁县，析其地入晋、绛二州；废涟水、高邮军为县，以涟水隶楚州，高邮隶扬州；剑门关、剑门县复隶剑州；废忻州定襄县入秀容，潞州黎城县入潞城；省相州邺县、赵州赞皇、柏乡二县、汾州孝义县、归州兴山县为镇。 六月，废兖州邹县、邢州任县为镇，入仙源、南和。 七月，废扬州广陵县入江都。 闰七月，废延州金明县为寨，丰林县为镇，广州信安县入儋州新兴。 八月辛巳，废郑州，以管城、新定二县隶开封府；省原武县为镇入阳武；荥阳、荥泽二县为镇入管城；废滑州，以白马、韦城、胙城三县并隶开封府。先是，判司农寺曾布过郑，以吏民乞废州状奏闻，乃下京西相度。转运使吴几复等奏：『废郑为县，罢采役支费，实宽民力。兼审问吏民，实皆乐从。』而滑州亦以状言：『本州自天禧河决后，市肆寂寥，地土浅薄，河上差科频数，民力凋弊。愿府界与郑俱力畿邑为便，且庶几王畿四至地理、形势相等。』已而上又问执政曰：『闻郑人不以废州为便。然否?』王安石进曰：『此乃郑民吏自乞，又属王畿，则诸事优便，所省钱一岁几十万缗，省州官十余员，郑州州役省四百余人。』己亥，诏以京西路分南、北两路，襄、邓、随、房、金、均、唐八州为南路，西京、许、孟、陈、蔡、汝、颍七州、信阳军为北路。甲辰，废杭州南新县为镇；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州。 九月丁卯，诏以淮南路分东、西两路，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为东路，寿、庐、蕲、和、舒、濠、光、黄八州、无为军为西路。废蒙州为立山县，隶昭州；成都府犀浦县、成德军灵寿县、雅州百丈县、剑州临津县为镇。

十月，废仪州为华亭县，及安化、崇信隶渭州；乾州为奉天县，隶京兆；永康军为寨，导江县隶彭州，青城县隶蜀州。 十一月，废陵州为陵井监，以贵平籍县为镇，隶成都府。 十二月，废梓州永泰县、绵州西昌县为镇。 六年正月，置潭州安化县，升七星寨为镇。 二月，废果州流溪县为镇。 五月，废复州为景陵县，隶安州，仍以玉沙县为镇，隶江陵府监利县；省施州永兴寨置夷平寨。 六月，废荆门军，以长林、当阳两县并隶江陵府建宁县为镇。 七月乙丑，诏：『河北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司所部广远，宜分为两路，以滨、棣、德、恩、冀、沧、瀛、雄、澶、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宁、永静为东路，怀、卫、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赵州、真定府、安肃、广信、顺安、永宁军为西路。』庚午，河北路察访司言：『乞省并真定府井陉等二十八县，减官七十六员，及役人三千二百二十七人。』从之。 七月十三县，八月三县，九月七县，十二月五县，共二十七县。陈瓘《尊尧集》序云：『安石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云云。』 废陕州硖石、赵州隆平、磁州昭德、沧州临津、德州德平、乾宁军乾宁、卫州卫、新乡邢州尧山、平乡、怀州修武、武德、瀛州东城、景城、江陵府枝江县并为镇。 八月，李宜之请废保定军为县，遣官相视，而众人军卫乞留军额甚哗。宜之以为官吏故纵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为用，若如此不治，后不可用。』官吏有坐不能禁约者。及责，保定军卒不废。置明州昌国县；废澶州顿邱县入清丰；莫州长丰县为镇，并废鄚县；春州为阳春县，及以铜陵县隶南恩州。 九月，废真定府井陉、河中府府永济、滨州招安、相州永和、祁州深泽、冀州新河、陈州南顿县并为镇。

十月，废梅州入程乡县，隶潮州；省熙州马騌寨。 十一月丁卯，废儋州为昌化军，崖州为朱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以昌化感恩、陵水、宁远、吉阳及华州渭南县并为镇；信州永丰镇为县；置熙州狄道、河州袍罕县。 十二月，废金州平利、洺州临洺、顺安军高阳、大名府、大名、洹水、经成县并为镇；渭州置制胜关及安化县，以旧县为镇。 七年二月，割秦州大潭、长道三县隶岷州，白石镇隶长道；废辽州八违山县，隶平定军；废平城、和顺、榆杜三县；丹州云岩、渝州南川、鄜州三川并为镇。 四月壬辰，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生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乞以浙东、浙西及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官六员分为两路，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为浙西路，置转运、提举于杭州，提点刑狱于润州；越、明、婺、温、台、衢、处七州为浙东路，置转运、提举于越州，提点刑狱于温州。』从之。 朱本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相度，至九年三月，仍诏分路，合并入九年。按：七年九月十二日丁亥[1]，勿复分路。诏则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从沈括所请矣。朱本考之不详，遽削去。今依墨本，仍具本月日。然墨本既于此载沈括云云，又于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载之，亦误也。今止于此详载，削去彼书。新本考异殊不辨诘，但依朱本，盖疏略耳。 甲午，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先是，邓润甫等乞分为两路，财赋、金谷并令通融移用。至是，下京东监司相度，如润甫所请。 新纪系此事于八年正月丙午，误也。五年八月已亥，已分京西。 五月，复宪州，从知太原府刘庠所请也。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九月，诏：『日者分两浙为东、西路，今有司言供亿钱谷多在浙西计置，及水利事尽在苏、秀等州，分之必至阙事，其毋复分路。』 分路在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朱本削去，墨本误也。其复分路在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

八年二月辛卯，废羁縻怀远军古阳县为怀远寨，述昆县为镇，省镇宁州礼丹县入环州思恩县，并隶宜州。废沅州招谕县及锦州寨入麻阳。 闰四月，废秦州定远、绥远二寨为镇，隶陇州。 七月，复置真定府井陉县，徙治天威军，县治置军使；复河南府偃师镇为县，废缑氏县为镇。 八月，割昭州龙平县隶梧州，废永州零陵寨。 十一月，割渝州隆化县隶南平军。 十二月，复云安军云安监[2]，置舒州同安监。改秦州??穰寨为堡[3]，废真定府灵寿县、延州延水县、陇州陇西寨并为镇。 九年四月己酉，复导江县为永康军，以武城为军使，兼知县事，仍属彭州。以上批『永康军正控西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欠弹压，可令复旧』故也。 五月丙寅，诏复分两浙为二路。初，从沈括分路之请，不半岁复合之。于是复分。明年五月，复有诏合为一路。盖以财赋不可分，又已责监司分定巡历诸州县，岁遍可也。 初复在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复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复分，十年五月复合。今附此。 十二月庚戌，即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 十年正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唐义问言：『北路近年废荆门军为长林县，以隶江陵府。此军控制巴蜀，备防百越。今以为县，城郭不完，屯兵减少，不足以控制要会。乞复建军。』诏荆湖北路监司相度以闻，既而不行。 四月丁未，复冀州枣强、武邑二镇为县；名泸州小溪口新寨曰武宁。

八月己亥，吕温卿言：『河北分为东、西路，其于监司巡按甚便。至于通融移用之法，则不能无害。如东路出丝绵绸绢，西路饶材木铁炭，而有无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补。欲乞如江淮发运使之法，于北京特置河北、京东西路都转运司，选重臣以领使事，应合通融移用、财赋课利、按察郡县事件等，委四路转运司通管，专以经制边计为任。北边之财，庶可以充足。』 元丰元年正月，复桂州修仁镇为县。 六月，复邓州方城镇为县，隶唐州； 置南平军南川县；割通远军遮羊堡隶岷州。 十月己巳，复华州渭南镇为县。 二年九月，复孟州汜水镇为县。 三年三月庚辰，复置晋州赵城县。初，熙宁中，废入洪洞县为镇。至是，知州王说言：『百姓输纳辞诉回远，岁失酒税课不便。兼窃考赵氏之先，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缪王赐造父以赵城，今赵城是也。由此为赵氏，乃是国家得姓始封之地，不与他县邑比。』故复之。 十二月丁亥，复置昌化县、万安军陵水县。 五年，复程乡县为梅州；置兖州邹县。 六月丙申，诏：『应经并废州县今复旧者，具元建议官职位姓名以闻。』上以并废州县出于使者欲以增剩役钱为功，故令考察。 朱本改『欲以增剩役钱为功』但云『妄有申请』。今从旧文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一月辛丑，复管城县为郑州，以监察御史刘极及县令周邠有请也。 元祐元年正月己亥，郑州复为奉宁军。戊午，复瀛州东城镇为县。 二月乙丑，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窃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务增添，议者谓益置郡县，以分冶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敛之吏，苟欲减役人、收役钱以附会，率尔之间，遂行并废，不复问事体之如何，人情之乐否。盖废并之后，州县辽远，有山岭重复、江河阻绝，远者十数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来于官者。以言争讼，则百姓赴诉难；以言赋税，则百姓输纳难；以言豪强，则官司弹治难；以言盗贼，则官司警捕难[4]，以言死亡，则官司检视难；以言期会，则官司追呼难。乞自免役以来并废过州、县、军、监，凡可复者，皆复之以便民。』又言：『自来并废州县，虽省得役钱，以为封桩之利，然酒课、税额亏失者，不可胜计。今复添官三数员，禄廪至微。酒税之利自足备用，亦于公家无所侵耗。昔尝亲见废相州永和县为镇之初，永和之民相与号诉于官曰：「不知宫中岁所利者几何?百姓愿计其数均认之，随二税以纳，幸留吾邑不废也!」官不敢受其词，竟废之。陛下以此观废邑之人情，宜复否也?』诏废并州县，令诸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同共相度合与不合废并以闻。己丑，复晋州利川镇为县；复成路导江县为永康军。 闰三月辛卯，复庆州平戎镇为县。 四月己丑，复祁州深泽县。乙巳，复西京福昌镇为福昌县。 六月戊子，诏复州县知州、军、县并堂选，余官吏部选差。癸巳，复安州景陵县为复州，鄂州汉阳县为军。汉川镇、安州云梦镇、荆南王沙镇、税江镇、建宁镇、归州兴山镇并为县。戊申，复汝州龙兴镇、桂州永宁场为县。是月，复卫州黎阳县为通利军。 七月壬戌，淮南转运副使赵偁请复以宿州灵壁为镇，从之。 十月辛卯，复象州武化县、广州信化县为县。 二年正月甲戌，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五月丙子，复成德军灵寿镇为县。 六月戊子，复怀州修武镇为县。辛丑，复雅州百丈县。 七月甲寅，复剑州临津镇为县。

十一月壬戌，复横州永定县。甲子，复西京颖阳、洛阳县。 十二月壬辰，臣僚上言：『伏见熙宁、元丰之间，并废州县甚多，其大要欲以省官吏，宽力役也。近岁议者颇谓：并废州县虽可以省官吏、宽力役，而不能无害者。封疆既阔，则输税租者或咨怨于道途；官吏既去，则为盗贼者或公行于市邑，以至讼诉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虑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并废州县，令诸路转运、提刑、提举司共相度合并废，具利害闻奏。缘此，诸路已废之州县并多兴复。臣愚窃谓兴复州县，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乡村下户，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县既复，则井邑盛而商贾通，利皆归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为便也。复一小邑，添役人数百，役皆出于乡村，下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敕相度，几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复者，下诏之初，皆已复矣。其可以复可以不复者，仍迁延至今。况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为宜，而论者独以地薄民贫之邑、乡村应役之户不多者难得番休为患也。今诸路方且攀缘前岁一时指挥而复县不已，增乡户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窃以力非便也。臣欲望圣慈特赐指挥，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更不施行。』从之。 三年八月辛巳，诏复荆南长林县为荆门军。

浚汴河导洛附 熙宁六年十一月辛丑，诏今冬不闭汴口，令造筏截浮凌。先是，权判将作监范子奇言：『汴口每岁开闭，劳人费财。乞每至冬，更勿闭口。』上曰：『旧闭口良有所费。』安石曰：『闻往时所费至百万。』上曰：『闻都省有碑，言沟洫前通于汴水，不知自何时如此，河底渐高?』安石曰：『今沟首皆深，汴极低。又观相国寺积沙几及屋檐，则汴河如此渐高未久。』上曰：『有汴河来已久，何故近方如此渐高?』安石曰：『旧不建都，即不如此。本朝专恃河水，故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积。自建都以来，漕运不可一日不通，专恃河水灌汴，诸水不复得入汴，此所以积沙渐高也[5]。』丁未，王安石言：『以浚川杷浚黄河，自二十八日卯时至二十九日申时，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请以杷浚汴。』从之。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而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它日又言：『开直河一道，计省却九百万物料、三百万夫工。如怀信所造浚川杷，即处处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开者，只为近水，开数尺即见水，施功不得。今但见水，即以杷浚之，无不可。使水趋直河去处，即一岁所省，凡几百千万物料夫工。又汴河、广济河诸斗门减水河，自此更不须计工开没，但列百千枚杷，永无浅淀也。』 七年四月庚午，诏置浚黄河司，差范子渊都大提举，李公义为勾当公事。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林木遥远，清汴闸欲作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按视措置。』诏翰林侍读学士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十月壬辰[6]，张方平判应天府。方平在朝虽不任职，然多所建明。尝论汴河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兵革相寻，其患由乎几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抵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之势。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7]。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畜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汴河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九年十月丁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浚川杷无益于事。诏令范子渊画一分析奏闻。 元丰元年正月戊辰，熊本落知制诰、分司西京、饶州居住，权都水监丞、主客郎中范子渊追一官，差遣依旧。本坐按视浚河事不实，缘疏浚有河退地二万二千三百顷，而附会报不以实；子渊所称河退地虽实，而以二年数误并为一年，故有是命。又濬川杷仅同儿戏，子渊所陈，固多妄云。运河置闸，令都水监再相度以闻。 二年四月乙卯，诏导洛、通汴，用是月甲子兴工，遣礼官祭告。 六月甲寅，提举导洛通汴司言：『清汴成以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毕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阴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连运河，长五十一里。河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顷，已引洛水人新口斗门，通流入汴，候汴水调均，可塞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挥于新开洛口。』从之。 十月，诏金部郎中、权判都水监范子渊减磨勘二年，余推恩有差，以疏导汴河有劳也。 三年正月癸巳，三司言：『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自导洛入汴，以二月一日。自去冬汴水通行，不必以二月为限。』从之。 六月乙卯，参知政事章惇上《导洛通汴记》。诏以《元丰导洛记》为名，记石于洛口庙。

四年七月戊戌，诏：『自今汴河水涨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于向上两堤，视地形低下可以纳水处决之。』 五年六月，诏：『已折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为名。』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条析以闻。 五月乙未，户部侍郎李定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奏之（事见《变新法》）。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主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上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一十九字并刪去。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中书省言：『点磨得宋用臣导洛通汴，并京城所出纳违法等事。』诏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监滁州酒税，其根究钱物未明事，送户部结绝，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闻奏。

塞曹村河 熙宁十年八月丙戌，诏监察御史里行黄廉为京东路体量安抚使。上曰：『河决曹村，京东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条举百余事，大略疏张泽泺至滨州，以纾齐、郓，而济、曹、单、淄、濮、齐之间，积潦皆归其壑。郡守、县令以救灾养民者劳来劝诱，使即其功；发仓廪府库，以赈不给。水占民居未能就业者，择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远未能归者，遣吏移给之，皆使有粟。所灌即县蠲赋弃责。流民所过，毋得征算，使吏为之道地。止者赋居，行者赋粮。忧其无田而远徙，故假官田而劝之耕。恐其杀牛而食之，故质私牛而与之钱。弃男女于道路者收养之，丁壮而饥者募役之。初，水占州县一二十四，坏民田三十万顷，坏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卒事，所活饥民二十五万三千口，壮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干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给当年牛，借种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归而论荐士大夫，后多朝廷所收用云。 九月庚戌，诏：『河决泛滥民田者，官为疏畎；被灾县放税赋；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给口食。』 十二月甲申，手诏：『比杨炎、高靖检河道回，具所见条上，可召审闻，参质利害。无被灾之名，不致枉有劳役。』初，河决曹村，命官塞之，而故道已湮高仰，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计用夫三百余万、物料三十余万。而炎等以为口塞水流则河道自成，不必更筑，以糜工役。上重其事，故令审问，仍诏侍御史知杂事蔡确同相视以闻。既而以确母病，改命枢密承旨韩缜。后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工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经久。』从之。 元丰元年四月戊辰，提举修河所言修闭功毕。遣枢密直学士陈襄祭谢，仍以都总管一燕达兼都大提举修护务，令坚实灵津庙，神济夫人进封灵显神妃。初，决口屡塞，不能绝流，财力俱竭。达等相视无策，有小赤蛇出于上流，众以为神，共祷之。一夕沙涨，河遂塞，故赐名埽曰灵平，庙曰灵显神妃，殆非人力也。 五月甲戌朔，曹村决口新堤成，河还北流。自闰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工一百九十余万，材一千二百八十九万，钱、米各三十万。堤长一百十四里。

校勘记 [1]自『相度』至『按：七』凡十八字，原本仅作『口并人口年口』，据《长编》卷二五二改补。 [2]云安军 原本作『云南军』，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3]床穰 原本作『麻穰』，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4]警捕 原本『捕』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五朴。 [5]所以 原本脱『以』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6]壬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7]惠民 原本作『专民』，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神宗皇帝

详定郊庙礼文上 元丰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陈襄、集贤校理黄履、李清臣、王存、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杨完、何洵直、孙谔充检讨官。先是，手诏：『讲求郊庙奉祀礼文讹舛，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礼官数员，及许辟除官属，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己未，提点南郊事务向宗儒乞自东塘门内布黄道至望燎位。下礼院详定，关报入式，从之。 闰正月甲申，诏编修明堂式所并归提点南郊事务所。 二月庚戌，详定礼文所言：『有事于南郊、荐飨景灵宫、朝飨太庙，大率皆踵唐礼。至于坛壝、神位、大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若概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必兼用历代之制，则其间情文讹舛甚众，盖有规模苟略而因循已久，重于更制者。有事出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谨先具一二奏陈，恭俟训敕，以为体式。』诏详定合更事以闻。 七月癸酉，详定礼文所乞罢南郊坛天皇太帝设位，诏弗许。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涤三月，所以致其严洁，诚通于神明也。今既无三涤系养之法，每于祭前三月市于民，而有司涤养不严，一切苟简。欲下将作，度修涤宫，具系养之法，敕所属官司省视，委太常寺主簿一员阅察。』从之。丁丑，详定礼文所言：『旧南郊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檑星门、朱雀门、南薰门皆勘箭。熙宁中，因参知政事王珪议，已罢勘箭。而勘箭之式尚存。春秋之义，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动天行，无容疑贰。必使谁何而后过门，不应典礼。考详事始，不见于《开宝礼》。咸平中，初载于仪注，盖当时礼官之失。伏请自今车驾出门，罢勘箭。』从之。 二月癸丑，诏：『自今亲祠太庙，焚册于南神门外，其郊祀圆邱，匏爵奠而不酹；内堰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二步别植笋桩一绷，青绳三重，以为限域。』 九月戊子，详定礼文所言：『伏请亲祠圆邱，惟天子升中陛，及从升之臣依旧外，其司徒、祝史当升东陛。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亚、终献，亦由东陛升降，庶得礼意。』从之。又言：『伏请自今行礼，亚献、终献，公卿、祝史并由西陛，以应古义。景灵宫亚献、终献，及司徒、司空升降东阶，亦乞改正。』诏详定所再参详。又言：『臣等遍考礼经，无臣子升降阼阶。阼阶天子践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赞卫臣僚从君升降者，既从于君，自当由阼。』从之。又言：『乞据礼改正春祠、夏杓，用鸡彝一、牺尊二、象尊二、疊六；秋尝、冬燕用學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壶尊二、罍六。大袷从郑众说，用虎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罍六，为十八尊。禘亨如袷，但减山尊二，为十六尊，以本《周礼》。』从之。己丑，言：『祀天之有禋柴，犹祭地之有瘗血，亨庙之有裸鬯，是皆歆神之始，非谓于祭之未燔烧之余也。欲请祀南、北郊，先行升裡、瘗血之礼，至荐奠礼毕，即依旧于坛次燔瘗牲币之属，则始终之礼备矣。』又言：『天子亲祠，而亚、终献、饮福，有司摄事，而太尉饮福受胙，则于礼为非。伏请自今亲祠，惟皇帝饮福受胙，以专受祉于神，然后赐胙自下，以示均福之义。其赐胙及有司摄行事、进胙于天子，自如常仪。』从之。 十一月乙酉，详定礼文所言：『古者大带，天子、诸侯、大夫、士采饰、单合皆不同。今群官助祭服，一以绯白罗为之，无等降之别。』又言：『中单亦殊不应礼，并乞据礼改正。』诏送礼院。 二年七月戊寅，枢密直学士钱藻言：『五帝坛宫隘狭敝陋，望祭殿宇不严，执事之人寝兴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无吉蠲之室，以待荐羞。疲老之兵，负祭器于道路，尤为亵慢。』下礼官院，请增五帝斋宫，殿四房立纱子，禁人非时升降。别建神厨、馔库，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斋宫，余数藏太常，以备他祀。』并从之。详定礼文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寝，无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时乃择日而荐，非也。《吕氏月令》一岁之间，八荐新物，即仲春献羔、开冰，季春荐鲔，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孟秋登谷，仲秋以犬、尝麻，季秋以犬、尝稻，季冬尝鱼是也。《开元礼》加以五十余品。景祐中，礼官以为汉纪简而近薄，唐令杂而不经。于是定四时所荐凡二十八物，视《诗》、《礼·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稍加刪定，孟春荐韭，以卯以葑，仲春荐冰，季春荐笋，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仲秋尝麻，尝稻，羞以蒲，季秋尝菽，羞以免以栗，孟冬羞以雁，季冬羞以鱼。今春不荐鲔，实为阙典。伏请季春荐鲔，以应经义。余乞依韦彤《五礼精义》所说，但设神座，俟寝庙成，荐新于寝，庶合典礼』。从之。诏王鲔阙，以鲂鲤代。 八月戊午。太常寺言：『奉诏祠祭，以法酒库、内酒坊酒实诸尊罍，以代五齐三酒令。法酒库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内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给诸军吏工伎人，以奉天地、宗庙、社稷，恐非致恭尽物之义。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从之。 三年五月甲子，详定礼文所言：『看详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国之中。王者严父配天于此，而月吉以听朔焉。故《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礼记》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盖为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谓青阳、明堂、太庙、总章、元堂，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记·匠人》云：「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1]，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尺，凡室二筵。郑氏谓：「世室，庙也。重屋，路寝也。夏举宗庙，商举路寝，周举明堂。互言之，明周制也。」自汉武帝始作明堂。出于诡说，以茅盖之水，闤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人，名曰昆仑，违经背古。其后议者纷纭，至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盖已不胜其诞矣。本朝亲祠明堂，寓于大庆殿。大庆，路寝也，然非明堂。其有司摄事，亦寓郊邱。其五室、十二堂、九阶，缘后世不即以听政，及修广之度，谓宜量时增损，取适于世。』又言：『祀帝于郊，以天道事之。亨帝于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亨明堂，用犊七以荐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熙宁故事，礼院参详，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犊一、羊一、豕一，五帝、五人帝，用犊五，羊、豕各五，皆未应礼。臣等看详《礼》，以角茧栗谓之犊角，握角赤谓之牛犊者，诚悫是以小为贵，故凡犊则特荐之，所谓祭天特。』又曰：『用犊者贵诚，非可与羊、豕相参也。若牛与羊、豕各一，则谓之太牢，宗庙宾客俱用太牢是也。今来明堂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请各用牛一、羊一、豕一。』 礼文两事皆无月日，又未知从违，更须考详。

六月庚子，详定礼文所言：『案《礼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谓之大圭，其实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礼》考之，则长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则长赤二寸。乞朝廷揆玉之有无制之。』从之。又言：『皇帝亲祠，至曇洗、奠玉币、饮福，皆云搢镇圭。此既非笏，不当措之。伏请改为奠镇圭。其盥手、饮福，谓宜使人接圭。』又言：『天子奉祀执镇圭者，其贽也；搢大圭者，其笏也。《礼》：见于所尊。奠挚而不授。伏请自今皇帝亲祠郊庙，搢大圭，执镇圭。每奉祀之时，既接神，再拜则奠镇圭为贽，执大圭为笏。所有仪注，皇帝搢镇圭，盖沿袭之误。乞从改正。』诏候制到大圭日施行。甲一辰，详定礼文所言：『今仪注，凡亨太庙，但有三牲骨体俎，而无肠胃肤俎，不应古义。伏请于三牲骨体俎之外，加以牛羊肠胃俎一、豕肤俎一。所有牛、羊肠胃，其数各三，其长皆及俎。俎离肺各一，小而长午，割之不绝。中央少许，刌肺各三，与肠胃共为一俎。其载之次序，以离肺在上端，刊肺次之，肠胃在下端。豕肤为一俎，横载，令其皮革相顺。』从之。又言：『伏请自今郊庙荐腥，解其牲两髀、两肩、两肠，并脊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载于俎，则以两髀在端，两肩次之，两肋次之，脊居中。皆进。未至荐熟，洗肉于汤，止用右胖，髀不升。其十一体在俎之序，则肩也，臂也，臑也，正脊也，艇脊也，横脊也，代肋也，长肋也，短肋也，膊也，胳也。依此设之，肩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在中央。仍各以半为腥俎，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亦然。』从之。 七月甲戌，详定礼文所言：『卤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著其象以则天文。』从之。又言：『《郊特牲》曰：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太庙之内，戒百姓也。说者曰：百姓王之亲。今誓百官于尚书省，誓宗室于中书，于《礼》无据。伏请戒百官于庙堂，戒宗室于太庙。』从之。又言：『祭祀时刻，今参酌秋、夏，即用丑时一刻；春、冬，即用丑时七刻行事，至明，皆十五刻，庶合旧礼，不至迫遽。』从之。 乙亥，详定礼文所言：『看详《卤簿记》，公卿奉引，第一开封令，乘轺车；次开封牧，乘革车，隼旗；次太常卿，乘革车，凤旗；次司徒，乘革车，瑞马旗；次兵部尚书，乘革车，虎旗。以臣等考之，皆为非是。谨案：《周礼·巾车》职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司常》职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仪礼·觐礼》曰：侯氏乘墨车，载龙旃。则县令五品，秩比大夫，当乘墨车而建物；牧比诸侯，当乘墨车而建旃。太常卿，古春官卿，当乘夏缦而建旃；司徒，今三公，当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三品，秩比卿，兵部尚书，古夏官卿，皆当乘夏篆而建旃。伏请公卿已下奉引，先开封令，奉引乘墨车建物；次开封牧，奉引乘墨车建旃；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缦建旃；次司徒，奉引乘夏篆建旃；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缦建旃；次兵部尚书，奉引乘夏缦建旃。所以参备《周礼》九旗之制。』贴黄称：『《礼》经不著三公所乘车、所建旗。又偏驾不入王门，诸侯朝乘墨车。今约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从之，仍令疾速讲求在旂旃物制度以闻。 八月辛卯朔，详定礼文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礼神之玉，当用苍璧。今用四圭，有邸。伏请改用苍璧礼天。其有司摄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礼神之制，陈玉，各放其方之色。』从之。甲午，详定礼文所言：『乞亲祠景灵宫、太庙，伏请设御洗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皇帝立于洗南，北向盥；侍臣奉槃者东面于庭南，奉匝者西面于槃东，执巾者亦西面于匜北。诸祀祭并有司摄事并准此。』从之。甲辰，详定礼文所言：『今礼皇帝饮福，乃古之受嘏。而仪注则以内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进，皆无所本。伏请改命太祝。』从之。又：『伏请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皇地衹、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衹之祭，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凡荐亨太庙，皆升首于室，庶合礼。』从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与张璪等申中书，请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礼官赵君锡等亦别具状，请唯以配上帝。君锡等以谓：『上帝者，一帝而已。』准中书批下二状，奉圣者，依赵君锡等议施行。 九月癸亥，详定所言：『国朝衣服，今乘舆服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绂四章在裳，则与《虞书》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书》之文，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在衣，绣火、宗彝、藻、粉、米、黼绂六章在裳。』诏送礼院。 四年四月戊寅，详定礼文所伏请凡祈祷郊庙、社稷，皆用少牢。从之。 六月己巳，详定礼文所言：『臣等着详，君体，至尊也，故燕礼君不为主，而以宰夫为主，示群臣莫与君亢也。天体，至尊也，故郊礼天不为主，而以日为主，示百神莫敢与天亢也。《记》曰：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扫地而祭于其质而已矣。既已议扫地而祭，复古之正礼，则主日配月。盖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万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与焉。后世报天而不以日为主，非礼也。伏请祭天，五帝从祀，配祖外，别设主日配月之位，从以百神。』从之。又言：『古之王者，孝恭尽于事祖，故凡奉神之物，虽无所用，而不敢忽。伏请凡奉神之币，皆埋之西阶，东册则藏诸有司之匮。』从之。又言：『恭以本朝太庙诸室，帝、后一体，故《礼》有「铺筵设同几」之文。祭则同牢同馔同祝，以明天地合之义。近例凡告及祈报，惟出帝王，而不出后主，殆与同几之文异矣。今来看详应奏告祈报，除同牲牢祭馔即合出后主外，其余更不出。』从之。 九月甲辰，中书言：『前奏禘祫年数差互。熙宁八年，禘祫并在一年。奉旨送详定礼文所再参详。臣等谨按：《司尊彝》：凡四时之间祀[2]，追亨、朝亨。小吏掌奠，系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然则朝亨及昭穆，皆祫之谓也。鲁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庙，跻僖公。而《公羊》、《谷梁传》俱以为祫，是祫之义存于《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说，则有禘而无祫[3]。祫之名见于《礼记》。若止据夏、商而言，则曰祫禘烝尝。若通据三代而言，则曰祫祭于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其行礼相距之年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则曰前二后三，谓祭相去各三十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祫，为月有余；二年而禘，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禘在祫前，则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后，则是二年而祫。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按：《春秋》书「僖公八年禘于太庙」、「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庙」，皆因事而书，其不书者，可以逆推知。僖、宣当于二年丧毕而祫，三年禘，六年祫，八年乃禘尔。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推明王制，实为有据。然自唐开元六年以后，禘、祫各自数年不相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稀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后，骤为三祭，舛误为甚。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近岁又以二祭。年数各不相因，故熙享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请自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举礼不频，事神不渎。及据礼院检会《礼》传，宗庙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熙宁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祫享；元丰元年十月行祫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当行祫享。谨按：《公羊春秋传》曰：「五年而再盛祭。」注谓三年祫，五年禘。盖汉、魏故事。唐贞观以后，并用此礼。开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数，礼官既觉其非，乃用徐邈之说，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巳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说，此最为得。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后，始不通计年数，遂至八年禘、祫并在一岁，所谓一岁再序也。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禘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祫享，即是比年频祫，复踵前失。今欲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一祭，当是五年冬祫。』诏依见行典礼。又言：『禘、祫不当废时祭。』从之。壬子，详定礼文所言：『古者下宗庙，欲乞亲祠。大辂入太庙西门，近庙南门，即降辂，步入庙少东升辇，就大次。仍自今群臣奉祠，并于西棂星门外下马。』从之。又言：『谨按：《礼》曰：冬日至，作乐于地上之圆邱。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又曰：『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又曰：『有以下为贵者，至恭不坛，扫地而祭。则古者祀天，奏乐于圆邱，升烟于泰坛，并以降神设馔在地，所以祭之。故崔灵恩云：燔柴升烟，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时，皆于地上，故马昭、高堂隆等亲近郑义，以对王肃，皆云：祭天不在于坛。后世作坛八陛，祀天其上，奏乐其下，非礼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坛以为圆邱，奏乐其上，而于邱南设馔于地，以行正祭，庶合礼经。有以下为贵者，且明尚质之义。臣等虽稽古制，谓宜如此，然郊邱大事，乞以圣意裁之。』不从。 十月戊午，详定礼文所言：『天道远而难致，尊而难亲，以其远而难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难亲也，故常以人事亲之。《易》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人道亲之也。《礼》曰：「郊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礼，荐熟之外，不设血，殊为阙礼。伏请南郊先荐血于神座前[4]，盛以槃；次荐腥，次荐熟，并北郊准此，仍先瘗以致神。』从之。又言：『看详祠祀尝烝之名，春、夏则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则物成而祭备，故许慎以品物少多文词为祠，而王弼以禴为祭之薄。何休谓：秋谷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荐，故曰尝。冬万物毕成，所荐众多，故曰烝。故《礼》以尝为大尝，《周礼》以烝为大享。今太庙四时虽有荐新，而孟享礼料无祠杓尝烝之别[5]。伏请春加韭、卵，夏加麦、鱼，秋加黍、豚，冬加稻、雁。当馈熟之节。荐于神座。其笾豆于常数之外，别加时物之荐，丰约各因其时以应古。』从之。又言：『国朝时令，秋分飨寿星于南郊。《熙宁祀仪》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又于坛下卯阶之南设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东向。谨按：《尔雅》曰：寿星，角、亢也。说者曰：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曰寿。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长，故名寿星，非此所谓秋分所飨寿星也。今于坛下设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为无名。臣等又按：《晋书·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日一见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后汉于国都南郊立老人星庙，常以仲秋祀之。则寿星谓老人星矣。伏请依后汉，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所有坛下东方七宿位，谓宜不设。』从之。 己未，详定礼文所言：『《礼运》曰：地秉阴，播五行于四时。五行者，天地之间至大之物，万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为之主，有神以为之佐。祭天以天从，故祀昊天上帝，则五帝宜从于南郊。祭地以地从，故祀地祇则五神宜从于北郊。五神，地类也，故曰地秉阴，播五行于四时。《汉旧仪》：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许亨以谓「五神主五行，隶于地为阴，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时迎气，以五人神配，而不设五行之神，是遗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请祭地祇以五行之神从，以五人神配，用血祭。』从之。又言：『谨按：《周礼·鼓人》职曰：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又《大宗伯》以裡祀祀昊天上帝，血祭祭社稷。五祀社常对天神而不言地衹者，社者，神地之道。言社则地道可知，故其神属乎地道者，祀皆为阴祀。然而阴祀必以血为歆神始者，血者，阴幽之物。阴祀而用阴幽之物。所谓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是以类求神之意也。今祭社稷仪注不用血祭，皆违经礼。伏请社稷以埋血为始。』从之。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于北牖下，所以答阴也。今社壝内不设北牖，而有司摄事，乃设东向之位，于礼非是。伏请太社塘内设北牖，以备亲祠南向答阴之位。其有司摄事，谓宜立北牖下少西。』从之。又言：『谨按：《周礼·少宰》之职：凡祭祀，赞王裸将之事。《小宗伯》之职：凡祭祀，以时将瓒裸[6]。盖孝子之求神，有于阴而求者，以其形魄归于地，故于阴而求之，凡裸是也。《礼记》曰：周人尚臭，盖先濯而后作乐。求诸形魄之谓也。今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谓宜先灌而后作乐。』从之。又言：『宗庙之有裸、鬯、焫、萧，则与祭天燔柴、祭地瘗血同意。盖先王所以通德馨于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颇为不经。按：韦彤《五礼精义》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云：梁天监初，何修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上古礼朴，未有此制。今请南郊明堂用沉香，气自然，示天至恭，合质阳之义；北郊请用上和香[7]，地道亲近，杂芳可也。臣等考之，殊无依据。今且崇事郊庙、明堂器服牲币，一用古典。至于上香，乃袭修之议。如曰上香以裸、鬯、焫、萧之北，则今既上香，而又裸焫，求之古义，已重复，况《开元》、〈开宝礼》亦不用乎。』 礼文无日月从违，当考，今附先灌后作乐下。

又言：『古者郊庙，助祭之臣皆亲疏异等，贵贱异位，主客异仪，华夏异制，然后礼容不乱而君道益尊，故《仪礼·特牲馈食礼》有门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礼，宾者在西[8]，贵者在北，贱者在南，尊者在前，卑者在后，主人在东，众宾在西，而明堂位、四裔之位皆在门外，诸侯之位皆在门内，皆不可得而易也。国朝之制，天子亲祠南郊，亚、终献及百官统于至尊之后，而公卿与分献执事之臣独在内壝东门之外。又太庙、明堂，公卿在东，宗室在西，皆无亲疏尊卑之别。伏请亲祠南郊，设助祭公卿位于亚、终献之南，设分献之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者又在其后，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庙设者，在西贵者，在北贱者，有亚、终献位于阶东，设宗室位于其后，皆西向北上。设助祭公卿位于阶西，文武百官于其后，皆东向北上。设蕃客位于门外，随其方国。』贴黄称：『检会《开元》、《开宝礼》及本朝仪注，亲祀圆邱、明堂，即无宗室立班位。』诏礼院新定朝会图及行礼地步参定闻奏。因又言：『圣王之事宗庙，礼如事生，故馔则荐四时之和气，与四海九州之美味；贡则陈金璧龟帛，以明功德所致。虽丹漆竹箭之微必具，以明具天下之财。其余无常，必致国之所有，以明远物无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其治功之美致于祖宗。自秦、汉以来，奉宗庙者，皆不本之先王之经训，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己。故天下常贡人王府者，未尝陈之于太庙，良为阙略。欲乞亲祠太庙，并令户部陈岁之所贡，以充庭实，仍以龟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余为后。』从之。又言：『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谓坐而论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请亲祠，命吏部尚书一员掌誓戒，刑部尚书一员涖之。』诏掌誓戒用左仆射，阙即用右仆射。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监二员分献，自后又命它官摄司天监行事。日官既非习礼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礼，殆非礼意。伏请应以司天监分献者，并改差礼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严、外辨及解严。窃详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佐天子统大政，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总焉。自唐以来，谓真宰相，非复秦之丞相史、汉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请奏中严、外辨以礼部侍郎，奏解严以礼部郎中。』并从之。 详定礼文所言：『丙申诏书：季秋祀英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余从祀群神悉罢。又请孟春祈谷，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罢从祀群神，以明事天不二。又按：《礼》，雩坛当国南，令寓圆邱，非是。乞改筑。』从之。又言：『古之王者，行则严羽卫，处则厚宫闱，所以示威重，备非常也。故《周礼》王会同则为堰宫，食息则设帷宫。汉祀甘泉，则有竹宫，至于江左，则有瓦殿。本朝沿旧制，亲祠南郊，行宫独设青城幔殿，宿者有风雨之忧，而又无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费，岁以万数。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创立斋宫，一劳而省重费，或遇风雨，可以行望祭之礼。』诏送礼院，俟修尚书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圣旨，《实录》不载，今特著之。元符斋宫侈甚，或由此始。 又言：『谨按《仪礼》曰：「嗣举奠。」又《礼记》曰：「登餕献受爵[9]，则以上嗣。」尊神之道，则知古者生嗣，本为宗庙神明拥佑，故当显相人主，虔恪礼事，以报神灵之贶，然后举奠而饮，以明上受祖宗锡羡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统之绪。臣等历选前世奉祠宗庙，虽有皇嗣侍祠之仪，而未有举奠之礼。欲乞将来亲祠太庙，既裸之后，太祝以斝爵奠锢南，俟皇帝正祭受嘏讫，命皇嗣举奠，以明上受祖宗锡羡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统之绪。』从之。又言：『古者堕祭，今无之，诚为阙典。伏请增修仪注，仍籍以白茅。』从之。又言：『祭祀之礼神有尊卑，故礼有隆杀，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称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接之，则贵远人之物，故郊天先荐血，次荐腥，次荐爓，次荐孰；以人道接之，则贵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至于群小祀，则又其卑者，故荐孰而已。《礼记》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荐孰，皆未应礼。伏请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四方百物。宫中七祠、司中、司命、风师，止荐孰。』从之。又言，『祭祀之有乐，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间，庶几求神而得之也。《周礼·大司乐》：凡天神地衹、四望山川、祖妣皆分乐，而风师、雨师，所以发生万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祸福，功亦大矣，岂可无乐以降格神灵?说者曰：乃奏姑冼，歌南吕，舞大磬者，是其乐师之职。曰：「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说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师之职曰：「小祭祀不兴舞。」说者曰：宫中七祠则无舞。小师职曰：「凡小祭祀鼓??。」所谓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也。既已奏钟鼓??，则是有乐明矣。伏请特诏有司，祠司命、风师、雨师用乐，仍制乐章，以为降神之节。』从之。

校勘记 [1]三尺 原本作『三赤』，据《长编》卷三○四改。下文『三尺』、『五尺』原均作『三赤』、『五赤』，皆据改，不另出校。 [2]间祀 原本作『间祝』，据《长编》卷三一六改。 [3]有禘 原本二字互乙，据《长编》卷三一六乙正。 [4]神座 原本脱『神』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5]孟享 原本『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6]瓒裸 原本作『瓒祝』，据《长编》卷三一七、《周礼·小宗伯》改。 [7]上和香 原本『上』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8]宾者在西 《长编》卷三一七脱此句。据《仪礼·特牲馈食礼》『实及众实即位于门『实』字。 [9]登餕 原本作『登饮』，据《礼记·文王世子》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详定郊庙礼文下礼部等议附见 元丰四年十月甲子，详定礼文所言：『谨按：《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所谓周人尚臭，升烟以报阳也。烟，阳之气也。阳祀而用阳之气以求之。所谓本乎天者，亲上亦各从其类也。近古惟亲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余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寔为阙礼。伏请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寿星，并请以柏为柴，升烟以为歆神始。』又言：『《熙宁祀仪》：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楳，用犊与羊、豕各一；春、秋祈报社稷，用羊、豕各二。谨按：《周礼·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郑氏云：「小祭祀，王玄冕以祭。」然则王者之祭，无不用牛。唐韦彤《五礼精义》：天宝二载，诏减用犊之数，配帝无犊。大历六年，诏方邱减用少牢。《开宝通礼》曰：圣朝除祀天地之外，太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窃以感生帝、神州地祇，历代崇奉，为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虽是有司摄事，谓宜俱用犊而去羊、豕。《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乙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楳。」说曰：「求子之祭不与常祭同[1]，故不用犊。今祠楳用犊而羊、豕各一，谓宜改犊为角握牛。《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生，非谷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为天下报功。」后汉置社稷太牢，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唐礼：社用太牢。大历中，减用少牢。贞元五年，包佶奏请社稷依正礼用太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郡县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应礼。夫为一郡邑报功者当用少牢，为天下报功者当用太牢。所有春、秋祈报太社、太稷，谓宜于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周礼·小宗伯》之职：兆五帝于四郊。四类亦如之。《熙宁祀仪》：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是以气类为之位。至于兆风师于国城东北，北雨师于国城南，兆司中、司命于国城西北亥地，则是各从其星位，而不以气类，非所谓四类也。盖自隋以来失之。谓宜据旧礼四类之义，兆风师于西郊，祠以立春后丑；兆雨师于北郊，祠以立夏后申；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冬后亥。其坛兆则从其星位，仍以《熙宁祀仪》，以雷师从雨师之位[2]，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3]。所有雨师、雷师则为二壝同坛[4]，司中[5]、司命、司民、司禄，则为四坛同壝。其坛制高、广自如故事。』从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藏冰。启冰之日，〈熙宁祀仪》孟冬选吉日祭司寒寝罢，其季冬藏冰，则享司寒于冰井，务牲用黑羊，谷用秬黍，仲春开冰，但用羔而已。开冰将以御至尊，当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缘非礼之物，不当设于神座，当以孔颖达所说，出冰之时，置此方矢于凌室之户。』从之。 又言：『本朝郊庙祭器陈设既已无法，至临祭之旦，实笾豆、筐簋者皆贱。有司纷然杂乱，非复礼制。其三牲之俎，独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彻其簠簋、笾豆之荐，皆不属大宗伯，而又不彻。请伏请祭前一日，司尊彝以监察祭器官充，帅其属，以法陈祭器于堂东（陈设之法具别图上）。仆射、礼部尚书视涤濯告洁。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属，取笾豆、簠簋实之。既实，反其位。及荐腥之初，礼部尚书率其属荐笾豆、簠簋，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荐三牲之腥俎，又荐熟俎。礼毕，礼部尚书彻笾豆，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彻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以出。』又言：『国朝效庙、明堂礼，以郊社令设玉币，太祝取玉币，以授门下侍郎进皇帝；门下侍郎取爵进皇帝；更爵皆未合礼。伏请郊庙、明堂，吏部尚书一员奉爵，以次从皇帝至神坐前。左仆射阙，即右仆射以玉币进皇帝，奠于地。及酌，尚书左丞阙，即右丞以爵授仆射进爵，皇帝酌献讫，侍郎受币、受爵，以赞饮福及焚外，宗庙仍尚书设玉几。』言：『国朝亲祠太庙，门下侍郎取瓒于篚进皇帝，侍中酌鬯进赞皇帝，裸地置瓒，皆未合礼。伏请亲祠太庙，命礼部尚书一员奉瓒临鬯，礼部侍郎奉盘，以次进皇帝，酌鬯裸地讫，侍郎受瓒并盘，退。』 又言：『国朝南郊，《太庙仪注》虽有太常卿、宗正卿省牲之文[6]，实未尝行。至于明堂，又无省牲之官，惟太祝巡牲而已。其省镬则以光禄卿，而又未当视腥熟。伏请祭前一日，礼部尚书、礼部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备，礼部尚书省镬。祭之日，礼部侍郎视腥熟之节。』并从之。丁卯，详定礼文所言：『谨按：《苟子·礼论》曰：「飨，尚元尊而用醴酒，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之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故古者祭祀，并荐上古、中古及当世之食，所以贵本而亲用。《礼运》曰：「元酒以祭，荐其血毛[7]，腥其俎，熟其肴。」郑氏谓此荐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后退而合享，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俎豆、鉶羹。」郑氏谓此荐今世之食也。自西汉以来，园寝上食。而唐天宝五年，始诏享太庙，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盘，因与三代笾豆、簠簋并存。虽亦贵本亲用之意，然而韦彤、裴堪等议以为：宴私之馔，可荐寝宫，而不可渎于太庙。臣等考之，享太庙宜自古制，其牙盘上食请罢。』从之。又言：『季春吉日飨先蚕氏[8]，李林甫法《月令》，以先蚕为天驷。谨按：先蚕之义，与先农、先牧[9]、先炊一也，当是始蚕之人，故《开元礼》享为瘗坎于坛之壬地。《礼义罗》曰[10]：「今礼飨先蚕，无燔柴之仪。」明不祀天驷星也。今飨先蚕，其坛在东郊。《熙宁祀仪》又有燎坛，则是沿袭《唐月令》，以先蚕为天驷，误也。《周礼》后蚕于北郊，以纯阴为尊。伏请就北郊为坛，以飨始蚕之人，仍依《开元礼》，不设燎坛，但瘗埋以祭，其余自如故事。』从之。又言：『古者冕弁则用絃，冠则用缨。今衣服令乘舆服大裘，冕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衮冕朱丝，组带为缨。冕而用缨，不与礼合，请用朱组絃，仍改平冕为元冕，用缨，不赤而微黑者为之。』又别图上黻制，从之。 辛未，详定礼文所言：『古者宗庙有时享、月祭而无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古礼也。《记》曰：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又曰：远庙为祧享，尝乃止。此所谓时享也。又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又曰：诸候皮弁，听朔于太庙。而《左传》亦曰：闰日不告朔，犹朝于庙。此所谓月祭也。至于《仪礼》月半奠，大夫以上则有之。此所谓非古礼也。然而五庙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尝者，何也?曰：仁之行有亲疏，礼之施有隆杀，其义然也。其止享而不与乎烝，则又加杀矣。自秦、汉以来，始建陵寝，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礼。唐天宝末，因而举行于太庙，非礼甚矣。本朝缘唐，故未暇厘正。伏请翼祖、宣祖时享止于秋尝，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享外，仍行朔祭，庙各一献，牲用特牛。若不亲祠，则以太常卿摄事，牲用羊。《礼正义》曰：按，《羊人》云：衅积共其羊牲。熊氏云：谓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则王者之祭，无不用牛，盖日月以下，常祀则用羊，王亲祭则用牛。又其月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请罢之。』诏祧祭候庙制成日取旨。八庙并月祭，用牲，余依奏。 又言：『谨按：《礼记·祭法》曰：「王自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孟春其祀户，祭先脾；孟夏其祀灶，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门，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肾。」又传曰：「春祀司命，秋祠厉。」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时、所用之俎也。又《周礼》：「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则服元冕。」注谓：「群小祀，宫中七祀之属。」又《礼记·特牲》曰：「一献熟。」注谓：「若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则摄位。」此所祀之服、所献之礼、所摄之官也。自《周礼》废，汉兴，始祭族人，炊于宫中，而谓之灶。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谓之厉。唐祭七祀于太庙，令布席于庭西门之内，以至近世褚袷而遍祭之。其四时分祭，又随时享，以庙卿行礼，而服七旒冕，分太庙牲以为俎，一献而不荐熟，皆非礼制。臣等量今之宜，参用古义，伏请立春祭户于庙堂户外之西；祭司命于庙门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庙庭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门及厉于庙门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司命及国行于庙门外之北，制肾于俎，皆用特牲，更不随时享分祭。有司摄事，以太庙令摄。礼官服必元冕，献必荐熟。其亲祠及腊享，即依旧礼遍祭。』从之。 甲戌，详定礼文所言：『臣等谨按：《记》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高阳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高阳而宗禹。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仪礼》曰：「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朝享。」说者以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庙始，故谓之朝享。《诗·周颂·雍》，禘太祖也。《商颂·长发》，大禘也。周五四时之禘，则《雍序》以为禘太祖也。商有四时之禘为小，则禘其祖之所自出为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庙追崇远祖之祭，唯王者得行之。主者至尊，享及七世，推亲而及祖，推祖而以及始祖。四时各于其庙而祭之，于是有祠杓尝烝焉。既有祠杓尝烝矣，而毁庙之主不及，犹以为未也。绿生有合族缀食之恩，乃于始祖之庙，合毁庙、亲庙之主而祭之，于是有祫焉。既祫矣，而远祖不及，犹以为未也，又推而上，审谛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于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义之尽也。然及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12]。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汤、高阳，高阳世系出自黄帝，则虞夏禘帝，以高阳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喾[12]，则商人禘喾，以契配；周祖文王，文王亦出自喾，故周人禘喾，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自汉、魏以来，世系不明，传袭莫纪，加之诸羌乱晋[13]，南北幅裂，百宗荡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谩无足考，则后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行焉。汉自太上皇以前无闻，故高帝而上，惟见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处士君而上亦无闻，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世而已。晋自征西将军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刘氏出于刘累而汉不禘尧；曹氏出于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而魏不禘汉相国曹参；司马氏出于程伯休父，而晋不禘司马印；宋出于楚元王交，齐出于汉相国萧何，陈出于汉太邱长陈实，隋出于汉太尉杨震，皆不禘以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谱谍不明故也。唐之黎干言禘非祭天，作《十诘》、《十难》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以还千余岁，其礼遂阙。恭惟艺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汉、唐故事，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虽禘、祫之名不同，而礼实无异。其为讹舛莫甚焉。臣等辄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为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谓当阙之必也。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圣神裁择。』从之。 又言：『《亲祠仪注》：皇帝至罍洗，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盘承水，皇帝措圭、盥手，门下侍郎跪，取巾于篚以进。按：《周礼》：小臣上士四人，大祭祀沃王盥。御仆下士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郑氏注云：相盥，谓奉盘授巾也。今侍中、门下侍郎皆执政官，使之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请亲祠，以御药院内臣一员沃盥，一员授巾。』从之。乙亥，详定礼文所言：『冬祀昊天与黑帝，请皆服大裘，被以衮，其余非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则皆服衮。』从之。 十一月己丑，增制五辂：玉辂建太常，金辂建大旆，象辂建大赤，革辂建大白，木辂建大麾。从详定礼文所奏也。又言：『臣等着详《周礼·巾车》：天子五辂，曰玉辂，曰金辂，曰象辂，曰革辂，曰木辂，皆载旗，谓之道德之车。《考工记》载戟常崇于殳，四赤；尤矛常有四尺，崇于戟。戟、矛皆插车骑，谓之兵车。至战国之间，左为上，故增插四戟，谓之闟戟。则知德车、武车，固异用矣。汉卤簿前驱有凤凰闟戟，犹未施于五辂。江左以来，五辂乃加棨戟于车之右，韬以黻绣之衣，益为乱礼。后周司辂左建旗，右建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惟天子之辂建焉，滋为谬误。伏请五辂除去闟戟，以应道德之称，而建太常于车后之中央，升辂则由左，已具奏闻讫。』又言：『看详法驾之行，所与共舆者，以承清问。古者天子居左，仆居中央，参乘居右。仆必授绥，以备惊奔，则谨之至也。《周官》有太仆、齐仆、道仆，所以御车，而孔子曰：「吾执御矣。」至礼参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车，则有齐右、道右，武车则有戎右，皆以士大夫为之。国朝之制，乘舆有太仆而无参乘。伏请亲祠乘辂，除旧已有太仆外，仍增近臣一员参乘，立车右。』 又言：『谨按：《周礼·巾车》之职，一曰玉辂，建太常，有二斿以祀。又云：驭玉辂以祀，及犯紱，遂驱之。此祀则乘玉辂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周礼》齐仆驭金辂，齐右充金辂之右，此齐则乘金辂也。齐祀之车，异用而不相因，礼之明证也。国朝亲祠太庙，致斋文德殿，翌日即进玉辂，于礼非是。伏请致斋文德殿，翌日进金辂，至太朝斋宿；翌日行礼毕，进玉辂赴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讨论，三年闰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编类。癸酉，详定礼文所言：『太庙每室设豆笾十二，盖承唐显庆旧制，情文不称。乞从典礼，笾豆各用二十有六。』诏候庙制成日取旨。 礼文第十一卷豆笾俎簋鼎铡之实，并礼科改更事件有十二项，此但第一项尔，亦无月日及取旨等诏，不知《实录》何据，当考。

十一月己卯，详定礼文所言：『《周礼·小宗伯》：祷祀隶仪为位。后汉隶司徒府，不于祠所，所以远慢戒渎。本朝亲祠南郊，习仪于坛所，明堂于大庆殿，皆近于渎。伏请南郊习仪于青城，明堂习仪于尚书省，以远神为恭。』从之。 六年正月癸未，详定礼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报万物之成功。然岁之丰荒有异，四方之顺成不等，则报功之礼，亦不得一，故《记》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历代蜡祭，独在南郊为一坛。伏请蜡祭，四郊各为一坛，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农闻有不顺成之方，不报其息[14]。民祭仍在蜡祭之后。』从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庙用乐二十簴，若遇雨雪，则覆以幕，临祭恐不能应辨。自今如望祭，即设于殿庭。』监察御史王柏言：『祭祀牢礼之具，皆掌于光禄，而寺官未尝临莅，失事神之敬。伏请大祠皆轮光禄卿、少卿，朔祭及中祠轮丞、主簿监视。』并从之。甲戌，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宁祀仪》：春、秋仲月祀九宫贵神，祝文称「嗣天子臣某」。九宫贵神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礼秩论之，当与社稷为比。伏请依《熙宁祀仪》为大祀，其祝版即依会昌故事、《开宝通礼》，书御名，不称臣。又雨师、先农皆中祠，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贵神九位异坛别祝，尊为大祠，共用二少牢，于腥熟之俎，骨体不备，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谓宜用九少牢，庶有情文相副。』从之。 三月辛巳，礼部奏：『有司摄事祀昊天，伏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之舞，亚、终献曰《神娱锡羡》之舞；初献曰《孝熙昭德》之舞，亚、终献曰《礼祫储祥》之舞。』从之。庚子，诏加上仁宗、英宗尊谥至十六字，于大礼前择日行之。详定礼文所言：『《仪礼》曰：「夫妇一体」。故昏礼则同牢而食，合卺而饮，终则同穴，祭则同几，明夫妇一体未有异庙者也。惟周以姜螈为禖神，而帝喾不一庙，又不可下入子孙之庙，乃以别庙而祭之。故《鲁颂》谓之閟宫，《周礼》谓之先妣。自汉以来，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继而已。始微终显，皆嫡也。前娶后继，皆嫡也。后世乃以始微后显乃祭之别庙，不得伸同几之义，则非礼之意。夫妇天地之大义，一体而胖合，故圣王重嫡，所以重宗庙，非始微终显、前娶后继所当异也。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实皆元妃，而孝宣皇后则太祖之继后，当时议者或以其未尝正位中宫，而不许其配；或以其继而不许其配。若以为未尝正位中宫，则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为继，则孝明皇后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别庙，在礼未安。伏请升祔太庙，以时配享。』诏恭依。 五月乙卯，礼部言：『经有大裘而无其制，近世所为，惟梁、隋、唐为可者。请缘隋制，以黑羔皮为裘，黑缯为领袖及里，缘袂可运肘，长可蔽膝。谨按：皇侃说祭服之下袍茧，袍茧之下中衣，朝裼衣之下有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则今之亲郊，中单当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广狭、衣之长短，皆当如裘。伏乞改制。』从之。甲申，礼部状：太常寺修定郊礼之岁，夏至皇帝亲祭皇地祇于北郊方邱，及上公摄事仪。诏依亲祠北郊仪，尽如南郊。其上公摄事，惟改乐舞名，及不备官。其俎豆、乐悬、圭币之数、史官奉祝册如亲祠。 闰六月乙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窃见《修定升祔仪注》内有四后更不造册。臣愚以为：朝廷苟欲姑狥礼官之议，今不用册，则乞稽参典故，凡行礼之节，务致隆极，使较然异于常享，庶几上副陛下致严宗庙之意。』诏下太常寺详议。太常寺言：『欲比景灵宫安奉神御礼例，遣重臣行事，比亲祠太庙，用竹册，宗室、遥郡刺史进册，史官读册；差亲王、使相以下为三献，配享功臣七祝。仍乞陪祠宗室系正任以上，并立班。其告迁神御，每位用细仗二百人。』诏升祔四后用彩殿，告迁差宗室行礼，并西櫺星门外，亦用仪物称事陈列。从之。 七月丁未，诏以十月丙午有事于南郊。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于太祖、太宗、真宗庙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怀、章穆、章献明肃、章懿各以配、继先后为次。庚申，礼部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坛制，方邱三成，级高四尺。本部常看详，以为坛制既为方邱，难设八陛。欲乞别选择泽中之邱以为方坛，高六尺，设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邱坛制度皆不经见。《周礼》以黄琮礼地。郑氏注：「琮八方象地。」则坛制八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说不肯变。本部再详《周礼》，祭地以方邱，且在泽中。乃是经据。汉制设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盖坛之四旁各设一陛，则四陛，与方坛于礼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远，且有亲地之意。乞送别司再定。』诏坛高一丈二尺，设四陛，余依所请。 八月庚子，诏：『《南郊式》有皇帝称臣遣使，所遣官不称臣。自今依旧称臣。』旧仪，皇帝称臣，遣官亦称臣。熙宁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为被遣官亦称臣不应礼，改之，至是复旧。 十月甲申，光禄卿吕嘉问言：『光禄掌酒醴，祠祭实尊罍，相承用法酒库三色法酒以代，《周礼》所谓五齐三酒，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近于法酒库内，以《酝酒法式》考之《礼》经五齐三酒。今醅酒，其齐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拨醅甕而浮蚁涌于面，今谓之拨酝，岂其所谓泛齐邪?接取拨醅，其下齐汁与滓相埒，今谓之醅芽，岂其所谓醴齐邪?既取醅芽，置蒭其中，其齐葱白色入焉，今谓之带醅酒，岂其所为盎齐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酝色变微，亦岂其所谓缇齐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拨开醅面观之，上清下沈，岂其所谓沈齐邪?今朝廷因事酝造者，盖事酒也。今逾岁成熟蒸酝者，盖昔酒也。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酝酒者，皆冬醅夏成，盖清酒也。此皆谓酒，非所谓齐也。是知齐者，因自然之齐，故称名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故飨以齐，养人以酒。窃恐典礼如此。又《司尊彝》曰：「酝齐缩说酌，盎齐沇酌。」以经传，则泛齐、醴齐以事酒和之，用茅缩酌；其盎齐、缇齐、沈齐，则以清酒和之，用茅缩酌。如此，则所用五齐不多，而供且甚易。盖酝酒料次不一，其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伏望圣断以今之所造酒与典礼相参审，或不至差谬。乞自今年郊庙供奉。』上批：『嘉问论证似有理趣，今宗庙所实尊彝、酒齐未备。就且如其说用之，于理无害。』 乙酉，南郊礼仪使言：『将来南郊行礼，当差行事官。』诏更不用式差摄，止以见任两省、御史并六曹侍郎、侍制以上，仍不限员数。今后准此。其仪仗内六引，开封牧、令阙，差知府、知县，太常卿阙，差侍郎。其僚佐即以条差官。辛卯，礼部言：『《亲祠仪注》：南郊则先奏乐六变，升烟以降神，然后皇帝升坛，奠镇圭、玉币以礼神。太庙则皇帝先诣逐室，奠镇圭，裸鬯于地，奠币讫，退复位，然后作乐，九变以降神。伏缘祭祀必先求神，而后礼神。今仪注奠圭、币二事，俱在未作乐之前，且裸求诸阴，乐求诸阳，二者主于求神。移裸作乐之前可也，圭币则降神之后礼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礼焉，不近经意。乞止依旧仪，先奏乐，然后诣逐室裸鬯、奠圭币。或必欲先裸以合周人，先求诸阴之意也。即乞晨裸之时，先捂大圭裸鬯，复位作乐，馈食毕，再措大圭、执镇圭，奠于缫籍，次奠币，庶礼神并在降神之后，又于《仪注》别无所增。』从之。 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于圆邱，始罢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礼部言：『《亲祠仪注》，享太庙、祀圆邱，皇帝并服靴袍至大次。伏缘车驾自大庆殿赴景灵宫、太庙，翌日赴南郊，并服通天冠、绛纱袍。且祀以进为文，宜有隆而无杀。前一日既盛服以赴祠所，及行事之旦，所谓三日齐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靴至大次，未协礼意。谨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谓小宗伯告时告备也。说《礼》者以为通天冠犹古之皮弁，则通天冠者，斋服也。今礼部奏中严、外辨，所谓告时告备者也。伏请太庙、圆邱祭日之旦，自斋殿赴大次，服通天冠、绛纱袍。』从之。乙酉，礼部言：『亲祠祝策文云：「谨以牺牲粢盛，嘉齐庶物。」恭荐岁事，宜并准《曲礼》，备举牲币粢盛之号。又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词称「嗣天子臣某」，盖用魏晋之制。本朝仪注，祝仪于上帝、五帝、日月皆称臣，至于五福、太一与九宫贵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称臣。检会九宫贵神祝版进书，已不称臣。五福、十太一，当依熙宁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称臣。如此，则不失轻重之体。』又请：『以神农祝文云「以后稷配」；于后稷云「配食于神」。高楳以伏羲、高辛配，祝文并云「作主配神」。神无二主，伏羲既为主，其高辛祝文，伏请改云「配食于神」。』并从之。

八月乙丑，礼部言：『社稷之祭，瘗玉而无礼神之玉。《开元礼》：奠太社、太稷，其玉以两圭，有邸。乞下有司，造两圭有邸二，以为社稷礼神之器。』从之。

校勘记 [1]之祭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3]以雷师从雨师之位 原本脱『从雨师』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4]以司民从司中 原本脱『以司民』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4]为二壝同坛 原本作『为一坛』，据《长编》卷三一七补改。 [5]司中 原本此上有『同』字，据《长编》卷三一七删。 [6]宗正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7]血毛 原本脱『毛』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8]吉日 原本作『已』，据《长编》卷三一八改。 [9]先牧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10]礼义罗 原本脱『罗』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11]然反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 原本作『然而不为禘』，于义未尽，兹据《长编》卷三一补。

[12]出自帝喾 原本『自』下衍一『禘』字，据《长编》卷三一八删。 [13]加之诸羌乱晋 原本作『皆以□□□晋』，据《长编》卷三一八改补。 [14]不报 原本『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乐器 元丰三年五月戌辰，诏秘书监致仕刘几乘驿赴详定礼文所议乐。几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几尝谓：『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遂变，犹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称。儒者泥古，详于形名度数之间，而不知轻重清浊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谐，于声则不能入，徒纷纷也。尝游佛寺，闻钟声嘶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毙。而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守臣忧之，以秋为应。致期而几疾。』其洞晓如此，然所学多杂郑、卫。 六月庚子，王朴言：『近诏秘书监刘几议乐，伏见礼部侍郎范镇尝论辨雅乐，乞诏镇与几参考得失。』从之。壬子，命知礼院、秘书丞杨杰赴详定礼文局同议大乐，从秘书监致仕刘几请也。己未，秘书监致仕刘几言：『祀明堂乐章，字与乐曲声数多少不同，殊失《虞书》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乐章，委本局依律吕七均之法，随乐章字数审定声音，以一声歌一言，八音随之。又古编钟磬，其歌皆十六，盖十二律之外，有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也。今圣朝大乐，旧钟磬皆十六。自李照议乐以来，不复考击，全失古法。况《周礼》郑氏注，编磬尽具十六之数。李照不晓四清声助成四律，宣导阴阳之和。今若不用，即懵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具清声。』诏礼院按试，后如几所议。 八月乙巳，同知礼院杨杰言：『先于去年八月上大乐十二均图，未蒙付外施行。』又言：『金声春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调，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宏。匏声丛集，失之则长。林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使律吕皆以人声为度。以一声歌一言，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伏请节制烦声，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盖以箫为主也。《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以磬为依也。数有十六，示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为众乐之本，又倍之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唱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耶?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律吕之应声，用之巳久，而声至和协。』又言：『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鎛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于众乐中声数最烦。请鎛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又言：『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容节六变[1]。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2]；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湘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失所向，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节，及改所向，以称成功盛德。』又言：『今雅乐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备，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郑、卫之杂也。』诏送议乐刘几等。几等言：杰所请皆可施行。诏从之。 《乐志》载杰所言七失甚详，今但从《实录》。 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棘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乐志》甚详，今止从《实录》。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炼。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杪忽精微，以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鑢。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悬，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九月乙酉，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言：『开封人叶防言：太常寺大乐，鼓吹两局乐舞节奏不应古法。』送前同议乐杨杰看详，杰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晋鼓节，于经有据。』又言：『簨簴之制，不合经礼，乞因大礼雅饰，更详考改正。』从之。以叶防为乐正。 十二月丁巳，诏六年正旦御殿用新乐。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甲辰[3]，京西北路都监杨安道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编钟、十二铸、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校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诏送太常，如乐法有可行事件，令尚书礼部、太常寺参定以闻，仍令尚书、侍郎、学士、两省、御史台、馆职、秘书省官赴太常寺观听。翌日，赐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存。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4]，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又诏范镇与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诏下，镇已卒。

定朝会仪注 元丰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宋敏求[5]，权御史中丞蔡确、西上閤门使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权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先是，令敏求同閤门、御史台看详，上批以逐处官多，议论难一，恐旷日引久不能毕。宜于御史台、閤门、太常礼院各差一员与敏求详定故也。 二年四月癸亥，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所言：『元会受朝执镇圭非是，伏请不执。上寿准此。』又言：『元会行礼于朝，而天子服祭服，群臣服朝服，亦非是。请服通天冠、绛纱袍。』又言：『御殿当设旂帜，仍辟大庆殿门，皇帝即御座，礼官等引中书门下、亲王、使相押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群臣不服剑，不脱履舄。』并从之。 五月己巳，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司言：『正旦御殿，合用黄麾仗。按：唐《开元礼》：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册加元服，册命诸王大臣、朝燕蕃国皆用黄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群臣上尊号，诸卫各帅其属，勒所部屯门殿庭列仗卫。今独修正旦仪注，而余皆未及，欲乞冬会等仪注悉加详定。』从之。 七月戊寅，详定朝庙仪注所言：『太常乐节、乐器并文、武二舞未应典礼，伏请皇帝举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间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瑞禾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别定二舞制度：文舞所执翟羽，依聂崇义图，以翟羽为之。旧攒叠雉尾插于髹漆之柄，其状如帚者废勿用。武舞当左执干，右执戈。旧承误执玉戚，非是。』又言：『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设三巢一和。』又请将作乐时先击鞞，次击应，然后击建鼓。又请去乐悬内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又请宫悬内设鼗，以为乐节，仍并乞付有司讲习参订可否。诏下太常寺，以为可行，乃从之。又：『朝会之礼本起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筝、筑等器，亦乞如旧。』诏并如旧。 五年十二月丁巳，诏六年正旦御殿用新乐。己巳，诏：『正旦朝会日，引驾殿前左右班及人员，俟至殿阁，及即分立于殿东西挟行门，立于龙墀东、西勾栏内。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并就本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视朝拜亦准此。』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受朝。先是，上以朝会仪物弊，当改为，诏閤门、御史台详定朝会仪，更造仗卫、舆辂、冠服。至是始陈于殿。既而仪鸾司夜半彻覆辂幕屋，屋坏，毁新玉辂。上不怿久之，乃诏仪鸾司监官冲替，系大理寺问罪，并案太仆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丰三年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封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议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言：『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料量数，与今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丙子，诏：『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系大敕御。见任宰相、使相食邑、实封通及万户，前任宰相食邑及万户，并封国公，宗室如旧例。』又诏：『臣僚加恩，并依旧勋。已至上柱国，即并加食邑、实封。给谏、待制，许加实封，省副、知杂，许并加勋。勋已至上柱国，食邑自今当加减数，令中书本房立法。』本房寻奏：『自来大礼加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凡五等。今已罢功臣（在元丰元年十一月事见《政迹》），及以阶易官，即至有勋及食邑、实封，凡三等，勋上柱国而食邑依旧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户，实封自一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户。仍乞各于旧条官序上递减一等加之。如食邑合加千户，上加七百户之类。其实封亦以此为率，即食实封一百户，并初封食邑三百户，仍不减。欲乞先行下，候成书日别删定。』从之。诏文武散阶除化外人依旧除授外，余并罢。 十月丁卯，详定官制所言：『译经僧官有授光禄、鸿胪少卿者，改除散阶已罢外，其带卿、少官名，实有妨碍。欲乞以授试卿者，改赐译经三藏大法师，试少卿者，改赐译经三藏法师。其师号及请俸之类，并依旧。』诏：『试卿者改赐六字法师，试少卿者四字，并冠译经三藏，余依旧。』 十二月甲子，诏：『应迁官除授者，并即寄禄官除大两省，侍制以上至太中大夫，余官至朝请大夫，并通磨勘。进士八年、余十年一迁，所理年月，自降指挥日为始。』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故事，两制以上转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两制磨勘者，旧不转卿、监、郎，于今制不当转此三阶。又旧制，朝议大夫止以七十员为额，余官转至朝请大夫，即须俟有阙，方许次补。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诏。其大两省侍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 四年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言：『伏睹修定官制，即百官庶务既已类别。若以所分之职、所总之务，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以事者，使之区处，自位叙、名分、宪令、版图、文移、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鉤考，有革有因，有损有益。有举诸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授诸此，有当警于官，有当布于众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习勒已定，则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盖吏部于尚书，为六官之首。试即而言之，其所总者，选事也。流内铨、三班、东审官之任，皆当归之。诚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之事者，使之区处。自令、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以其位之升降，为其任之烦简，使尚书审决，某当属尚书、侍郎，某当属令、仆射，各以其所属，预为科别。如此，则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员，如三班诸房十有六，诸吏六十有四，其所别之司、所隶之人，不必尽易，惟当合者合之，当析者析之，当损者损之，当益者益之，使诸曹所主，因其旧习。如此，则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矣。宪令、版图、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鉤考，其因革损益之不同，有举渚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授诸此，有当警于官，当布于众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则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则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备矣。其于选事如此，旁至于司封、司勋、考功当隶之者，内服外服、庶工万事当归之者，推此以通彼，则吏部之任，不待出令之日，闻而后辨、推而后通也。试即吏部而言之，体当如此，其于百工庶职，素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妄意，窃以谓无易此也。夫然则体虽至大而操之有要，事虽一变而处之有素，一日之间，官号法制鼎新于上，彝伦庶政行于下，内外远近，虽改视易听，而持循安习，无异于常。』诏送详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诏：『自今除职事官，并寄禄官品高下为法：凡高一品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下二品以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诏：『三省印用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 十一月丁亥，诏令少府监铸省、台、寺、监印记凡六十三。 五年二月癸丑朔，诏中书省面奏宣旨事，别以黄纸书。中书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画黄授批降。若覆请得旨及人熟状得画事，别以黄纸，亦书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录黄。枢密院准此，惟以白纸录送。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门下省被受录黄、画黄、录白、画旨，留为底，详驳无舛，缴奏得画以黄纸，书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讫，录送尚书省施行。三省被受敕旨及内降、实封文书，并注籍，门下、中书省执政官兼领。尚书省先赴本省视事，退赴尚书省申明，及条法并送尚书省议定，上中书省。半年一进。颁下应速者先行，应功赏并送所属，无定法者送司勋，枢密院军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枢密院各置具员。中书省非本省事，舍人不书。吏部仪注过门下省，并侍中、侍郎引验讫，奏，候降送尚书省。若老疾不任事及于法有违者，退送改注，仍于奉钞内贴事因进入。六曹诸司官，非议事不诣都省及过别曹；应立法事，本曹议定，关刑部覆定，干酬赏者送司勋，如无异议，还送本曹，赴都省议，体大者集议。议定上中书省。枢密院事上本院。吏部差注官团甲申都省上门下省有违法者，退吏部以事因帖奏者，有法式上门下省，无法式上中书省，有别条者，依本法。边防、禁军事并上枢密院。应分六曹、寺、监者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旧纪书釐正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职事。新纪书颁三省、六曹条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诏：『百官见执政，三省、给事中、舍人、侍郎以上者、寺、监长官及侍制、横行以上诣府，余官并诣三省、枢密院聚厅处。』甲戌，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 旧纪系之癸酉，新纪于五月一日乃尽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太中大夫[6]、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先是，宗孟详定官制，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亦领官制局，事颇肆横，胁制同列。宗孟于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与安礼俱蒙大用。翰林学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寻诏清臣迁朝奉大夫，曰：『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天章阁，初用官制除拜。诏震及应从辅臣执笔，入记圣语，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书。时论荣之。

新、旧纪既书王安礼等执政，已乃书省、台、寺、监以次除授。 诏：『自今更不除馆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三省上拟定百官番宿制：『门下省给事中、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起居郎、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起居舍人，尚书省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尚书侍郎以上并免宿。尚书部省及六曹一员递宿，省、寺、监长二、五日点一宿，余官番直。』详定官制所言：『唐制，内外职事有品者给告身，其州镇辟置僚佐止给使。谋本朝，亦以品官给告身，其无品及一时差遣，不以职任轻重，皆中书门下结黄牒、枢密院降宣。今若尽如唐制，例给告身，则职卑而事微，恐不胜尽给也。今拟阶官、职事官选人凡入品者，皆给告身，其无品者，若被敕除授，则给中书黄牒；吏部奏授，则给门下黄牒；枢密院差，则仍旧降宣，于事简便。』从之。戊寅，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直学士例，朝谢日不以行、守、试，并赐服佩鱼。罢职除正官日不带行。』 赐服、佩鱼当考。 五月癸未，诏尚书省得旨合下去处，并用札子。手诏：『朝廷议更官制，本欲核正吏治，非徒胶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司，修讲逾年，迨今颁行，尚失条理。若尔者分拨事类仍前纠纷[7]，不免启侮四方，贻讥来世。事系国体，二三执政，可不究心?其详定官，恐须益得深晓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详定官制，如顷所论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盖上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悉分为六曹，体统如一。今先自京师始，候推行有序，即监司、州县皆可施行矣。乙酉，给事中舒亶言：『旧制，应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驳司限当日抄录，关报御史台、谏院。新制拨封驳司归门下省，为封驳房，如今依旧关报御史台、谏院，不知以何官司为名?恐内省无关报外司之理。』诏更不关报。己丑，王珪言：『故事，中书进熟进草，惟执政书押。今官制，门下省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令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8]，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辛卯，上批：『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小大诸事及创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辨事之忧，未知留滞处所，可速根研裁议，早令快便，大率止似旧中书遣发可也。』于是三省言：『尚书省六曹，如吏部尚书左右选，旧系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户部左右曹，系三司司农寺，旧申中书省，今合申都省。其应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并如旧。内外诸司皆准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遽止。 此据蔡惇官制旧典，附申禀留滞下。 诏：『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于三省用申状，尚书六曹用牒，不隶御史台。六察如有违慢，许言事御史弹奏。其尚书六曹分隶六察。』乙未，诏：『三省、枢密院自今应入进文字，自来用押字者，并依三省例书臣名。』又诏：『直翰林医官院至祗侯，依旧更不改换，其见带太仆丞至化外主簿并罢，仍今后更不除授。令详定官制所立法以闻。』先是，官制所定到改医官院为翰林院，惟使、副、尚乐、奉御依旧外，直院而下隶太医局，今复如故。己亥，诏：『翰林学士、两省官见执政官议事，并系鞋；六曹尚书以下见执政官，并靴笏。』 六月乙卯，诏：『自今事不以小大，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拨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合体统也。 已上据墨本，已下据朱本。 初，上欲效《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确力赞之。官制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复，行有法式事；尚书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职，而政柄尽归中书。确先说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书令。』故珪不疑。一日，确因奏事罢留身，密言：『三省长官位高，恐不须设，只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各主两省事可也。』上以为然。已而确果独专政柄，凡除吏，珪皆不与闻。后累月，珪乃言：『臣备位宰相，不与闻进退百官，请尚书省官及诸道帅臣许同议。』上许之。三省并建改事目，以大事出门下，其次出中书，又其次出尚书，皆以黄牒付外。众以为当。然王安礼初不与官制事，乃为上言曰：『政畏多门，要当归于一，特所经历异耳。今也别而为三，则本末不相见，是何异秦、齐二王?教敕杂行，安所适从?臣以谓事无巨细，宣于中书，奉于门下，至尚书行之，则尽善矣。』诏从之。蔡确既为右仆射，且兼中书侍郎，欲以自大，乃议尚书省官移中书，当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礼争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礼宜均一。确乃欲因人而为轻重，是法由人变也，非所以敬国家。』已而正色问上曰：『陛下用确为宰相，岂以材术卓异有绝人者?抑亦序次迁陟适在此位耶?』上曰：『适在此位。』又曰：『固适在此位。』安礼顾谓确曰：『陛下谓适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前事并据田画行状附此，更须考详。 癸亥，诏：『尚书省六曹事应取旨者，皆尚书省检具条例，上中书省。』又诏：『门下、中书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札行下，皆送尚书省施行。著为令。』详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从之。翌日，诏：『官告及奏钞体式，令官制所取房玄龄官告看详，改定以闻。』诏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使、副已下如旧。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又诏：『六曹申尚书省送中书及过门下省文字，皆随事立日限，即尚书省事应取旨者，皆日具件数，录目尾结。』己巳，诏：『尚书、侍郎奏事，郎中、员外郎番次随上殿，不得独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独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选奏事，非尚书通领者，听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随。秘书、殿中省官、寺、监长官视尚书，二丞以下视侍郎。六曹于都省禀事亦准此。侍郎以下，仍日过尚书厅议事。』乙亥，给事中陆佃言：『三省、枢密院文字已读讫，皆再送令封驳，虑成重复。』上批：『可勘会差紊重复进呈。』乃诏罢封驳房。先是，故以诏旨皆付银台司封驳。官制既行，犹循旧，至是始罢之。丁丑，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著作佐郎。先是，稷言：『闻吴安持除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请嘱检正官刘奉世，庇相州失入冯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今官制初行，章惇以罔上为门下侍郎[9]，王安礼以秽德守尚书右丞，以至六行尚书、列曹侍郎、诸司郎官、寺监丞主簿，其间或以不实黜降，或以赃私坐废。朝廷不应轻法守，略清议，致谪籍之徒首与褒选，万世肇新之官府，为罪人之渊薮。如李士京，韩缜之嬖人；韩宗文，维之孱子，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钟峻，王安礼之佞人，为将作少监。减罢知礼院叶祖洽、司农寺军器都水监主簿顿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纵材识卑凡，岂不优于宗文之徒?与夫钟峻之颇嬖侧媚有间矣。去取如此，名实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职事官所犯罪，欲望令中书省条具，事稍重者，先放罢。』故有是命。详定官制所言：『御辇院乞依旧隶太仆寺，其舆辇及应供奉事隶殿中省，牛羊司隶光禄寺，其养牛、乳牛兵匠人牛羊司。』从之，惟御辇院不隶省寺。 七月壬午，尚书省奏[10]：『自五月一日奉行官制，推原法意，每事讲求，缘其端本，增立支节，纤悉备具，即施用者明。奉行以来，于今逾月，凡续降指挥，申明条制，虽未周详，谨备大略。窃虑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缮写为二册，乞赐覆核。』丁亥，诏译经润文使、同译经润文并罢，自今令吏部尚书领之。废译经使司印。

八月癸丑，诏：『三省、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若言事御史弹纠。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省、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十月甲子，详定官制所言：『准尚书省札子，官制所定杂事奏钞奏有司事，旧令式并尚书省左、右仆射与左、右丞签书，盖以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闻奏，禀候朝命，而人主于有司之成，务付之执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责，则人主但闻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众，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总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职，则都省在所纠；都省失纠，则六察在所弹。上下相维，各有职守，则奏钞书都省执政官，于理为当。其房玄龄等告身四道，内三卷敕授、制授不书尚书都省官，内一卷奏钞，并著尚书都省官而不书名。按：敕授、制授则尚书省有不书者，唐告体制不一。至于奏授，则尚书省具奏钞上，未有不具尚书都省官者。然于告身有不书名者，盖告身翻录奏钞，其钞已付吏部，翻录为告，故或不书。今奏钞已书名，即告身止令代。』从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敕令，安焘等同详定。己未，诏朝散大夫试吏部尚书李清臣、通议大夫守侍郎苏颂、奉议郎试中书舍人蔡卞、通直郎试起居郎蔡京各迁一官，枢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团练使张诚一领秀州防御使，故起居郎毕仲衍赐绢百匹。检讨详定官一年以上，减一年磨勘，三年以下，减二年，杂局第减一年。并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国子监公试所策问：「诸司之务，寺、监有所不究；寺、监之职，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责者，殆未足以尽小大相维、上下相制之道焉，岂制而用之者，法未足与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与明欤?欲度今之宜，循古之旧，而尽由其长，则事之众多，且将有迂滞之患也。诸生以为如之何则可?」』策题乃起居郎蔡京撰。诏：『京具所问事理当如何救正?其所取诸生，如何者为上等?』京言：『朝廷之有百职，百职之有佐属，犹心之运臂，臂之使指。盖臂之作止，不期运也而应之于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听之于臂。何则?其血脉各相倚属，而通达洞贯故也。今设官分职有相隶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责；有相临之势，而未有相纠之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则小史犹豫而不敢行，大史依违而不肯事。至而莫主决，则必有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责，则长贰、佐属同利共忧，若手足相营也，事之不举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固察事矣。」臣曰：「不然。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统而治之者。省、曹、寺、监以长治属，正而治之者也，则其为法当详。御史非其长也，而以察为官，旁而治之者也，则其法当略。都省无所不总，统而治之者也，则其为法，当考其成。然则长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岁，庶乎其可也。故策之于诸生，而诸生皆未能有至当之论。其上等者，多以经义为主，至于对问之言，或取其文词而已。」』 朱本以为施行削去，新本复存之。今从新本。

校勘记 [1]容节六变 原本『容』字上衍一『无』字，据《长编》卷三○七删。 [2]所向宜北 原本作『所宜向北』，据《长编》卷三○七乙正。 [3]闰十二月 原本脱『闰』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4]郑卫 原本作『郑魏』，据《长编》卷四一九改。 [5]史馆 原本作『更馆』，据《长编》卷二九四改。 [6]大夫 原本作『大中』，据《长编》卷三一五改。 [7]尔者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九寺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事』字，据《长编》卷三二六删。 [9]罔上 原本作『门口』，据《长编》卷三二七改补。 [10]尚书省 原本脱『省』字，据《长编》卷三二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两朝国史 熙宁十年五月戊午，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资政殿，监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宋敏求、编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纪草进呈。上服靴袍，内侍进案，敏求进读，上立听，顾问终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国史院奏：『近编修官黄履言国史不须立符瑞、道释志。及乞修表。窃惟太史公书封禅、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历代之史，又有方技列传。然则符瑞、道释亦可分附于志、传之间，不须特立其名。又纪、传虽备，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不可无也。本院看详《齐书》有祥瑞志。天圣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宫观，符瑞屡臻，遂著二志，以载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别为书，则不须著此二志。若通为一书，则恐真宗朝事无所统系。况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请。』诏立表不从，余俟通修国史日别取旨。是时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丰元年七月庚寅，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贤校理曾肇兼修国史院编修官。肇奏：『臣史学不如臣兄巩，乞回所授。』不听。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巩所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正于仁义。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吕公著常评巩以为：『人不及议论，议论不及文章。』 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事，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周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十月甲子，史馆修撰曾巩言：『臣误被圣旨，付以史事。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窃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颂》所纪由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宏业，更立三才[1]，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材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兴，无前之烈，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省大惧，智不足以究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知，不世之资，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诏曾巩：『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宜仿前代诸史修定。或欲别立义例，即先具奏。』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邱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记述[2]，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系者，延至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佣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编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监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巩进读纪传，赐珪银绢千，宗孟六百，各赐袭衣、金带，改官并听辞免，珪赐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彦若、巩各迁一官。同修史官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各赐银绢有差。故相吴充银绢六百，故史馆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两朝国史书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罢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后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丙辰，昌王颢、乐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听。昌王颢进封岐王，乐安郡王頵进封嘉王。 熙宁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颢、嘉王頵言：『皇子已授节藩，况开府置官，不可不备。臣等所居东宫之地，当为子舍，以待储副，非诸侯所当久寓也。望赐臣等外居。』诏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两宫顾□[3]，岂以子舍之嫌，而有间天伦之爱[4]？』颢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孙院并在安国寺东，不处皇城之内。伏望察臣恳诚，庶安臣子之分。』诏又不允。 八年闰四月丁巳，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等团玉带各一条，准閤门告报，已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许。上命工琢玉带以赐颢等，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以玉鱼赐之。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颢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元丰二年三月，岐王颢之夫人冯，侍中拯之曾孙也，失爱于王，屏居后閤者数年。是春，岐王宫遗火，寻扑灭。夫人闻有火，遣二婢往视之。王见之，诘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视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二嬖人谮之曰：『火殆夫人所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胜考掠，自诬云：『夫人使之纵火。』王杖二婢，且泣诉于太后曰：『新妇所为如是，臣不可与同处。』太后怒，谓上必斩之。上素知其不睦，必为左右陷之，徐对曰：『彼公卿家子，岂可遽尔?俟案验得失，然后议之。』乃召二婢，命中使与侍讲郑穆同鞫于皇城司。数日，狱具无实，又命翌善冯浩录问。上乃以具白太皇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欲自杀，上遣中使慰谕曰：『汝无罪，勿恐。』且命径诣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与上继至，诘以火事，夫人泣拜谢罪曰：『乃纵火则无之，然妾小家女，福薄不足以当岐王伉俪，幸赦其死，乞削发出外为尼。』太后曰：『汝诅詈岐王，有诸?』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华宫，不披戴。旧俸月钱五十缗，更增倍之，厚加资给，曰：『俟王意解，当复迎之。』 四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辇，又豫为百宝酒船，于是驰以上寿。 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诏太皇太后违豫日久，命辅臣等分祷天地、宗庙、社稷。壬子，诏以太皇太后不豫，度在京宫观、寺院童行为僧尼、道士，令御药院于启圣院作大会，以度牒授之。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百官入班宫庭。时宰臣吴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阶宣遗诰：园陵制度，依昭宪、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后极诚孝，所以娱悦后，无所不至。在宫中从后行，必扶掖，视膳定省惟谨。后待上慈爱天至，上御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后候之，或自持饮食以食上，始终十余年，外廷无由备知。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尝入谒。后既高年多疾，弟佾亦老，上为后言：宜数召见，以自慰释。后辄不许。请迁佾官，亦不许。一日，佾因侍上从容，上固为之请，得入谒，后乃许之。上自与佾同至后阁，坐少顷，上先起，令佾得伸亲意，后遽谓佾曰：『此非若所当留也。』辄遣随上出。及崩，上哀慕殆不胜。丧后卧内缄封一匮，上发视之，则旧合同宝也。仁宗时因火失宝，更铸之。后淘井得旧宝，故后藏之匮中，而人无知者。 十一月戊辰，诏诸路并禁乐，至卒哭。既而礼院言：『案：礼葬而后虞，虞而后卒哭，卒哭而后祔。景德中，明德皇后百日为卒哭，卒哭后不禁乐。以百日为卒哭，盖古之士礼，不当施于朝廷。』乃诏改卒哭为百日。王辰，翰林学士章惇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谥曰慈圣光献。』诏恭依。 十二月甲子，礼院言：『唐开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太后谥号不应称太，礼部奏曰：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状，恐不合除太字。如谥册入陵，神主立庙，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癸酉，诏大行太皇太后卤簿不用?矟，内臣二十四人捧梓宫。 二月[5]，诏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日，听高丽使陪位。己亥，诏：『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创为地宫，非嘉祐、治平故事。安厝梓宫，须别为规度。可命都大提举修奉宋用臣专一管勾。』甲寅，大行太皇太后发引，上自庆寿殿步导梓宫[6]，且行且哭。至宣德门外，立班俟时，号恸不绝声。王珪及雍王颢、曹王頵更进开释，不能止。百官士卒感动悲咽，高丽使至于出涕。灵驾既行，上衰服还内。百官辞灵驾，于板桥退，改常服入门。明日，诣閤门进名奉慰，又慰皇太后于内东门[7]。上自庚戌不视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庙，乃御前殿。

三月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昭陵。己丑，以上慈圣光献故，大推恩于曹氏，于后为兄弟行者进三官，子行者进两官，孙行者进一官。凡被赏者百余人。且欲以佾为正中书令。吕公著言：『正中书令自宋兴以来未尝除人，况不带节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宠外戚。』上曰：『此诚阔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称厚恩尔。』公著固争，乃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他日，佾又奏：『臣乡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进官。今除中书令，亦乞用前比，进三子宫。』公著言：『佾除兼侍中，曹氏子孙皆不迁，故特以佾故进其三子。今佾三子已用泛恩进两官矣，岂可复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请，不可违尔。』上又曰：『褒宠外戚，诚非国家美事。顾以慈圣光献有功子孙宗社，宜优恤其家尔。』公著因言：『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上深以为然。时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假此以讽上。既退，薛向叹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浃背!』 六年十二月戊寅，右谏议大夫赵彦若言：『王事之本，阴阳为先。《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庆，下及兆民。所以致欢声而达阳气。是以王者游豫燕饮，与众人同乐。臣比陪从至继仁殿，窃见圣情思慕，犹如前时，公卿侍臣，无不恻楚。少阳用事，生气尚微。若孝思发中，或复感动，虑于时令，有所未顺。欲望将来继仁殿所陈服玩，酌献之初，暂从隐蔽，抑忍圣意，奉承天时，无亏孝慕之诚，以顺阳和之命。』自景灵新宫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余拜，及继仁殿，必哀恸良久，礼毕进汤大哭，或宣曹评、曹诱行家人礼。至是，彦若以为言，上深嘉奖之，然犹不听。

圣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一万朵已下，至同州榲桲二千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手诏曰：『四方入贡，虽云古礼，考之禹制，未有若兹之繁也。今则一郡，岁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费亦广，至闻主押牙校，有弃业终身不能偿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贡物多饮食之类，虽阙之亦无害。《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非谓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罢之。』 熙宁元年七月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开宝九年，群臣上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见圣人之志，苟无其实，终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8]，诏自前所加尊号尽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称。朕欲称王，但不可与诸子同。」而群臣恳请，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后终身不复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不幸次年有谄谀之臣言：「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者，甚为朝廷惜之。昔汉文帝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单于答以尺一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未闻文帝复为胜大之名以加之，学者至今称文帝谦德之美，未尝以为可耻也。』诏赐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鸿名，有惭面目。诚如卿言，可善为答辞，非是欺众以邀名。』遂终不许。 二年四月丁酉朔，群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灾变展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于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与否，于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定。』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遂降此诏。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将及日中，乃还宫禁。入宫之后，窃闻亦不自闲省，阅天下奏疏、群臣章疏，远至昏夜，又御灯火，研味经史，博览众书，虽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宁、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 九月壬申，光奏团练使向维为潍州防御使、知陈州。是时，上方以政事试练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远，或州县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从者。至宗室、戚里、恩泽之家，则一以秩序平进，拘以岁月，少所微冀，维由是，亦颇欲以才自见，数请补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资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上以诸路民欠资粮积日已久，岁催索无巳时，故尽蠲之。百姓闻诏，莫不称庆。 七年三月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既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悯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七月癸卯，群臣请加尊号曰『法天宪古文武』，诏不许。自是五上表，终不许。 元丰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观水嬉，燕射琼林苑，上射中的，群臣称贺，乃命群臣射，又特命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射。酒罢，御苑门观军士射柳枝。上自即位，至是，始再幸池苑，后不复至矣。癸酉，群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御者而掩之，实非飞虫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内供奉谢禋奉旨买红花万斤，今又继买五万斤，而一州所产止二万斤耳，恐不足数。』上亟诏寝之。 十二月己未，梓州奏：『奉诏收买青绿彩色凡二千斤，已计纲起发，余数见计置收买次。』上批：『速降指挥罢买。』恐劳民故也。 六年八月乙酉[9]，前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许修职贡，戒边吏勿妄出兵，虑戎入寇。边吏或守诏书，不出御敌。其二言都城已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间，设为楼橹，则不足以备不虞。其三欲罢试太学博士，止选于教官[10]，教官则选试于上舍、内舍及改科以来有出身进士。其四乞严太学补试之法，士尝豫乡书者，不必补而后入。诏中书省记姓名。上日阅匦函，小臣所言利害，无不详览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学博士邵材为监察御史。材，宜兴人。上临朝甚肃，初赐对者，往往震慑不称旨。材入见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岁郊祀，臣以太学博士陪祠事。陛下至太庙及圆邱，执礼甚严。陛下临天下将二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庙愈恭，此盛德也。然成天下之大业，亦在于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月戊戌[11]，史臣曰：『上聪明英睿，天性孝友，事两宫竭诚尽力，天下称孝。慈圣光献太后之丧，哀毁过甚。既除丧，思慕不已，岁时献酌，每至继仁殿必哭，哀动群臣。礼遇皇后，宫庭肃正，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诸公主、宗室恩义笃备。圣学高远，言必据经，深造道德之蕴而详于度数。每论经史，多出人意表。间日一御迩英讲读，虽风雨不易。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在东宫，素闻王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变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复召，然恩顾不衰。司马光、吕公著虽议论终不合，而极口称其贤。励精求治，尝恐不及，总览万机，小大必亲。遇休假，犹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至两宫遣人趋之。侍臣有以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而恶逸，诚欲以勤劳之也。』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虽治尚严整，智勇果断，而造次必以仁恕。群臣进见，顾问或不能对，上恐其失次，辄顾而言他。有忤意者，虽甚不乐，终保全之。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恩威相济，人不敢不尽力。如李宪、张诚一辈，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驰其銜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九载，兴为建立，追法三代，由汉以下，陋而不取，而谦冲退托，去华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此诚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宁四年九月癸卯，中书言：『天下选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劝廉吏。今欲月增县令、录事参军俸钱至十五千、米麦四石，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钱十二千、米麦三石，每月通增俸钱一万二千余缗，米麦二千八十余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纲运，并縻费不易，欲令三司勘会关画以闻。』从之。先是，选人廪给下者，至请钱七千、麦两石而已。贫不足自养，则往往陷于苟贱不廉之地。上闻之，故更此法。其后三班使臣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诏：『详定职田，知州、藩府（三京兆、成德、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12]、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余州及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军，并十顷，余军、监七顷。通判藩府五顷，节镇四顷[13]，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丞四顷；不满万户令五顷，丞三顷；不满五千户令四顷，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各减令之半。藩府、节镇录参比本处判官，余比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比万户县簿尉，余比不满万户县簿尉。发运、转运使、副比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比余州知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点官比藩府通判，同提举官比万户县令；发运使勾当公事、转运使管勾文字、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比节镇通判；蔡河[14]、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勾机宜文字、开封府界提点司勾当公事比节镇判官，总管比节镇知州；路分钤辖比余州知州；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比节镇通判；藩府都监比本府判官[15]；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检、都大巡河并比节镇判官；巡检堡寨、都监、寨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并比幕职官；巡辖马递镇、监揠井、诸州镇寨监当，并比本县簿尉；诸州路学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选人比本州曹官。』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医局，大理寺丞单骧管太医局。后诏太医局不隶太常寺，专置提举一员、判局二员。其判局，选知医事者为之。每科置教授一员，选翰林医官以下及上等学生为之，亦许本局察举在外医人素有名实者以闻。愿充学生者，略试验收补，勿限员。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以三百人为额。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差学生往治，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其所诊疾状，病愈及死，经本局管押，或诊言不可治，即别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书其状，以为功过，岁终比较为三等，上中书取旨，等第收补。上等月给钱十五千，毋过二十人；中等十千，毋过三十人；下等五千，毋过五十人。其失多者，本局量轻重行罚，或勒出局。其受军营钱，以监临强乞取论。其诸学病人愿与者听受，毋得邀求。 元丰元年十月丁未，重修都城毕工。诏知制诰、直学士院孙洙撰记，刻石南薰门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内空十步。自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兴工，以内侍宋用臣董其事，役羡卒万人，创机轮以发土，财力皆不出于民。初度工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至是，所省者十之三。后洙卒，改命知制诰李清臣撰记。 十一月己亥，宰臣吴充、王珪、参知政事元绛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难之余，乃有奉天定难之号，不应盛世，犹袭陈迹。况陛下即位以来，上徽号至数十而不许，臣等何功，乃例蒙恩?乞于衔位之中悉减罢。』诏答曰：『唐之中世，时属多虞，制为功臣，宠厥将吏，因仍弗革，称谓实繁，溢美过情，空名眩实，施之近世，或适权宜；袭于来今，固非通制。卿等为国丞弼，悃幅无华，帅先臣邻，愿罢功号，朕欲嘉叹，其敢弗从?宜如所请。』于是知枢密院冯京继请，从之，遂诏管军臣僚以下至诸军班衔内带功臣者并罢。 七年六月己巳朔，户部言：『准批状，提举汴河司言：畿内诸县民间茶铺，亦乞请买水磨官茶。其法施于京师，众以为便，府界宜与辇毂下不殊。』从之。候二年立法。

校勘记 [1]三才 原本『才』字作墨丁，据《长编》三一七补。 [2]记述 原本『记』字作墨丁，据《长编》三一八补。 [3]顾□《长编》卷三五○仅作『顾』，无补墨丁之字。今不敢妄删，姑仍其旧。 [4]天伦 原本作『天论』，据《长编》卷二五○改。 [5]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三○二改。 [6]上自 原本作『上至』，据《长编》卷三○二改。 [7]内东门 原本『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8]端拱 原本作『端平』，据文意改。 [9]乙酉 原本作『己酉』，据《长编》卷三三八改。 [10]止选 原本『止』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11]戊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五三补。

[12]扬 原本作『阳』，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3]节镇 原本作『节政』，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4]蔡河 原本作『蔡何』，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5]比本府判官 原本『比』字上衍一『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审官西院 熙宁三年五月丁巳[1]，诏：『国家以西枢内辅赞翌，本兵任为重矣[2]。而狃于旧制，自右职升朝以上，必兼择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亲有司之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员至众，非张官置吏以总其事，则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砺中外之才。宜以审官东院别置审官西院，差知院官两员，专领閤门祗侯以上至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命右谏议大夫、天章閤待制齐恢为知院，兵部郎中韩缜同知；以太常礼院治所为审官西院，其礼院归太常寺置局。』先是，上论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与韩绛以为不如置审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尝与枢密院议也。及文彦博等对，乃言其不便，曰：『屡与大使臣因遣差相见，尚患不知其人。付之审官，则愈不知缓急，难为选择矣[3]！』上曰：『欲知之，不在数见。』彦博退，上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枢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权尔。』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安石曰：『纲纪修，视听不蔽，则人主权自然归一。不然，则枢密亦能专权，如史洪肇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非治法也。』故降是诏。议者谓韩绛及安石协谋欲沮彦博，且夺其权，因建此议。然先时大使臣遣差皆属枢密院，无先后名次，时人亦颇患其不平也。 六月丁丑[4]，诏：『枢密院逐季进纳使相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姓名差遣班簿一册，今后依此。诸司使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并内常侍以上诸司使姓名差遣，逐季合进班簿，令西院抄写进纳。使相及正任横行内臣、昭宣使以上及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遣，逐季合进班簿。今枢密院抄写进纳，应臣僚奏举大使臣奏状，令通进银台司依逐项发放，举路分都监、知州军以上使臣送枢密院，本院依前项指挥先付吏房上脚色讫[5]，却批付审官西院，举常程差遣等使臣，并直送审官西院施行。』 此据《会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删改。 辛巳，诏审官西院磨勘使臣，依审官东院例引见。 七月甲午，枢密院言：『景祐二年，诏诸司使摄大将军，副使承制、崇班。小将军共不过二十人，自今摄南班有阙，欲差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于审官西院除有过犯及年未三十未入亲民人外，取未有差遣人定差。』

大理寺狱 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权知审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为右谏议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馆、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蹇周辅、太常博士、权判都水监杨汲为少卿。丞及检法官，令举官以闻。先是，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于是中书言：『奉诏，开封府司、左右军巡院刑狱皆奉府公事，而三司、诸寺、监等，凡有禁系，并送三院，系囚猥多，难以隔讯。又盛暑疾气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执所见，吏属苦于谘禀，因缘留滞，动涉岁时，深为未便。参稽故事，宜属理官。今请复置大理狱，应三司及寺、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其应奏者并天下奏案，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6]。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推鞫；检法官二人，余悉罢。应合行事，委本寺详具以闻。』从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诏：『大理寺日者修举坠典，厘正职业，俾治官府狱事。前代章程，湮灭岁久，不可复知。今所图画，皆以义起，推抡规模，不少宽假，必难称办。苟官吏各怀顾忌，于驱遣之际，或至逡巡，则稽留弊害，无肯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鞫，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台例，不供报纠察司断讫。徒以上，旬具犯由，申中书、枢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别取旨。』其后及一年，乃复诏依开封府例供报纠察司。丁酉，置大理寺勾当公事官二员，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诏大理寺官人可依御史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长贰、丞、主簿家属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轮一员在寺，余归休沐，庶制可经久，人无惮倦。其著为令。』 九月壬午，诏：『翰林学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记》，凡朝廷修废官事之本末，小大无不该载，惟崔台符等首被选抡，考举坠典，而能剸遣滞讼[7]，狱无淹囚，独不得挂名其间，尚为阙漏。宜送清臣增人。』 三年正月辛未，诏：『大理寺鞫罪人，依开封府例报纠察司。』后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报纠察司，许之。开封官准此。仍诏：『纠察司如察访得虽非徒以上而出入不当，许索文案点检。』 六年六月。元丰间，诏大理兼鞫狱，所承内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诏狱也。』意必传重，少卿韩晋卿独持平檄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上知其才，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

孔子庙庭配飨 熙宁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仍加爵号。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诏两制与国子监、礼院官同详定。后不果行。 翰林学士杨绘以为加帝号非是。当求绘议，附见于此。范祖禹志绘墓云：『绘言不必追尊。』 元丰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言：『春秋释奠，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先圣之樽在西，先师之樽在东。肆祭器，实牲体，盥手、濯爵、奠币、读祝、拜跪、登降、进退之节，与孔子无少异。而九人之像坐于两旁，樽酒豆肉不及。且孔子，师也。颜子虽大贤，与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议，欲礼官荐享祝献，颜子降于孔子，九人降于颜子，以正开元之失礼。』诏礼院详定。礼官言：『唐显庆二年，长孙无忌议，案永徽之令，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夫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今看详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配享、正享，礼意本一；仪物祝献，亦难降杀。所乞进九人，亦在祀典，盖州县旧释奠仪，未有十哲从祀之文。检会《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各设笾二、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献，一尊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诸州文宣王庙十哲像，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从之。 七年五月壬戌，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初，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为邹国公，谓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杨杰、辛公佑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看详：『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二十一贤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至今犹为从祀，岂必其同时之人也?孟子于孔圣之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圣人之道，有益学者。未及配食，诚为阙典。伏请自今春秋释奠[8]，以邹国公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案：左邱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并封伯爵，乞荀况、扬雄、韩愈亦封伯爵。自国子监及天下至圣文宣王庙，皆塑邹国公像，其冠服同兖国公。仍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荀况在左邱明之下，扬雄在刘向之下，韩愈在范宁之下。冠服各从封爵。』均等又以为非是。礼部言：『均等援据不经，无足取者。』于是从礼部议，而有是诏。又诏学士院修撰赞文。

景灵宫绘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9]，命入内都知任守忠、权户部副使张焘提举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张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灵宫西园，八月殿成，名曰孝严，别殿曰宁真[10]。焘因请图乾兴大臣于殿壁，绘像自此始。 按：景灵宫实始大中祥符，以奉祠圣祖。逮天圣初，乃易其旁之万寿殿，以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其旁之万寿殿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严，熙宁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艺祖、太宗之殿曰庆基，曰开先，甲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彰德、广孝，皆旧寓于佛老之宫，亦在都邑，与夫郊野之外，岁时奠谒，或不克躬行，而清跸所临，动涉途巷，百工执事，疲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斋庄之诚，广孝钦之本也。神宗天锡圣智，超然远览，功成治定之际，乃诏有司度宫之东西，建六殿为原庙，奉祖宗之灵，设以昭、穆之次，列于左、右；又为别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经营缔构，规模程度，靡不素定。按图即工，成不期月，观者骇异，以谓非造化融结，孰能若是之壮丽神速也!又以宣祖潜真隐耀，实基王迹，历数所钟，自□流泽[11]，故名其殿曰天元；艺祖膺命造邦，拨乱反正，兵不再试，五服来享，故曰皇武；太宗亲执晋俘，混一区夏，覆载之內，莫不向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瑞，应图合谍，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济天下，涵养覆露四十二年，纳斯民于仁寿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诞膺景命，以绍文祖，天人和同，远迩绥靖，故曰治隆。事辞称情，名实无爽，云汉昭晰，揭诸门闳。四方搢绅传诵，于今不绝。 元丰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灵宫仪注所言：『仪制令诸庙社门、宫门各二十四戟。唐太清官九门，亦设画戟。窃惟景灵宫天兴门及宫外门，本以钦奉天神，不应立戟。神御诸殿，既缘生礼以事祖宗，谓宜依仪制，令宫门之制，每门立戟二十四。』从之。 十一月己卯，详定礼文所言：『壬午景灵宫奉安辉德殿三后、衍庆殿三后，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版，不特拜。』诏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辛巳，奉安礼仪使宰臣王珪、蔡确、知枢密院孙固、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韩缜、尚书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门上，诣蕊珠、凝华等殿祖宗神御，行告迁礼。至慈圣光献皇后、英宗皇帝坐，号恸久之，群臣莫能仰视。于是珪等奉神御升采舆，赴集英殿，有司请皇帝还内，上不听。每神御步出殿，次第导毕，始还宫。时将奉安景灵宫，至是塑像，工毕始还，坐于集英殿也。壬午质明，宰臣、百官班集英殿，礼仪使以神御采舆行，奉安于景灵宫。 十二月丁巳，诏：『景灵宫绘像臣僚，本支下、两旁以上，取无人食禄者。如俱无人食禄，或俱有人食禄均者，取最长；未均即食禄人少者，取最长。仍以子孙为次序。若子孙亦系绘像，本房见无人食禄，即更不问别房。应推恩人愿与以次及别房者听。』 六年三月辛巳，太学正马希孟为太学博士，以上批自景灵新宫成，群臣献歌颂者以十数，独希孟之文可观也。 八月乙亥，诏：『自今后执政官除拜，赴景灵宫恭谢，差閤门祗侯或看班祗侯一员、体直官一员随逐入殿，引揖祗应。』 十二月。自景灵宫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余拜。及继仁殿，必哀恸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诏定夺绘像臣僚之家食禄人法。看详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无叙法，残疾不堪入仕，不理选限之官，欲并为不食禄人。』从之。 四月壬辰，朝献景灵宫。至天元殿，观芝草，宰臣王珪等称贺，仍宣从官以上赐茶。自是朝献毕，皆御斋殿赐茶。 九月戊申，户部尚书王存言：『准诏具析安守忠豫绘像因依，勘会所采臣僚勋绩，并于国史、《实录》考求事迹。据本传所载，赠太尉安守忠有战功政绩，当预绘像。其「捧曰左厢都指挥使、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史册无载，即无豫绘像人数。』诏景灵宫改绘赠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灵宫绘像管勾官误以「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充数而赠太尉，安守忠之孙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诏。

修太一宫 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将作监官度地修太一宫。先是，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异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伏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迎五福太一于京师。』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宫于集禧观之东。 五年六月乙卯，礼院言：『中太一冠服依东、西太一，而东、西太一惟五福君綦 服[12]，冠通天冠，大游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记》天神贵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伏请并用通天冠、张纱袍。』从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宫成，以右街都监真靖大师陈景元为宫主，景灵宫抱一大师盖善言副之，余知职散众道士，令景元博选有行业精洁之人毋过二十人，岁披戴，悉依东太一宫例。 九月辛酉，命宰臣王安石为奉安太一使，枢密使陈升之[13]、参知政事冯京、王珪、枢密副使吴充、蔡挺为前导官，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管勾卤簿仪仗，入内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系囚、杂犯死罪，徒、流以下释之。应诸路灾伤民户，本名税物失计，致违省限，不该检放者，监司体量检放。』先是，上以久旱，欲因冬至发德音，顺承太一之贶，手诏令辅臣相度。王安石等请如诏旨拟合施行事目进呈。上于禁中增入检放一节，盖上察于政事，恤民如此。

校勘记 [1]丁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2]本兵 原本作『本共』，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3]选择 原本作『还择』，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4]丁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二补。 [5]指挥 原本脱『挥』字，据《长编》卷二一二补。 [6]审刑院 原本作『审刑部』，据《长编》卷二九五、〈宋史·职官志》改。 [7]剸遣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补。 [8]春秋 原本脱『春』字，据《长编》卷三四五补。 [9]丁酉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补。 [10]宁真 原本作『宁直』，据《长编》卷二○○改。 [11]自□流泽按：此节按语不见于《长编》，故不知其墨丁为何字，姑仍其旧。

[12]綦服 原本作『棋』，据《长编》卷二三四改补。 [13]枢密使 原本作『枢密院』，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种谔城绥州 治平四年六月，陕西转运使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御边五利：『一曰选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选才谋居要害，任权变广招置，募乡导行反间，使其君臣携贰，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冲也。设先举之策，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于奔命，所以罢其敌也。东兵屯戍，去逸就劳，不知军情，不习地势，坐縻禀食，欲战先北。今若省之，全任土兵，减费重威，所以实其力也。罢其赐予，禁其市易，绝其盐利，设官致兵，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国也。今数道宿兵调度弦急，稍失经画，则徒困良民，而无补国用。宜鉴康定之失，蠲仓卒之暴，任公实之谋，使府库充忉而农商不残。士饱气勇，以攻则克，以守则坚，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称善，尝置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对，密赐金五十两。及辞去，又赐金。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枢密使文彦博等皆执不可，宰相曾公亮独赞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彦博，令具可否，条例录进。彦博奏陈：『观向之所陈，大要有五，上三策不待论而利害可知。所谓惜经费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务，最要讲求。向云：自宝元初守官陕右，出入兵间，首尾七年，目睹心计，固宜详悉。然谋政料敌，老将所难。兵者大事，不可轻言之。古人论兵，至谨至重。向谋虽可采，言亦似轻，诚愿谨之重之。』 九月。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及高遵裕还自夏州，又言：『若纳嵬名山，则横山之民皆可招来。』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轻泥瀤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富，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瀤侧，司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王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钞，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 九月，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故首领嵬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既已直奏，且申经略司。陆诜报谔先诺嵬名山自能捍御，夏人则受之。若欲入居塞内，则勿受也。谔言：『当今于绥、银住坐。』其七月，诏下谔奏付诜，乃诏薛向至延州，召谔赴经略司审实，密议措置以闻。诜等共画三策：使名山直取谅祚；不能取则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系两界不折地。遣张穆之入奏。诜意朝廷必不从也，已而向与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纳之利。寻有诏从诜等所画策，谔遂遣谍者与嵬名山约日会绥、银，不复告诜知。诜累戒谔毋深入应抵。时谔已先诺嵬名山，度诜必不许发兵，丙辰，悉以所部兵与折继世先发。戊午，会于怀宁寨。庚申，入绥州，遂兴版筑。壬戌，继世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余万，分处族帐于茭村及怀宁寨。诜始得谔状，大惊，即劾谔擅兴兵，贻书文彦博曰：『开辟以来，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户，自幼被虏，为银、夏、绥州军司，有小帅三千余人。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狯，为众贷谅祚息钱不能偿。时大饥，谅祚数点兵，屈子乃说诸小帅密谋内附，假托名山。谔即奏之，募熟户韩轻持蜡弹与名山，以诱纳之。轻独与屈子语，名山实不知也。及轻报谔，如期发兵，折继世卒会直抵名山帐，名山惊起，屈子及小帅胁之曰：『宋兵十万至矣!』名山遂降。谔初城绥州，缚毡为楼橹状。众望见，惊以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间，敌兵三至，谔辄击却之。其后，诏遣中使按边帅，召谔议事，因盛兵入寇。谔回宿怀宁，使嵬名山率其属，以百人挑战，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据其险。谔曰：『彼失此利，吾胜必矣!』既而望见其中指呼，若将持突状，乃分裨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谔居中，为三军，令：『听吾鼓声，缓则徐进，急则疾战。』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梃、张布囊为疑兵。谔手剑，不介而驰之，城中上下皆鼓噪。其众方披靡惊视，三军已萃于阵中央，彼益纷乱，其腹心皆溃，我军所向冲击，追奔二十余里，斩首七百余级，获驼马、戈甲万计。绥州既城，议者以为孤城深寄北境难守，不如弃之。谔独谓：『此扼三大川口，夏人号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视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诚分处属国，置弓箭手万人，可减屯戍，省馈饷，边足以强。』因请乘势大举，尽复河南。陈五可取之策。谔寻得罪去，权发遣秦州李师中书：『夏人方入贡，叛状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衅端，无益于事。』 　　十一月，鄜延经略司言：『夏国宥州牒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及诛马山。』马山即继世，蕃名也。枢密使文彦博以为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谏院陈荐、杨绘皆请治薛向、种谔罪，以安西夏，不听。丙戌，韩琦判相州。上喻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暂往相州，却来永兴，经抚西边，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审投来蕃族，得其壮兵几人，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及新经优赏之后，灾旱民困之时，未有大段钱帛、粮草、兵力、战具准备，及开展兴修城，控扼要害，扦卫投汉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并封示蔡挺、李肃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启此衅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谔议，檄诸路举兵牵制。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乃是举无名之师，及杀戮横山老幼，岂招诱耶?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灵，师臣肆意妄作，自弃誓约，取怨西北，以开祸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但边事倒错如此，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夏人欲执景殉来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诈谋不可信。若纳殉而拒名山，则弃前恩，生后怨。』朝廷乃拒之。丁酉，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癸卯，鄜延路经略司言：『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被诱过界，并为所杀。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常私见谅祚，称臣拜谒，许以缘边熟户归之。及种谔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 　　十二月壬子，枢密院言：『西事方兴，用兵有渐。欲预戒诸路帅凡十四条：一、协心讲求兵政，各务周知利害；二、躬训练士卒，令武艺习熟；三、熟知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敌人情伪；四、鉴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议战守之兵，各有定数，兵有定将，量力应敌；六、缘边小堡，若遇大寇，并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牵制，毋得观望及轻举动；八、精选间谍，候其动息；九、详行军赏罚，仓卒易以处分；十、爱惜边储，毋得妄用；十一、机宜官整比文书，以待缓急处制报应；十二、机宜官毋得与兵官过从结纳；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训练战守；十四、约束未尽，续条列利害，以闻。』从之。 　　是月，韩琦至长安。先是，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亟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枢密院以诏旨诘之，琦复奏：『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川内相近居处，各人知有产业，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谅祚，似合机会。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备，旷日持久，自当疲弊。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势也。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敌攻敌，于国用别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挡铁锁锢杀杨定，将献之求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敌情，他日再许纳欵，犹可为议论之端。』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恥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熙宁元年二月，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或以咎谔，谔曰：『嵬名山举众约降，既闻于朝矣。若缓以待命，事机一失，则数万之众殃于敌手，为边生事不细。吾宁坐死，以就国事!』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虽该陕西曲赦，终坐责。先是，枢密院以上意与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夏人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卨言：『绥州不可弃毁。』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及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固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琦从之。是月，运舟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强壮千余人刺为兵，余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余人，死于战疫及逃去，仅存万余人耳。 　　三月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驿诘问所杀伤杨定等，及掳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自朝廷除官，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1]，效顺中国。』 　　五月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掳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诏遣使臣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調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给我[2]!』檄宥州诘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3]：『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借或受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诏，如逵所言。 　　六月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业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于素，而又能广招弓箭手，使不费衣禀而兵备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夏自诱害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顺服然后许。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曰熙宁寨。

　　七月，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上不听。定既被杀，上思其言，于是复召用之。时薛向贬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绥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绥州不可弃，与彦博异议。 　　十二月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历，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寝违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于茶毒，当曲示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请，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于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以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犹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 　　七月己丑。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背惠寇边，朝廷每遇罢兵，处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御之策，及降手诏付陕西、河东帅臣，条上便宜。至是，采合群策几十六门，奉旨裁处，又增十事，仍令择使，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候至，则再具拟定取旨。 　　十月，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御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三寨之土田何知?』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封册，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卨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卨曰：『若不得地界，但得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卨赴阙询之。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不得。』诏至，属僚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伏。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乃赐姓赵，名怀顺，以其防托绥州日久故也。己未，夏国使者罔肓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为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国主秉常遣使昂聂、嵬名??荣等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诏答曰：『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止令鄜延路安立绥德城界至外，其余及诸路，并依见今汉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堑，内外各认地分，樵牧耕种，贵彼此更无侵轶。俟定界毕，别进誓表，迴颁誓诏，恩赐如旧。』其表词曰：『臣近承边报，传及睿慈，起胜残去杀之心，示继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欢呼，仰戴诚深，抃跃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远察边情，念兹执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岂谓一城之地，顿伤累世之盟。凯斥边吏之云为，乃是天心之恻隐。况此绥州，居族岁久，悉怀恋土之恩，构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远施命令，早为拔移。得遵嗣袭之封，永奉凝严之德。伫使枕戈之士，翻成执耒之人。顿肃疆场，重清烽堠。顾惟幼嗣，敢替先盟?翘仰中宸，愿依誓约。贡献贽宝，岂惮于逾沙?向日倾心，弥坚于述职。』伪学士景殉之词也。 　　十二月甲寅，诏鄜延路经略司定立绥德城界，又遣官往诸路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分。知登城县范育、陕西转运司勾当公事吕大忠皆辞行。育言：『沟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务，其不可为有四。抑又有大于此者。臣闻言至不纳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争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场常严矣，一旦约败兵孥，斗者跌于前，耕者没于后，而封沟不足恃矣。衅动情睽，诡计百出，使人左复甲兵，右兴金缯，朝委而烽烟夕举，其约誓不足制矣。故保疆场不如立约，立约不如敦信。信定于心而已矣。臣又闻《周官·大司徒》立封沟于邦国都鄙，至于不服，则职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员，而蕃国不与焉。盖圣王之于天下，嘉善而矜不能，以为号令赏罚之所。不加则责之意略尔。西人之情难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轻。臣愿陛下蒐简军实，选将属师，积谷塞下，以御其变。消患于无形，制胜于不动。凡此，今日抚绥之先务也。』大忠言：『伏闻朝廷将使立定夏国地界，此诚陛下安边息民之策恐不在此。臣辄有五不可之说。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一带，地土最为膏腴，西人赖以为国。自修绥德城，数年不敢耕垦，极为困挠。窃闻今来愿于绥德城北退地二十里，东必止以无定河为界。如此，则安心住坐，废田可以尽开。彼之奸谋，盖出于此。若遂使得志，一旦缓急，鄜延可忧，此所谓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国体。万一疏虞，则朝廷如何处置?移文诘问，必谩然不报；举兵讨罪，又力所不堪。复与之和，势皆在彼。百端呼索，须至含容。挫损天威，无甚于此，不可不虑也。』王安石不以育、大忠所言为然，白上曰：『臣谓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沟，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沟，于《周礼》有何违异?大忠言但当择帅，不当立封沟。臣谓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沟，即不责大忠择帅。育与大忠，恐不可遣。』乃差刘宗杰及鲜于师中。枢密院初不欲立封沟，及议差官，先拟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与大忠议复异。昌朝、育皆中书所斥者，故安石再疑文彦博等设意沮己云。 　　五年四月丙寅，诏鄜延经略使、权发遣延州赵高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先是，禹欲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塞。上问执政如何，佥以为卨不肯妄作，宜从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夏人，不在数里地，不计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计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卨请筑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诏。丁卯，诏赵卨候分画地界毕缴纳，先许便宜行事指挥。 八月壬午，夏国进表不依旧式，但谢恩而不设誓，又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枢密院共以为疑。上问如何，王安石曰：『中国与夏人，要以宗社殄灭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诏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便为变?』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变。若更无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赖，则夏国引前誓足矣。臣恐誓与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岁赐，必不便敢旅拒。』彦博又以为：『夏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弛备?』安石曰：『其势可见，即其情可知，恐不足过虑。彻备无妨。』彦博又曰：『有明盟誓，则彼违盟誓，我有辞。』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冯京曰：『太祖得蜀人与河东蜡书曰：「我伐蜀有辞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上以为然，乃降答诏。辛丑，权发遣延州赵卨为起居舍人，仍赐紫章服，以定绥州地界之劳也。初，夏人屡欲欵塞，每虚声摇边。上手敕问方略，卨审料形势，为破贼之策以献，遣曲珍、吕真分巡东西路，与兵千人。钤辖李容自恃宿将，谓卨儒者，不知敌情，曰：『彼岂盛夏来耶?诚遇敌，千兵何为?请罢之，以待防秋。』卨笑不答。贼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州，至鲁班崖，遇曲珍，以吾为知其谋，皇骇亟战。吕真继至，寇败走，俘斩千余。是秋，谍言夏大阅，将入寇。容惧，亟请济师，卨不听，边亦无警，坐谍者，容等惭服。夏自失绥州，怀未能已，屡测朝廷意。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请和，必欲画绥州界。望今听本路经略司分画，岁赐则以通和之日复焉。』于是事定，卨谋居多，故赏之。 此据范百禄所为墓志铭。

韩琦筑甘谷城 　　熙宁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先是，韩琦遣李立之驰奏，请修筚篥城。枢密院难曰：『筚篥城是秦州熟户地土，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又须添屯军马，计置粮草，复如古渭之患。』琦复奏曰：『窃观后世图制匈奴，患其西兼诸国，故表河列郡，谓之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今西夏所据，盖多得匈奴故地。昔取一时之议，废弃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得明、元吴更无忌惮，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肃诸郡。至宝元初，始敢僭号，遂一向攻胁秦、渭诸蕃。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汉界之近，自前未有也。久在西陲诸知边事者，皆谓城筚篥，则可通鸡川。古渭城外御之势，隔绝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带诸蕃，与山药、木征、肯唐等族相结之患。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藏、康奴之族，广有人力。以居处恃险，从来点集不起。后范仲淹于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置清安、绥宁二寨，并空平耳、垛城二堡，其明珠三族于是不敢作过，听从点集。若谓修城之后，有积聚粮草之费，臣以为不然。盖筚篥既城，则秦川三阳、伏羌、永宁皆在近里，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创置酒务场，课利相兼充瞻。』诏从之。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率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屯列既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攻。』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韩琦又言：『已揲秦凤路于擦珠谷筑一大堡，候毕工，乞废罢纳迷、山丹、菜园、白石、了钟五堡，使臣戍兵攃珠。』堡成，赐名通渭。

校勘记 [1]助国 原本『国』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2]斩囚 原本『囚』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3]虏曰 原本『虏』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韩绛经略西事 　　熙宁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度支员外郎、直舍人院吕大防为宣抚判官。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1]，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仍赐绛诏：『如有机事，可不待奏报，听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诏，当考）甲辰，诏执政官同诣韩绛第别绛，绛以翌日西征也。吕大防与绛建攻、守二议，其一：止绝岁赐，以所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师，别募奇兵骑将，伺其间择利深入，破荡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兵大举，众寡不敌，则勿与战，俟彼退兵散豫，约邻路间道设伏，邀其归路。其二：严为守备，西兵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又言：『兵不精、将不勇，求以胜敌，自古未有。为今计，莫若选募兵将，尽其智力。汉之名将，多以良家子从军。晋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旧兵，于京师立标简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余人，深入转战千里之外，遂能破敌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汉鲁奇以偏将军应募先登，唐娄师德以御史应募为猛士，此募将之效也。』及绛至陕西，即募彊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又分蕃、汉兵为七军，以行扰击牵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诸将尚循故态，则必致误事。乞惟听宣抚司统制，则事归一体矣。』又言：『朝廷已绝岁赐，又断和市。此二者，是绝彼之大命，理须必争。我必先为之计，以挫其谋。且星居鸟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动须累日，彼之所短也。建营立戍，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长也。分路置帅，举一路将兵，除守外不满二万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以多击寡者，彼之所长也。异时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长，所以屡败。今七将并出，伺其未集，便行扰击，似是击我一处则六处牵扯制。一处坚壁，使其防救不暇。制敌之命，无出于此。然后招怀，无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赵卨权同发遣提点陕西刑狱。时绛方议大发兵取横山，卨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无险隘可控扼，臣窃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不先储峙，不建城寨，则难以安集。今夏国屡为西蕃攻扰，必欲乘虚破之。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然劳师远攻，未见其利也。』乙卯，诏判延州郭逵赴阙。韩绛用种谔谋，将以兵取横山。逵曰：『谔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他日败国事，必此人也。』绛与逵议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幕府与逵论难，逵曰：『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贻朝廷忧。』绛怒，奏逵沮军事，故有是命。命陕西宣抚使韩绛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判官吕大防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判官。绛时治兵鄜延，欲通道河东，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即吾人也。听以自随。』己丑，次啰兀城。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潛出，击破之，马尾脱身遁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2]。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夏人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毕。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谔始出师，知横山有积粟，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将步骑二万元，食官米二斗二升、刍六束，余悉因粮于敌。 　　二月癸酉，西兵攻抚宁堡，陷之。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如何?』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随之矣。』上深以为然。未及往备，而抚宁已陷，遂弃啰兀。 　　三月癸卯[3]，上问执政以啰兀存弃，王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啰兀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出于举事仓卒也。今人才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云云。』上悦。及是，遂弃啰兀。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黄丁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廷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辞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恐无功，并任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 　　四月癸酉，检校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种谔为贺州别驾。初，王安石论谔当深责，以慰谢关辅人心，请置之广南。上曰：『须谔离陕西。』于是再责。 　　五年正月辛巳朔。己丑，诏：『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逐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宫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及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为：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慢，然后边鄙可治。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如此，则人人各怀形迹，孰敢复为人主尽力?非特臣所怀如此，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计事，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则谁复敢不避形迹，为陛下计事?』上曰：『王广渊每事辙言宣抚司过失。』安石曰：『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方庆州兵未变，广渊数为韩绛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绛屡诋毁广渊，以为不忠。而陛下亦疑广渊，后果为广渊所奏，广渊反降两官。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内有不平之心，则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4]，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种古但云可为乡导，即不知如此人，乃能为贼乡导[5]，今若推恩，问愿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为我所用，去者亦必怀惠。异时讨伐，固宜有为内应。报德如食秦缪骏马、盗袁盎侍儿之类，则我虽遣去，未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东经略使刘庠言：『被旨取问愿归夏国人姓名，今具条上。』诏不须俟夏国议界，至官到界，止据所奏愿归蕃户，于鱗州相对界上发遣，人支采绢二疋[6]，小儿一疋[7]，及令保定军移谍宥州照会。

校勘记 [1]庆州 原本作『度州』，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2]立赏平 原本『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3]癸卯 原本作『已亥』，据《长编》卷二二一改。 [4]愿归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5]为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6]二疋 原本作『二匹』，据《长编》卷二三○改。 [7]小儿 原本『儿』字作墨丁，据《长编》二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兰会上 　　熙宁四年八月辛酉[1]，著作佐郎、同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为太子中允，遣僧智缘乘驿随王韶驱使，仍赐银三百两，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2]，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并令王韶主之；调发军马及计置粮草，即令秦凤经略司应副。韶以董毡、木征多与僧亲善，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故请与智缘俱至边。初，韶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钱给招降羌人，未尝辄废官本。文彦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罗结等作过秦州，乃不能捕，况有豪杰能作文法，连结党与者哉?亦岂得言其脆弱也?』彦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哺厮啰、鱼角蝉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为夏人所收，则为患大矣。』彦博曰：『既收为内属，彼有警急，恐须救援。』安石曰：『彼今不能合为一，尚能自守，不为西人所并。今既连结，则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军矣。若能为我屏扞，则虽以官军援之，亦所不计，况又无此理。』冯京、吴充皆曰：『此等事未经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乐如此。不颁行下，今当如何措置?』安石曰：『必须别为一路，如麟府军马司。』上曰：『须如此，令得专达。』安石曰：『仍当绢十万缗钱委之市易，令兵马事则取经略司节制，抚纳蕃部，市易司则一面施行。』 　　十二月戊辰[3]，中书、枢密院同进呈韶奏：俞龙渴及汪奇巴等举种内属，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龙渴殿直、蕃巡检，又分其本族大首领四人为族下巡检。既分为四头项，自此可令不复合为一，免点集作过。又乞除汪奇巴殿侍、秣邦山一带巡检。上曰：『如何便言举种内属?』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谓之举种内属?』上曰：『须点集得，方为内属。』彦博曰：『分却俞龙渴族下人作四头项，恐俞龙渴不肯。』又言：『未须与殿直，与军主，恐见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为四头项既责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遥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彦博曰：『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上曰：『此事不类。』令悉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知郑州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上谕中书曰：『公弼在河东，当五路出师仓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则委之镇抚。』丁丑，郭逵奏：『闻王韶招俞龙渴甚屈辱。』上谓执政曰：『韶所奏乃与逵不同。』乃诏逵分析。时经略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狱，鞫擅用市易钱赃状未竟也。其后安石进呈逵分析韶招俞龙渴事，上曰：『乃无屈辱，须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诏以古渭寨为安远军，以王韶兼知军。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为寨。上将恢复沙、陇，故命建军，为开拓之渐。庚寅，青唐大首领俞龙渴为四头供奉官，仍宠以阶勋，赐姓包名顺。辛卯，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余万口。 　　六月癸亥[4]，诏权通远军都监王存等五人各减磨勘三年。初，奄东熟户久不顺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荡，而秦凤路经略司以闻，故赏及之。初议赏，王安石曰：『方欲创事，宜加厚。』文彦博曰：『打族帐与军赏格不同，难用军赏。』上曰：『惟赏无常，轻重视功。』蔡挺曰：『比捉贼赏未为厚[5]，以此捉贼，则其劳绩，岂不过于捉贼乎?』壬辰，改武胜军为镇洮军，高遵裕兼知镇洮军。先是，遵裕以庆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关，羌人旅拒，引亲兵一鼓破之，进营武胜城下，羌众渡洮驰去，遂据其城。王安石曰：『洮西为内地，武胜更移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据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吴充建议以为：『师屯暴露，粮饷间关，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诱木征，以城还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领部族长为外臣，不必留兵绝塞，列置郡县，屈力费财。』上不听[6]。 　　七月庚寅，王韶为右正言、直集贤院、权管勾秦凤路钤辖；高遵裕为引进副使，落权字；进士王夏为江宁府法曹参军。韶等并以招纳蕃部特推恩，而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 　　八月甲申，管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等言：收复武胜军。诏具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或已支用者，偿其直。先是七月，韶举兵城渭原堡，遣将破蒙罗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等。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其苟，不肯舍险离巢穴速斗，则我师必且投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秣邦山，逾竹牛岭，压寇而阵。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退者斩!』则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其众溃走，获首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秣邦山可一举而定。会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以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敌，破之，瞎药等弃城而夜遁，大首领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复武胜。庚寅，熙州洮河浮梁成，赐名永通桥。 　　十月戊戌，改镇洮军为熙州，以镇洮军为节度军额。分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 　　十二月乙亥朔[7]，诏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鸟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 　　六年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河路经略司言：『二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复河州。』上谓王安石曰：『非卿主谋于内，无以成此。』时河、洮、岷州虽共为一路，而实未复。韶方图进兵，上手诏令所议不须申覆及上奏，亦不必过为详谨防事。

　　四月乙酉，熙河路经略司上河州得功将卒三千七百二十七人。诏获首一级，赐绢五匹。于是王安石白上：『士气自此益振，要当养之，而勿伤尔。』文彦博曰：『使更不怠，则南征北伐，将无不可矣!』上曰：『古人谓举事则才自练，此言会破竹之势，正可厚以金帛、官职招纳。然王韶新摧沮，不敢开辟擘画，须朝廷喻意。』乃令中书、密院谕意。王安石言：『将帅事事指教，关防不得，必得有智略自肯建功人，乃可使为将帅。』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岂患无人?但患知人未尽。若陛下尽知人之道，御之不失理，则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为盗，若尚气节，自免去久矣，安肯复黾勉到今?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杰之士。』上曰：『既被人诬罔，须与辨明。』安石曰：『被人诬罔须与辨明，诚是。然陛下前出手诏，专委密院指挥，令市易司息钱别封桩蕃户料钱，以省钱文。陛下以为人言市易司全无息钱。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后来既知言此者非实，即未见陛下行法。』上曰：『郭逵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肤受浸润，虽百年无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逵自作孽，至于不可复容故也。臣以谓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待其自猖獗，不可复容，然后行法也。』 　　六月丙子，上谓执政曰：『昨洮西香子城之战，闻官军贪功，有斩巴毡角部蕃兵以效级者，人极嗟愤。此为害不细，不可不察。盖李靖阵法，以汉兵为一队，蕃兵为一队。用人如此，自无纷乱。可令王韶详度，具条约以闻。』王安石言：『武王用庸蜀、微卢、彭濮人，但为一法。今欲用夏变更，则宜用蕃兵稍与汉同，与蕃兵异。』王珪言：『当别给衣为号。』上疑别给衣费多，安石曰：『今欲用夏变更，必先用其豪杰，所谓蕃勇敢者。既收其用，岂可惜费计?比招军，其费亦不为多。蕃勇敢既乐为用，则其余渐皆慕向，乐为用矣。』 　　七月己未，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将士卒，往视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泾原兵马，而委臣就本路择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凤路先差下策应强壮三千，尽以付臣，为思立后。继若有警急，即专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军应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诚善，若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计。』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寨，如安石所料。 　　八月乙亥，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临时制不在我，则无如之何。』上怪韶有此言，佥以为韶忌景思立。上曰：『将帅多不能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兴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韶顷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与余人不类，不至不能容偏裨，亦恐远方情有不得以自竭。』中书言：『王韶、景思立入河州，诸羌皆降。』王安石等请率百官称贺，上曰：『河州前已收复，但未城守，此亦庙堂之谋，将帅之功，于朕何有?』安石等再三陈请，以为：『熙河之功，近时少比。陛下神算前定，举无不克。祖宗以来，每下州县，例皆称庆。』上犹不允。安石曰：『中外传河州事多端，称贺则人情释然。请俟修河州城毕入庆。』从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人洮州界，破木征弟巴毡角，尽逐南山诸羌。木征震恐，留其党守河州，自将精锐尾官军伺击。诸将皆欲直走河州，韶独思念兵抵城下，木征必为外应，而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踪迹木征所在，与战，破走之，然后抵城下。时守者犹以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韶入岷州，瞎吴叱及木征来降。韶谕以不讨口无所得食，两人各献大麦万石、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领。于是王安石请偿其价。上疑此犒军物，不须偿，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有之，则不宜徒受其献。偿其价，乃所以怀慰新附也。』上从之。 十月，诏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筑堡于河之北。上曰：『安乡城，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何以来远?』故命景思立营之。戊寅，诏熙州大威德、河州德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庚辰，熙河路走马承受、入内东头供奉官李元凯为六宅副使寄资，元凯以经略司捷奏诣阙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犹将兵至马练川，降瞎吴叱；进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龙族于绰罗川，通熙河南，岷州钦令征、洮州郭厮敦皆相继诣军中，以城听命巴毡角，而以其族自归。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僻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 吕惠卿墓志云：于是西直黄河，南通巴蜀，北接皋兰，幅员逾三千里。当考。见今依本传，并书于此。 　　是役也，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盖洮、岷、叠、宕连青唐秣邦山，林木翳荟，交道险阻不可行。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为名，令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至是，可连数骑而行，而盐井平川，初既筑城，又据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谓韶谋中机会，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遣内侍李舜谕旨曰：『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辞曰：『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上又令舜举谕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赐。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贺，故再御紫宸。甲午，上谓辅臣曰：『梁从政自河州至，言黄河之原浅可涉，盖不诬也。然问之本原，未见所出。《禹贡》但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不言导河自积石，以此知出积石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传》，河有两源，合注菖蒲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陛下所考《禹贡》导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正月辛亥，赏收复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库使桑湜等八人各迁三资，蕃官李兰、毡讷支、温王等十一人各迁两资，蕃僧马尊等九人给奉职至指挥使俸，余补下殿侍至承局，及减年磨勘、支赐各有差。既而湜独辞所迁官曰：『西人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湜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不受。』卒辞之。时人重其知耻。湜，怿子也。 　　二月甲申[8]，知河州景思立、走马承受李元凯战死于踏白城。乙未，上始闻景思立等败殁，熙河路经略司具奏也。开天章阁延访辅臣，枢密副使蔡挺自请行。上曰：『此不足烦卿。河朔有警，卿当行矣。』丙申，上批：『熙河边事，亦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广南等处，可诏章惇、沈起早务了毕，追还兵马，并力一方，庶几不至乖张，而贻大患。』三月辛丑，泾原路经略使王广渊言：『自渭州至熙州，运米斗钱四百三十，草围钱六百五十。诸处阙廂军，若差倩义勇之类，骚费尤甚，必大失生业。如支移粮草，乞详酌所以应副。』诏札与王韶。吴充建议乞弃岷州，上曰：『自可守，何须弃?』翌日，边奏木征、鬼章大兵转入岷州，上以为忧。安石与王珪皆言：『彼师已老，必难涉险远攻岷州，保亡虑。』冯京独不谓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为岷州团练使，旌守城功也。寇承景思立踏白之败围岷州，蕃僧温遵率容、李、龙族应之。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门，遣偏将及包顺引兵纵击，选精兵百余人，由南门鼓噪而出，合击之，寇遂败走。遵裕谓容、李、龙三族应之，而龙氏实破床川砦，度不可尽诛，乃以二十缣募取龙氏一级，斩捕几尽。丙戌，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乙未，通判河州鲜于师中为祠部员外郎，录城守之功也。先是，鬼章使谍绐景思立云：『木征有众数千在踏白城，将来降，请逆诸河上。』思立信以为可取，率兵骑往袭之。师中知其诈，劝思立，不听，遂行。师中即治守具。思立既败，鬼章遂围河州，师中卒全其城，故赏之。置南山堡通会关于河州。丁酉，李宪言木征出降。诏木征及母、妻、子令王韶、李宪发遣赴阙。初，韶还至兴平，闻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持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寇知党援既绝，且恐断南山归道，乃拔寨遁去。乙酉，进筑珂诺城，前后斩七十余级，烧二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口。木征率猷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王韶言：已遣閤门祗侯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阙。思立之覆军也，寇势复张，而京师风霾、旱灾相乘，论者欲乘此弃河湟，上亦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赐手诏褒谕曰：『将在军，君命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 　　五月甲辰，诏熙河路岁计用钱，令秦凤路转运司、熙河路经略司开具无事时各一年收支数申中书。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七年以来，财用出入，稍可会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川、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马为南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额，乞赐国子监书，许建州学。从之。 　　十二月丙寅，诏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员，留五十七员。从经略使王韶、都运使熊本请也。 　　八年三月癸巳朔，诏分熙河路正兵三万三千，参以弓箭手、寨户、蕃兵为四将，其下蕃军马，随地远近分隶。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二人为五人额。从之。 　　九月，岷州置铸钱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秦陇之外，数年用兵，克取熙河等五州别立一路，僻地进境，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然而远近共传，当时杀戮人命不可胜计，费耗财用，莫知纪极。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属，屯兵守御，各有定制，即须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赡。奈何罢兵后，惟闻朝廷自京师辇运金帛，监司从内地支拨粮草?自此国家府库如何供亿?民间物力如何出办?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愿陛下亲选无所畏惮、公忠臣僚、不与其时用事人为党者，往彼按视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货足用否，人情可安、久远可守否?俟得其实，然后委二府会议，方见经久利害如何。若不审行考校，但务竭力劳费，臣以为末等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且犹未肯如是，况为天下之计哉?』 　　十年二月己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时韶以母老匄外，因抗疏言：『臣前日面论决里广源州之事[9]，以为大臣图国事，不当贪虚名而忌实祸，舍远业而先小数。执政莫肯听用，每闻臣言，则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费于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初不欲遽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广费以自累也。』又言：『李宪欲聚兵六万人为攻讨计，臣以为用众不如用寡，兵多则与粮竞，兵少则与敌竞。』韶知空开边，以军功至执政，乃专以勤兵费财归曲于朝廷。上不说，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复相，至九年十月罢判江宁府，枢密吴充为相）。 　　五月壬戌，李宪为皇城使，徐禹臣等七人转官、减年、循资有差。先是，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西人畏服贵种，其天性也。』木征盛装以出，诸羌耸视，皆无斗志，我师乘之，获级、生降以万计，临阵斩冷鸡朴。董毡惧，因作旁行书喻之，遂遣使入贡。 　　十月壬午，诏观大殿学士、户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职、知鄂州。韶谢到任表云：『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云：『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怒；指摘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谕，时有小差。臣言未尝曲徇。』又言：『陷人君于不义，莫如退缩。』又云：『晓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变。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赞一朝之盛美。』侍御史知杂事蔡确言：『韶表皆怨愤，欲归过主上，而妄为自洁之辞，乞行黜责。』故有是命。韶既罢枢密，言动颇不常[10]，上《法身三门》一篇，且云发明自身之学，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又摹印遍报宰执，人以为病狂。 　　元丰元年十月戊辰，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言：『四州军依朝旨标拨官庄田外，乞于近城各更择沃土上腴地二十顷为营田，专差使臣等管勾。』从之。 三年正月乙亥，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置司以来，实收利入，元丰元年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贯石，二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万贯石。』 朱本削此，今从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言知州、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王韶卒，辍视朝，谥襄敏。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方略，每召诸将指授，不复更问，所至辄捷。尝夜卧军帐中，前部遇敌，矢石交下，呼声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诞，杀蕃部老弱不可胜计，军以首级为功。韶交亲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任。韶分属诸将，诸将畜降羌老弱，或杀戮其首以应命。既病疽发，皆洞见五脏，亦其报也。

校勘记 [1]辛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六补。 [2]自古渭寨 原本作『古自谓寨』，据《长编》卷二二六改。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5]捉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下二句『捉贼』同，不另出校。 [6]自『上不听』以下二页错简，据《长编》及年月顺序调整，不一一出校。 [7]乙亥朔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四一补。 [8]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五。改。 [9]臣前日面论 原本无此五字，义不足，据《长编》卷二八○补。 [10]言动 原本『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皇帝

取洮河兰会下 　　元丰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复兰州。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余步。大抵自西市新城约百五十余里，将至金城，有天涧五六重，仅通人马。今招纳已多，若不筑城，无以固降羌之心。见筑兰州城及通固堡。』李宪又言乞建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并从之。 　　五年正月辛亥，宣庆使、宣州观察使、入内副都知、都大专切经制熙河路边防财利事李宪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四方馆使，知兰州兼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副使李浩兼权泾原路安抚副使。 　　二月乙亥，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相度通远军去定西城路为便。乞自女遮堡以西隶通远军龛谷寨，以北隶兰州。』从之。 　　五月丁酉，李宪请发关中民运粮兰州，为五月之储。朝廷将从之，王安礼言：『臣闻灵州之役，役夫被斩，植立而不动。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关辅以西，丁壮转徙，物价昂贵。乃欲调难用之夫，辇至贵之物，横绝贼壤，未见其可。臣窃料兰州戍兵其数未多，果可以守，则见粮犹足以为用；以为不然，则适足饵寇。愿陛下俾宪自调之。』宪果以为难。其后改用卒夫，以时运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兰会路钤辖王文郁为西上閤门使、知兰州，代李浩。西贼围兰州，数十万奄至，浩闭城距守。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全合肥也。』走马阎仁武曰：『奉诏令守不令战。必欲启关，当劾。』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当十，势有万死，岂畏劾哉!况守则有必死之势，战则有可乘之机。』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七百余人，夜缒而下，持短刃突之，贼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收其所虏人城中。时以文郁有尉迟敬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诏：『李宪得来奏，以兰州境内贼马已退，贼倾国而来，彼费已大。洎入汉境，盘洎旬日，卒无所得，大众狼狈而归，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谕诸将，勿以不能尾击、多斩首级为恨。』 二月戊子，手诏：『李宪得回奏，浅攻扰贼春耕，若所如画，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余万众，果可以致倾国点集否?夫天都小老苟闻大兵之出[1]，果不震惊奔骇渡河，而肯置之会州之侧，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团聚不散，则所谓二十二钤辖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怀内附否[2]?此事首尾恐未详密，则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杨吉等出寨已见事验，为忽往倏归之计甚便，宜审图之。』癸巳，李宪言：『子彀渐可驱使，乞一随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特差彀充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司勾当公事。』又诏宪：『近据具析到熙、河、岷州、通远军及熙、河州拟修三关堡，合用守御器具万数，非本路可办。今择甚紧急要用者先次发去。』仍令宪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结冻时，月空隙无逾百十日，寸阴至为可惜，理须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见程绪，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结冻非二月未所当云，更详之。 　　九月辛丑，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上岁计合用钱帛、粮草。诏岁给二百万缗，以本司十案息钱、川路苗役积剩钱、续起常平积剩钱各二十万缗，榷茶司钱六十万、川路计置物帛赴凤翔府封桩钱三十五万、陕西三铜钱监锡本脚钱二十四万八千、在京封桩券马钱十万、裁减汴纲钱十万二千，统自来年始，户部岁给公据关送，候元丰十年终，令经制司具支在数以闻。 八年三月甲午朔[3]，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入内副都知、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追入内副都知[4]，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以宪遣将讨贼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观察支使、管勾机宜文字钟传除名勒停、郴州编管玉：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书写机宜文字李宇追閤门祗侯，右侯禁点检文字蒋用、左班殿直熙河北关守把兼置司译语米安并追一官、罚铜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军编管，左侍禁通远军榆木坌巡检何贵、西头供奉官熙河路监牧所指使张守营降一官，免勒停。宪等坐奏边功不实，下御史台劾。宪三问不承，台请追摄，诏用众证结案，至是奏案，特责之。 诏用众证结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旧录李宪传：『哲宗即位，会台劾皇甫旦，狱具，宪奏事异同，罢內省职事，降永兴军都总管。先是，神宗委宪招纳董毡，断夏人右臂。宪遣皇甫旦使毡，毡犹与旦报不实，故连坐责。』新录辨曰：『按：皇甫旦事与《神宗实录》所载不同，今以《实录》删修。』新录李宪传：『初，诏宪间谕阿里骨结回鹘、达靼以挠夏人。继而宪选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国首领赴阙，复命赍诏谕董毡、阿里骨出兵，宪恚事不出己奏，旦难以集事，必无可为之理。与初奏不同。旦入蕃，为青宜等所遏，止据山寺不得前，又妄奏获贼功状。上察之，命追旦付台狱，遣御史就劾究。狱具，罢内省职事，降永兴军路都总管。』新、旧传并云『降永兴军路都总管』，据《实录》，乃云『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如旧。』六月十六日，乃责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新、旧传皆误也。

　　戊戌，哲宗即位。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观察使李宪复领武信军留后。前此，宪率师渡河讨西夏，自水波抃龙井罗合川转战，斩首四千七百级，虏获牛、羊、驼、马、器甲凡八万余，至是赏之。 　　五月壬寅，诏以筑熙、兰、通远军城堡成，赐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银、绢各一百五十匹两；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权发遣熙州赵济银、绢各一百匹两，仍各降诏奖谕。 六月戊寅，诏延福宫使、武信留后、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差充永兴军路副都总管，以疾罢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宪追入內副都知、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今乃责永兴军路副总管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诏朝散大夫、监在京皮角四场库务孙路、朝奉大夫、权提举清河辇运穆衍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事。 时执政有欲弃熙河者，留议未决。或谓衍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为累也。』衍徐对：『顾利害何如尔。王事靡盬，遑为自谋。』还朝，请以经制事还转运司，条罢为公私利害者二十七事，岁减费一百九十余万缗。因与路更论疆事，路以谓：『兰州弃则熙河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之，徒滋后患尔。』熙、兰卒不弃，衍与有力焉。此据张舜民志穆衍墓删修，更须详考。 　　二月壬戌，司马光言：『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涤瑕荡秽，小大无遗。陛下诚能于 　　此逾年改元之际特下诏书，数其累年不来贺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等不备之礼，嘉其吊慰祭奠、告国母丧、进遗物之勤，旷然推恩，尽赦前罪。自今以后，贡献赐予，悉如旧规。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城，兰州，议者或谓木花麻所居，赵元昊以女妻之，羁縻役属，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为后图，犹似有名御边防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亦无所伤。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经略司遽称熙河兰会。彼疑中国更有辟境之心，不若改为熙河岷兰经略司，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丁亥，诏：『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其本路财用并入陕西转运司。如有合措置事件，速具闻奏。其熙河路合得钱物，许兑那应副，即不得将充别路支费。经制司旧官，候交割运司，方得离任。仍于本路朝廷封桩内支拨三万贯与刘昌祚，充经略司准备支用。』从昌祚请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孙路言：『兰州定西城一带新边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旷土万顷，未尝修筑堡障，而有兵马抄掠之虞。请自兰州东关堡东修完质孤、胜灵、护耕三堡，及于禹减六族中心闷竿滩内、定西城东王楼山，各筑堡护耕，差那人兵，与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御。』诏刘舜卿相度如何修筑，即渐次兴修。丁丑，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言：『本路五州军谷价甚贵，盖自军兴之后，旧田或废，新田未辟，地产全少，请惩客人邀求厚利，及银、绢、盐、钞公据，价必平和，经费渐省，仍著为令。』从之。 四年八月己亥，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岷路。曲周、鸡泽依旧分为两县，从河北路都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奏也。

校勘记 [1]天都 原本作『文都』，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2]改怀内附 原本作『改杜内作』，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3]甲午朔 原本作『甲申』，据《长编》卷三五二改。 [4]熙河兰会路 原本作『熙会河兰路』，据《长编》卷三五二、《宋史·地理志》改。 [5]郴州 原本作『郴州』，据《长编》卷三五二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神宗皇帝

讨交趾 　　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1]，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言经制交趾事宜。上以珪所进文字付参知政事王安石，安石言：『伏奉手诏赐示王珪所进文字，且论及交趾事[2]。窃承圣主以丰财靖民为事，此生民之福也。然万里之外，计议于初，不容不审。臣闻先王知足以审是非于前，勇足以断利害于后，仁足以宥善，义足以诛奸。阙廷之内，莫敢违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则天下可以不诛而自服，即有所诛，亦何忧而不克哉?中世以来，人君之举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难，后常为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坏，至于无成，而终不寤。忠计者更得罪，正论者更见疑，故大奸敢结私党，托公议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败，而难于自竭。如此，则虽唱而孰敢和?虽行而孰敢从?彼奸人取悦于内而诞谩于外，愚人冒利徼幸于前，而不图患之在后，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举事，则事未发而智者前知其无事矣。盖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场，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详于论道而略于议事，急于养心而缓于治人。臣愚不足以计事，然窃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于先王，而以中世人君为戒也。』 四年正月癸卯，诏管勾麟府路军马萧注于太原府听旨。会有言交趾为占城所败，众不满万，可计日取也。因命注桂州。 《潘夙传》云：夙陈交趾可取。此云众不满万，或是夙所陈也。当考。 　　上问注攻取之策，注辞曰：『臣昔者意尝在此，方是时，洞溪之兵一可当十。器甲犀利。其亲信之人，皆可指呼役使。今兵甲无当时之备，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训之，又十五年矣。谓其众不满万，恐传者之妄也。』 　　五年八月甲辰，罢诸路转运司勾当公事官，内广西经略司勾当公事一一员，检会差置月日取旨。时枢密院已罢诸路经略安抚勾当公事，而温泉在广西，实上所命，且方有意图交州，故不即罢也。 　　六年正月，注罢桂州。 　　四月戊寅，新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边事，依陕西四路，止申经略司专委处置，及 具以闻。从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当。上顾安石曰：『如何指挥?』安石请依所乞札与监司。上曰：『可。』安石私记又云：『上令起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凡所奏请，皆报听。』 陈瓘论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无时不可用。』神考曰：『用兵安可无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无名?』于是七年执政而四作边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为，事成则归功于安石，事不成则引咎于己。韩绛西事既败，神考降诏罪己，未尝责安石也。熙河奏功，则解玉带以赐安石，曰：『非卿主谋于內，无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于安石。及其奏功，则神考擢惇而骤用之。广西之事，沈起亦受旨于安石。及其败也，神考掩护中书生事之过，曲从安石，贷起之死，而亦未尝责安石。神考之于安石，可谓厚矣，安石之所以报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录》，安石于熙河、梅山，先书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长若愚，又先书经制成算，已付章惇，而神考为人游说，即欲改授蔡烨，然后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谓能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王韶之功，反复张大，至于数千万言，自谓『有天地以来，无此功矣。』至于韩绛败事，则曰：『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切大事独误。』又曰：『若陛下详虑熟计，则必无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事，而恣为诬诞归过之言。神考爱民之志孚于天下，此等诬辞，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尔!沈起引惹蛮事，致令交趾犯边，围陷邕州，钦、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谋者安石，人不尽知也。边事未作之时，神考有贬起之诏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于南，万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诏。明年，果有事宜，三方之民，肝脑涂地，数路骚动，一人焦劳。当时诏语以谓：『一路生灵，横遭屠戮。』职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王安石护起，神考重违其情，不欲尽行尔。安石退而著书，追记其事，则谓沈起经制，皆上密谋[3]，诸公皆不与闻。起所奏乞，上皆许之。呜呼!四作边事，二败二胜，二胜则掠美于己，二败则敛怨于君。吕诲之言，辨之早矣! 壬辰，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阅。从之。 据沈起，六年拜天章阁待制、知桂州。先是，议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萧注守桂州经略，注盖造谋者也。至是复以为难，起言：『南郊小丑，无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讨。妄言受密旨，擅令强吏诱讷羁縻州侬善美，即融、宜溪洞强建城寨，奏云內附。板筑才兴，皆忿怒而叛，杀官吏、丁民千计。神宗责其生事南方，开蛮貊隙，命刘彝代之。彝施置复缪戾，奏罢北来屯兵，殴新招土人枪杖手以守广，造戈船，禁与吏趾互市，且遏绝其表疏。于是交人疑惧，率众犯境，连陷廉、白、钦、邕四州，民死者数十万。事闻，贬起、彝团练副使，起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彝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

八年十二月癸丑，诏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纳之厚，实自先朝，涵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奉天之讨，师则有名。已差赵卨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李宪充副使；燕达充马步军副都总管，须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效顺，爵赏禄赐，当倍常科，旧恶宿员，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指：暴征横赋，即为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王安石之辞也。时交趾所破城邑，即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报。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报。故我帅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点阅峒丁，明言欲见讨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故自草诏。安石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于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是年十月乙未夕，有星出轸。丙申而长三尺。丁酉，长五尺。乃以彗闻。戊戌，长七尺，斜指太辖。至丁未夕，始没。 　　九年春正月己卯，交贼陷邕州，苏缄死。初，张守节败生获于贼者数百人。贼知北军善攻城，啖以厚利，使为云梯。既成，为缄所焚。又为攻濠洞，蒙以生皮。缄候其既度，纵火焚于穴中。贼计尽，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会有能土攻者，教贼囊土数万，向城山积，倾刻高数丈。贼众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缄犹领伤卒驰骑苦战，力不敌。缄曰：『吾义不死贼手!』乃还州廨，阖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纵火自焚。贼至，求缄及其家遗骸，皆不能得，杀吏卒、土丁、居民五万余人，以百首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并钦、廉州所杀，无虑十万余人。并毁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围凡四十二日，缄率厉将士固守。粮储既竭，又岁旱，井泉皆涸，人饥渴，汲沤麻伫水以饮，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无叛者。缄愤沈起、刘彝致寇，彝又坐视城覆不救，欲尽疏以闻，属道梗不通，乃列起、彝罪榜于市，冀达朝廷。初，缄子元为桂州司户参军，挈家往省父。将还，适闻有交贼，缄以郡守家属出城，见者必以为避贼，则人有去心，独遣子元还桂州，而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缄既死，交贼谋复寇桂州，前锋行数舍，或见大兵自北而南行，呼曰：『苏皇城领兵来报交趾之怨！』贼师惧，遂引归。其后邕人为缄立祠，岁时祷之。 　　二月丁亥朔，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判太原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改赵卨为副使，仍罢李宪。先是，赵卨上言：『朝廷置招讨使、副，其于军事，并须共议。至于节制号令，即乞归一。』于是李宪衔之。已而语卨：『今边事止奏禀御前指挥，更不经中书、枢密院。』卨对以：『朝廷兴举大事，若不经二府，恐类墨敕，于是未便。』宪又言：『将来若至军中，御前有指挥事，当如何?』卨曰：『事若未便，军中不闻天子诏，当从便宜尔。』二人由是交恶，屡纷辩于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监军，唐叔世弊事，不可踵。』上因问卨：『若宪不行，谁可代宪?』卨言：『逵老边事。』上曰：『卿统师，令副之，奈何?』卨曰：『为国集事，安问正副?臣愿为裨赞。』上诺之。始，吴充与安石争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充谓得之无益。上竟用安石言，罢宪而遣逵及卨。安石雅不喜逵，乃有是命，亦充所荐也。乙未，安南招讨司言：行营九军合用铁蒺藜三十二万四千，以山险减半。从宣抚司请也。广南西路经略司以苏缄死事闻，上嗟悼，为之不食。诏赠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赐京城甲第一区，乡里上田十顷，听其家自择，官其亲族七人。以其子前桂州司户参军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夺服充召募舟师副将。赐对便殿，上抚谕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御，如钦、廉二州，贼至而城破，乘胜奔突，则宾、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张巡以许远守雎阳，蔽捍江淮，较之卿父，未为远过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交趾之围邕州也，王安石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诏两府会议于天章阁，安石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止就东府。』上从之。安石忧沮形于辞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办之乎?』对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安石由是与韶有隙。 　　三月庚申，郭逵辞，宴垂拱殿，赐中军旗物、剑甲以宠之。壬午，诏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刘彝追毁出身以来诰敕，送涪州编管。以御史中丞邓绾言沈起、刘彝虽已降责，尚未有尽，乞治彝张皇之罪，重行诛戮故也。 　　四月，永兴军掌机宜官范育从郭逵辟，为安南道掌机宜官。至潭州，奏论交趾事势，略曰：『朝廷宜讲所以轻治缓救之策，制胜于万全，不当为重且急之谋。』又曰：『治大以重，虽无事不可缓者，西北守边是也。救缓以轻，虽有警不可急者，征讨安南是也。』遂辞疾。 　　五月戊寅，知辰州[4]、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团练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张述权发遣宜州。时邕州新破，遗民逃山谷不敢归。弼单骑从百余人先入左江峒招谕，民始翕然归业。因点集旧所籍丁壮，得二万七千余人，分三等，以二万隶诸将，凡踏白开道及辇辎重，皆峒丁也。余以自随。 　　六月壬子，富弼言：『蠢尔蛮獠，犯我封疆，二广搆灾，五岭严备。虽为手足之患，谅烦宵旰之忧。窃闻淮南累岁尤为荒歉，南方乡村城郭重叠，逋欠官司钱物、诸处兴修水利之类，役人甚众。伏愿陛下深诏有司，并下诸道，窃以宽民为务。况所逋欠，可蠲者与蠲放，理难蠲放者，多分料次，且令迤逦输纳，及权罢诸般兴作，完聚民力，一意专以破贼为急，俟岭南宁息，岁时稍丰，然后别上图议，以称朝廷有为之心。』张方平言：『交趾自李日尊以来，贡职已废。往时遣使，例抵其国，见城中无居民，府舍湫陋，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堪用，势不能为中国患，故远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窃此疆域，及今七十余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复知其虚实。今闻其城栅隍堑乃有数重，兵力民众，必益充足，颇略旁近占城等诸小国。事势施设。比前为强大。而岭南长吏，犹习故常，本非经远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轻脱，为国生事。谨条九事，列于左方。愚者千虑，尚须有得。采择所长，不为无补也。』 　　七月乙亥，诏谕郭逵等：『谍言交贼既归巢穴，日聚其党，教其战陈，及搜集象、马，阅习奔冲。此蛮素狡狯，今又操危心，虑大患，其于奸智，必有出人意外者。深恐八月中果来犯邕州，见在彼将官，伤于忠勇，便与接战，虑误大事。盖深入之师，利于速战故也。仰更切审为处置，严与戒约。』是月，安南行营次桂州，郭逵遣广南东路钤辖和斌及杨从先等督水军涉海，自广东进；诸将九军自广西进。 　　八月，卫尉少卿、直昭文馆石鉴知桂州。鉴初罢桂州，非缘罪戾，改知虔州，寻又改知桂州。鉴登对，具言交贼机智奸巧，极不可轻。上即令李舜举谕郭逵等曰：『如鉴所说，贼勇锐致死，或在夏国之右。缘此举近系二广安危，远关四方观望，若不万全致胜，于国计深为不便。切宜稳审，过为支准也。』 　　九月甲寅朔。乙丑，诏安南宣抚招讨总管司：『应四路宣布德泽、安抚军民等事，属宣抚司；谋敌机策等事，属经略招讨司；行营将校、军马等事，属都总管司。往来文字，并相关牒。』上闻郭逵与赵卨不相能，故有是诏。 　　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此据《会要》）。初，逵遣燕达先破广源，复还永平，与大兵会。赵卨以为广源间道距交州十二驿，趣利掩击，出其不意，川途并进，三路致讨，势必分溃。逵不从。广源既降，逵议还赴逵约，时下连古弄洞败兵犹万余众。逵恐去则彼必来袭，乃留曲珍将轻骑三千，阳言由二洞人交州，纵二蛮俘使归，贼果自守不敢动。贼始设伏于夹口隘，以待我师。逵知之，乃由间道兜项岭以进，遂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贼舣战舰四百余艘于江南岸，我师不能济，欲战弗得。逵请示弱以诱，贼果轻我师，数万众鼓噪逆战。前军不利，逵率亲兵当之，逵等继进，贼少却。叱骑将张世矩、王慜合斗，诸伏尽发，贼大败，蹙入江水者不可胜数，水为之三日不流。杀其大将洪真、太子禽、左郎将阮根。乾德惧，奉表诣军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仍归所掠子女。于是逵与诸将议，帅大兵济江。诸将曰：『九军食尽矣!』凡兵之在行者十万，夫二十余万。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逵曰：『吾不能覆贼巢，俘乾德，以报朝廷，天也。愿以一身活十万余人命。』乃班师，以乾德降表闻，约交人听旨。

　　十年二月己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韶时以母老旬外，因抗疏言决里广源州之事，以为：『大臣图国事不当，贪虚名而忘实祸，舍远业而先小数。执政莫肯听用，每闻臣言，则必以熙河事折臣云云。』上不悦，故出之（余见《取洮河》）。丙午，宰臣吴充等上表贺安南平。曲赦广南西路诸州军，以广源州为顺州。己酉，知邕州陶弼为西上閤门使、知顺州。初，郭逵以重兵压贼境，使弼将精锐殿后。李乾德既纳款，逵欲班师，恐为贼所袭，不先号令，而中军夜起，兵夫争前，自相蹂践。贼隔江对垒阴伺之，弼命帐下无辄动，迟明，整队徐引还。逵方筑广源城，又使弼往视，即奏用弼知顺州。贼数人寇，复据桄榔县，扬声欲攻州城。弼率厉将士固守，素得人心，贼动息皆知之。获觇者，因令谕贼以祸福，不则来战。贼始惧，顺州以宁。 　　四月甲辰，诏：『已差徐禧会计安南兴师费用。闻广西民自供大役之余，极为殚弊，令禧具可以宽恤振补事以闻。』后禧上振恤事，一曰蠲赋税、减役钱；二曰除欠负，养孤遗；三曰罢折变，禁科买；四曰放铺夫，省役人；五曰计地里，省私拨。并从之。 　　十一月己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状。』诏：『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令经略司优加抚纳，嘉其向化之意。』 　　十二月丁酉，知桂州赵卨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5]，买特磨道等战马，从之。 　　元丰元年二月辛未，诏权桂州司理参军徐伯偕、摄廉州石康县尉徐伯准并除名勒停，百姓徐建安等并杖脊编管，以不知觉徐伯祥赦前通书交趾特断也。伯祥初以布衣募众击交贼，授右侍禁，为沿边巡检。王师抵富良江，乾德遣人以伯祥熙宁六年书至。其书自称『巨宋游士臣伯祥』，教以扰边，且以朝廷为负其功，故积怨，欲舍坟墓、弃亲戚而归彼。于是诏捕伯祥，伯祥自经死。而伯偕者，其同母兄；伯准，其同堂弟；建安，其子也。 　　五月丙申，前守化州文学赵世卿进《安南边说》五篇，及自陈安南战棹司差使有功。诏世卿与正官，注荆湖南路主簿。 　　八月癸丑，知桂州赵卨为天章阁待制、知太原府。先是，上以手札问萵交人逆顺之情。彼将入贡于新疆，降民必有邀求，应之缓急、与之多寡宜如何?卨对贼势未敢动者三。时或议再举，上得奏罢之，而赦乾德，岭表遂安。 　　二年四月丙辰，广南西路经略司言：『顺安州贡峒等旧隶邕州。昨宣抚司因收复广源，分隶顺州。乞还旧隶。』从之。 　　七年六月壬申，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熊本试吏部侍郎。初，宜州蛮扰边，以本知桂州。始至，即戒边吏毋辄生事，劳问溪洞酋长，人人得其心，乃请选将练土兵，以代戍卒；益市马以足骑兵，宜州遂无事。而朱崖黎人之围解，土人蔡宝珍导降蕃，引兵与熟户讼，欲取以为功。本问之色动，缚宝珍投海上，交人以为神。谍者云：『交人将以明年入寇。』使者实其言，诏问本，本曰：『安南使人在道，不应有此。藉令有谋，不应先使人知。』后果妄。初，郭逵宣抚安南，刘几以广源郡建为顺州。朝廷以为不足守，诏给赐李乾德。疆画未明，而交人狃窥宜州之隙，欲并取侬智会勿阳地，捣虚掠归化，逐智会，智会窜右江乞师。本遣使问状，交人为敛兵，乾德谢罪。本请赐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岭表遂安。 　　十月戊子，敕交趾郡王乾德：『省广南西路经略司奏，昨准朝命，安南奏以溪峒勿恶、勿阳等州峒疆至未明[6]，令本司计会。本道差职官辨正，今准安南报[7]，差黎文盛等至边界以辨正。乞降诏旨付安南遵守。向观奏牍陈叙封疆[8]，待命边臣计议辨正。 　　卿保膺宠禄，世载忠纯，钦奉诏旨，申饬官属，分画州峒，本末已明。勿恶、勿阳二峒已降指挥，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六县下恐有脱字，《时政记》亦然）、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卿其体此眷私，益怀恭顺，谨遵封约，勿纵交侵。』 　　初，熙宁十年，乾德言：『乞诏回大兵，即遣使谢罪奉职贡。』诏从其请，令安抚司遣人画定疆界。而宣抚使郭逵以为：『昨大军至富良江，交趾纳款日，伪文思使矫文膺已尝议定：大兵所至，即是封疆，令太平寨主成卓往分画。』元年[9]，乾德遣陶宗元入贡，乞四州土。诏令交趾尽归所虏邕、钦、廉三州人口，即给广源等州。而交趾所送人口二百有六，年十五以上，额刺曰天子兵；二十以上，面刺曰投南朝；妇人左手刺曰官客。安抚司复索三州官吏、妇人，而交趾固称无有，以故久之不决。五年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杨寿安寇归化州，宿兵谋人顺安等七州峒。归化州，故勿阳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使刘初以为皆广源州故地，开宝中，广源道坦绰侬民富愿以管下古、耽、覆、和十州比七源蛮内附输纳。朝廷授民富以官，知广源州事。后虽因刘纪纳土，朝廷以通侬州赐智会。智会，民富之宗也。交人无厌，失信妄动，不若因此处置，以息将来边患。而交人以为：昨采铜于勿阳峒，即不知有归化州也。经略使熊本亦言：『嘉祐中，侬宗旦以勿恶等峒归明，赐名顺安州。治平中，侬智会以勿阳峒归明，赐名归化州。今侬氏所领州峒，初不隶南平，而归化等州，系右江控扼咽喉之地，制御交趾、大理九道白衣诸蛮之要路。乞诏交趾，诘其侵犯归化州之故，及令尽还虏去生口，绝其长恶未萌之心。』

是岁，成卓、邓辟乃与南平使黎文盛、阮陪定议如十月己巳诏书，而黎文盛寓书熊本曰：『成卓言上电下雷，温润英遥，勿阳、勿恶、计城、责渌、频任、峒景、思苛、纪县十八处，从南画界，以为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听，不敢争执。然侬氏所纳土，皆广源之属也。幸遇圣明，万政更张，何爱此硗确瘴疠之地，不以回赐本道，存庇外臣?』或曰：『昨王师所取者，当还其守吏，挈而归明者，难复也。』文盛以为：『土有主属，守吏挈而逃去，盗主之物也。主守自盗，不赦之赃；盗物寄赃，法亦不许，况可污于省籍乎?』而本及卓以文盛虽有求地之言，然又言『惟命是听，不敢争执』，以为大意已定，故降诏焉。

校勘记 [1]乙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七补。 [2]论及 原本作『论攻』，据《长编》卷二一七改。 [3]密谋 原本脱『谋』字，据《长编》卷二五四补。 [4]辰州 原本作『皇州』，据《长编》卷二七五改。 [5]寨主 原本作『寨至』，据《长编》卷二八六改。 [6]疆至 原本作『疆土』，据《长编》卷三四九改。 [7]今准 原本作『今惟』，据《长编》卷三四九改。 [8]向观 原本『向』上衍一『事』字，据《长编》卷三四九删。 [9]元年《长编》卷三四九无此二字，亦不详是何元年。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神宗皇帝

讨梅山蛮 　　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议经制南、北江。其南江[1]，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群蛮擅其地，虚立州名十六。国朝并隶辰州，许令贡奉，则给以驿券。其后有硖州舒光秀者为之首领，提点刑狱赵鼎言：『硖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属。』时熙宁三年也。明年，辰州布衣张翘上书，论南江蛮虽有十六州[2]，惟富、硖、叙州仅有千户，余各户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近向永晤与绣、鹤、叙诸州蛮自相雠杀[3]，众苦之，咸思归化。愿先招抚富、硖二州，俾纳土，则余州自归。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宴孱懦，众不畏服，争斗雠杀不已，皆有内向心。近师晏尝于辰州自陈，愿以石马镇一带疆土归化。乞乘机招纳，建城寨，定税赋。』诏以翘书并鼎所陈下知辰州刘策询度。于是请如翘言，领兵压境，密行招谕，直下溪州修筑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图上方略。上曰：『策言两江事，所规画甚善。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 　　九月丁卯，诏：『比差章惇经制梅山蛮事，今令知潭州潘夙、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煜与惇协力处议[4]，毋致失误。』梅山蛮素凶犷，数出抄掠汉界。嘉祐末，鼎州人张颉知益阳县，收捕其桀黠者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及户部判官范子奇权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为郡县。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会遣惇察访南、北江，遂以命之。既而更委夙、煜[5]。 　　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谕梅山蛮猺，令作省户，皆欢喜争斗道路，迎所遣招谕人。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二月戊戌，以归明人黄全谏为三班奉职、辰州指挥使，仍赐银绢、袍带。初，洽州蛮李光全等欲连富州村囤为乱，全谏执送官，故赏之。其后章惇言赏全谏太优，恐难继其次，三人止乞与殿侍。上以问安石，安石曰：『不然，安能使人人踊跃，有趋赏之心?而懿、洽不敢出而求助陛下[6]，每恐赏轻重不等，即有人觖望。如汉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赵子弟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赵人心?今赏全谏，正是封赵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较量厚薄，操券以责人主，恐人主不可胜责。故太祖责三班援例求赏，尽诛之，所以销人臣悖慢之气，而长人主威权。若能如汉高祖收赵子弟，即人臣有觖望为乱者，厚赏令众诛之而已[7]。』 　　四月壬辰，权邵州防御判官郭祥正为太子中舍。章惇言祥正均给梅山田[8]，及根括增税有劳也。 　　五月癸亥，章惇言：『权发遣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煜元奏梅山利害[9]，及措置梅山武冈徭人，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丁七万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起税租及修筑武阳关硖城寨。其提点刑狱朱初平、管勾常平乔执中、知潭州潘夙并协力同议[10]。』诏各迁一官。 　　六月辛巳，南江归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御使通汉所受真宗涂金交椅、银装剑及富川印来献。诏以剑、椅先朝所赐，还之，而留其印。 七年四月丙戌[11]，诏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县以卢阳为名，从章惇请也。 《南江传》云：懿州赐名沅州、潭阳县名卢阳县，并系之七年六月。案：《实录》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也。正月十九日，惇请建州县城寨，当参考。《九域志》云：沅州潭阳郡，熙宁七年，收复溪洞黔、衡、古、显、叙、硖、中胜、富、瀛、绣、允、云、洽、俄、奖、晃、坡、宣十七州[12]，即唐叙、锦、奖州地置州，治卢阳县[13]，领卢阳、麻阳、黔阳三县，及寨二。熙宁五年收复，以硖、中胜、云、鹤、绣五州，即唐叙州龙标县之东境置安江寨；富、境、圆三州，即唐叙州龙标县地，置镇江寨。《食货志》云：章惇初筑沅州，亦有屯田务。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十一月戊戌，赐江淮发运副使张颉奖谕敕书，并银绢二百。先是，章惇言：『搆置梅山，实自颉发之。』诏颉具元奏事节以闻，故有是诏。

　　八年三月丙辰，沅州奏：『比建州学，今听读者已多。乞赐国子监书，庶一变旧俗，皆为礼义之民。』从之。 　　十一月，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搆言：『下溪州刺史彭师晏等十人内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筑下溪州城寨。』时南江新定，师晏据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难制。弼以谋间其党保静、永顺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师晏举族为诸酋所攻杀，仅以身免。弼乃为书，委其用事首领周兴，谕以祸福，师晏遂与兴及众数千来降。弼取地筑城寨五。弼，永州人也。 　　十二月庚子，荆南湖北路转运使孙搆言[14]：『沅州招纳伪地、林、锦等十三州归明，得户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逐州分认岁入课米，以盐酬之。州界远者六十里，近者四十里。请补知州等官。』诏授地、林、锦州杨昌蛮等十三人为班行军将。 　　元丰五年正月戊甲，客省副使、知诚州谢麟言：『本州旁近户口，或远隶它州，见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割户口山川，并降属县名额。』诏：『沅州新修贯保、托口、小由、丰山堡寨，系控扼蛮蛋形势之地，宜以濒渠河贯堡寨为治所，合置渠阳县隶诚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诚州沿边安抚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闷门通事舍人周士隆知诚州，置兵马监押，职官司户参军各一员，并令谢麟举官一次。诚州官任满，依沅州酬奖。』 　　《九城志》云：『诚州，唐溪峒诚州，皇朝熙宁九年收复，元丰四年，仍旧置，治渠阳县。』 　　六年四月，湖北转运使言：「诚州开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广西都怀寨。若通此路，中彻融州，实可扼三路溪洞之喉衿。望下广西，协力经营。』诏熊本应副，无得涛张，致失机会。 　　五月戊子，西上闷门使、果州刺史谢麟言：『先准朝旨，拨托口、小由、贯保、丰山四寨并若水仓隶属诚州，缘沅州与诚州元自梅口为界，今因割移四壁堡，以洪江口为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约三驿，又从托口寨卢阳县界至梅口江约四驿，削取沅州封守附益诚州太广，不惟沅州户赋人兵不足以成都，兼诚州见招纳上和、潭溪等洞「自可以开拓封疆，兼结狼、九衙等诸洞并在托口寨西南，见隶沅州，水陆道皆由托口寨。设或溪洞人寇，诚州地远，力不能制，沅州又为托口等所隔，难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两寨依旧隶沅州，以大由等溪洞割隶诚州。』从之。

平清井蛮 熙宁六年，晏州六县夷自清井谋入寇。五月癸丑，命都官外郎熊本察访梓州路常平等事，并体量措置泸州清井监夷事。 新纪但云：遣熊本措置泸州夷。 　　先是，本、蒲宗孟皆言讨清井蛮不当发西川兵，既弱又远，当发戎州兵而已。又言：『清井蛮不当盛兵讨之。蛮急则恃山林，官军不能入也。然有田以为生，若以兵扰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今不务扰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讨之，我罢则彼出，我出则彼藏。泸州粮食难继，我师必困。』上以为然，欲即选此两人。王安石曰：『臣欲更与计议，续取旨。』时李曼建议，欲以王命抚纳甫望个恕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两人皆以为甫望个恕、晏子不可以王命崇奖，成其气势，后不可测。臣愚以为，此二族多不过万人。夷俗以王命为重，今宠以爵命，岁时稍加优赐，约以勿相侵扰。若怀惠，乃所以绝其兼并之谋。今纵为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制，何由禁其侵疆?』上谓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领本部，不得相侵扰而已。抚二酋以王命，恐当如此。』上乃以为然。既而安石曰：『熊本子细，必能了当。』遂独遣本，仍令谕本此意。 　　九月，诏故长宁州土刺史盖子斗辣为长宁州土刺史，陇厉村首领斗始该为巡遏使。以措置边事熊本言：『斗辣族距清井监十里，领山前十二村夷众，未尝为寇。昨以一马七牛、吉刀等结斗始该攻讨三里，寇贼来效首级，斗辣乞与父时封爵。陇厉村亦控制诸夷水陆形势之地，缘始该隶南广州，土刺史李行从而使之同至，故有是命。戊辰，察访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汉户典买边人田土者听。今访闻戎、泸州县分工則此汉人亦多私典卖边人田土者，皆出情愿，即无争竞，但不敢经官印契，谓宜许令赍契赴官陈首，如无交加，即印契给还；其元无税租地土，不以敕前后，并令量认租税。』从之。 　　十月辛未，王安石因进呈泸州事，言：『得熊本书，以为甫望个恕、晏子可羁縻。初，本在京师。臣与言如此，本不以为然，及今乃知须合以爵命羁縻，缘甫望个恕羁縻，能掠有生夷自立，必粗有才略，或是豪杰。若不羁縻，任其并合，以彼生诸夷不难并制，遂致强大，即为一方边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羁縻，旁近诸大族各随诸部，加以爵命。既加爵命，并为内属部落，即难相并合，所谓为大于细，图难于易也。』上悦，曰：『已令熊本经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请，佥议除泸守。』上曰：『专令熊本经制，却令本自举一人知州事。更求人，未必及本。』安石曰：『此甚善。』 　　十二月丁丑，梓夔路察访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议买田为名[15]，诱三里夷人斗设等至寨，因语问伤杀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唱杀[16]，寻斩讫斗设等剧贼也。』上曰：『此等人固不可赦，然诱而诛之，或为它日之害。谓之唱杀[17]，特以此为名耳。』后本乞赏功，上弗许，盖本以檄召戎州司户参军程之元权领江安县，密图之。之元即召诸酋见于廷，问景左藏安在，诸酋呼噪不服，因杀九十余人。斗设，手刃思忠者，械送泸州，凌迟斩之，以祭思忠。 七年正月甲子，熊本言：『自十一月己卯亲将蜀兵东兵[18]，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杀小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纳铜鼓、枪牌乞降者，因即抚定之。及于所得地内小溪口宁远寨西置二寨，立壕、面荔、枝檄等处置卓望四堡，平治险隘，开修道路，建置桥阁、里堠，悉已周备。并晏州柯阴县夷尝助小路夷抗官军，亦行讨伐，即至军前作誓，永不犯省地。凡得其所献地一百四十里，已募人垦耕，其属悉已联为保甲。臣与转运使陈忱、提点刑狱范百禄于今月辛酉，同所将军马次江安县，见遣兵分屯，及差次军前功状，续具以闻。』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清井享士题名》，本以六年五月自东府椽视泸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宁远，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陈忱、范百禄至清井享士。其称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无疑，但不应二十六日便奏到，恐《实录》误编入此，姑从之。 　　四月辛卯，赐泸州军前效用黔州弩手号忠胜义军，人赐钱三千，有功者别议赏。清井蛮寇边，此军出力死战，蛮隔溪语曰：『相与无怨，何致力也?』义军骂曰：『朝廷遣我击贼，不知其他！』以药箭射贼，当之者立死。贼恶之，曰：『此黔州弩手箭也!』 五月乙亥，西南蕃乌蛮罗氏鬼主仆夜为银青光禄大夫、知羁縻姚州，甫望个恕为银青光禄大夫、知羁縻归徕州，沙取、陆路、乞弟并力把截西南蕃部巡检，从经制夷事熊本

讨茂州蛮 　　熙宁九年七月癸亥，成都府路体量边事王中正言：『茂州所管静州，州将杨文绪因蕃部谋烧劫市户、围逼州城，并率张仁贵结连背叛。今虽擒获文绪，然已病困，恐且死，无以徇众，遂辄斩之。其张仁贵并妻女等，乞裁断。』诏张仁贵凌迟处死，并杨文绪妻女，并依谋叛已上当行法[19]。仁贵，茂州牙校也。 　　十一月癸酉，内侍押班王中正为昭宣使，刘昌祚为皇城使，狄咏为客省副使，王光祖为引进副使，以讨纳茂州蕃部，且建堡寨，以为边防，赏功也。昌祚、咏等皆中正所携以来者，光祖为梓夔路钤辖，受命策应，以兵三千渡索桥，历流沙、飞石之危。会中正等破鸡宗关，次荡筚篥溪诸族，得级数千，他物称是，遂军鸡宗关，去茂州五十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为贼所据。中正患之，召光祖与昌祚、咏议。光祖独请行。既叩石鼓，贼恃崄，矢多如雨。光祖以锐兵分四路登山，出贼背以取其隘，贼不意，遽遁，追至茶山，迫夜，亲执旗鼓，拥之以进，追斩数百级，堕崖谷死者无算。遂招纳余族及营诸堡砦。会中正等于茂州，乃归。始，中正至成都，而茂州既与蕃部私誓当罢兵，中正独言受御前札子，有所讨杀。六月，引兵自鸡宗关入恭州，乘蕃部不设备掩击之，斩首数百，焚荡族帐几尽，寻复与私誓。七月，又袭之，随复与私誓。具奏，以蔡延庆虽云私誓，官军至鸡宗关，蕃部辄渝约距战故也。时延庆已坐措置乖方被责，且去成都矣。故事，蕃部私誓，当先私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物财使归之，不在者增其价，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20]，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21]，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咒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又先过剑门，蕃部皆轻之，自是剽抄未尝绝也。 十二月庚戌，改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及置镇羌寨、鸡宗关。

讨泸州蛮 　　熙宁十年，罗苟夷犯纳溪寨，诏泾原副总管韩存宝击之。存宝召乞弟等，犄角讨荡 　　五十六村十三囤，蛮乞降，乃诏罢兵。 　　元丰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骑六千至江安城下，责平罗苟之赏。城中守兵才数百，震恐不能授甲。蛮数百乃引去。知泸州乔叔遣梓夔都监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袭归徕州。刺史召乞弟拜敕，乞弟不出。乔叔以贿招之，乃肯来。蛮以为畏己，益悖慢，五日，遂以众围罗个牟族。罗个牟，熊本所团结熟夷也。王宣驰救之，蛮解围，合力拒官军，宣兴一军皆没，事遂张。存宝怯懦不敢进，乞弟送款绐降，存宝信之，遂休兵于绵、梓、遂间。 　　四年，诏以环庆副总管林广代存宝，后以存宝逗挠，诛之。 　　五月癸丑，林广言：『差借职史利言赍文字付乞弟，以取王宣下落。蛮兵士及说谕为名，阴图进兵之路，勇劲可嘉。』诏广问利言道路巢穴险易远近及应有闻奏，具析画图以闻。初，利言到乞弟所，乞弟遣其奴沙自阿义随还，献马四十匹，并归所虏兵士七人，辞款其逊。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未决，所陈道路，大军进发，讫不由此。 　　十一月，林广进军特容琪落。始兜蛮相率据隘我军，是日，广分遣诸将腹背攻之，斩二千余级，得王宣、王慎言陷贼时印。贼大震恐，呼汉兵为生鬼从天而下。自是所向莫敢当者，遂进军阿徐池。 　　十二月庚午[22]，林广之驻军阿徐池（十二月一日）。乞弟遣人投书求降，广纳之。及军次落婆远，越三日，广复令乞弟所遣蛮奴阿义、阿生同往，谕乞弟。乞弟又遣人纳降书。翌日，乞弟又遣其叔阿汝献马五十匹，请退军。广随阿汝所指，击鼓退四将行营于后山[23]，然实扼贼归路。乞弟又请不解甲。广策其有异谋，为除阜为坛，距中军五十步且设伏。辛未，乞弟拥千人称降，广从十数卒出垒以待之。乞弟伏弩毡裘下，犹豫不肯谢恩，广即发伏击之，贼大奔溃，斩阿汝酋豪二十八人，俘三百余级，获马、铠仗及乞弟父子所授告敕、归徕州印。纳江有二桥，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马上桥，王光祖父子追迫坠水，斩之。军中以为乞弟，争其尸，得金络项、条脱者，以故乞弟得径下桥跳去。 　　五年二月丙辰，诏：『昨兴师讨乞弟，今既荡平窠穴，即与擒捕乞弟同功。其使臣、军兵等，除留戍守外，余各遣归。林广候措置新立堡寨毕，回本位。』初，广失乞弟于纳江，众十万人，皆无人色，官吏噎哽不能食，乃令进寨追贼。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壬午晦，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剑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丙戌，过鸦飞不到山。己丑，至归徕州，大小茅屋才百余间，乞弟所居，则以木为之，亦百余间。自发纳江，即入丛箐，五日不雨雪，兵夫冻堕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往往取僵尸脔割食之。留归徕州四日，求乞弟不获，麦文昞问广：『军事当何如?[24]』广曰：『已如朝旨荡贼巢穴，虽不获元恶，亦当班师待罪。』文晒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诏，云：『将来大兵深入讨贼，期在枭获元恶。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虽未得乞弟，万一粮道不继，亦听班师。』军中皆呼万岁，曰：『天子在九重，明见万里之外！』乃定计班师。癸巳，发归徕州，循寨而还。 是月癸丑朔，次江门。广与苗时中、麦文昞轻骑同往乐共等处相视要害，修筑堡寨，仍以乐共为城，江门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为堡。西通清井、宁远、安溪，以达江门。东于大洲坝置堡，以通纳溪，包括上下底、蓬褒等利，悉居腹内，皆时中及程之才初为韩存宝先事经画者也。广之进寨追贼，中军皆由四出，独留疲老三百余人在寨。暮夜刁斗无声，时中问广何故，广曰：『既失贼，当就死，不暇恤此耳。』时中曰：『公误矣！朝廷付公以十万众，岂可同偏裨，效一死为勇耶?』乃命追者整军而进，又欲移兵讨落母部索乞弟。时中曰：『公师十万众，深入死地。元恶既失，岂可妄加无罪族帐，为朝廷更生事耶?要当图此十万众生还计耳！』广从其言，自纳江至归徕州。暴师四十余日，粮道不至乏绝，时中之力居多。是岁，置泸州乐共地。

校勘记 [1]其南江 原本作『南南江』，《长编》卷二三六仅作『南江』。据义意改。 [2]南江 原本作『江南』，据《长编》卷二三六乙正。 [3]向永晤《长编》卷二三六作『向永梧』；又『诸州』，原本『诸』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六补。 [4]蔡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八补。 [5]夙煜 原本作『凤□』，据《长编》卷二三八改补。 [6]懿洽 原本作『□治』，据《长编》卷二四二改补。 [7]厚赏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二补。 [8]梅山田 原本『田』字作『甲』，据《长编》卷二四四改。 [9]蔡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六四五补。 [10]潘夙 原本『夙』字作墨丁，《长编》卷二四五作『凤』。兹据《宋史·潘夙传》改。 [11]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2]宣 原本作『宜』，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13]治卢阳县 原本『治』作『洽』，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14]荆南湖北路 原本作『荆湖南北路』，据《长编》卷二七一改。按：宋两湖转运分别称荆湖北路和荊湖南路。此云荆南湖北路，指荆湖北路而言。 [15]为名 原本作『为民』，据《长编》卷二四八改。 [16]唱杀 原本作『相杀』，据《长编》卷二五六改。 [17]唱杀 原本『唱』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八补。 [18]蜀兵 《长编》卷二四九作『属兵』。 [19]当行法 原本作『□行法』，《长编》卷二七七作『当法』，兹为补『当』字。 [20]棘耒 原本『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21]及棘 原本『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22]庚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一补。 [23]击鼓 原本作『击即』，据《长编》卷三二一改。

[24]军事 原本作『军军』，据《长编》卷三二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乐之败 　　元丰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盖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要。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复，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军锋士气，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赀，盖有不关御戎利害而徒费供馈者。城坚守备则贼不敢攻，兵众将武则贼不敢战，固不以州城军寨，遂分轻重。今若选择要会，建置堡寨，名虽非州，实已有其地。旧来边寨，乃在腹里，他日建州，亦未为晚。已与沈括等定议，自永乐堞、声塔平、移市、石堡、乌延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良也、孟乜、罗韦、啰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围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万余。堡之大者，城围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万三千。其堡寨城围，要务占尽地势，以为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尽地势处，则随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险可以朘削，为城工料，但如所约可足。』从之。 　　八月壬戌，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以丙辰发延州蕃、汉军十余将，凡八万役夫，荷粮者倍之。既定议，而种谔还自京师，极言城永乐非计。禧怒变色，谓谔曰：『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谔曰：『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谔跋扈异议，不可与偕行。有诏留谔守延州。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初兴版筑，寇数来争，皆败去。及是毕工，使景思谊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曲珍谓禧曰：『闻贼兵甚重[1]，给事与敕使宜退处内寨，檄诸将督战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将，乃尔怯耶?』不听。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2]，珍率兵御之。将官寇伟等八百余人战殁，敌遂围城。乙未，种谔言：『臣止与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护延州。』谔初议进城横山，本意身任统帅，成大功在己，而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乐被围，谔据城观望，故托名守延，不即往救。丙申，上批付沈括：『永乐城至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则恐误朝廷事愈重。』累降处分：军前事可多方募人传达，令求方便，溃围弃城。戊戌，永乐城陷。初，沈括谓徐禧曰：『吾众才三万，彼杂集之兵数十万，岂易当也?不如委永乐城以困之。』禧不从。比入城，敌倾国至，诸将皆请乘其未集，夜往袭之，禧又不从。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辄加笞叱，则气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断，纵其跳梁，将无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与战，破之，则骇散。后虽有重兵，亦不敢跬步进，此常势也。尘埃涨天，必数十万之众，使俱集，则寡众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须，谓永能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谓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骑稍逼，禧乃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阵于岸下水际，禧植黄旗，手剑坐城下临视之。敌先以骑五万尝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阵，坚不可动。三战，则全师俱进，奇兵奔我师，遂溃。曲珍扣城谓禧曰：『兵败矣！敌人当我者，皆其精锐。前军胜而惰，在后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潜师逾西山，绕出其后，击其老稚，彼众必乱，此政兵法也。』禧闭壁不应，珍乃犯关入保，收散亡。永乐城依山无水，下滨无定河，为井十四，筑垒营之。寇众骤至，李稷惜军食，不纳役卒，卒以所持耰锸掘垒为磴道，争先登墉乘之，遂夺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仅能足饮将领，于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绞马粪而饮之。寇知沈括退保绥德，永乐孤绝，攻愈急。高永能谓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且坏，不若尽库币以募死士突围出，十犹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讫不从，又责珍曰：『曲侯以军败，又欲弃城邪?』及围城浃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势不敌，乃遣吕文惠应之。文惠至寇帐，其酋坐文惠于地，曰：『尔小将，不可议约，当今曲太尉来！』即遣文惠还。禧以曲珍总军政，不可遣，而景思谊自请行。禧曰：『万一蹉失，恐伤国体。』思谊曰：『今势已逼，倘能以口舌说之，使缓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数万人命，岂顾一身邪!』酋见思谊，言：『若还吾兰、会、米脂（事在元丰四年，并见《西边》），即当解去。』思谊曰：『此系朝廷，非边臣所得专也。』敌人囚之。初，思谊去时，惟禧、舜举有水两壶，诸将绝饮已三日，敌人亦不知，攻稍缓。是日，忽于城下呼曰：『汉人何不降?无水已三日矣!』禧以壶水扬于外，示之曰：『无水，此何物也?』则笑曰：『止于此矣!』由是疑思谊泄之。是夜大雨，敌兵四面急攻，士卒饥疲，不能复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举俱死，稷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舜举将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稷亦草奏云：『臣千苦万苦也，禧不知所终。』或言禧实不死，有陷敌还者常见之。 　　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先是，沈括奏寇兵来逼城，见官军整，故还。上览奏忧之，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战，岂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相蒲宗孟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常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乙丑，诏：『鄜延路计议官试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转运判官李稷自永乐城陷，不知存亡，必已死事。禧赠金紫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舜举赠昭化军节度使，并赐谥忠愍，各推恩二十资。舜举子充迁十资，自借职为供备库副使；兄舜聪五资，自左藏库使为皇城遥郡团练使；舜钦并侄瑜各迁一资；妻任氏特封夫人。稷赠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资，并赐银、绢各千。入内高品张禹勤赠皇城使，赐银绢各五百，推恩七资。』禧为人狂疏而有胆气，尤喜言兵，以为西北唾掌可取，但将帅怯懦耳。吕惠卿以此力引之于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边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继之，遂请讨伐。种谔以鄜延之师深入，无功。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至灵州城下，狼狈而还。陕西、河东骚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谔陈进取之策，复请筑城。禧素以边事自任，上遣往经画之。既入其境，不为备，狂谋轻敌，猝遇强寇，故败。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听信，亦厌兵事，无意西征矣。 自『吕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并削去，其意可见也。新本以复存之。今从新本。邵伯温《见闻录》云：『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图太平。』盖指此事。 　　丙寅，诏种谔问高世亮于何处求得高永能遗骸，更遣人求访徐禧、李舜举、李稷、张禹勤遗骸，候见，即依沈括已行晓谕给赏钱、迁资酬奖。初，永乐城陷，高永能之孙昌裔与左右欲掖永能由间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束发从事西陲，大小数十战，未尝败。今年七十，又荷国恩宠，恨无以报。今虽幸免，奈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奋战，而寇不知其为永能也。后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驰数十骑入城，得永能尸以归。 　　六年四月辛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文州刺史种谔卒。自熙宁初，谔首兴边事，后再讨西夏，皆谔始谋，卒致永乐之败。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诏刘昌祚：『本路士气，自永乐不守以来，折索摧丧，非往日之比。近闻诸将互出，颇获首级，军气小振，则豪勇异常之人宜有旌别，将以气作之，使鼓率士心，乐于攻战。今赐卿紧线战袍、红线勒巾、金线乌梢弓、虎纹帐、軒银缠杆枪、朱漆团排金镀银装手刀各五十，宜择众与之人，量所宜赐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见陷没夏国人一百四十九人[3]。以晋州进士邢逢原为本州文学，赐袍笏。先是，永乐城失守，逢原等为夏人所掠。既遣使诣阙请罪，至是，具籍以归。

经制安化蛮事 　　元丰五年六月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乞指挥所属官司处置。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为人粗疏，付之未必办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计之既兴工，乃见材实侵多。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王中正、高遵五路伐灵州事，见《西边》）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十数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如泸州乞弟，其初但为索箩个、牟囤骨价复私怨耳。王宣过分，往救之，为乞弟所杀，事遂张大。比及事平，公私萧然。劳费天下大事，盖尝起于至小。』章惇曰：『天下事皆积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或遂至于倾陨。』惇又曰：『善师者不阵，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先帝末年，孛见甚大，有声，光芒扫坟墓。又熙宁八年十月，彗见轸。轸，长沙星。朕以安南为忧。王安石以为不足虞，不阅月，安南叛。前年彗出郎位，没于张。去岁兴西师，乃去郎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礼曰：『天示变，则当静以应之，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事将萌而天象先见，盖人事在下，气积于上[4]，积众人之气而先见，犹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气色见于面。』又曰：『天下事莫重于兵，社稷安危所系。措兵既定，则其他皆粉泽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为大事，盖事神、治人，莫重于此。』上曰：『戎与兵异。甲胄起戎。盖兵至于用，则谓之戎。祭祀测鬼神之情状为难，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诸国，遣将如亲行，不劳而定，子孙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礼曰：『太祖以不杀得天下，累圣皆不妄杀一人，所以后世安荣。』上曰：『三代得天下虽以杀，盖有出于不得已而杀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杀。古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不得已而杀。』又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力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一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王珪曰：『《国朝会要》言：国朝兵制虽详，然莫能推明其意。』张璪曰：『非陛下神圣[5]，孰能知之?』 　　六年正月丙申，经制宜州溪洞、知沅州谢麟言：『招降元谋贼首罗世念，并逐洞头领种族四千八百八，纳衣甲器械二万，并生界思广洞酋长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纳土归顺。其桀黠酋首，已付有司听旨。』诏谢麟领果州刺史，和斌领荣州团练使，知安化州及惠、广等五十二洞首领罗世念为内殿承制，蒙承想、蒙全圣、蒙光赵并为西头供奉官，蒙全叫、蒙全仵、蒙怀忽、蒙光速、潘曹并为侍禁，潘全剑为奉职，并给俸与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镇月赴宜州公参，及入中卖板木，宜州岁四管设。前知宜州钱师孟、通州曹觏擅裁损例，册酒食不如旧，买板木不及价偿，答贡物估价亏其实，迁补文字至五年不给，故自五年三月侵略省地。五月，费万钱战死；六月，知宜州王奇战死。事闻，诏以麟、斌经制溪洞事，以觏、师孟属吏焉[8]。先是，和斌为广西钤辖。经略司委斌率步骑三千讨罗世念，当盛暑，昼夜趣兵趋怀远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则生矣!』或曰：『奈何背龙江邪?』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骄之。』将士悉听其暇逸自如。既兼旬，乃大阅。蛮人觇知兵少，果大至。斌亲至营，出俸钱市酒肉，以劳诸军，曰：『吾虽老，思效死以报国。翊日见敌进退，唯吾所视。不如令者诛!』夜，选将迎敌，密戒以望敌则走。众闻报皆恐，斌高卧不动。凌晨，报益急，斌从容会食。度诱之至平坂，列八阵以待之，张疑兵左右山上，戒军前贾贩者瞰江壁立。贼登佛子岭，见兵众，大惊。斌分骑兵出其傍，身不乘马，被甲步出，策先锋阵，将士皆力战，蛮大败。或欲益兵进讨，开置城邑，会朝廷以斌同经制蛮事，斌从容讲画，进屯要害，以图抚纳。世念遂率其酋党内附云。 六月乙卯，丹州刺史莫世忍为检校户部尚书，给铜牌、旗号。其子侄九人，并赐官勋，以经制宜州谢麟言：大军讨安化蛮獠，世忍献木弓百、弦二百、药箭五千，自言世为外臣，修贡不懈。故有是命。

抚遇蕃户董毡 　　嘉祐七年八月癸未[7]。邈州首领唃厮啰既年老，国事皆委其子董毡。知秦州张方平尝诱董毡入贡，许奏为防御使，董毡寻遣使入贡。知杂御史吴中复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许戎狄[7]，启其贪心，方平议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毡，与之共图夏国。夏主谅祚与战，屡为所败。及是，谅祚举兵击董毡，屯于古渭州，其熟户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求并吞诸族，亟诣方平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以为守御之具，尽籍诸县马，悉发下蕃兵。仍驿奏，乞发京畿禁军十指挥赴本路，关西震恐。枢密使张昪言于上曰：『臣昔在秦州，边人言敌欲入寇者甚众[9]，后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兵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数日，方平复奏：谅祚以引兵西之，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谏官司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轻举，请加窜谪。奏三上，甲申，徒知秦州张方平知应天府。 　　八年四月壬申，英宗即位。 　　治平元年六月辛亥，诏增邈州首领滔厮哕年赐大彩百匹、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孙及亲信穹庐官封，月给茶、彩等。 　　七月丙子，以邈州首领唃厮啰子、诚州团练使董毡为顺州防御使。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熙宁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董毡用旧事贻公弼以书，且称敕，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自是不复称敕。 　　元丰二年六月甲寅，董毡贡奉大首领景青宜、党令支等辞。上召逼殿陛，谕曰：「归告董毡，所遣贡奉人甚恭恪，今已许汝纳谷。此后可数遣人来，任便交易。又闻部落子欲侵汝疆境祖父田土，宜善守勿失。』皆奉诏唯唯。 　　五年二月癸酉，诏西蕃邈州首领、西平军节度使、押蕃落等使董毡封武威郡王，赐金束带一、银器二千两、色绢紬三千，岁增赐大彩五百匹、角茶五百斤；阿令骨为肃州团练使、鬼章甘州团练使；心牟钦毡伊州刺史，各赐金束带一、银器二百两、彩绢三百；进奉使李叱腊钦廓州刺史，增岁赐茶彩有差。青宜结鬼章止称鬼章，阿令骨称阿里骨。 　　六年十月庚子，董毡死，阿里骨继立。阿里骨，于阗人，非唃氏后。其母掌牟瞎逋尝侍董毡，因养阿里骨为子。既而董毡得风痺病，卧帐内，委政于阿里骨，甚亲信之。阿里骨又得幸于董毡妻乔氏，内外咸服，遂谋篡夺。董毡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鹘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轻佻，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阴使人贼杀欺丁。及董毡死，阿里骨与乔氏匿丧，出令如他日，悉诏诸族首领至青唐城，矫董毡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尝事我，今当以种落付阿里骨。』仍厚赂大酋鬼章温溪心等，于是诸族首领共立阿里骨为董毡嗣。阿里骨并取欺丁二妻为己妻，母事董毡妻契丹公主，其贡奉朝廷，犹如董毡在日，未遽以丧告也。 此据《哲宗实录·阿里骨传》注、汪藻《青唐录》、高永年《陇右录》增修。《青唐录》但云得幸于董毡，妻不指谁氏。《陇右录》称董毡妻乔氏，又称董毡妻契丹公主，不知乔氏与契丹公，王为阿为异?当考。明年六月乙亥诏并王巩《甲申杂见》可考。 　　十二月癸酉，手诏李宪：『得录奏董毡、阿里骨蕃字，观其情辞，忠智兼尽，顾中国食禄士大夫存心不过如此。绸绎再三，嘉美无已，兼尔所回，委曲颇中事情，甚得朝廷欲命之意[10]。缘今夏贼奸谋不小[11]，直欲并亡一路，深入腹里，袭我之虚，切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骑待之也。宜大为经略，广作枝梧，勿令得志，贻患异日。昔六合首领耳罗支[12]、斯铎督输忠朝廷，协力击贼，后成奇功，杀李继迁于三十九井。当时朝廷报赏甚厚，今董毡、阿里骨既效诚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彼土，求如上功，以称朝廷抚厚之意。』董毡进奉入辞，上顾董毡首领曰：『自归属本朝后，与夏国通好乎?』对曰：『昨夏国屡来言：若归我，即官爵、恩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属圣朝，荷国厚恩，义不敢负。』上曰：『尝与夏国战否?』对曰：『西人寇边，累曾率众出战，夺得其城堡及获首级甚多。』上曰：『归报董毡，令尽心守圉。』各赐器币分物有差。首领尝与夏国战、杀敌有功者，赐枪旗、器甲。

通使高丽 　　熙宁三年，高丽入贡。 　　四年十月癸亥，知制诰王益柔以草高丽答诏非工，罢直学士院。 　　七年二月癸未，高丽国王徽表求医、卜、画、塑四工，以教国人。诏罗极于四色人内募愿行者，各择三两人赴阙。庚寅，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 　　元丰元年正月辛未，命安焘假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为高丽国信使，林希假右正言、直昭文馆副之。先是，权知高丽国王徽比年遣使朝贡，上嘉其勤诚，待遇良厚，故遣焘等使其国。 　　三月辛巳，命太常博士、秘阁校理陈睦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馆，为高丽国信副使，代林希，希谪监杭州楼店务。以上批『闻希虽迫惧朝命，不敢终辞，然形貌忧郁不少舒。且高丽望中国使人久矣，苟一见希颜状如此，甚非所以使彼、识达朝廷眷顾遣使通好之意。今虽已启行，理终未便，宜遣人代之』故也。丁亥，诏使高丽涉海新舟并赐号，其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其次曰灵飞顺济神舟。 　　十一月己丑，直学士院钱藻撰进遣押医官赐高丽国王王徽诏。上批：『宜令许将、孙洙更各撰一本以进。』寻命洙为翰林学士。御史何正臣言：『安焘、陈睦使高丽日，以所得市马易银，及于高丽界使人索驿料算直，害义辱命，启侮外夷。望案治其罪，追所与恩命。仍诏高丽，谕以使者失职之状，以慰远人。』诏札与焘、睦令知。 　　二年五月辛卯，赐明州及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 　　十一月甲午，明州言高丽贡使乞市坐船。诏以灵飞顺济神舟借之。又言：明州象山县尉张中尝以诗遗高丽贡使。诏中冲替。 　　三年二月丙申[13]，诏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日，听高丽使陪位。并馆伴所言：『高丽使柳洪等乞遇奉慰入寺观烧香，比群臣服黑带。』从之，仍以带赐之。戊申，高丽使柳洪以国王之命，贡日本国所造车，赐诏答之。洪以礼『诸侯不贡车』，不敢与贡物同进，而馆伴使以闻。诏许之，乃进。 　　四年十二月己巳，高丽进奉使崔恩齐等百三十五人见，赐物有差。癸酉，高丽国王与二府、亲王书。诏：『亲王、二府土物，令受而不答，止以书谢。应臣僚答高丽国王书，差著作郎林希具草进呈，送御书院以精纸写。付使人回。』 　　五年正月丙午[14]，诏：『在先朝时，金人常至登州卖马。后闻金人马行道径已属高丽，隔绝，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遣使往来，可降诏国王谕旨，金人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后金人卒不至。

　　二月丁卯，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伯，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治。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伯四王皆传子；自治至询三王皆传弟。询自天圣八年来贡，至熙宁三年今王徽来贡，其不见于中国者，盖四十有四年。今陛下神圣文武，声教之盛，东渐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阙下。盖高句骊文字之国，其使者宜知其国之君长兴坏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诏谕典客之臣，问自德武之东也，其后何以能复其国?何以复失之?尝传几君?其名及世次可数否?王建之所以兴者何县?其兴也，自建始与?抑建之先已有兴者与?自天圣至熙宁四年四十三年之间，而徽复见于中国，其继询而立者欤?岂其中间复自有继询者欤?徽于询为何属?如其言可论次，足以补旧史之阙，明陛下德及万里，殊方绝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义来庭，故能究知四裔之事，非声教之所被者，远不能及此。』诏下，毕仲衍以所与使人崔思齐、李子成语来上。其所知不详。于巩论著也，所可纪者，新罗、百济内乱，王建遂合三韩易高氏姓。诵于治为远宗；王徽，询之子也。又云：高氏圣历、元和间事皆有记录，三韩自有史。元和中献乐两部，盖唐乐卿乐也。上曰：『他邦归附中国者固亦不少，如高丽，其俗尚文，其国王颇识礼义，虽远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尝少懈。朝廷赐予礼遇，皆在诸国之右。近日进伶人十数辈。』且云：『夷乐无足取者[15]，止欲润色国史尔。』安焘等出使，其国中馆伴乃与上节人从庭下相揖，盖以其国主与焘均礼故也。 　　六年九月庚戌，诏：『高丽国王王徽，率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县择广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场，一月罢散。』又作水陆一会。徽立凡三十余年，其境东南临海，西北接契丹金国黑水。自王建并新罗、百济之地，至此盖百七十余年。王居蜀莫，郡曰开州，号开城府[16]，新罗曰东州，号乐浪府，为东京。王居东，北二十日行百济曰金州，号金马郡。南十二日行扶余旧地，曰公州，号扶余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镐州，为西京。鸭绿江为西北徼[17]。东所临海水绝青，下视十丈。大凡海至高丽界则清。入登州[18]，经千里长沙即浊，地寒多山。国王出平地，尝乘车驾牛，或以马涉山险乃骑。官有中书省、中枢院平章事、参知政事、中枢使、翰林学士、知制诰，大抵仿中朝。国子监四门学，学者至六千余人。三岁一贡举，进士诗、赋、论，明经试一大经、一小经，进士夜试，给烛三，为蜡八两，烛尽不就即退。榜放五十人，书有《东观汉记》。百官以米为俸，或给田，授罢随官增减，致仕乃已。贸易亦用米而不用钱。不禁民酿酒。兵出于民，番卫王府。国人好佛法。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兴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给田三百结。俗以田四方、方四百步为一结。田结收二百苫，苫为斗十五，正与中国一石等。天圣以来，使由登州入；熙宁以后，皆道明州，言登州路皆沙碛，不可行。其自明州还，遇便风，四日兼夜抵黑山，已望见其国境。以黑山入岛屿安行，便风七日至京口，陆行两驿至开州。 　　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丽国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书状官。闻之仪虽谙达吏方，随器可使，然文章之称，不著士论。缘高丽倍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可召赴中书拟月书状进呈。吊慰蕃辟官准此。』 七年正月壬戌，诏：『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其令礼部别定傧劳之仪。』

校勘记 [1]贼兵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九补。 [2]贼三十万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九补。 [3]四十九 原本脱『十』字，据《长编》卷四三八补。 [4]于上 原本脱『上』字，据《长编》卷三二七补。 [5]陛下 原本脱『下』字，据《长编》卷三二七补。 [6]觏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 [7]七年 原本作『六年』，误。又『癸未』，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七改补。 [8]官爵 原本作『方爵』。又『戎狄』二字，原本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七改补。 [9]言敌 原本『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七补。 [10]欲命 原本『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1]夏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2]首领 原本无『领』字，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3]丙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二补。 [15]夷乐 原本『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三补。 [16]开城府 原本作『问城府』，据《长编》卷三二三改。 [17]西北徼 原本脱『西』字，据《长编》卷三三九补。 [18]入登州 原本作『水登州』，据《长编》卷三三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蔡确邢恕邪谋 元丰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贺，宣答曰：『皇家庆事，与卿等同深欣怿。』及珪等升殿，上又谕王与珪等相见。珪等复前，分班再拜，称谢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当出阁，上特令侍宴，以见群臣。 哲宗熙宁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岁也。旧纪书：『丁巳，燕群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于御坐之侧，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贺。及升殿，上命与王相见。久之，王乃退。』新纪但书侍侧、廷贺。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上于禁中自为图帖定，未出，先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举崇福宫，诏满三十个月，即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盖将复用光也。是岁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储意。又谓辅臣曰：『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及吕公著为师、保。』 此据邵伯温《元祐辨诬》及吕大防所为吕公著墓碑。大防止称公著，不及光，当考。 　　蔡确知光必复用，欲自托于光，乃谓职方员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实为资政殿学士，异礼也。君实好辞官，确晚进，不敢进书。和叔门下士，宜以书言不可辞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书致确语。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辞而后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寝疾。日昃，三省、枢密院诣内东门，请入问圣体，遣勾当御药院梁从政、刘惟简传宣放宰臣。王珪等再附从政奏，乃令从政等引入，见上于福宁殿东寝阁。自是问圣体皆如之。己亥，诏不视事五日，三省、枢密院问候于福宁殿东寝阁。宰臣言：『上未视事，应合行事，乞权作圣旨行出以闻。事体稍重者，进画施行。』上不能言，首肯之。晚再诣福宁殿上书，字谕王珪等：『自来日，可只早入。』庚子，执政官晚再诣内东门，内侍传宣放，自此惟一人。乙卯，上手书字谕王珪等：『自今可间日入问。』自戊戌上不豫，三省、枢密院日至寝阁。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丁巳，王珪等言：『圣体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胜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宁殿东阁之西间。三省、枢密院入问圣体，见上于榻前。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东宫。』凡三奏，上三顾，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候康复日依旧。上亦顾视肯首。既退，移班东阁，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妃皆在帘下。珪等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皇太后辞避，入内都知张茂则言：『皇太后且为国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辞。』珪等请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许。珪进言：『自去岁，上令皇子侍燕，群臣皆尝见之。今必更长立，乞再瞻睹。』 　　是月，三省、枢密院、亲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内东门入问候于福宁殿，惟是日末后再入。先是，蔡确疑上复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则必夺己相，乃与邢恕谋为固位计。恕故与皇太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游，上初寝疾，恕密问公绘，且言疾可忧状。恕闻此，更起邪谋。确尝遣恕要公绘、公纪，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职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花也。惊曰：『白花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议，雍曹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我家！』径去。已而恕反，谓雍王颢有觊觎心，皇太后将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实主其事，与内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诬谤。棫，开封人，尝从高遵裕掌机宜于泾原，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确与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问确曰：『上起居状比何如?』确曰：『疾向安，将择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视，闻禁中已别有处分。首相外为之主，公为次相，独不知邪?一日片纸下，以某为嗣，则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归心乎?』确竦然曰：『然则计将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阁，上去冬固有成言，群臣莫不知。公盍以问疾，率同列俱入，亟于上前白发其端。若东宫由公言而早建，千秋万岁后，公安如泰山矣。』确深然之。恕又曰：『此事当略设备，令与平时不同，庶可以自表，见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确谢，谓恕曰：『和叔见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险，即许诺，遂与确定议，仍约知开封府蔡京，以其日领壮士待变于外廷，谓曰：『大臣共议建储，若有异议者，当以壮士人斩之！』是日，三省、枢密院俱入问疾，初亦未敢及建储事。既退，乃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确、惇屡以语迫珪，幸其应对，或有差误，即以珪为首诛。珪口吃，连称『是』字数声，徐曰：『上自有子，复何议?』盖珪实无他志，但蓄缩不能先事纳说[1]，所以致疑。及是出语，确、惇顾无如珪何，寻复入奏，得请俱出，逢雍王颢及曹王頵于殿前。惇更厉声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矣!奈何?』颢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辅臣等各罢归。翌日，遂立皇太子。确、惇、京、恕邪谋虽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辨诘，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 　　三月甲午朔，执政诣内东门入问候，皇太后垂帘，皇子立帘外。皇太后谕珪等：『皇子精俊好学，已诵《论语》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学书。自皇帝服药，手写佛经三卷祈福。』因出所写经示珪等，书字极端谨。珪等拜贺，遂宣制，立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又诏：『应军国事，并皇太后权同处分，候康复日依旧。』未刻，执政再入问圣体，进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谕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纪纲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执政日再入。丁酉[2]，命吏部尚书曾孝宽为策立皇太子礼仪使，翰林学士邓润甫撰册文，户部尚书王存书册文，礼部尚书韩忠彦书宝。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宰臣王珪读遗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3]。 元丰末建储事，诸家异论。绍兴史官既别加考定，专取元祐旧文，固得本实矣，第恨弗详。今参取诸书，稍增益之。推原后来致祸如彼惨毒者，盖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确、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谤，而萌芽则自邢恕发之。其令蔡京领刽子入內庭，确、惇当时亦必有他说绐珪，故珪不以为疑。然开封知府何与朝廷事?此政坐珪愚暗耳。若珪能即拒绝，既无疑似之迹，则横祸又何从而来?疑似之迹，当时不过如此耳。其后浸润，转加增饰，遂有宣训事、粉昆事。黄履疏、高士京书，至蔡懋宣和间札子，用诬讪文字，托名御制极矣，诚可为痛哭也。非建炎初圣主觉悟，果断明辨，则朝廷之祸，岂有极乎?此事既存真实，仍悉取异说，附见于后，庶观者晓然究其真实谬妄，小人情状，无所遁逃，亦犹孟子必著许行、杨墨等语，不用扫除绝灭之也。《哲宗新录·宣仁圣烈皇后传》云：先是，元丰七年三月，大宴中宫，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贺。及升殿，神宗又谕王与珪等相见，复分班再拜称谢。是冬，谕辅臣曰：明年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神宗弥留后，敕中人粱惟简曰：令汝归，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仓猝践祚之备。神宗、太母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芥疑。邢恕，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间。蔡确得『师保』语，求所以结二公者，而深交恕。确为右仆射，累迁恕起居舍人。一日，确遣恕要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等，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华，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华也。惊曰：『白华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幼冲，宜早定议。』政、嘉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吾家!』径去。已而恕反，谓后与王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确使山陵，韩缜帘前具陈恕等所以语太后者，使还之日，暴其奸，再贬知随州，寻窜新州。刘挚拜左仆射，恕坐党与，谪监永州酒。新录载建储事具此。确贬新州，恕责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挚拜右仆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录何故相连书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丰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寝疾时，恕但为职方员外。公绘、公纪迁团练使在哲宗即位后，此时但为刺史耳。新录稍似牴牾，今改之。赵子崧云：『余既书元丰末命，绍兴二年四月，避地浔江，偶司谏韩璜叔夏谪监浔州盐税，暇日语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记庄敏丞相作枢密长时，神宗服药日久，韩一日语张璪曰：上服药日久，建储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试说与看。韩乃语章惇。惇曰：此议甚好。二相亦以为然，约集议于密院南厅，屏人，留笔砚一副、纸数幅。就坐久之，皆无语。韩视王珪曰：今日之议，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已令侍宴，出见群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閤，此事何故都无一言?珪云：诸公之议，亦珪之意也，别有何疑?张璪推笔砚纸与惇，令于纸上写立延安郡为皇太子。来日至寝门，召內臣张茂则，云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茂则令于御榻前设案。珪将所书纸铺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时神宗风眩不能语，但惨怛久之。众皆立，未敢复言。时太妃亦在帐中，露半面，国婆婆抱上坐，顷之再奏，国婆婆云：圣意已允。王珪问茂则：太后在甚处?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则令內臣张帘，太后在帘下云：相公等立得。这孩儿直自孝，自官家服药，只是吃素写经。帘內出经两卷，一卷《延寿经》，一卷《消灾经》，逐卷后题云：延安郡王臣某奉为皇帝服药日久，写某经一卷，愿早康复。自帘内，宫人抱出哲庙，哲庙裹帽子、着衫带立于帘外。诸公环侍久之，无他语，遂宣制施行。后神宗上仙，宣遗制立皇太子，内外忻戴，初无异闻。已上韩氏手录，不敢增损一字。』案：子崧所书与伯温《辨诬》所载并同。《辨诬》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校勘记 [1]蓄缩 原本『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二补。 [2]丁酉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三五三改。 [3]讨论 原本脱『论』字，据《长编》卷三五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帘皇太妃附 　　元丰八年三月戊戌，哲宗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是月辛丑，群臣诣閤门上表，请皇帝听政；又诣内东门，请太皇太后听政，皆批答不允。自是表三上，从之。乙卯，礼部、御史台、閤门奏：『讨论故事，详定御殿及垂帘仪，每朔、望六参，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应见谢辞班退，各令诣内东门进榜子。皇帝双日御延和殿，垂帘日参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再拜。三省、枢密院奏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庙毕，起居如常仪。帘前通事以内侍；殿下以閤门。凡军头司引呈公事可以权付有司者，续具条奏。吏部磨勘、奏举人，垂帘日引见。应谢辞臣僚，遇朔、望参日不坐，并先诣殿门，次内东门，应得赐者并门赐。』从之。 　　四月乙亥，诏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为坤成节。 　　五月甲午，诏太皇太后母韩越国太夫人，凡给赐倍常仪。 　　七月甲辰，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太皇太后于皇太妃称赐，皇帝称奉，百官不称臣。』从之。 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1]，承议郎、守起居舍人邢恕权发遣随州。先是，恕已除中书舍人，而言者谓其游历权贵、不自检慎故也。恕常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并以恕新命绌之。 恕教公绘上书，据邵伯温《辨诬》。邢恕之孙绎作其祖父言行录云[2]：『钦成皇后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药吴靖方窥伺宣仁旨意，以太妃过失为献，谓随灵驾曾发笑。韩绛以故相留守西京，亲至境上迎迓引见，皇太妃纳拜殊不为礼，亦无慰劳之言。公闻之朝路，与宣仁犹子公绘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则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间谍，渐不可长。」公绘矍然，遂密奏疏，以为宜加尊礼，仍引语切直过当，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览，讶公绘太讦。知公绘与公素厚，前此公绘屡有密奏，太母无不欣纳，往往以为得之于公也，直遣人诘曰：「谁教汝为之?莫是邢某与汝做来?若不实说，即根治。」公绘迫紧，即吐实云：「入疏时，邢某实不知，臣自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韩缜微闻之，因而媒孽，无所不至。刘拯，缜客也，乃人削言公关与政事，交游执政，遂以为名，罢中书舍人，以本官知随州。温公即有简与公曰：「和叔此行出于意外，光居政府，不能为和叔别白，负愧诚深。」盖以中旨有交游执政之言[3]，恐益为和叔累故也。其后明前两月，温公检公被责一宗文字，欲将上辨白，诸公劝之，以为不若待至赦后。而赦前两日，温公薨矣。时吕公亦在政府，与温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为言官。初，旦事温公，欲为省郎，未及白用，希荐于韩，乃为工部员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还朝，乃于赦后未开假日入疏，论公曰：「吕公著素与邢某厚善，今来既经明堂，公著必须复引邢某还朝，乞未得令还。」自是申公避嫌，不复敢言。然希、旦亦不为公论所容，未几，兄弟相继逐去。时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众论不与，非特公也。』绎所载如此，盖多妄说，姑附见。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4]，诏：『太皇太后出入仪卫，并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内故事不可考者，依慈圣光献皇后例施行。』辛亥，诏：『以时雨稍愆，太皇太后躬诣太一宫集禧观祈祷。』 　　闰二月丁未，宰臣韩缜等上表，请特建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殿，太皇太后宫以崇庆、殿以寿康；皇太后宫以隆祐、殿以慈徽为名。诏候过谅暗，令有司检举施行。 　　十月壬寅[5]，御史中丞兼侍读刘挚、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挚先进前谢侍读之命，宣谕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岩叟即前谢御史之命，宣谕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挚先进奏札子，乞罢武臣试换文资法。读讫，岩叟进札子，论听言与用人二事，又读挚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动摇。乞陛下守定差法。』岩叟曰：『昨司马光上章奏：差法非司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余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时人情熙熙，天下安帖，只以此法。后因王安石误朝廷，行雇法，遂至纷然，祖宗法莫最好。』又曰：『今只争差字、雇字。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挚又曰：『自陛下因司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使移改。』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无毫发私，国家不幸！』挚曰：『司马光虽殁，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谁为私?昨罢章惇知扬州，甚合公议。』太皇太后曰：『章惇昨来得罪为无礼，岂可便移?』挚曰：『应是失勘会。』太皇太后曰：『应是差错。前时问他执政来，不知谁主张，云为其亲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为亲老，不成不偿命?』有对者曰：『于法，父母年八十无兼侍，亦贷命。』挚曰：『国家典宪，于大臣不说如此?』岩叟奏曰：『若岁月合移及若告词引明堂恩霈，则自不消论。』应曰：『极是极是，岂可裁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特者亦上书，言执政陷他父，故除扬州。今日三省进呈来吕大防言，台谏官又言：执政取悦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与降出，教他执政辈知。』挚曰：『小子狂妄，敢如此?』挚遂言曰：『臣等有一事奏陈，此事体甚大。』岩叟曰：『缘为今来修祖宗实录，须要合辨明。』挚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记得，不知当日英宗立为太子，是至和间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宫中只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辈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岩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比是子细，不胜幸甚!』挚又进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进正人在朝。』岩叟又曰：『正人盛则小人消。正人不厌多。』太皇太后曰：『正人可知不厌多。正人多，小人自出头不得也。』岩叟又曰：『先诏谕，令二三老臣多方进拔正人。』挚曰：『二三老臣亦必体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为近日差除中也，则惹言语。』挚曰：『些小须有，臣等不敢放过。』挚又奏曰：『臣曾荐数人，已蒙用一二，余更望采用。』又谕：『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来。』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来。』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对延和殿。尧俞前谢，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材望，故用卿[6]。』尧俞拜讫，未奏事，先问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且曰：『但恐陛下临御日久，稍有怠堕。如能兢兢业业，日谨一日，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则天下无不治。』太皇太后曰：『除是昏昧便如此。』又曰：『保甲、保马须是先罢，其余闲慢者，且休嫌于更改太猛。』岩叟进曰：『若果是闲慢则可。若于民有害，则亦不可不改也。』应曰：『害民则须改。』尧俞既读札子，大要谓谨始敬终。岩叟奏第一请废葭芦、吴堡二寨札子。尧俞奏曰：『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不独此二寨也。』太皇太后曰：『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第二言曾肇札子。太皇太后曰：『且令试。』岩叟奏曰：『试之已见疏谬。』又进曰：『此是小人。今皇帝陛下日长一日，正要左右前后皆正人，涵养盛德，岂可放此等人在左右?极为不便！』应曰：『待相度。』岩叟曰：『臣已上章言其不当。陛下置台谏，只要察执政除改不当。今若不存，则执政遂将自肆，言路亦无由敢言。若如此，臣不敢安职。臣只是忠于陛下。』应曰：『此固是。』尧俞曰：『王岩叟忠实，言不轻发。』又曰：『待相度。』岩叟曰：『今日乞陛下一言果决。』遂应曰：『待指挥。』岩叟又曰：『不知臣等章疏降出否?』曰：『已降出。』岩叟曰：『不知今日三省曾进与不曾进?』曰：『未曾进呈。』岩叟曰：『乞早降出今日文字。』应曰：『待使降出。』 　　二年二月己丑，礼部言：『太皇太后玉宝，请以「太皇太后之宝」六字为文；皇太后金宝，以「皇太后宝」四字为文；皇太妃金宝，以「皇太妃宝」四字为文。』从之。辛丑，三省同奉圣旨：『将来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宁二年故事。皇太妃与皇太后同日受册，皇帝于殿上发册，令礼部、太常寺详定仪注闻奏。』

　　三月甲寅，内批付三省：『将来太皇太后受册，有司虽检用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当御文德殿。顾予凉薄，岂敢上比章献明肃皇后?所有将来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叙述太皇太后此意，降诏施行。仍先具诏本进入。』后数日，执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谕曰：『性本好静。昨止缘主上冲幼，权听政事，盖非得已。况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岂女子所当御?』宰相吕公著等言：『陛下执谦好礼，冠映古今，加以思虑精深，非臣等所及！』 　　七月戊午，中书舍人曾肇言：『伏见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损，时发德音，不欲临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册。诏书一下，中外嗟叹，忠义之士，至于感泣。况臣待罪侍从，尝献瞽言，不谓偶合圣心，特加收采。臣窃闻近日有司建议：坤成节于崇政殿上寿，其外殿赐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并附天圣三年故事施行。今者三省、枢密院乃不全用天圣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议，将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诸军将校随班行上寿礼，此臣之所未谕也。太皇太后昨降书，以谓不敢自同章献太皇出临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册。窃详圣意，务从抑损。今乃百官将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寿，则是天圣八年以前之所未有，其礼更增于旧。在陛下谦恭抑损之志，前后本末，似不相称。』己未，太皇太后诏：『坤成节可只依天圣八年以前章献明肃御崇政殿上寿礼。』 　　九月辛亥，太皇太后遣中使赐宰臣执政酒菜，并黄金三百两、犀带两条，谕旨云：『知卿等于边事极留意劳心，故有是赐。其御封物，仍不许辞免。』乙卯，发太皇太后册宝于大庆殿。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册。 　　三年七月癸丑，太皇太后手诏：『皇帝嗣位，于兹四年。华夏来同，天地并应。而 　　皇太妃以恭俭之德，鞠言之恩，虽典册以时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称。皇帝以祖考之奉，尊无二上，而吾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推天下之养，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如于典故有褒崇未尽，令开具以闻。』(《政目》在八月） 　　十月庚辰，礼部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缘尊无二上，理有屈伸。考之历代，又国朝典故，无称殿立殿名者。』先是，诏礼官详议皇太后所居宫閤名号以闻。太皇太后谕执政曰：『皇太妃并依皇后，当悉如之汉、唐典故，如何?』文彦博曰：『固有不可尽同者。』吕大防曰：『汉、唐间非正之事，于圣朝不可引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言，特恐于礼有阙也。』吕公著等请依礼官所定，从之。 　　闰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辅臣曰：『近已降指挥，裁减杂流，本家所得恩泽，亦宜减四分之一。』吕公著等言：『陛下临朝听政，本殿恩泽，自不当限数。向来止用皇太后例，岂可更有裁损?』再宣谕曰：『今来官冗，自宰执已下，恩泽皆有减损，本家亦须裁定。要自上始，则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当讨究本末以闻。』已而诏：『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见《变法》）。 　　四月乙巳，左谏议大夫梁焘对延和殿，奏以：『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愿面诏大臣协忠决议，无留政事。方今皇帝富于春秋，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制政帘帷，臣下易以蒙蔽。愿正纪纲，明法度，采用忠言，讲求仁术，坐使明恩实惠遍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时亲政事，将来临御独断，练熟机务。』太皇太后曰：『年来内进呈文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决事，皆有圣断。』焘对曰：『圣德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愿官家更进圣学，日课经史，熟记宝训故事。』上纳之。 　　五月丁亥，蔡确责降英州别驾。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等登对，太皇太后称奖曰：『卿等于此事极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详见《蔡确诗谤》） 　　十月甲寅，诏太皇太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皇太后、皇太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并追封，以明堂推恩故也。 　　十一月己丑，太皇太后手诏曰：『吾总机务，协助政纲，虽克享治安，而每怀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圣故事，行会庆称贺之仪。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稽合于常规。是日皇帝致贺于禁中，群臣奉表于东庑，足以显邦家之庆，而形孝谨之风，何必外朝，乃为具礼?来年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贺上寿。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并内东门拜表。』前此，尚书礼部乃检会天圣年，章献明肃皇太后元日御会庆殿受皇帝奉贺上寿，及宰臣、百官、契丹使已下起居称贺之仪为请，故有是诏。

　　五年六月，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苏辙上言云云。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 　　『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相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详见《调停》）。 　　六年十一月辛亥，诏曰：『朕获承至尊休烈，托于王公之上。蒙成慈训，海内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圣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归，天地并贶。稽岁甲环循之次，当庆符本始之辰，仰赞寿祺，用致诚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献之礼。尝以此恳请再三，兴言伤财，面诫悉罢。永惟大德未报，此而不图，将何以示孝钦于万世，而达感于神明乎?其以元樁七年太皇太后本命岁旦日，斋在京及天下州军、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内在京于中太一、上清、储祥、集禧、建隆、醴泉、万寿等六处宫观、大相国寺十禅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开建道场七昼夜。宫观罢散日，设醮一坐。在京外州军，自正旦日，办食设狱三日，并支系省钱，嘉与臣民，共增吉祷，庶几中外，均被余禧。』先是，太皇太后谕执政曰：『今日同皇帝听政，不可比光献，兼恐费国用。』吕大防曰：『所费亦不多，太皇太后亦勿如此言。』韩忠彦曰：『谦抑过甚。』王岩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须过有退托。』遂降此诏。诏词，学士梁焘所撰也。 　　七年四月己未[7]，立皇后孟氏。 　　五月壬子，翰林学士梁焘言：『太皇太后陛下拥护圣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今来选正中宫，已得贤淑。冬至大礼，自当郊见，天地人事，上下协应。维是政机之烦，久劳同听，归断人主，不可过时，此陛下今日甚盛之举也。愿早赐处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为然，伏望面出手诏，付大臣施行。』 　　十一月乙巳，尚书左丞梁焘言：『臣昨在翰苑日，尝密具札子，披露肝胆。冒闻圣慈致陛下每有宣谕，必以不喜管事为言，常欲安静，此圣意之本也。臣未尝一日不思。窃惟渊衷远虑深识，用臣前言，自适其时矣。伏望检会前奏，早赐诏音，归断人主，以全大功。』 　　十二月，左仆射吕大防以疾恳求罢政，太皇太后宣谕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岁月，吾亦就东朝矣。』大防乃不敢请，复起视事。 　　八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于礼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抑，故有此宣谕。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人崇庆殿后閤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力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豫言之?今止从《实录》，系之二十二日。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于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奈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是日，太皇太后崩。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诰。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萧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庭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又曰：『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于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又曰：『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地，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上言（见《逐元祐党》）。 　　绍圣元年二月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己未，祔宣仁圣烈皇后神主于太庙。戊辰，诏曰：『朕昨亲奉皇太后圣谕：皇太妃保育之德，著于中外，虽已备极崇奉，而仪节之间，犹有未称。盖旧仪虽全比皇后，而宫闱舆盖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于本朝祖宗以来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则褒隆之数，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倦倦慈训。其下礼部、太常寺，礼官参考典礼仪制，及臣僚上笺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闻奏。』

　　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取问所奏：前皇城使张士良辞服。』士良以御药院官给事宣仁圣烈皇后，与陈衍更直宫中，掌文书，衍主看详进呈，定其所降，付士良书其事于籍。其所降付某处，其所从违某事，皆衍自与夺颁降，未尝以闻上听。间有臣僚奏请东朝还政者，衍辄诋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柜中，不以闻，东朝亦不以闻于上。及与吕大防往来，以合密赐大防妻，皆不以闻上。坤成节，北使朝见太皇，坐间痰发，扶掖坐殿后御閤。衍指挥帘外使臣依次第虚进酒，上食至毕，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纯仁右仆射，召文彦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右谏议大夫安惇言：『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忘先帝厚恩，弃君臣之义，乘时信便，冒利无耻，交通中人张茂则、梁惟简、陈衍之徒，猎取高位，快其忿心，尽变先帝已成之法，分布党与，悉据权要，公肆诋诬，无所忌惮。既而自知其罪终不可逭，深惧一日陛下亲政，则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顾却虑，阴连内外，包藏祸心，密为倾摇之计，于是疏隔两官，及随龙内侍十人悉行放罢，以去陛下之腹心，废受遗顾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无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纵而释之，以立陛下之仇敌；先帝之所忌恶而弃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雠。以王府为要途，以朝廷归私室，上下协心，同恶相济，意在不测云云。臣等窃睹上项事节，大逆不道，迹状明白。揆之以义，谳之以法，死有余责。所有陈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赐审问，正以国法。』诏衍特处死，令广西转运副使程节莅其刑。徙士良羁管于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计。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圣烈皇后。上颇亦惑之，最后起同文狱，将悉诛元祐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专媒蘗垂帘时事。建言欲追废宣仁圣烈。张士良者前窜雷州，惇、卞逮赴诏狱，欲使证宣仁圣烈果有废立意。及士良既至，以旧御药告，并列鼎镬刀锯置前，谓之曰：『言有即还旧官，言无则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死。京、惇无如之何，但以陈衍罪状塞诏。宣仁圣烈废立之议由是得息，而惇、卞终不肯释元祐旧臣。京、惇进呈挚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诚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挚等已责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

校勘记 [1]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 原本作『元祐元年正月甲午』，误。兹据《长编》卷三六三改。 [2]祖父 原本脱『祖』字，据《长编》卷三六三补。又『云』字，原本作『之』，亦据上引《长编》改。 [3]中旨 原本『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三补。 [4]元祐元年正月 原本无此六字，据《长编》卷三六四补。 [5]壬寅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三九○改。 [6]故用 原本脱『故』字，据《长编》卷三九三补。 [7]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哲宗皇帝

讲读 　　元丰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读。公著时知扬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朝奉郎、秘书少监孙觉兼待讲。 　　五月己亥，诏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传赴阙。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 　　七月丁酉，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兼侍讲孙觉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仍赐三品服。甲辰，资政学士韩维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庚申，中书省言：『管勾讲筵，春起二月，止五月；秋起八月上旬，止冬至前十日。本所今来未敢依令施行。』诏候祔庙毕取旨。 　　十月癸未，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侍读，秘书监傅尧俞兼侍讲。先是，待御史刘挚言：『恭惟皇帝陛下以异禀之资，夙成之善，而上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护开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备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士是接，则劝讲、进读、辅导之官，其可不审择也哉?伏见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越次暴起，论德则未试，语望则素轻。使在此官，众谓非宜。伏请罢其兼职，以允公议。仍欲望圣慈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佃、卞皆罢，而彦若、尧俞有是命。丁亥，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兼侍讲。 　　十二月辛酉，诏：『今月十五日开讲筵，进读《宝训》。讲读官日赴资善堂，以双日讲读，仍轮一员宿直，初讲及更旬，宰相执政并赴。』丙寅，御史中丞黄履兼侍讲。乙亥，初御迩英阁，诏三省、枢密院侍读、侍讲、修注官、讲读官赐宴于资善堂。赉银帛有差。辛巳，诏增讲读官职钱为三万。 　　元祐元年正月丁巳，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等言：『臣等见进读《三朝宝训》，其间有祖宗事与今不同者，盖是当时天下初定，与治平之后事体自别，君臣论议亦从而异，又有祖宗一时处分，难以通行于后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事，特许臣等看详，更不进读。』从之。 　　二月庚午，朱光庭奏，乞以程顾为讲官。甲戌，上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进读。至天禧有二宫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侧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阴日，见一羊自掷于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且真宗自澶渊却敌之后，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远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且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是月丁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讲黄履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 　　闰二月甲寅，龙图阁侍制兼侍讲赵彦若为兵部侍郎兼侍读。 　　三月癸酉，诏讲读官更不轮资善堂宿直。辛巳，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曰：『窃以知人则哲，帝尧所难。虽陛下圣鉴之明，然臣方获进对于顷刻间，陛下见其何者，遽加擢任?臣不敢必辞，只乞臣再上殿进札子三道，言经筵事。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听其辞避。』札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在涵养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既罢，尝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乞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正。调护圣躬，莫过于此。』其三，『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力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德。窃闻讲官在御案傍，以手指书，所以不坐，别欲令一人指书，讲官稍远御案坐讲。意朝廷循沿旧体，只以经筵为一美事。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程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行宫中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有是乎?』帝曰：『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 　　六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臣供职以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傍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或以为主上方幼，且当如此。此不知本之论也。伏自四月末间，以暑热罢讲，比至中秋，盖腧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见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今人家子弟，亦不清经时累月不亲儒士。初秋渐凉，欲乞于内殿或后苑清凉处召见当日讲官，俾说道义。纵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将来伏假既开，且乞依旧轮直日，所贵常得一员独对，开发之道，盖自有方，时习之益，最为至切。欲乞特降指挥：宰臣一月两次，与文彦博同赴经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讲说。因令史官人侍崇政殿。』

　　八月庚寅，吏部侍郎兼侍讲傅尧俞以职烦目疾，乞罢侍讲。司马光请改尧俞为侍读，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讲。祖禹，吕公著之婿也，请避嫌。光奏：『宰相不当以私嫌废公议。』遂以祖禹兼侍讲。丁酉，御史中丞刘挚兼侍读。癸卯，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以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力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为馆閤官皆请见钱，岂有经筵反折支?又检例，缘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与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月庚子，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落致仕，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兼侍读（二十二日降诏除侍读）。 　　二年四月丙戌。先是，中书省言：『景祐二年，置迩英、延义二閤，以设讲筵。延义閤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讲筵所经度，如得宽凉，以备夏讲。』诏修内司画图进入。 　　八月辛巳，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性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响，而间尝以勿用小人。岂唯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因黜之。癸末，礼部员外郎颜复充崇政殿说书，兼判登闻鼓院。辛丑，吏部尚书苏颂、翰林学士苏轼侍读。 　　九月甲子，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上新书唐人诗分赐之，以讲《论语》终篇也。乙丑，吕公著以下谢赐宴。太皇太后曰：『皇帝天姿聪敏，宫中维好学，学则易成。昨日所赐，欲卿等知尔。』庚午，吕公著言：『伏睹今月十五日，以经筵讲《论语》毕，赐执政及讲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等各一篇。臣次日与延和殿帘前谢，蒙太皇太后宣谕：「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于天纵，而复内禀慈训，日新典学，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四海不劳而治。今来《论语》终帙，进讲《尚书》。二书皆圣人之格言，为君之要道。愿陛下念兹在兹，以广圣德。臣职在辅导，无能裨补，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毕，太皇太后宣谕：『公著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月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公著与同列皆言：『此圣人经训，有补于治，日宜亲阅。』 　　十月壬申，诏：『讲读官大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仍旬一录申三省。』先是，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旧，史官所记，善恶咸备。乞诏史官、学士采《新唐书》人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故有是诏。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辞免起居舍人，从之。 　　是夏，权住进讲。祖禹言：『臣不待经席，已逾两月，陛下深居闲燕，圣学日勤。然臣等无由罄竭愚短，辅助万一。』又言：『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皆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陛下。』又言：『凡人之好学，莫不在于年少之时。陛下圣质日长，龙德日进，数年之后，虽欲勤于学问，恐不得如今日之专也。臣窃为惜此日月，愿以学为急，则天下幸甚。《论语》记圣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国之道，不无在焉。《尚书》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轨范也。《论语》虽已讲毕，望陛下更加详熟《尚书》未讲者。愿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讲之，则陛下圣意，先已有得矣。』 　　四年春正月甲申，诏：『讲筵官许依秘书省职事官例观新乐，赐闻喜宴，许依带职人并赴。』从崇政殿说书颜复请也。 　　二月壬戌，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义用三德』，上问曰：『只此三德?别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毅之类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因欲讽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而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陛下诚能用以修己安人，则尧、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臣职备史官，敬已书之于册，以示万世。』 　　三月壬申朔，吏部尚书兼侍讲苏颂等奏：『臣等撰进汉、唐故事。』得旨分门编修成册进呈，诏以《迩英要览》为名。 　　十月癸丑，上御迩英阁，召讲读《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荒疏，不能发明，上资圣览。』上遣内侍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五年春正月庚寅，御史中丞梁焘兼侍读。焘再辞免，从之。焘尝奏疏曰：『〈礼》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学以发之，然后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虽天子之尊，而能成圣，必由圣学乎，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万国，日就月将，学以成性，此政其时。愿择吉日，诏开经筵，优接劝讲进读之臣，使从容熟复治乱之事，究先王之蕴，辨历代之迹，无惜圣问[1]，再三询考，圣心晓然无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愿加圣意无忽。』又奏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圣年十五，齿亦已长矣。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皇帝清明在躬，天禀英异，以圣人志学之时稽焉，则不可以不学也。伏愿陛下当天眷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开经筵，召见儒臣，谈经读史，从容赐对，熟复古今。宫中慎选茂进之人，以诱掖诵说，审择谨厚之人，以辅视兴寝，服勤道义，为聪明睿智之助。疏远纷华，为康宁寿考之资。习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诚意喜画，正心乐道，终副海内圣神之望，不贻宸衷逸豫之忧。养成静治，为天下之真主焉。』

　　二月壬寅，迩英阁讲毕《无逸》篇，诏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 　　夏四月癸丑，诏讲读官今后每遇经筵退，留讲、读官各一员于迩英阁奏对。 　　八月丙午，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大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闲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申[2]，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3]，言：『恭惟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广览载籍，历观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学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长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宝器，且犹爱惜之，恐其伤缺，况祖宗百三十余年盛之天下，可不务学以守之乎?臣又闻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画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为天下法也。尧有衢室之间，舜有总章之访，动必咨于四岳。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仲虺戒汤曰：好问则裕学者，圣人之先务也。问者，学之大方也。文王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所能成其圣也。武王访于箕子，文王问于史佚，四圣维之，众贤翼之，是以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岂由他哉?惟强学问而已。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道于三王，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永观矣巨。』 范祖禹进《帝学》在五年八月。今附月末。 　　九月丁丑，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书》、读《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庚申，讲《书》终篇，赐筵于东宫。宰臣、执政、讲读、修注官预。 　　六年二月丁巳，讲筵所言：『奉旨进汉、唐故事及《史记》事，其间可观事迹，多已录进。请《稽古录》节次进呈，以代汉唐、故事。』诏依前旨进故事。 　　八月辛亥，三省言：『翰林学士范百禄等奏：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奏请，诏修迩英、延义二阁记注。今陛下向学稽古，间日一御经筵，虽史官在前，言动必记。然讲读之事，未有专一纂录。欲乞复修迩英殿阁记注如仁宗朝故事。』从之，仍令讲读、记注官同共编修。甲寅，宰相吕大防言：『近讲筵官奏，乞修迩英记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六十余卷，具载仁宗与讲读官论议。尝讲《诗》至「谁能烹鱼，溉之釜鬻」。仁宗谓侍讲丁度曰：「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正谓此也。」《学记》曰：「知类通达，谓之大成。」仁宗可谓善推其类矣。臣尝进仁宗圣学事迹，有未备者，欲写二阁记注一本进入，以备圣览。』上可之。其后诏国史院修写两本进入，别写一本送资善堂。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言：『秋气已凉，陛下燕闲之中，足以留意经史。舜鸡鸣而起，大禹惜寸阴。愿以舜、禹为法。』上曰：『朕在禁中，尝观书不废也。』 　　十月丙寅，迩英读《宝训》，至节费，吕大防奏曰：『浮费固当节。至于养兵以御患而民不劳，故养兵之费不可节。』王岩叟曰：『大凡节用，非谓偶节一事，便能有济。须每事以节少为意，则积日累月，国用自然有余。』上曰：『然。』庚午，幸太学，讲《尚书·无逸》终篇（详见《太学》）。 　　七年秋七月癸巳[5]，诏复置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为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祖禹固请补外，乃用王洙避兄子尧臣故事，特有是除。（粱焘行状云：复置翰林侍讲学士，实焘发之。） 　　八月壬申，御迩英阁，侍读顾临读《宝训》，至『王沿论引漳水灌溉，王轸以为不可。』读毕，上问顾临曰：『沿、轸所论孰长?』临奏释沿所论意，上曰：『是何说可行?』临曰：『沿略可行。』上宫中恭默不言，惟讲读时发问。 　　元祐八年春正月丁亥，上御迩英阁，召宰臣、执政暨讲读官讲《礼记》讫，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之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礼见穆献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阉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人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步历广庭，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服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五月乙酉，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言[6]：『近令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进呈。按：讲筵故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若令同进读汉、唐史书，即是讲官兼读官。乞专令读官钞节进读。』从之。 　　绍圣元年六月癸酉，诏罢讲《礼记》，候秋凉日讲《诗》。 　　七月壬寅，翰林学士兼侍读蔡卞、御史中丞黄履言：『旧令讲读、说书，每月职钱十贯。元丰八年十二月圣旨：侍读、侍讲职钱特添作三十贯。臣等备员讲职，未有补报，而坐縻厚禄，实为侥冒。欲乞寝罢，只依元丰巳前数目。』诏不允。 　　三年五月丙申，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窃见讲筵于经、史之外，间以祖宗宝训进读，圣谟英烈，具在此书。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应世之迹，散于御批、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聚于《实录》。然记详辞博，未易周览。请选儒臣，取其尤系治体者分别义类，著为《神宗宝训》一书，授之读官，以备劝讲之阙。』诏候正史成书，令史官编修。 　　四年十月辛巳，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书》，读《宝训》。侍读蔡京经筵奏事，上曰：『早来卿所读《宝训》，朕于宫中已阅《两朝实录》。其《宝训》内事，多系《实录》已载，《宝训》可不须进读。』京言：『窃见王安石有《实录》一集，其间皆先帝与安石反覆论天下事，及熙宁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备具。欲乞略行修纂进读。』上曰：『宫中自有本，朕已详阅数次矣。』戊申，起居郎、充崇政殿说书沈铢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皆中批也。曾布等对，上以铢除命谕之，且曰：『铢讲说极佳。近讲《南山有台》，极通畅有理。』上欣然，颇自以为得人。

校勘记 [1]圣问 原本『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七补。 [2]庚申 原本作『庚戍』，据《长编》卷四四七改。 [3]给事中 原本无『中』字，据《长编》卷四四七补。 [4]永观 原本『观』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九补。 [5]七年秋七月癸巳 原本作『十年秋七月庚寅』，据《长编》卷四七五改。 [6]范祖禹言近令将汉唐 原本作『范祖禹进呈将汉唐』，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哲宗皇帝

求直言 　　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入临毕，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曰：『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以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愤痛，焦心泣血，不顾死亡，思有开发于朝廷也。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要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即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望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愚狂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臣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为可取，伏乞决自圣意，下学士院草诏施行。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也。』 五月乙末，诏曰：『盖闻为治不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待。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而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非有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群臣不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廷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旧录云：上新即位，奸人乘隙诬滂，宰臣蔡确患之，请降是诏。然其后上书诋讪，无复忌惮。臣等辨曰：『哲宗新即位，司马光上言：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请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从之。时用事之臣方持两端，而草诏者希望风旨，名曰求言，而实设六条以拒之。光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晓然知朝廷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上自新即位』至『无复忌惮』，三十一字并去之。 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先是，光上疏乞开言路，曰：『臣昨在京师，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空疏无取，遣使访以得失。岂惟微臣有千载一遇之幸?中外闻之，踊跃称庆，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云云。臣自到西京以来，朝夕伏听朝廷维新之政，以为必务明四目、达四聪，以快天下积年愤郁之志。今开言路之诏，不闻颁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今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使诸生肄业。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抑无已。臣非私于二人，直为朝廷惜治体耳。』又曰：『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欲仕者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则上之聪明有所不照，下之情伪有所不达。今一一臣之罚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诏，不以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之人，皆得进言，择其可取者微加旌赏，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乐闻善言，不恶论事；无可取者寝而勿问，庶几纳忠之人，皆源源而来也。』于是令光过阙入见。 光此疏不得实日，因令光入见，故附载。〈元祐密疏》以为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曰：『臣先乞下诏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并许进实封状。仍颁下诸路州军，于要闹处出榜晓示。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抑退。昨奉圣旨令入见，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纳，岂独微臣之幸?此乃圣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读诏书，其间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万死，极竭以闻。窃见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有云：「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闻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无所疑忌，忠臣竭诚以事其上而无所畏避，故情无不通，言无不尽。今诏书求谏，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惑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悯，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钳口结舌，非国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自非趋朝之人，莫之得见，所询者狭。伏望圣明于诏书中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陛下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 　　六月丙子，司马光言：『伏见皇帝陛下初临大宝，太皇太后同断万机，侧身虚己，渴于求谏。于五月三日特下诏书，大开言路，此诚明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窃见中间一节，天下见者，未达圣心，咸以为朝廷虽明求谏，实恶人论事，豫设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圣慈下学士院别草诏书，除去中间一节，务在勤求谠言，使之尽忠竭诚，无有所讳。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一不，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言事。在京则于登闻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府、军、监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闻奏，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家业人，虑有奸诈，即令本州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实封、其所论至当者，当用其言而显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长；其言无可采、事不可行者，亦当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则下情无不通，嘉言罔攸伏，聪明周四远，海内如指掌矣。或虑奏状繁多，难以亲览，即先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详，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从之。丁亥，诏曰：『朕绍承燕谋，获奉宗庙，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宁，惧无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以防壅蔽，数求谠言，以辅不逮，然后物情遍以上闻，利泽得以下究。《诗》不云乎：访于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马光凡三奏乞改前诏，于是始用其言也。 旧录云：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有请。时光欲招其党人众议新法，以欺帘帷，故降是诏。于是小人乘之，诬诋?毁纷至矣。新录辨曰：上即位之始，下诏开言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马光奏疏，乃见事实。自『有请』至『纷至矣』三十四字删去。按：光乞开言路疏凡三奏，新录惟载第二疏耳。其第三疏以十二月奏，及是方得请。今悉依集，附其疏于本日。于此但云始用光言，听言之不易如此。故必详著之。 　　七月庚申，司马光言：『臣伏见陛下诏开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未见有付外，令三省或枢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则徒烦听览，何所裨益?欲乞选其可从者降出施行。或以万机之烦，未暇遍加省览，窃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从之。 　　八月己丑，司马光言：『近诏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仍降出，令臣与执政看详。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谨与诸执政选择，其中除无取及冗长之词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纸签出进入讫。伏乞陛下取签出者更赐详览，或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司，商议施行。如此，则忠言日进，聪明日广，诚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间亦有一事而众人共言者，臣亦重复签出，盖欲陛下知天下所共忠、众人所同欲也。』十科举士 　　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宰臣司马光言：『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慎选百官，乃其职业。而智识短浅，见闻褊狭，知人之难，圣贤所重。寰宇至广，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遗逸，被褐怀玉，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臣不胜狂愚，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亦许钤辖已上之人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已上资序人），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帖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侍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非谓每科各举三人，谓各随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计三人），仍于本人除官告敕前，尽开坐举主姓名于后。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赃，举主降三等科罪。若因受贿狥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难见为执政官、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即朝廷临时因事特诏举官（谓若举知河渠、马牧之类），不在十科之内者，有不如所举，亦同此法。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官皆得人。』从之。丁丑，监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窃见前日敕令，每岁以十科荐士。兹见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然论取士止于治财赋、听狱讼、断请谳三事而巳，窃恐事之目有所未尽。何则?能治财赋者，未必长于听狱；能听狱讼者，未必能长于断谳；能此三者，未必宽信敏惠，足以长人。今所谓长人之官，守、令是也。今之守、令，虽有累岁月、用荐举关陞之法，然至于剧郡大邑，若止循资序，不加选择，恐未得人。臣欲乞于十科内，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拨烦者别为一科。剧郡大邑有阙，因以除授。如此，则人无遗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劝矣。』不报。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县、县令治剧保举考较法。

　　八月辛亥，宰臣司马光言：『先举孙准行义无阙堪充馆阁。闻准与妻党讼，坐罚金，举非其人，请连坐。』上批还其奏曰：『准缘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光又言：『臣举状奏准行义无阙，今准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阙，于臣为责举非其人[1]，臣不敢逃刑。况臣近奏设十科，或有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虽见为执政，朝廷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乞如臣所奏，从贡举非其人律施行。所贵率厉群臣，审慎所举。』不从，寻诏准更不就试馆职。 　　十一月戊午，中书省言：『臣僚上言：元丰荐举，今被旨特举官者奏讫，具所举官报御史台。比诏大臣荐举馆阁，又设十科举异材。请依元丰令关报御史台，非独内外之臣各慎所举，庶使言者闻知，得以先事论列，不误选任。』上言者，御史孙升也。 　　五年五月壬辰，三省言：『太中大夫已上，每以十科举士。近据所举，到官多不系见在任人，虑致游谒奔竞，有伤风教。』诏：『应所举十科除草泽外，其余并须举见任及资序应格人。』 　　七年三月己丑，御史中丞郑雍言：『顷司马光建法，许诸侍从之臣以十科举士。今其法虽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为信，近臣不以真贤硕才报朝廷，求其得人，难矣！臣欲乞诏宰臣执政大臣各选贤能，不限人数，以时上闻。仍令内外从官待制以上，约十科法，随人才所长，岁各荐三人。内中置籍，录所荐及荐者之姓名，以备圣览。每三省进拟间用其人，陛下可以从中观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无以空文示其必信，则陛下之臣，皆用心于求贤，而尧、舜之治可臻矣。』八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岁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年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绍圣元年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从之。

圣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太师文彦博言：『北使见于紫宸殿，宴垂拱殿，左右内侍、执政所用白纸及柿油蕉叶扇，率不直十余钱，乃士庶便于日用。今万乘临轩，操用有以见尧舜俭德之美。臣与三省宰执及北使侍宴席，比得仰瞻，以谓汉文帝之服弋绨，前史书为盛美。方之于今，固有惭德。乞付史馆。』诏可。 　　六年三月庚申，御迩英阁。宰相吕大防奏曰：『仁宗所书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请令图写置坐隅，以备亲览。从之。丁亥，太皇太后宣谕曰：『皇帝每于内中看读，余暇颇亦习射。人君自当兼治文武。皇帝敏于事业，才执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数斗弓矣。』 　　十二月庚申，开封府火，府廨一空，知府事李之纯仅以身免。翌日，执政于讲筵奏曰：『火通夕，传报必惊动。』上曰：『迫近原庙，极可惧。』执政退，相与叹曰：『言词雅训。殊有裕陵之风。[2]。』 　　七年三月甲申，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十一月癸巳，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言：『陛下近者郊见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欢呼洋溢，皆云陛下克类仁宗。臣观天意人心如此，实宗社无疆之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后嗣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遂悉集仁宗圣政三百十七事，编录成书，名《仁宗训典》凡六卷上之。 　　绍圣元年七月丙辰，上曰：『甚忧雨未止。昨日遣中使于四郊取谷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宰臣章惇奏曰：『高原虽无所害，闻低田已伤，曹、濮、陈、蔡间应须为害，犹赖零雨细微耳。』 　　二年九月己酉，荐享景灵宫。庚戌，朝享八室。辛亥，大飨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从属车，恭陪元祀。伏见陛下十七日自庙门降辂，步至斋宫。秋日尚炎，却伞弗御。翌日荐献，至神宗庙室，涕泗沾服，感动左右。礼毕，复自斋宫却伞，步升玉辂，备殚孝谨之诚，以昭事祖宗，风化四海。宜载典策，垂示万世。乞宣付史馆。』诏可。 　　三年正月甲辰，朝献景灵宫。初，元丰中，四孟月，皇帝遍诣。上以崇奉祖宗礼不可简，诸殿朝献。至元祐二年，议者烦之，乃以四孟分诣。至是，仍命依元丰礼，显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皆躬酌献，拜起一百三十余，而貌愈恭。 　　六月丙寅，上谓辅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于农事无害否?』三省对曰：『宿麦已收，暑雨时行，于农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询访，盖忧民恤农如此。 　　元符元年十二月，知枢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圆邱，自奉祠景灵，巳彻黄道裀祷。诏读册官至御名勿兴。及进大次，诏百官不许回班，所以深至畏之意。至太庙门，降辂入趋斋宫。及升辂赴郊，皆屏盖却辇，步趋以进。荐献之际，至神宗室，悽怆泣涕。逮还复位，沾濡御服。乞宣付史馆，书之典册。』从之。

政迹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元丰六年以前积欠夏、秋税租及缘纳钱物，并依三月六日赦指挥，特与除放。丁亥，诏诸民户欠元丰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钱，各时减放五分。买扑场务、佃赁田宅、空地出限当罚钱、调春夫防河、急夫开修京城壕及兴水利夫罚钱、役人分给工食钱，亦并除放。 　　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诏：『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窠名数目，若干系官本，若干系息。或罚及逐户已纳过息罚钱数，并拋下免役及坊场净利等钱，仍以欠户见今有无抵当物力，速具保明以闻。』从苏辙甲戌所奏也。 　　三月乙酉，诏：『府界诸路人户扑买坊场，见欠课利并抽纳贯税钱，及违限倍税钱，令户部许以息罚钱充，折官本即放免。并坊场净利钱，见今孤贫不济，即权住催理。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带纳。其败阙坊场委实停闭、官司不为受理词诉，令依旧认纳课利净利者，疾速根究。诸实所欠课利，特与除放讫以闻。』 　　二年四月丁酉，诏：『旱暵为灾，减膳责躬，勤修阙政，以祈消复。尚虑尚书六曹，有四方牒诉奏请文字，或赏罚难明，或民情有冤，废置未决，郎官怠于省览，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难不行，使抱冤之人无所赴诉。差御史中丞傅尧俞、右司郎中杜纮、殿中侍御史孙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岩叟、右司员外郎孙觉、监察御史韩川赴户部，给事中张问、监察御史上官均赴礼部，左司郎中韩宗道、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兵部，右谏议大夫梁焘、右司郎中范纯礼、殿中侍御史吕陶赴刑部，右司谏王觌[3]、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工部[4]，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以受到文字抽索事状行遣次第，子细看详。』用范纯仁之言也。 　　五月己巳，三省言：『吏部状，文彦博奏请，委本部尚书、侍郎依《唐六典》三类之法，将本选守令、通判，考其材德功效，为上、中、下三品，送中书门下覆验可否，委本选长官引对。间有人材高下绝异者，特以名闻，而进退之。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礼部参详，应守令、通判诸依元丰考课例，通取善最为三等，候罢任，委监司审覆，具事状保明以闻，付吏部定本选合人差遣。内知州、通判，尚书省覆验可否，定讫，付本部官，候注拟日引对。即守令、通判内才德功效过恶显著，令尚书、侍郎铨量高下，特以名闻，乞行升黜，岁无得过五人。』从之。 　　四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旧制，京朝官已上各分进士，余人自改为寄禄官后，并一等改转，别无分别。除朝议大夫已上置左、右两等改转外，承务郎已上至朝散大夫，欲乞朝议大夫已上分左、右两等，进士出身加左字，余人加右字迁转磨勘，自来依见行条制。其所加字，仍自寄禄官朝奉郎、职事官监察御史已上，并给黄牒，余职事官，尚书省给札子，寄禄官吏部给牒。』从之。 旧录云：神考以先王用人无流品之异，故肇新官制。寄禄自京朝官以上合为一体，至是改之。新录辨云：记曰：『凡执政以上者入卿，不与士齿。』今日用人无流品之异，而合为一体，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合删去。 　　七年十二月壬申，枢密院上本院条二十一册、目录二册、看详三十册。请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颁行。从之。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二月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仿《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以为国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领。』从之。甲寅，诏令于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5]，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仍具画一，申尚书省。 　　绍圣元年二月，李清臣首唱绍述，邓温伯和之（详見《绍述》）。

　　闰四月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古成宪，修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浸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厘正。』诏令编修官置局，考具合予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纂修。侍御史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 　　九月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课监司、考察吏部开拆等入优等者，中书省取旨。其法虽具，然自知州考课而蒙超擢者几何人?盖法有未尽，则不能无弊。愿详考课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优课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铨量，人才与治效参相得，然后条析闻上，或省郎、监司、藩郡有阙，则随其资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将见天下郡守翕然向风，而循吏出矣。』诏令诸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岁具其的实课绩优等一名保明闻奏。如无即阙。若不实，即依贡举非其人法。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盐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已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收课利，比于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札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置官提举。除旧条获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余依所奏。』 　　二年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6]：『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十月己丑，户部侍郎孙觉奏：『臣昨在陕西，备见本路盐钞、铁钱之弊，前后累有言者奏请改更，终未见有经久可行之利。勘会即今盐钞，民间价直甚贵。客人买至京师，折钱一倍。商旅往还，既无回货，盐钞折钱既多，故物重货轻，公私俱病。铁钱不可流转，常赖盐钞以为用。官司能低昂物价，以权铁钱之轻重，则铁钱可以流转，是钞与钱相须而后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卖盐钞，以见钱桩充籴本。卖钞折籴，亦是旧法。盖旧血莎价增长以来，以私利于收钞面钱折籴斛斗，故不肯卖钞。钞面钱虽多，斛斗价直亦从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钞面之名，而贩籴之家，常增价以相当。若以见今钞价量行减定，出卖收钱，桩充籴本，官司支遣，并许以钱钞中半兼行，民间输钱入官准此，公私通用，钞自均平，上下为利。钞价既平，钱乃流转，此盖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陕西习知盐钞卖钱，人自乐行，无复疑惑，决可经行，不能破坏，救弊之术，莫良于此。伏望圣慈少赐省察，试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讲究推行利害明白，立可见成效。』诏送相度措置陕西路钱钞所。 　　三年二月癸未，臣僚上言：『每岁诸路应举官臣僚，许选人充。改官职官县令任使，各有员数，而选人惟以举主应格，方得升进。若举主不足，虽老于铨调，亦无由改转。寒士所系，利害非轻。欲乞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只许奏举职官县令。如历任通及三考已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任使。所贵稍抑权势、侥幸、请托之弊。』 三月丙辰，御史中丞黄履言：『今来雨暘及时，麦必大稔。若前期选官二员，就陕西诸郡平价折纳，则官储民用，愈获其利。欲望圣慈详酌施行。』诏：『诸路州丰熟州军诸欠负，并比市价添钱折纳斛斗。其所添钱，每斗市价以十分为率。比市价外，每斗添钱一分足，召人户情愿折纳。河北路差朝散郎、提举解盐余景；陕西路差宣义郎、新差知齐州章邱县李譓前去逐路计会。转运司据人户合催理欠负折纳施行，务在储积，不致伤农。』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议皆以谓丰凶未可知，恐两人者因此暴敛，人以为忧。更乞谕三省严戒谕之。』上欣纳曰：『当令深戒之。』

校勘记 [1]举非其人 原本『其』字下又衍一『其』字，据《长编》卷三八六删。 [2]裕陵 原本作『□裕』，据《长编》卷四六八改补。 [3]右司谏 原本作『右司监』，据《长编》卷三九八改。 [4]张舜民 原本三字作墨丁，《长编》卷三九八作『张舜民』。然此上张舜民已赴兵部，不详此处是否另有他人，兹据《长编》补入张舜民，俟再考。 [5]文字 原本作『交字』，据文意改。 [6]董敦逸 原本作『□敦董逸』，据《长编拾补》卷十二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四 哲宗皇帝

变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 五月乙末，并罢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诏尚书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 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应[1]。吏并缘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帏，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小大，悉更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一十六字并删去。 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余见《保马》）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会计当职官夫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罪事件以闻。』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厉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富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浸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寔惠不孚，则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语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而饰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去。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籴，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卖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详见《保甲》）。己丑，司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泪，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急务，厘革所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丙申，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圣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园并依旧。方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已行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差官吏人等并京东西收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闻。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闻奏。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绶言：『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余依旧输税。』从之。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所置司，不当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以核实，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待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卒，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盛，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而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土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地，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圣虑，详酌施行。』癸未，诏户部：『提辖拘摧市易钱物，准岁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转限三年。』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维简谕公著：『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贱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二路保甲，犹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概，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宜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两制、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诏青苗不许抑配（详见《青苗法》）；差役（详见《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丁丑，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乙酉，诏罢方田（见本事）。 　　十二月辛未，罢后苑西作院。丙子，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司马光言：『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器英，以幽、蓟、云、朔沦於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竟为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民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干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买，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孙破其家；及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送。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于是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剪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戎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实封状、买坊场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又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皆裁损，而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共为国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详见《役法》)市易务（详见《市易》）。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害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丙辰，户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 　　二月丁卯，承议郎章元方言：『两浙每岁旧买盐本钱，尝以三千万贯为额，近来又以四十万贯。虽本数有加，而计利益寡。刑严赏重，私盐盗贩，州县积压巨万。欲乞废罢诸处买场，将见管亭户，召情愿分等，令每月纳净利钱，许依旧停池煎盐出卖。余人愿纳钱煎盐者听，仍许通商，于所过州县输税。』诏本路转运司相度以闻。复州县（见《神宗朝度复郡县》），议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见《贡举》）。 　　闰二月甲午。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监，各令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尽知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谷，非尚书奏请得指挥，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曰前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 　　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司门郎中吕陶言：『初，熙宁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远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陈数。及堋口茶场减价，亏损园户，臣尝三具论列，已蒙施行。从来李稷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论奏。后来浸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闻遣使人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伏乞详酌指挥。』诏札与黄廉[3]。 　　甲辰，户部言：『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言：「臣僚上言，解盐两池，自来通行货卖。今京西转运司设官置局，使民间不得货卖，颇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贴价钱一贯或五百文，并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相度到本路增收贴价钱无数，乞依旧法，许令通商。将来见在盐井钞，令本路依客例变转，拨还逐处。』从之。庚戌，户部言：『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处茶货，昨刘何逐年差官置场，收买出卖，收息止及一万余贯。臣远方因此茶价增长，有妨民间食用，乞依旧放令通商。所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指挥更不施行。』从之。辛亥，诏以刘贽所言乞罢坊场新法，及创增吏禄，付韩缜等相度以闻。先是，刘贽言：『伏见京师所置水磨茶场，前后累有臣僚论列，乞行寝罢，尚未蒙指挥。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犹许公私交易，故商贩之茶或不中官，则卖之铺户。自去二月，逐禁止铺户不得置磨。然都下虽禁，犹有府界县镇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费，津置出入。至当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贾以茶至者，触藩抵禁。须至中卖入官，而又使牙侩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价。留滞邀遏，其状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数，其亏额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潴民田，被害者数邑。伏望圣慈早赐，出自睿断，罢水磨茶场，以通商贾，以养细民，以宽州县税额，以免农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爱天下之意。』丙辰，诏在京水磨茶场废罢，其结绝官物等，令户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开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贽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广其意，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禄条。 　　五月戊辰，诏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见《学校》）。 　　六月辛卯，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顾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已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益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癸巳，户部言：『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采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偯蚕盐，止令百姓虚纳钱，于义未安。请依旧偯蚕盐。』从之。庚子，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并罢将兵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久阙雨泽，贼盗颇多，州县全无武备，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悉出其下。万一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将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谏王岩叟言：『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材荐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朔[4]，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自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但奔驰之远，滞留之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崇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吕公著家传》云：文靖公之当国也，每搜访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使民者，手笔记录，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数十事。其后漫益多。至是，始尽贷青苗、市易息钱及其他逋负，贫不能偿者，凡蠲放数百万。官吏坐违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并听收叙。总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欢呼。以为新天子赦令以忧民为意，无不称庆。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人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励大臣裁抑侥倖，杜绝姑息，弃旧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比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坊场一事，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定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净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困贫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邑，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遍发异恩，以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力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义郎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归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见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便议变更?又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轼得之， 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黜之。 此据新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云：『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商英为谏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己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府，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孙抃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云。』 　　八月癸未，诏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挥、广武左第三军第二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九月壬申，户部请立明状增钱买坊场法，从之。 　　十月庚子，范纯仁言：『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便合行修正者，皆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虽有改更，众人未信，必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不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几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复广惠仓。丁巳，诏改封桩钱物库为元佑库，隶尚书省左、右司[5]。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惟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为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临御以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曰：『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人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而考之，则无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耳。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邪?夫立政之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人；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

校勘记 [1]迫行人 原本作『洎行人』，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2]沈希颜 原本作『沈希贤』，据《会要·食货》五五之四二、《长编》卷三五四、三六○改。 [3]黄廉 原本此下衍一『一』字，据《长编》卷三六八删。 [4]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5]尚书省 原本脱一『省』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哲宗皇帝

用旧臣上 　　元丰八年三月庚申[1]，诏以登位，赐致仕前宰相守太师潞国公文彦博、前执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师张方平、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孙固、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吕公著、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资政殿学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袭衣、金带、银帛有差。辛酉。初，司马光四任提举崇福宫，既满，不敢赴阙，再乞西京留司御史台或国子监。未报，会神宗崩，光欲入临，又避嫌不敢。已而闻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光行，光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争拥光马，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光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云云（见《求直言》）。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讲。公著时知扬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新录于此别书云：先是，神宗谕辅臣曰：『皇子明年出阁，当以吕公著为保傅。』至是。吕公著侍经筵，遵先帝意也。按：神宗谕辅臣前已具书，此不必重载。今但存『遵先帝意也』一句。新录自为一书，故不得不尔。 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秘书少监孙觉兼侍讲，奉议郎、宗正寺丞刘次庄为殿中侍御史，奉议郎、真定府路安抚司勾当公事孙升为监察御史。 按：新、旧录《孙升传》并云：『中丞刘挚引为监察御史。』此时挚未入台，黄履为中丞。旧录既误，新录因之。然则升必履所荐也，当年三月十四日，履坐举次庄，自龙学降天制，四月八日，又落职。粱焘奏议可考。 　　朝奉郎刘挚、宣德郎张汝贤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贤校理梁焘为工部郎中，奉议郎黄庭坚为校书郎。诏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致仕文彦博不许辞免两镇节度使。 六月十一日甲寅，已载彦博许免兼永兴节度，今复有此诏，当考。或是覃恩申命故也。五月十二日许免。 　　五月乙未，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戊戌，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右监门卫将军、颍州安置王诜免安置，许在京居住。己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传赴阙。庚子，承议郎程颢为宗正寺丞。甲辰，河东节度使、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言：『乞免两镇恩命。或以霈恩之行，止乞加臣食邑、实封。』从之，仍令学士院降诏。丙午，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吕公著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详见《变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奉命。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吕大防为翰林学士。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更易措置保甲、保马事，又奏乞刊去求言诏七十五字，于是起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戊寅，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岩叟，荀龙子也。癸未，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公著上奏曰：『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是用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坐，朝夕顾省，庶于德威，少助万一。』 　　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谕公著曰：『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者何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盐茶之弊。是日，又上奏曰：『臣近具手奏，乞陛下广开言路，登用正人，此最为当今急务。臣尚虑陛下深居九重，未能尽知人才，辄敢冒陈愚见，以助收采。臣伏睹秘书少监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或给事中。直龙图阁范纯仁劲挺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使议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礼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刘挚资质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议郎苏辙、新授察官王岩叟并有才器，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臣诚见陛下有意更张，而阙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辄有论荐，更乞圣慈详择。』 　　司马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寻准御前札子：所奏职位卑微，如堪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无复疑问。臣承命皇恐，惟惧不称，岂敢阿私?窃见吏部郎中刘挚公忠刚正，终始不变；龙图阁待制、知亳州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饰；朝请郎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朝议郎唐淑问行已有耻，难进易退；秘书监正字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节操坚正，虽不敢言遽当大任，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人或与臣有亲，或有过失，臣窃慕古人内举不避亲，不以一眚掩大德。既蒙访问，不敢自避嫌疑，致国家遗才。自余如新翰林学士吕大防、兵部侍郎尚书王存、礼部侍郎李常、秘书少监孙觉、右司郎中胡宗愈、户部郎中韩宗道、工部郎中梁焘、开封府推官赵君锡、新监察御史王岩叟、朝议大夫知泽州晏知止、朝散大夫范纯礼、知登州苏轼、知歙州绩溪县苏辙、承议郎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者。臣与之往还不熟，不敢隐蔽。伏望陛下察其愚衷，各随器能，临时任使。然知人则哲，自古所难，况臣愚陋，加以屏居岁久，与士大夫全不相接，岂能尽天下之贤才?伏望圣慈更加采访，如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国之老臣，可以倚信。乞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同异，无所遗逸。』 此奏得之《实录》，不著姓名。其首云：『今月二十五日，僭妄上言用人事。』推究本末，盖司马光也。但光集独无此，亦无二十五日所言用人事。当考。 　　七月甲午，朝奉大夫范纯礼为户部郎中。戊戌，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兼侍读孙觉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仍赐三品服。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为尚书左丞。甲辰，资政殿学士韩维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丙辰，宝文阁待制吴雍力户部侍郎，起居郎范百禄为中书舍人，右司郎中胡宗愈为起居郎，右司员外郎邢恕为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刘挚为秘书少监，朝散大夫、监衡州盐仓刘攽知襄州。

　　八月丁卯，翰林学士兼侍讲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朝奉郎吏部郎中曾肇、朝请郎礼部郎中林希兼著作郎，职事官有兼职自此始（盖兼职始自希。此据《林希传》，当考）。承议郎苏辙为校书郎。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封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癸未，礼部郎中林希为秘书少监。 九月庚子，工部郎中梁焘为吏部郎中，李周为职方郎中，太常博士林旦为考功员外郎。己酉，朝奉郎、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朝奉郎苏轼为礼部郎中。 《邢恕家传》云：先是，吕公著欲复引恕为中书舍人，然与恕素厚，众所共知，不欲专自己发。孙固时在门下，乃责公著所援进，因召固至阁子中，属令开端[2]，公著从而赞之，诸公无他言。及刘挚，云：『恕到河阳亦未久，且除集撰作帅，如何?』诸公皆不答，遂罢。是时宣仁已有召恕之意，公论亦以恕当还朝，挚不能夺众意，故始欲以集撰塞之，因其子戆过河阳，即令告恕本末。挚于恕初亦相亲，特以蔡确故，乃见疏忌。恕始为起居舍人，因诸公论先用挚，闻之，云：『和叔此举，鬼神也须服!』及三少初合，蔡确第一笔除挚侍御史、苏轼礼部郎中。问恕曰：『以此二人破题，如何?』恕犹戏确云：『所谓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也。』恕意取唐李程《日五色赋》破题如此，遂冠多士，古今传诵耳。盖挚元祐初任言责，确犹在相位，与王岩叟排击不已，司马光深不以为然。时傅尧俞为秘书监，温公即属令见[3]，挚止之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形迹?』挚既已奏疏，即答尧俞云：『已做到这里，如何住得?』方确之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尝为恕言，欲假蔡以节旌，处之北门或颍昌矣。蔡初见，力引光，已而同在门下，相得甚欢。章惇则自任语快，尝以光为绝不晓事。论事之际，数以语侵光，光亦不能平，间语所亲曰：『光若不是持正，容可处也?』时京师知事者皆闻此语，《恕家传》因之也。姑存之，使后世有考。 　　十月丁丑，朝请郎、知处州唐淑问为左司谏，朝奉郎朱光庭为左正言，校书郎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寻改为著作佐郎（详见《官制谏官》），朝散大夫傅尧俞为秘书监，承议郎、集贤校理顾临为朝奉郎、吏部郎中。乙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韩维为资政殿学士，仍依守尚书例给俸廩，以维先帝宰臣也。正字范祖禹为著作佐郎，承议郎孔文仲为校书郎，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李察并迁一官再任。丁亥，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兼侍讲，朝议大夫赵瞻为太常少卿，开封府推官赵君锡为司勋郎中，承议郎吕大忠为工部郎中。 　　十一月辛卯，权发遣京东路转运使范纯粹知庆州，代其兄纯仁也。 　　十二月辛未，门下侍郎司马光为正议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金紫光禄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范纯仁为给事中。纯仁以司马光亲嫌辞，不许。承议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请郎起居郎胡宗愈并为中书舍人（二十七日恕罢），左司郎中满中行为起居郎，苏轼为起居舍人，中大夫、太仆卿李之纯直龙图阁、知沧州，朝请郎吕陶为司门郎中，奉议郎孔武仲为正字。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诏閤门：『司马光、吕公著自今前后殿起居，特令别作一班，止两拜。』己酉，司马光始以疾谒告。丁巳，司马光、吕公著既迁官，有诏閤门：『光及公著正谢，特令再拜，不舞蹈；恭谢景灵宫神御，亦止再拜。』光寻以疾谒告。是日，复有诏，放正谢及恭谢。光皇恐不敢奉诏，乞俟疾间入谢，拜依减拜指挥。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属。 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对廷和殿。 　　二月甲申，司马光具表，乞罢门下侍郎。又札子言：『臣以羸病，拜起及上下马不得，请朝假将治，已及月余。旬日以来，疾势亦稍退，饮食亦稍进，然气体疲乏，足肿生疮，步履甚难。策杖而行，不出室堂，况于拜起，固所未易。今不免有表。上渎圣听。乞除宫观差遣一任，以养衰残。窃虑陛下怪其或有此奏，故别具札子，披沥肝胆。伏望圣慈，早赐开允。』乙酉，诏答不允，仍遣入内供奉官陈衍宣谕。光复言：『臣自结发从学，讲先王之道，闻君子之风。窃不自揆，尝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误采虚名，擢于闾阎之间，宾之庙堂之上，不谓一旦婴此沉疴，累月不愈，害于饮食，不能造朝。今虽疾势渐平，饮食亦进，而皮骨羸瘠，气力疲乏，必不能趋伏阙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窃禄，纵陛下宽仁，微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识之士及天下众庶，其谓臣何?伏望圣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宫观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 　　闰二月庚寅，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令閤门就赐制书，光又固辞，乞留制书閤门，须疾损入对。辛卯，司马光言：『臣窃见文彦博沈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效显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彦博今年八十一，朝廷不过得其数年之力耳，愿急用之。臣但乞以门下侍郎助彦博为政，庶亦时有小补。若以已除臣左仆射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则臣欲露表举彦博自代。乞御批依臣所奏，以臣表付学士院草麻施行。』不听。壬辰，三省言：『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赦恩已前命官、诸色人被罪，今年来进状诉理，据案已依格法。虑其间有情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从宽减者，欲委官看详闻奏。』诏御史中丞刘挚、右谏议大夫孙觉看详以闻。 　　三月辛未，管勾看详诉理所言：『看详进状，诉理人若不立定期限，切虑无以结绝。欲乞应熙宁元年正月已后至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赦前，命官、诸色人被罪合行诉理，并自降今来指挥日，与限半年进状，先从有司依法定夺，如内有不该雪除及事理有所未尽者，送本所详定。』从之。壬申。先是，太皇太后遣勾当内东门司梁惟简赐文彦博手诏曰：『予宫中阅故书，得卿神宗时所上亲书章奏。见卿议论切于治要，至诚忧国，忠义可见。深用嘉叹。卿平时所蕴如此，况当兹国难之际，想多忧勤，予佐助机政，斯逾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议可乎?夏国未附，御以何术?卿之所知贤人堪大任者，亟当论荐，用副柬求。所访事，可条具闻奏。切待至言，以补阙失。』是日，文彦博具奏：『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降手诏询访，臣仰被训旨，俯集兢栗，敢不勉竭愚忠，粗裨虚佇?夫治体之大，在乎任贤纳谏。近者所有辅相、所擢台谏，皆久积时望，大协舆情，必能弼直献纳，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罢去市易，减损青苗，免纳役钱[4]，宽保甲按阅之类，遂农民耕种之业，市井献亩之人欢呼之声，必已达于天听矣，岂在老臣条陈而后详?然上之数事，有损无益，不可久行而罢者。本非朝廷所图，皆是近年以来，臣僚急进，侥幸成风，率务妄起事端，自求总领，粗有微效，则过求恩赏，事若有害，曾无责罚。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行矣！为今之要，当革此弊。』又谓：『臣之所堪大任者，熟闻士论，谓枢密直学士刘庠，端正有守，虽已在近职，久从外补。臣向在枢密，庠在太原，边事民政，镇静不扰。光禄大夫、前吏部侍郎苏颂性行惇和，学问该博，于本朝故事多所详记，若备顾问议论，当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点刑狱刘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坚正，向在枢密院检详及中书检正，颇得朝誉。若并召还左右，宜有所补。』乙亥，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吕陶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帅臣极难得，刘庠可惜，方欲进用。』又曰：『近除胡宗愈、苏辙，如何?』挚等对：『甚合公议。』又曰：『尽自此中自除。兼苏轼，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滞。』又曰：『每执政来，常说与：凡差除，须是公正，外人自无言语。』又曰：『卿等公正，不畏权势，但安心言事，此中必主更张。有事但来言。』 　　己卯，朝议大夫孔宗翰为鸿胪卿，度支郎中刘奉世为左司郎中，左司郎中兼著作郎林希为起居舍人、修实录检讨官。

　　四月己丑，中书侍郎韩缜知颍昌府。命入内押班梁从吉赍诏赐守太师致仕文彦博曰：『卿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闻四裔，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见仪形。宜疾其驱，副我虚佇。诏书到日，卿可肩舆赴阙，并男贻庆居中随侍，令河南府津置行李。』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为侍中、行左仆射事，而己佐之。不听。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曰：『前者所奏文彦博为相，今韩缜乞罢，欲如卿前奏，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与卿协力赞治。』光奏：『彦博勋德爵齿，远在臣前。今恩制已除臣左仆射，若以彦博行尚书左仆射，臣守右仆射，则事体俱正。仍乞差近上内臣一员，往京西宣彦博赴阙。』翌日，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卿忧国远虑，不为身谋，其亦可知。今若一旦使彦博居卿之上，于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当。卿更思之。』光又奏曰：『窃惟彦博光辅四朝，勋德著明，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为京官时，彦博已为宰相，比彦博乃是后进。臣昨日所奏，盖为国体，非臣饰小廉、窃虚名，惟陛下幸听。』太皇太后卒不听。及韩缜罢，即遣中使召彦博，盖用光奏也。癸巳，诏：『已降指挥：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赴阙，独班起居。减拜，令閤门取旨，兴国寺戒坛院安下班迎。朝见日，就兴国寺戒坛院赐御筵，宰臣执政官赴，肩舆至下马处，子弟一人扶掖。出入仪制，依见任宰相。』乙未，朝奉郎、左司员外郎高遵惠为直龙图阁，大理少卿、吏部郎中梁焘为太常少卿，吏部郎中顾临为秘书少监，太仆少卿韩宗道为右司郎中，司勋郎中赵君锡为左司郎中。甲辰，诏：『守太师文彦博到阙朝见，亦令四拜起居。所有谢衣物等礼，并特免拜。』乙巳，诏宰臣司马光特赐告治疾，给俸如故。右正言王觌奏：『伏睹召文彦博，外议皆谓虚右相之位，将以中书长官处之。臣窃不以为然。若更烦以机务，则不惟礼意之薄而已，致政事微壅，裁决小差，而同列者顺从，则将误朝廷；纷辨则有伤国体；言责者缄默，则废大臣尽忠之义；弹劾则违陛下贵老之心。伏望采前世故事，使文彦博以太师任职，数日赴讲筵，访以经术；朔望一对便殿，问以大政。』守太师文彦博乞免班迎，从之。辛亥，河东节度使云：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潞国公文彦博入对，命其子承议郎、权发遣提举三门白波辇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 　　乙卯。先是，太皇太后遣中使陈衍赍御札就赐司马光、范纯仁，奏乞以文彦博为师臣，备顾问，可以尊朝廷、服四裔。朱光庭札子乞尊礼为帝师，勿劳以宰相执事。所有朱光庭札子三道，付卿看详，可亲书条具闻奏者。光言：『臣蒙恩擢为首相，自知智力浅薄，历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彦博为侍中，行左仆射，而臣佐之，庶无罪悔。今范纯仁、朱光庭以为彦博元老师臣，不可烦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门下中书都堂，与诸执政商量事，令执政就宅咨谋，其余常程文书，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优老臣矣。』 　　五月丁巳，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吕公著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自蔡确、章惇罢，司马光已卧疾。及韩缜去位，公著常摄宰相事。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诣都堂，遂为故事。河东节度使、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潞国公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又诏赐文彦博曰：『朕绍承皇绪，临御宝图，涉道未明，罔知攸济。乃眷元老，弼亮三朝。功被生民，名重当世。天赐眉寿，既艾而昌。宜迁师臣，辅我大政。已降制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可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政。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俸赐依宰臣例。』 　　戊午，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讲韩维守门下侍郎。正字李德刍、司马康、孔武仲并为校书郎。诏：『尚书左仆射司马光所患已安，惟是足疮，有妨拜跪，不候参假，特放正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光言：『窃念臣脏腑虽安，饮食如故，但两足无力，疮口未合，步履艰难，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参，至于数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岂伊微臣，所敢拟伦?臣于病中除左仆射，虽累具札子辞免，未蒙开允，仍许就赐以告身，臣亦未敢祗受。方俟入觐天颜，面陈至恳，岂可遽治尚书省事?伏望圣慈俟臣步履稍有力拜起，得成参假了日，与诸执政一例供职，庶于微躯，差得自安。』 　　辛酉，司马光言：『臣今月二日闻有圣旨，令臣不候参假，特放正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臣以恩礼太优，不敢辄当，寻具札子辞免。今月四日，又睹中书省录黄，奉圣旨，前降指挥不许辞免。仍令閤门告示，许肩舆至内东门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对时，免起居，令引见，前一日闻奏。如此，则礼数愈重，尤不敢当。臣窃惟富弼三世辅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见其人，故特制此礼，乃自古所无。顾臣何人，乃与为比?臣决不敢受。乞只候垂帘日，于延和殿引见，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虽知僭越，不得不承顺圣恩，臣即日上下马未得，及足上有疮，深恶马汗，欲乞如今来圣旨，权许乘轿入内，至常时下马处下轿。又臣两足无力，若无人扶掖，委实全拜起不得，欲今来人见及将来每遇入对，并权许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时扶掖，候痊安日，皆复旧规。如此，则曲成之仁，已踰于天地，非臣陨身丧元，所能报塞。所有其余恩礼，并乞寝罢。令乘轿子至崇政殿门外，于延和殿垂帘日引对，并依前降指挥。』 　　壬戌，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令赴大朝会庆贺，其筵宴，临时有司取旨。国忌六参行香、奉慰、宣德音麻制从驾并免。戊辰，左仆射司马光初入对于延和殿，子奉议 　　郎、正字康扶持，赐康绯章服。壬申，司马光言：『近臣奉圣旨，许臣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伏缘三省、枢密院各有执事，检会去岁曾有指挥：遇假日有公事，许于东、西府聚议。其东、西府近北旧有便门。臣欲乞于近南更开一便门。臣今缘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商量公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其诸执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许来臣本位，一一关决。所贵议论详尽，事无留滞。』从之。辛巳，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已降旨独班起居，自今赴经筵、都堂，及同三省枢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 　　八月丁酉，司马光以疾先出都堂，遂谒告，自是不复能入朝矣。 　　九月丙辰朔，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踰年，而疾居其半。每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罚二十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生死，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章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夏者，彼中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毋生事开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丁卯，中书舍人 　　苏轼为翰林学士，范百禄为刑部侍郎，钱勰为给事中，太常少卿鲜于侁为左谏议大夫，太常少卿梁焘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苏辙为起居郎，右正言王觌为右司谏。 　　十月庚子，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落致仕，提举中太一宫、集禧观公事兼侍读。 　　十一月戊午，朝请郎、御史中丞刘挚为中大夫、尚书左丞，中大夫、尚书左丞吕大防守中书侍郎，吏部侍郎兼侍讲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仍兼侍读。壬申，给事中胡宗愈为吏部侍郎，朝散郎、直龙图阁顾临为给事中。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新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兼侍读范镇提举崇福宫，以镇力辞新命也。先是，镇会葬永裕陵下，蔡京谓镇曰：『朝廷将起公矣！』镇变色曰：『镇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弃天下，其可因而为利乎?』及降诏，令赴阙，镇辞。及降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劳。』镇卒辞之。朝廷起镇，盖欲授与门下侍郎。镇固不欲起，又作书问其从孙祖禹，祖禹亦劝止之。镇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何复出也？』辛巳，诏户部侍郎赵瞻往陕州夏县临视司马光葬事，候葬讫，就坟所致祭。癸未，诏免太师文彦博北使朝辞日起居。

　　十二月，毕仲游等除馆职（见《官制馆阁》）。

校勘记 [1]三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三五三改。 [2]属令 原本『属』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3]即属 原本『属』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4]役钱 原本作『复钱』，据《长编》卷三七二改。 [5]节度使 原本作『节度司』，据《长编》卷三七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六 哲宗皇帝

用旧臣下 　　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太师文彦博表乞致仕，右仆射吕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诏不允。 　　四月丁亥，吕公著再乞罢，不允，诏公著勿复请，且召公著入对，遣使押赴都堂。公著即归私第，时閤门及通进司皆被旨，无得受吕公著等章奏，乃具中书省以闻。于是遣内侍陈衍谕旨，押赴都堂。公著复位。己丑，诏：『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可自今后，每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乃一月一赴经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甲午，宰臣吕公著等以时雨不继，诏书责躬，乞赐降黜。诏不允。 　　五月，刘挚等迁官（详见《张舜民罢言职》）。 　　六月戊申，朝奉郎、太常博士丁隱为右正言。隱自行新法，不肯为知县折资监当，几二十年，人多称之。其得太常博士，因王觌荐也。朝奉郎充集贤校理赵挺之、承议郎方蒙、宣教郎宗正寺丞赵屼并为监察御史。 七月丁巳，通直郎姚勔落致仕，为宗正寺丞[1]。勔，山阴人，尝为龙游县令。母老思归，就侍养。居二年，遂致仕，于是复起。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丁丑，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提举崇福宫范镇乞致仕。诏迁银青光禄大夫，仍前职致仕。 旧录云：是时，凡得罪先朝者，悉相校以起。群奸引镇以助己，镇力辞，卒不起，士论嘉之。新录辨曰：元祐之政，起老成以自辅，而镇以癃老力辞，非缘议事不合也。史臣之言如此，寔为厚诬，今删去。镇所以卒不起，已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提举崇福宫时。新录要亦未考。 　　八月辛丑，吏部尚书苏颂、翰林学士苏轼兼侍读，兵部侍郎赵彦若充实录院修撰，校书郎李德刍为集贤校理。癸卯，承议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礼部员外郎，朝奉郎、集贤校理孔平仲为太常博士。癸卯，诏赐文彦博、吕公著曰：『朕闻几杖以优贤，著之典礼，耋老无下拜，书于《春秋》。魏太傅钟繇以足疾，乘车就坐。自尔三公有疾，以为故事。而唐司徒马燧亦以老疾自力，对于延英，诏使无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旧，德隆而望重，任大而忧深者，惟卿与公著而已。方资其蓍龟之告，岂责以筋力之礼?今后入朝，凡有拜礼，宜并特免。卿其图有为之报，略无益之仪。毋或固辞，以称朕意。』丙午，翰林学士苏轼言：『按《礼经》，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谓君命者，传命而拜，非朝见也。然不免。周天子赐齐桓公胙，曰：「伯父耋老，无下拜者。」无拜于堂下，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钟繇以足疾乘舆就坐，疑若不拜，然亦无明文君前乘车，岂足为法?而马燧延英不拜，盖是临时优礼，无「今后遂不复拜」之文。祖宗旧例，如吕端之流，以老病进对，亦止于临时传宣不拜。令来彦博、公著今后免拜指挥。自是朝廷优贤贵老，度越古今，无可议者。但有司合守典礼，兼恐彦博、公著终不敢当，不若允其所请。若圣恩忧悯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见间，或传宣不拜，足以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从之。丁未，文彦博上章，辞不拜恩命。诏曰：『朕优礼师傅，达德齿之尊，以亟拜为可略，古之道也。卿尊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为未安，礼之节也。道并行而不悖，义有重而难移。勉循所陈，不忘嘉叹。所请宜允。』 　　九月辛亥，诏吕公著：『今后入朝，或有失仪，无得弹奏。』丁巳，诏文彦博告老章奏，有司勿受。癸卯，尚书左丞刘挚言：『伏见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皆早蒙陛下识擢，分任言责。不幸志业未伸，谤嫉横作，罢职补外，各已数月。按：尧俞等皆忠直之言，守正不挠。在职未久，知无不言，此固陛下素所奖爱，必有弃捐，然臣私忧过计，恐其补外渐久，朝廷渐亦忘之。不避僭越，辄效一言。伏愿圣慈，深赐省察，特加睿断，召此数忠正之臣，入备任使，以慰公议，以消奸党。幸甚！』甲辰，左司员外郎朱光庭为太常少卿，右司郎中韩宗道为太府卿，承议郎、直龙图阁张汝贤为左司郎中，前华州司户参军廖正一为正字。 　　十一月丁卯，冬至。诏赐御宴于吕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赐冬至节会。既辞免矣，至是，以嘉雪应期，朝廷无事。中旨，特令公著与辅臣、近侍宴乐。其日，又赐教坊乐七十人。又遣中使赐上樽酒及禁中果实，缕金花皆瑰奇珍异十倍。尝宴，又遣近侍赐香药，以御饮器劝在席酒甚苦，惟于公著颇宽。又出御前钱赐教坊乐，人百缗；开封衙前乐，人五十缗，及管勾使臣四十缗。至晡，赐椽烛二十秉，且传宣云：『继烛坐。』皆异恩也。甲戌，中书舍人苏辙为户部侍郎，天章阁待制顾临为给事中，左谏议大夫孔文仲为中书舍人。 　　十二月庚辰，承议郎、殿中侍御史丰稷为右司谏，朝奉郎杨康国为监察御史，朝议大夫李杲卿为太府少卿。 　　三年二月甲申，尚书右仆射吕公著等言：『去冬积雪，甚于常岁。今春以来，沉阴不解。跨时越月，民被其灾。望赐罢黜，以答天变。』诏不允。乙未，朝散郎、右正言丁隲为左正言，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朝散大夫王子韶为卫尉少卿，奉议郎、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刘唐老为太常博士。

　　四月戊寅，诏勿受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告老章奏，以屡请故也。辛巳，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为司空、平章军国事，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吕大防为大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中大夫、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为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壬午，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孙固守门下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左丞刘挚守中书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守尚书左丞，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安焘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枢密院事，试御史中丞胡宗愈力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试户部侍郎赵瞻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吏部侍郎兼侍讲孙觉为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赵卨为枢密直学士。甲申，右司谏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情，惟胡宗愈未允耳。』丙戌，诏：『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遇后殿垂帘，同三省进呈，六参日，仍起居奏事。』自两宫同听政，常以双日于延和殿垂帘，故诏公著二日一入朝，然皇帝乃五日一御前殿视朝，皆双日也。于是公著复请六参日仍起居奏事，庶得瞻望皇帝清光。诏从之。戊子，朝请大夫、太府卿韩宗道为权户部侍郎，朝散大夫、起居郎、权枢密都承旨公事刘奉世为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起居舍人彭汝砺为中书舍人，右司郎中王陟臣为起居郎[2]，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为起居舍人。庚寅，右正言丁隲为礼部员外郎，监察御史赵屼为都官员外郎，以隲与胡宗愈、屼与孙固亲嫌故也。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免册礼，令学士院降诏，从之。旧制，将相皆以阶官守三师或三公。元丰改官制，文彦博尝以河东节度使守太师，王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元祐初，彦博罢节度使，入为平章军国事，即去『守』。及公著为司空，学士院草制，误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贴麻改正。戊戌，朝请大夫、集贤校理、诸王府翊善王汾为左中散大夫、直秘阁。庚子，龙图阁待制傅尧俞为吏部侍郎，承议郎、侍御史王觌为右谏议大夫，朝奉大夫、右司郎中盛陶为侍御史，朝奉郎、秘书丞、集贤校理孔平仲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诏吕公著俸赐依宰相例。 五月丙午，三省、枢密院以军国事目当关吕公著者，定为令。初以太师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及公著平章事，去『重』字，前所未有也。 此据《公著家传》修入。按：吕大防奏稿元作『军国重事』，却抹去『重』、『事』，不知何故。其后亦因此致人言，当考。 　　丙辰，诏以元丰北库为司空吕公著廨宇。朝奉郎、考功员外郎欧阳棐为集贤校理。 　　七月丙午，卫尉少卿、直龙图阁文及甫为光禄少卿。己酉，故大理寺丞王安国特追授宣德郎，仍复秘阁校理。丙辰，右中散大夫、直秘阁、诸王府翊善王汾为秘书少监，朝奉郎、集贤校理杜常为左司郎中，国子司业盛侨为扬王府侍讲。朝请大夫、直集贤院、诸 　　王府侍讲郑穆为扬王府翊善。丙寅，承议郎翟思为殿中侍御史，从翰林学士苏轼、许将、给事中顾临、赵君锡、中书舍人曾肇、刘攽、彭汝砺所举也。 　　八月戊寅，朝奉郎、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欧阳棐为职方员外郎，以刘安世等言也。丁酉，承议郎、直集贤院、知齐州王岩叟为起居舍人。 九月戊申，朝奉郎、监察御史杨康国权发遣开封府推官。诏无得受文彦博告老章奏。乙卯，给事中顾临为刑部侍郎。已未，户部尚书李常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孙觉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讲。觉引疾求罢，故有是命。 刘安世言：『去年五月中，台臣劾胡宗愈，未蒙施行，孙觉、杨康国相继解职而去。』当考。安世言在四年三月初七日。 　　辛酉，知定州、枢密直学士韩宗彦为户部尚书，朝奉大夫、直龙图阁、太府卿叶均为秘书监。癸亥，承议郎、校书郎孔武仲充集贤校理。辛未，诏文彦博章奏，非陈乞，许受进。 　　十月丙子，御史中丞李常充龙图阁直学士，刑部侍郎顾临充天章阁待制。庚寅，朝请大夫、陕西路转运副使孙路为考功郎中。戊戌，秘书少监王汾为太常少卿，王钦臣为秘书少监，前太仆少卿、直龙图阁高遵惠复为太仆少卿。 　　十二月辛卯，朝议大夫、试中书舍人刘攽为中大夫、守中书舍人。

　　闰十二月，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卒。乙未，诏故端明殿学士范镇本家不曾陈乞生前致仕恩例遗表外，特与恩泽一名。诏太师文彦博男保雍丁母忧，每遇入，许令孙男扶掖。 　　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卒，辍视朝三日，乘舆临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公著识虑深敏，量宏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利害动其心。与人至诚，不事表暴，其好士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相参竅，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材，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上前议政事，尽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也。己酉，朝奉大夫、集贤殿修撰、知潞州梁焘为左谏议大夫[3]。癸丑，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阁王汾为直龙图阁、知明州，朝散大夫、卫尉少卿王子韶为太常少卿。 三月己卯，尚书右丞胡宗愈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 刘安世《言行录》云：安世申三省凡二十次，论胡宗愈，乞请章疏付外，翌旦，三省奏事罢，执政皆退，帘中有诏云：『右丞且住，刘某有章疏言右丞，知否?』宗愈对：『不知言臣何事?』宣仁曰：『章疏更不降出，右丞宜自为去就。』遂罢政。此事当考。 　　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己丑，承议郎、著作佐郎范祖禹为中书舍人，仍赐金紫。乙未，朝请郎、礼部员外郎吴安诗为右司谏，朝散郎、权发 　　遣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贾易为礼部员外郎。 　　五月辛未，著作佐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依前兼侍讲，充实录院修撰，赐三品服。癸酉，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朝散大夫、太常少卿朱光庭为侍御史，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乙亥，朝议大夫、起居郎、充秘阁校理郑雍为中书舍人，朝散郎、充崇政殿说书颜复为起居舍人，寻复为起居郎。丁亥，龙图阁直学士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也。中书舍人彭汝砺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营救蔡确也。中书舍人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颍州，辞给事中请补外也。朝散郎、集贤校理、权发遣颍州韩川力太常少卿。辛卯，朝散大夫、卫尉卿王子韶权知沧州，朝奉郎、金部员外郎孙升为殿中侍御史。丁酉，吏部尚书苏颂为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许将兼吏部尚书，朝奉郎、新除礼部员外郎贾易为殿中侍御史。 　　七月甲戌，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丙子，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刘奉世为户部侍郎，光禄卿、直龙图阁范育为枢密都承旨。辛巳，右司郎中林旦为为秘书少监，吏部郎中晁端彦为左司郎中，承议郎、直秘阁、提点秦凤路刑狱张舜民为考功员外郎，中散大夫、集贤校理、蔡河拨运王哲为直秘阁、提举崇福宫。庚寅，权吏部侍郎王岩叟为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甲午，实录院检讨官、朝奉郎、行著作郎黄庭坚为集贤校理。 　　八月壬寅，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吕公孺为户部尚书，刑部侍郎、天章阁待制顾临权知开封府，给事中赵君锡为刑部侍郎。癸丑，诏徐王府侍讲黄景为秘阁校理，以翰林学士承旨苏颂、中书舍人郑雍荐其行义故也。 　　十月丁酉，诏无得受文彦博乞致仕章。己亥，国子祭酒、直集贤院兼徐王府翊善郑穆试给事中，侍御史朱光庭为右谏议大夫，仍并赐金紫。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读傅尧俞为吏部尚书兼侍读，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御史中丞，右谏议大夫兼侍读范祖禹为给事中，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右司谏吴安诗为直集贤院兼侍讲。甲辰，中书舍人、起居郎兼侍讲颜复为中书舍人。 　　十一月癸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挚为守门下侍郎，朝请大夫、试吏部尚书傅尧俞为中大夫、守中书侍郎。 　　五年正月。初，文彦博起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是年九月，刘挚、王岩叟再上疏，论韩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韩宗彦复上疏。既批出付外，逾三年，莫有言者。及贾易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申言韩琦定策之功。庚寅，太皇太后以易疏示三省，宣谕曰：『韩琦定策功甚详悉，在仁宗朝，无敢言此事者，惟韩琦一人言之。』刘挚因请检挚与王岩叟二疏悉付实录院。从之。

　　或曰：易等为此二疏[4]，傅会忠彦也。彦博于是不安于位，寻罢去云。 　　甲午，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闻陛下已许文彦博求退，降诏候至中春议从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极，惟是得解重任，归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悯其过老，以其累请而从之，为彦博身计，则可谓美矣，若为朝廷计，则臣请试言之。彦博为相四十余年，历事四朝，仁宗时平贝州之乱，名闻四裔；英宗、神宗时为枢密、为相八九年，先帝已加优礼，许其致仕。陛下嗣位，复召而起之，盖藉其威名宿望，以为朝廷之重也。向若陛下不复召之，则亦已矣。今既起之，则不可使轻去朝廷。彦博虽老，精力尚强，卧置京师，足以为重，外则西、北二边，必怀畏惮。夫以四海之大，若常无事，则人人皆可为大臣矣，岂无万一非常之虑哉?今旧老惟彦博一人，若去，则其余在朝者皆是后进，无前辈矣。陛下若欲彦博更得优逸，但听其解军国重事，以太师就第，留之京师，以备访问，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贵老贪贤之美，足以系属天下之心，所得实多。』 　　二月庚戌，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潞国公文彦博为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彦博自言，嘉祐年封潞国公，经今三十余年，为是乡国，乞不改封。从之。寻诏麻制内待不用『守』字，以彦博尝正任太师也。壬子，太师文彦博乞免册礼，诏允所请。壬戌，太师文彦博乞两镇节度使只带河东一镇致仕。从之。甲子，诏即玉津园宴饯太师文彦博，宰臣吕大防主之，三省、枢密院暨侍从官赴。 　　三月壬申，中大夫、守尚书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侍读苏颂为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己卯，礼部侍郎范百禄兼侍读；兵部侍郎赵彦若为礼部侍郎；礼部侍郎陆佃加龙图阁待制，为吏部侍郎；光禄卿范纯礼权兵部侍郎。陆佃寻复故，纯礼改刑部；国子司业丰稷为起居舍人。己丑，诏文彦博致仕恩泽，依条外特与一名。辛卯，新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杨畏为监察御史。 　　四月戊申，太师文彦博言：『蒙圣恩，候臣出门日，于琼林苑赐饯送御筵。缘前日孙固薨，昔臣与固同在三省供职，义均休戚，乞罢。』诏至日三省、枢密院官于琼林苑会饯送更不用乐。 　　五月辛巳，直龙图阁、枢密都承旨韩川为中书舍人。壬午，中书舍人王岩叟为龙图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丙戌，秘阁校理张舜民为殿中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康国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杨畏为工部员外郎。庚寅，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皆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也。壬辰，翰林学士苏辙为龙图直学士、御史中丞。礼部侍郎兼侍读范百禄为翰林学士，给事中郑穆为宝文阁待制、国子祭酒。右谏议大夫朱光庭为给事中。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刘唐老为右正言。 　　六月乙酉，资政殿学士、知成德军曾孝宽为吏部尚书，知成都府、宝文阁直学士李之纯为户部侍郎。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为左司谏。明州定海县主簿秦观充秘书省校对黄本。辛丑，礼部侍郎陆佃权礼部尚书，兵部侍郎赵彦若权兵部尚书。乙卯，监察御史杨康国为殿中侍御史，以张舜民辞免也。秘阁校理张舜民为金部员外郎。正字张耒为著作佐郎（已下见《调停》）。 　　六年七月癸亥，三省言：『张方平元系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太子少师致仕。元丰官制行，罢宣徽使，元祐二年复置，恩数仪品如旧。』诏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依前太子太保，充宣徽南院使致仕。， 　　十二月，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卒。 　　七年三月辛丑，知颍昌府、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太子少傅致仕，从其请也。 绍圣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国公致仕文彦博卒。

校勘记 [1]宗正 原本作『中正』，据《长编》卷四○三改。 [2]王陟臣 原本作『王涉臣』，据《长编》四○九改。 [3]知潞州 原本作『知梁潞州』，据《长编》卷四二一删『梁』字。 [4]二疏 原本脱『疏』字，据《长编》卷四三七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七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上 　　元丰八年五月戊午，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殿中侍御史黄降言：『缜不堪大用，乞罢之。』不报。通议大夫、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十月丁亥，监察御史王岩叟言：『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曲折再三，语涉轻侮。外庭传闻，众所共愤。谨按：差除谏官，自属二省，无所预于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职肆言，乃敢如比。况陛下所除数人，皆是天下公议，从来愿得以为谏官、御史之人。惇为大臣，既不荐贤以助国，见陛下用贤，又从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显黜，以严臣职，以重主威。』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送终之际，殊不尽恭。灵驾发引在道，确为大礼使，当与扈从。臣僚先后徐行，常以妥安神灵为虑，而确不务此，每灵驾行，辄先驰去数十里之远，以自便安，而灵驾一行在后，略不顾省。为臣不恭，莫甚于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韩缜挟邪冒宠。章数上，其言甚切。 此据新传附见，当求章惇事编入。 初，蔡确与章惇、邢恕等共谋诬罔太皇太后，自谓有定策功。韩缜怀不平。及确为山陵使，缜乃于帘前具呈确等奸状，由是东朝与外朝备知之。及确使还，欲以属官高遵惠为待制、张璡为郎官、韩宗文为馆职，太皇太后以问缜，缜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璡，中书侍郎璪之弟；宗文，臣之姪，赏擢非次。传闻中外，则是君臣各私其亲，何以示天下?』然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 此据韩缜新传，不知得之何书。邵伯温《辨诬》云：『素不平蔡确、章惇用邢恕奸谋诬罔太母，遂帘前具呈之，太皇太后与外庭方知其详。新传或据此也。确初为山陵使，刘挚劾其不恭，第一章也。山陵毕事，确还朝不退，言者踵至，盖十一月间，其发端则自挚始。外庭既知确邪谋，而不敢正言之，不知何故?确先罢，缜尚少留，当缘发确等奸状，故东朝以为忠耳。』更须考详之。 　　十一月丁巳，侍御史刘挚言：『伏见知枢密院事章惇，资性佻薄，素无行检，庙堂议政，无大臣之体，专以狂横轻肆，作俳谑之语，以陵侮同列，夸示左右。其语播于都下，散及四远，传以为笑。比来圣旨增损政令，未尽善者，惇则必出异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骄横不法，惇在政府而与之厚善，纳其所遗酒醪。虽更恩宥，臣以谓大臣不廉，犯大义之责，不当如小臣论赦令前后也。伏请圣断罢惇政事，以允公论。』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窃闻昨来执政大臣初议太皇太后陛下垂帘之日，门下侍郎章惇尝对众肆言曰：「待与此礼数。」臣子闻之，无贵贱、无贤愚，莫不变颜失声，一意共怒。臣请以大不恭论，乞付有司，治正惇罪。』 　　十二月丙寅，侍御史刘挚言：『宰臣蔡确骄慢，臣曾具弹奏，自后不闻施行，臣未敢再有申列者，以为蔡确奉使回，必须引咎自劾，閤门待罪[1]。既而还朝，略无忌惮，安倨自处，以为当然。伏望圣慈深以天下为意，无或容养奸恶，旱赐睿断，罢确政事，以明国宪，以安中外。』壬申[2]，侍御史刘挚等言：『臣近言蔡确既为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坚请去位，不当贪权顾宠，不恤公议，傲然安处，无廉耻之节，败陛下风俗，坏陛下典章。伏望陛下出臣前后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罢确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不沮公议，不容奸臣败风俗、坏典章，而扶持天下之名节，以励事君者，则臣等虽死无恨。』侍御史刘挚言：『臣近再具状，论蔡确违敕废礼，骄慢不恭，无大臣进退之节，乞赐圣断，罢其职位。未蒙施行。确之回自裕陵，即使其门下之人扬言于众曰：「确有定策功，嗣皇之所倚赖，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恭惟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祖宗之所传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之所以归戴也。确等辈奉承诏命而已，何策之定哉?昨者确等覃恩转官，学士草制，独于确词中云：「独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识者皆知其过，而确遂当之。今乃夸众以自名，贪冒欺罔，谓今日天下，必待己而后安。轻视朝廷，无辞逊去位之意，罪莫大焉。伏望圣慈深察，早赐睿断，罢确职任，以慰安中外。』 　　十二月丙子，侍御史刘挚言：『臣近者累具封章，论奏宰相蔡确，乞行罢黜。未蒙指挥施行，须至再陈列。臣今且举大者一事试言之：夫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省同共进拟，所以合用众论。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后，其事尽归中书。是时蔡确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权既偏重，进退人物，随意在手，门下、尚书省，省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确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御之日，御史台、礼部、閤门同定垂帘仪制，其时众论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事正其事者。或恐忤确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辙改，遂且如故。无何，适会王珪薨谢，执政递迁，确以左仆射进兼门下侍郎，以谓去中书之任，则无差除之权，不便也，即时阴令御史中丞王履上言，以为请朝廷从之，于是差除方归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取旨差除诚是也，乃所谓公道也，乃所谓善政也。然以确在中书贪权之故，朝廷之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设使王珪不死，确不迁门下，则此事未必容改，非止三年而已也。明附确者，亦未必肯以为言也。上下之情，以利相视，以私自成，至于如此，无以达于圣听，岂不可为叹息也哉?』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右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见自冬涉春，时雪未降。倘岁一不稔，则民将何赖?当睿明之在御，方责任于辅臣。若不判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气?窃以蔡确之不恭，章惇之不忠，韩缜之不耻，见于行事，已极著明，岂可尚容居位，以累圣政?臣虽已曾两具论奏，至今未见施行。伏望陛下上观天意，下察人情，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协顺，善详来格，丰年之应，固未为晚。欲乞检会臣前奏，早赐睿断施行。』庚戌，御史大夫刘挚言：『臣近具状，乞罢宰相蔡确，至今未蒙施行。缘臣备员御史，以触邪指佞为职。今宰臣奸险，有犯公义，臣若失职，谁敢言者?确之当去，其罪非一。公违陛下敕命，不赴神宗发引内宿，为大不恭，其当去者一也；山陵使回，明有历代及国朝故事，而略不引罢，废礼贪位，其当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确辄自称定策，贪天之功，其当去者三也；在中书二年，不将差除与三省合奏，及身迁门下，阴使言者申请，招权营私，其当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辅承勘，两次皆灭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辅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弹奏，而确力主之，不罢其任，屈公法，报私恩，其当去者五也。执政臣僚已经覃恩迁转，无故又进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谩圣听，不顾廉耻，其当去者六也；章惇死党相结，一柔一刚，一合一离，欲以消磨同列，牵制善政，内外皆知其术，其当去者七也；去年十月至今，并衍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定由确奸邪所召。况位居上相，正任其责，其当去者八也；确在熙宁、元丰间锻炼冤狱，排逐善良，引荐奸伪，变更祖宗政令，诛求民财。确任言路、在司农、在执政，首尾身任其事。见法令未便，何尝闻有一言论列裨补?惟是阿谀护持，以谋进用，及至今日，自见其非，乃稍稍语于人曰：「在当时，岂敢言也?」此确之意欲于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归曲先帝，是可谓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则安肯尽忠于陛下也哉?此其罪恶尤大，其当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随行属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确乃特荐高遵惠、张璡、韩宗文乞从优恩，上欲以悦圣意，旁欲以饵同列。陛下至今照其狡计，而议遂不行，中外闻之，莫不欣快。陛下观此用心，则确之邪正，不难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论，而罪尤大者，其当去者十也。确之罪恶如此，群议沸腾。伏望圣慈深察事势，以天下为念，早发圣断，罢确职任，使之外补，以答天变，以召和气，以慰公论，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辛亥，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确不恭而心私，章惇不忠而邪说，韩缜不耻而冒宠，是皆不足当大任，臣已累奏而备论之。愿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今夫内有青苗、免役、茶盐等害未尽更张，外有边防、疆埸之事未经处置。以臣观之，是皆枝叶之害，未足为忧，惟其奸邪未去，实根本之大患。若根本之患除，则枝叶之害，何患不去哉?』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臣近以大旱上章，乞早去大奸，以答天戒，指言蔡确、章惇相为朋比，以蔽天聪，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于两朝。乞出臣前后章疏，集百官于朝会议，以决是非。今复累日未蒙施行。伏缘朝廷之上忠邪并立，内外人情不安。臣以言为官，备耳目之任，义难苟止。确之罪恶，前后论列已详，今再论安危所系大体。伏自圣明临御之始，首起司马光，使之执政，于是天下之人无远无近，莫不欢欣厌服，以望苏息。然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所恃者惟圣明特达之知，而庙堂同列，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而利于己也。上则陛下虽有仁惠之政，为确等所艰难，而不得纯被于民；下则士大夫虽有忠义之节，为确等胁制，而不得自竭于君。则确与惇之为今日害，岂不大哉?臣不知陛下何惜一言，不去天下之大害也!』戊午，右谏议大夫孙觉言：『臣窃见两汉大灾异罢免宰相者，以其责在燮理之地。太宗朝，李防以霖淫百余日、阴阳乖戾罢；仁宗朝，王曾以昭应宫灾罢；梁适以苛慝并作、变异重仍罢；水旱过常，为大灾变，为宰相者，当任其责。宰相不以为任，则谁当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亲政以来，阴阳未和，旱气太甚，经冬无雪，春又无雨。弥数千里，粟麦失种，此其为忧，不一日二日而已也，将恐编户乏食，盗贼群起，良民受害，浸为远近之忧。皇帝陛下亲出祈祷，忧勤切至，遍走群望，未尝一日而忘其忧，而蔡确、韩缜视之，晏然自处，若其事非己忧者。但臣以为，此非大臣之道也。伏乞依两汉故事，循祖宗旧例，各赐罢黜，以警百官。』 　　二月丙寅，侍御史刘挚奏：『大好大猾，持权当路，譬如毒蛇齧手，壮士必断其腕，盖所去者小而所全者大也。今确与惇矜功肆恶，而陛下恐伤前日受遗之小恩而容之，使为后日国家之大患，则无乃异于壮士之取舍乎?』

　　辛未，左正言朱光庭奏：『夫以道事君者，大臣之事也；难进易退者，大臣之节也。若蔡确之进，本以滋章狱事；章惇之进，本以妄兴边事，韩缜之进，本以傅会地界。是岂以道事君之义哉?今日确以故事当去而不去，怀私自营，偃然安处；惇之肆为邪说，复怀观望，以固宠祿；缜之冒处大任，内有贤兄，不为引避，顾岂有难进易退之节乎?况司马光之贤，已为陛下信任；范纯仁、韩维今进在讲筵，是二三臣之贤者，有志于皋、夔、周、召事业。愿陛下进此三人，以代蔡确、章惇、韩缜之任。其张璪以下，皆持禄备位之臣，固不足以当也。』 　　甲戌，侍御史刘挚言：『今天下之怀私，托此二人为之魁主；天下之抱忠守义者，畏此二人，不敢自效。今陛下能浚发刚断，罢确与惇，则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之奉承诏令、更张政事者，莫不专志尽虑，无复疑畏。朝廷之福、万世之利，在此一举，臣所以区区冒犯威听而不能已也。』辛巳[3]，左正言朱光庭奏：『如蔡确、章惇、韩缜者，其心私徇，安有经邦之道?其迹回邪，安有表世之德?其蕴蓄空疏，安有推行仁义之政?观望逢迎，安有耻君不如尧舜之志?因循苟且，安有爱民若保赤子之诚[4]？』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臣累章论列蔡确、章惇奸邪谗憸，不可久持大柄，亲近陛下，恐日月浸淫，惑乱圣德，辨之愈难，去益不易。今天下之人皆言蔡确、章惇天性奸邪，无由变改，恐于陛下不觉不疑之间潜行私意，阴作身谋，或欺罔圣聪，或诡随睿旨，或沮格公议，或倾陷善类，千机万巧，陛下如何可防?谏官、御史如何尽知?虽或知之，几人敢言?此奸邪之所以不惧也。』甲申，蔡确言：『已再具表辞位。准朝旨，令臣管勾门下省。臣见候解罢，欲望差权官管勾。』诏差尚书左丞吕公著。御史中丞刘挚言：『伏见宰臣蔡确辞位求退，其所上表，无引咎之意，有论功之言。自陛下临御以来，美政盛事，民所歌诵者，确皆铺列条叙，以为己功，中外传之，靡不怪笑。夫收拨耆艾之臣置诸左右，乃陛下至明独见，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确乃以为己之所引。罢去有司渔利剥下苛细之法而黜逐污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苏疲民，而彼又以为己之所请。至于申戒边场，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宽先朝之政，包异同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于陛下圣谋睿虑，实新政之甚善者，而确乃一切认之，掠为己事，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谓「此数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请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请而行之」。其于轻慢君父，欺罔臣庶，违道干誉，至于如此，不谓之大奸大邪，则可乎?伏望以确表并臣此章，付三省议确之恶，重刑窜逐，以正典宪，使天下为人臣者知事君之道。』左谏议大夫孙觉言：『臣窃见左仆射蔡确、右仆射韩缜，两人皆非以德进者也。或以典洽狱事，或以分画边界，而至执政。臣不敢论其小节细事，以渎天听，直以其进身本末，为陛下一一言之，可以知曲折矣。蔡确按浚川狱，知制诰、判司农寺熊本夺职领宫观，确即迁知制诰、判司农寺；按御史中丞邓温伯治相州狱，温伯罢知抚州，确即迁御史中丞；按参知政事元绛太学狱，绛罢知颍州，确即迁参知政事。此三狱者，士大夫多以为冤，确皆批其颊、拉其背而夺之位。未几，先朝更定官制，确即为左仆射。所谓大臣以道事君，难进而易退者，其若是乎?韩缜不学无术，士大夫不以辅相期之。先朝尝以北边争地事付之，众谓缜必辱命。已而无故割地，其长七百余里，以遗北边，边人怨之切骨，以为夺我祖父之地弃之寇敌。非独惜其地也，又归怨于朝廷。敌人得地之后，日益桀骜，今缜为右仆射，臣见边使来朝，问知其官名，相顾微笑，意以为中国无人，乃使是人为相也，益有轻中国之心，每辄骄慢。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灾异之故，罢免确、缜，别选有德有言、众所畏服者，使称其大位。外足以镇抚四裔，内足以悚动天下，以怀徕桀傲不轨之人，不胜幸甚！』觉又言：『臣闻蔡确已迁出东位，上章求见，传报表章，方更自陈功劳，颇更矜伐，大抵欲自明有功无罪，以言攻之者为非也。确虽避求去，陛下未赐诏可，确更迟迟，有欲留之心。伏愿早赐罢免。如韩缜非才，士论所骇，台谏虽闻有所弹击。缜方晏然自居，未有引去之意。伏愿以台臣僚所上章疏悉以示缜，并令罢去。如此，则确虽去位，不敢更怀怏怏不平之心。伏望圣慈，早赐睿断。』 　　丙戌，左司谏苏辙言：『左仆射蔡确憸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暗性暴，才疏行汙；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为有?安能为无?陛下新临天下，人才衰少，此数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则愿择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为莫如蔡确、韩缜者也。所有确、缜罪恶，臣未敢细陈，先论其大体，伏愿陛下思祖宗付属之重，深察方今事势为至艰至危之时，早赐罢免确、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上以肃正君臣异同之论，下以弹压四海奸雄之心，然后陛下高枕而卧，天下无事矣。』 　　闰二月己丑，右司谏苏辙言：『确等皆碌碌常才，无过人之实。朝廷将取其德，则不闻其孝悌可称；将取其才，则不闻其功业可纪；将取其学，则不闻其经术可师。徒以悦媚上下，坚固宠禄。陛下何不正确、缜之罪，上为先帝分谤，下以慰天下之望?』左正言先光庭奏：『臣自供职以来，累具章疏，言退三奸、进三贤，乞陛下早行睿断，以幸天下。今日蔡确请去，是天欲去一奸臣矣。愿陛下因其自请，去之勿疑。臣已两进愚忠，愿陛下留神果断，以顺天意。外有章惇奸臣，尚安厥位，亦愿陛下早行屏去。』又言： 　　『韩缜素无行义，不自度德，因缘阀阅，遂至大用。然而内有贤兄，外有贤士大夫，顾利怀宠，不为引避，盖只知爵禄之为荣，不知名教之为贵，可谓无耻之甚矣。是亦固位之奸臣，臣愿陛下早行屏去，勿使侥幸大任，以遂其贪。』 　　庚寅，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辛卯，诏新除观文殿大学士、判陈州蔡确如前宰相仪。甲午，右谏议大夫孙觉、司谏苏辙进对。有旨俟帘下，内臣尽出，方得敷奏。觉言：『臣窃谏右仆射韩缜素无德望，稔有愆恶，百揆之任，非缜所宜。前后台谏臣僚章疏不一，未闻缜有避位之心，臣不胜愤懑。韩缜物情不归，人望不属，言者纷纷，久烦圣听，迟迟不亟罢免，深恐为朝廷生事。』苏辙言：『臣伏见陛下采听群臣，罢左仆射蔡确，中外释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复欺。而右仆射韩缜独端然据位，略无动意，众情疑惑。臣知今日言缜，异日缜必报臣。然自念起于迁逐之余，误蒙圣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负朝廷，下辜公议。自以为国排奸，有死无贰。惟陛下裁察！』 　　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孙觉为给事中。觉言：『臣窃闻有旨除臣给事中，圣恩深厚。所不敢当。然如臣愚贱，前后言事不合圣意者不可胜数，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迁给事中，于臣之私，极为荣幸。然臣前后论缜，未蒙施行，一日去职，使缜得挟怨中伤，臣实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为陛下言之。一日去职，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黄降，臣虽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圣慈特赐指挥，收还给事中新命，使臣且供谏职。他日韩缜去位之后，别有行遣，且不敢辞。』后二十日，诏觉复为谏议大夫。觉又言：『今左相之位以司马光，论者以为得矣。韩缜尚为右丞相，则贤不肖混淆，贤才杂处，所谓冰炭同器也。伏愿圣慈罢缜相位，别赐推选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左司谏王岩叟奏：『臣昨为御史日，累上章言蔡确、章惇奸邪谗憸，同恶相济，负先帝之恩，误天下之事，不可当大任。蒙陛下采纳公言，因确之请，遂许其去。制下之日，天地改容，人鬼欢喜。今大奸一去而一在人心，犹以为郁。陛下何惜而不去之，以成旷然之治耶?』癸卯，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见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立身居家，有不可言之恶，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向以附会王安石，欺罔朝廷，进不以道，遂尘政路。近者陛下改免役，复差役，人情欣快，上下莫不以为是，而惇独以为非，敢建异议，以诅诋圣政，非毁诏令。然惇安为之者?盖宁负朝廷，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 　　甲辰，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以亲戚，最先引用布为检正、判司农寺。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至于滥刑赏、开侥幸、排勋旧、进奸谀，安石一以咨布，布以为然，然后落笔，遂使流毒肆恶，人被其害，皆安石为之，布实成之。今安石已归老田里，而布犹在近侍，出入省闼，中外之人，莫不指议。考之典宪，宜重加贬废。若圣慈欲全大体，不俗伤包荒含垢之恩，即乞止罢布户部尚书，别移一职任，以允公议。』右司谏苏辙言：『臣近三上章，乞罢右仆射韩缜，至今未蒙施行。窃谓缜奸邪无状，略与蔡确等，而不学无术，去确远甚。又河东定地界一事，独擅其责。臣闻缜定地界时，多与边人燕复商议，复劝成其事，举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资寇仇。复本河东两界首人，亲戚多在北，其心不可知，而缜与狎暱，略不知愧。访闻河东割地之时，边民数家坟墓田业皆人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边险要，举以资敌，此乃万世之深限。缜一死为谢，犹未塞责。令蔡确已罢相，而缜尚未动，臣愚乞下臣前后章疏，令三省、两制杂议，有不如臣言，甘伏讪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谢天下。』 　　左正言朱光庭奏：『所谓奸邪害正者，韩缜、蔡确、章惇、张璪其人也。今陛下幸已罢蔡确职任，中外人情，莫不庆快。然缜等犹晏然自固，而不知退，非徒不知而已，退又为确游扬论列，欲陛下更加恩礼。于此，尤见其朋邪之迹也。』 　　庚戌。先是，监察御史孙升言：『近因段继隆卖官事，论列知开封府蔡京恃宰相同宗，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己，放纵奸强。若不明行典宪，何以风动四方?伏望特出睿断，早赐罢黜，以警中外。蒙朝旨，送大理寺依法施行。今大理寺推治继隆卖官事状已明，开封府人吏已行对定讫，缘昨曾该疏决德音朝旨，若令依法，即是蔡京更无罢黜之理。伏乞特赐检会前奏，将蔡京早赐罢黜。』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蔡京知府已来，殊无治迹，听狱断罪，失缪极多。于段继隆之事，则亲书涂抹，放纵冒法卖官之人。于僧惠信之事，则遂非妄奏，曲庇重禄受赇之吏。方当至公之朝，宜检举京前后过恶，重行黜降。今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抚使，考之公论，殊未为允。伏请寝罢新命，候大理结正小阿贾等公事三件了日，别取朝廷指挥。』右司谏苏辙言：『臣近奏乞罢蔡京知开封府，访闻台谏，亦并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盖。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独以京陈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窃缘真定天下重镇，旧来多择久历边任、晓练军政之人，然后除授。今京资任至浅，才力无闻，见有私徇公事未经结绝，台谏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陵压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复言。伏乞圣明稍加详察，追罢京新命，使以本官听候大理寺断遣，以弭中外疑惑。』台官所言，讫不行。御史中丞刘挚言：『臣昨者累具弹奏知枢密院章惇，乞行罢黜，未蒙施行。谨按：惇佻薄险悍，无士人之行，其不逊无礼，非独施之于同列，至帘陛之前，强愎慢肆，举止偃蹇，专以沮坏善政，更无臣子事君之节，此士论人情所以愤嫉疑惑而不服也。昨者陛下裁保甲之法，而惇常疑，不以为是。近者陛下改正差役，而惇又肆横议，赖毕下深烛利害，主张法意，不为邪异所动。然而论说纷纷，搅扰沮害，黩于聪听者已多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赐睿断，罢惇使补外，以全圣政，以慰群望。』 　　左正言朱光庭奏：『伏自陛下临御以来，力除奸蠹，天下之人皆喜之，惟章惇不喜。每闻于帘前辨论，悖慢无礼，且辨论公正，犹不可失人臣恭顺之礼，又况其邪说之多，而敢为悖慢邪?韩缜行义不修，而不能自治，何以治人?代天理物之任，岂行义不修之人可以当之乎?伏望陛下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睿断施行。』监察御史孙升言：『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谈先王之言，先朝安国而听之，然安石天姿强愎，弃众自用，趋近利，无远识，非宰相器。愤贤人君子不为己用，于是拔小人之材者布于朝廷。既蔽王明，且误国事。吕惠卿、章惇二人，皆小人之材而尤黠者也。惠卿自小官，三年拔为执政，安石之德，不为浅矣。一旦见利忘义，与安石为世仇。推是以观之，则其事君之节可知矣。赖先朝圣明，察知其奸，竟不复用，不然善人君子，今无噍类矣，章惇不逮惠卿而奸恶过之，二人所谓「材足以文其奸而资其恶」，罔上残民，偷合苟容而已。臣窃恐人或以惇为材进说，以误圣听，故陛下迟疑而不决去也。伏望圣慈早赐裁决，以清朝政，以慰人心，则天下幸甚！』 　　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累有臣僚上言轻薄无行，好为俳谐俚语。及尝受内臣宋用臣馈遗，以其大臣，弹纠章奏，不欲付外。又议役法，明知未完，俟其令行，始为沮难。近者再于帘前同辅臣议政，动多轻悖，全无恭上之礼，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惇，有『他安能奉陪吃剑』之语[5]，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右司谏王岩叟言：『蔡确、章惇之大奸，臣先已论之，其次如韩缜之鄙俗不学，张璪之阴谋不正，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焘之闒茸不才，臣不知此四人自执政以来，有益国家者何事?惠及生民者何功?启沃陛下者何言?天下之物望轻重，陛下聪明，必皆坐照，不待臣言而后知。伏望陛下重惜名器，别图贤才，任以大柄，以力社稷之赖，以为生灵之福。』

　　乙卯，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左司谏兼权给事中王岩叟言：『谨按：焘姿才闒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备位枢庭，不能自立，惟知佞事章惇，阴助邪说，以养交取容，曾无建明，少裨国论。公议所鄙，中外一辞。臣当言责，方以逐大奸为先，未暇及焘，非敢不为陛下言也。今大奸既逐，适欲论奏，而焘更超用，其何以慰天下之望、弭谏臣之言?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今邊鄙大事，正赖谋谟，使焘当之，何以胜责?』丙辰，谏议大夫孙觉言：『韩缜不可任以为相，未蒙圣旨稍赐施行。陛下即位逾年，自闲废中，擢司马光以为执政，未几用为上相，天下之人无知愚、无贤不肖，莫有一人以为不可。不幸有人焉，曰韩缜者，与光为左右仆射，对秉国钧，同持大政。光欲为此，则缜为彼矣；光欲为一，则缜为二矣。为光者，不亦难乎?』 　　三月壬戌[6]，王岩叟言：『臣封还安焘除知枢密院敕黄，伏蒙御批以「国家进退大臣，皆须以礼，况前日延和奏事，已尝面谕卿。今复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书读[7]，无执所见」者。臣以焘为不才，不当杂群贤并进，所以上助圣明，判白贤佞，使在位端亮名节之人知陛下聪明旌别，感激自励，是谓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况今日之事，谏官、御史议论如一，臣之区区，岂敢偏执所见?伏望圣慈察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赐施行。』御史中丞刘挚言：『宰臣韩缜才鄙望轻，不学无术，多利欲而好富贵，习浅陋而无廉隅。前者谄附张诚一，夤缘进用，备位枢庭。近者以王珪死亡，次第推移，遂至宰席。臣伏见皇帝陛下收延众正，以绍承祖宗之志，而太皇太后陛下因革庶事。以深图社稷之安。方此之时，如缜何补?伏望圣慈降臣此言，并臣僚论缜章疏付之于外，罢缜政事，以清朝路，以协师言。』右谏议大夫孙觉言：『谨按：缜素无学术，言行浅陋，夤缘执政，无一可道。自中春以来，自知为公议所轻，扬言于人曰：「过寒食，当乞退罢。」既而又曰：「候神宗小祥。」近者但见时时絮致行李一二于外，以示欲去，然终不闻有决请之意。其无廉隅，至于如此。乞将臣僚章疏付外，正其罪罢之，以允清议。』 　　辛未，门下侍郎吕公著言：『安焘、范纯仁除命虽已依中旨发下，而中外纷纷，皆以为门下省失官。若言者论奏不已，则恐转难处置[8]。闻焘固辞不敢受，宜因其请，特赐俞允，则朝廷命令不至乖失，其于待焘，亦为得体。』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请，依旧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右司谏苏辙言：『臣窃见台谏前后十章论韩缜过恶，乞行斥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测圣意所在。臣顷与孙觉上殿奏事，面闻德音，以为进退大臣，当存国体，虽知缜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礼遇大臣，虽盛德之事，而臣等自有言责。言苟不效，义不可止。」臣等所论韩缜过恶，必不下二三十章，并乞降付三省。如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缜罪状不诬，亦乞显行诛责，使天下明知降黜事端发于台谏，盖是公议所迫，虽先朝旧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无毫发议论。』 　　乙酉，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向来吕温卿、升卿、和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亲，骤迁大用，多据要剧。乃确、惇、璪等以此报安石、惠卿之恩也。自确、惇外补，璪等在朝，与其党与，日夜冀其复用，但畏陛下圣明，照见情状，阴谋邪计，秘未敢发。指谏官论事太烦，动摇人心，以惑圣听。伏望陛下察臣区区之诚，特赐省览，每因执政进退之际，特留宸虑，深究群情。如涉倾邪，毋惮斥逐，以折奸谋。』又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确、章惇、张璪等门下，干预时政，又传达意指，与台谏官黄履等阴相表里，走弄事权[9]，以致骤加进用，趋附者盈门，气焰可畏。尚赖陛下圣明，照见奸邪，令与外任差遣。朝士闻之相庆。以恕之责浅罪大，出之节镇，已是宽恩。执政中有素党恕者密加营救，渐乞召还，以为鹰犬。奸邪入朝，必无安静之理。伏望留神省察。』 　　四月己丑，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台谏前后论缜过恶甚众，皆留中不出。内批：『缜自以为不才，恐妨贤路，故乞出。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得进退之体，故有迁官之异。宜于制辞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乙巳，林旦言：『前御史中丞邓绾人质猥下，天性险佞。先帝圣明，察见绾之情状，正其罪而斥之。今绾复待制，又复龙图阁直学士，自邓徙扬，而顽然不起，尚怀不足。伏望特赐圣断，重行诛殛。』诏以绾知滁州。旦又言：『公议之所在者，天下也。道天下之公议者，谏官、御史也。今臣举公议而摘大奸，陛下何惜一邓绾，不以慰天下之望邪?借使今日尽削官职，远投荒裔，固未能压塞众议，奈何止罢扬州而已?乞尽削官职，置之散地，终身不齿，以谢天下。』诏绾依旧。绾未去邓州，寻卒。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昨日帘前奏陈，为言事官弹奏邓绾责降。臣谓邓绾贬黜，后来累经赦宥，牵复至此。今自邓移扬，盖为曾孝宽所冲[10]，且非进用。自此言者不须论奏，朝廷不须再行贬责。况陛下临御以来，先朝旧臣虽有往咎，皆蒙天恩含贷，岂独绾可深罪，徒使人心反侧，不能安职，无益清净之化。所系朝廷治体不细。』上遣中使密赐手诏曰：『览卿所奏邓绾事，诚为允当。朝廷以向者附会掊克中最显者已行放黜，盖当时希世苟合，言利进身者甚众。朝廷若人人加责，则无穷矣。似非安静之术。使向来附会干涉之人日夜恐惧，不能自安，欲降一诏书，一切视以宽恩，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改过自新。欲作此意行下，如何?卿可更仔细相度，具可否，亲书实封进入。』纯仁奏曰：『臣伏读诏旨，欣感叹之不暇，岂复更有愚见可助睿明?便望只以此意付之词臣，更使敷衍润色，以成训诰之美，垂之万世，永为帝范。愚臣不胜幸甚!』 　　癸丑，朝奉郎、守起居郎满中行为直龙图阁、知明州。先是，监察御史孙升言：『中行器质浅陋，性识奸憸。顷在先朝，常自御史进擢台端，既无忠言谠论，切救时病，惟务从臾承意，阴附柄臣。如王安礼，尝上书不公，宰相深衔其事，中行乃力为排抵，以附其意，竟坐欺罔。』于是中行出守。左司谏王岩叟言：『观察使、知潞州张诚一前为枢密都承旨日，有盗发其父墓，诚一以修墓为名谒告自往，因于圹中取其父所系黑犀排方带以归，易衬而自腰之，其与劫父墓无以异。新知江宁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而不认，及致人言，乃归过其父，而左右反覆，巧为疑辞，以其心而背其亲，遂若平生无母者。』岩叟论诚一及定，前后凡三奏，殿中侍御史吕陶、中丞刘挚等相继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诏开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诚一诣实事状，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乃就便移文，问定结罪，保明以闻。 　　五月丁卯，右司谏苏辙言：『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开封府推行役法，知旧法人数冗长，近降圣旨，许州县相度，有无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而京违指挥，差人监勒开、祥两县一依旧法人数，于数目之内差拨了当，意欲扰民，以坏成法。乞送御史台重行根勘，即见实。』

校勘记 [1]闺门 原本作『阖门』，据《长编》卷三六二改。 [2]壬申 原本作『辛未』，据《长编》卷三六二改。 [3]辛巳 原本作『丁丑』，据《长编》卷三六六改。 [4]之诚 原本『诚』字作墨丁，据《长编》三六六补。 [5]他安能 原本『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补。 [6]壬戌 原本作『己未』，据《长编》卷三七一改。 [7]书读 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一补。 [8]转难 原本作『转虽』，据《长编》卷三七一改。 [9]走弄 原本『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三补。 [10]所冲 原本『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八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下 　　元祐元年六月戊戌，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见中书侍郎张璪天姿倾邪，不知忠义。立朝行己，阿谀柔佞。朋附憸人，无自立之节。其始进也，以邪说奉王安石；其稍退也，以奸谋附吕惠卿。其后随王珪，谄蔡确，党章惇。数人之性虽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随合，各得其欢心。臣向者上殿，两曾论奏璪之奸邪。自恭闻圣旨，谓曾经受遗，未有显过，不欲伤其心。臣是以久未论列。令璪过有显状，士论所疾。伏望速赐睿断，罢其职任，以清仕路，以副公论。』右司谏苏辙言：『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荐。其后与惠卿力行手实。先帝知其不可，遽寝不行。近日蹇周辅以卖盐得罪，吴居厚以榷铁蒙责，吕嘉问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导洛远徙。至于蹇序辰、舒亶之流，一罣其间，皆不逃谴。而和卿首为挠法，害民之多，过于盐铁之事，独安然不问窍据郎曹，质之公议，实失邦宅。』诏和卿权知台州。己亥，殿中侍郎史林旦言：『窃见刑部侍郎崔台符人物凡猥，姿性狡佞。本以诸科，挟法而进。熙宁中，王安石破律改条，变易轻重，台符附会新意，因得进用。其后议建大理狱，擢谏议大夫，首冒卿选。昨来初建六官，执政私之，又窃刑曹之任。士望物论，于今不平。伏乞睿明，先次罢台符本职，具与一外任闲慢差遣，令别听指挥。』庚子，刑部侍郎崔台符知潞州。 　　辛亥，吕惠卿责授建武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所也（详见神宗朝《吕惠卿奸邪》）。是日，内出手诏付三省、枢密院曰：『向者朝廷讲求法度，务以宽厚爱民，而搢绅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赏，有误使令。或讲法失当。或掊敛毋节，或奸回附势，或搆事饰非，或多结权贵，或妄举边事，残民蠢物，久益加弊，致使君言，交攻不已。苟无澄肃，必紊纪纲。止以其罪显者，乃行窜逐，自余干涉之人，夙夜怵惕，不无忧虞。予当新政，务存大体，一切示以宽恩，更不追劾，咸使改过自新，各安职业。可仿此意作书，布告于外。』甲寅，诏曰：『朕惟先帝临御以来，讲求法度，务在宽厚，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掊克，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积其原流，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兹出大公，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庇，润略细故，岂复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巳甚，孔子不为；御众以宽，有虞所尚。为国之道，务全大体。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布告天下，体朕意焉。』给事中胡宗愈奏：『中书省敕黄内，有「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语，臣愚以谓此二句于体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则尽善矣。』后所颁诏，无『言者勿复弹劾』六字，盖从宗愈奏也。始，郑绾知滁州，言者未已。范纯仁劝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既而中辍。及吕公著救贾种民，太皇太后复欲下诏，公著以为当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后日虑。』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寔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乎?』诏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论其不可。御史中丞刘挚言：『臣闻朝廷议欲降诏中外，慰安人情。传闻二三臣不敢言。傥果如此，臣寔未谕。伏见陛下即位以来，修先朝政事，增损法令，进退官吏，大要专以安民。四方晓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若谓日者斥责一二臣僚，恐附丽党与无不反侧，故以诏书安之，臣谓人情不甚相远，不从上令，而从其意。近者朝廷法令，方且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镇定无事，而何故自生疑贰，猥欲以言语区区过自分说，以胜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窥陛下也。伏望睿断寝降诏之议，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窃闻陛下诏书，慰安中外大臣，以前日宿奸旧恶，一切置而不问，台谏仍不得弹治。臣始闻之，疑惑不信。数日以来，搢绅士人传者愈众，始以为信。臣窃惟诏旨必以谓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奸谀刻深、掊敛罔上之臣，恐党与反侧，无自全之意，故为此诏，以慰安之。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赏罚而示天下之公议也。』监察御史上官均言：『窃见刑部侍郎崔台符、宝文阁待制知庐州杨汲、大理卿王孝先自元丰以来，继为大理卿。每有内降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实，专务刻深，高下其意。虽知所告不实，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徇报者之语，委成狱吏，不复亲听。而报闻者往往得于仇怨之人，巧潛诬陷，无所不至。愿陛下因臣之言，察中外之议，特行黜罢，以允公论，仍乞精选儒臣通明端厚之士典领刑狱，庶岁刑不失中，以副陛下宽仁好生之意。』诏宝文阁待制、知庐州杨汲落待制、知黄州，刑部侍郎崔台符知相州，大理卿王孝先知濮州，仍各降一官。其制词云：『岂有数年之间，坐致万人之狱?』中书舍人苏辙所草也。右司谏王岩叟言：『今所谓罪显者，莫如惠卿、诚一，恶钜者，莫如蔡确、章惇，而璪实同之。欺君罔民，天下称其一体，固宜并行窜伏，以信服天下之心。而璪乃令独留，天下之人见此诏书，还肯信否?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察臣之忠，纳臣之谏，一奋威刚，正璪之罪，斥璪之恶，以信诏书。』 　　七月丙寅，始领甲寅诏书，去『言者勿复弹劾』六字，台谏累有论列故也。庚辰，右正言王觌言：『彼张璪之奸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来，累有封事，具陈其状。及窃闻臣僚论列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问，方且明诏中外，谕以既无罪显恶钜之人，余皆一切不问。使璪得乘此以自负，而胶固其邪党，无射隼之忧，而朝廷有养虎之患也。』 　　八月壬辰，右司谏苏辙言：『张璪性极巧佞，遇事圆转，难得心腹者。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鹰犬之效，与章惇等并结为死党。熙宁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陛下不可见其进退恭顺、言词柔和，遂以为可用也。臣闻璪意欲候过明堂大礼，求出补外，惟陛下为社稷计，因中外人心，早从其请，天下幸甚！』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曰：『臣言奸邪之状，指张璪事，皆有实状，陛下必经圣览。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谕卿，自有时节，不须更着文字。』对曰：『既有奸邪欺罔之事，合逐。』旋奏之，上曰：『如教苏轼改张诚一告词事，诚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众家意。』岩叟曰：『不然，只是此人党恶，讽谕中书舍人，令不显其事耳。赖苏轼不从，故得告命明白，不然，为奸人霭昧，以欺陛下。陛下以此观其心，于正道如何?』上曰：『会得。』 　　九月癸亥，御史中丞刘挚言：『今大享礼成，风闻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尚书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辞位。夫此三人者，并受神宗雇托之命，一旦同时求退，臣疑陛下必有所难之也。虽然，臣以为无难也。俱去之则难，俱留之则难，盖俱留之则害天下而屈公论，俱去之则伤国体而惑人情。令于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权其轻重，则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请论之：璪以倾邪柔狡，窃位最久，朋奸害政，前后言者，累疏其罪。臣曾上殿，亦屡蒙宣谕，以为璪过大礼，必听其去。自此臣更不复论列。今大享已毕，璪之引去，乃其时也。陛下许之，亦其时也。璪得掩其奸恶，以礼罢去，盖已幸矣。此臣所谓必宜去者也。若乃焘及清臣，比于璪辈。未有显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遗之故，且为留之，实有其名，亦无其害，此所谓不必去者也。欲望圣明照察，于三人中罢璪，所以安天下；留焘与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遗旧臣之意。』 　　辛未，右司谏王觌言：『窃闻起居郎林希召试中书舍人，希虽薄有文艺，素餐憸巧。当王珪用事之际，希陷奉之，无所不至，与其不肖子弟日相亲昵。及韩缜作相，希复为其鹰犬。今中书侍郎张璪倾邪著闻，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耻游其门，而希与之深相交结，不畏讥议，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伏望指挥，除一外任。』监察御史孙升言：『奸险之人，易进而难退。苟引类而来，陛下迟疑而不去，则其渐将至于成群，此君子所以为忧也。所谓奸险之存者，中书侍郎张璪也；附丽以交结者，林希也。前日林希试中书舍人，谏官、御史极言论列，而天听未回。告命已下，希为中书属官，朝夕与璪谋议，而希弟旦为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则其类驯致，臣恐非朝廷之福。伏望圣慈少加省察，检会臣前奏，特行追寝，则天下幸甚！』癸酉，诏林希为集贤殿修撰、知苏州。己卯，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弹章交上，凡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 　　十月壬辰，同知枢密院安焘乞补外郡，不许。御史中丞刘挚言：『臣昨于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顾命大臣不可尽去，宜于张璪等三人内罢璪，以安天下；留安焘、李清臣，以全国体。后蒙圣慈因璪有请，进其官职，使之外补。今闻焘亦复上章，臣深虑人情不察，以谓先帝弃天下方逾年，而受遗之臣一旦尽去，转相议论，无所不及，其于盛德之治，不为无损。伏望再烦思虑，无听焘之去。』辛丑[1]，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除知汝州章惇知扬州，命下累日，物论喧然，以为未允。伏读告词，又不为经明堂恩霈，直是无故宠迁。臣愚不解此意。又汝、海善里，王畿近藩，物物便安，非为贬所。罪大责轻，公议已称其大幸[2]，岂可曾未数月，遽易大邦?伏望圣慈深察臣言，特加裁处。』左司谏朱光庭亦以为言。王寅，诏章惇依旧知汝州。先是，左仆射吕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罢，既经叙宥，故迁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交章谓惇不宜遽迁，语侵执政。太皇太后怒。问：『主惇者谁邪?』公著前对曰：『众议也。』时惇子又上书为其父讼冤，且侵执政，诏并责之。公著曰：『子之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特至国门，诏追扬州敕，复遣归，知汝州。自是当赦复者皆稍艰矣。 　　十一月戊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知扬州，龙图阁待制、知宣州蔡卞知江宁府。 　　二年二月己亥，诏观文殿大学士、正议大夫、知陈州蔡确落职，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尧俞等劾奏确位居宰相，窃弄威福，故纵其弟，养成奸赃故也。 　　四月癸卯，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尚书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资材闒茸，无补事功，而性行险邪，阴能害政。方王珪、蔡确辈用事之时，欺君罔上，无日不有，清臣则唯阿其间，未尝进一言之忠。洎陛下登用耆哲，修复旧章，兴滞救弊，惟日不足。清臣又阴拱于中，亦无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试。闻每至都堂会议，但饱食危坐，若醉若梦，旁观众人而已。省胥台吏，皆能笑之。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以伸公议。』戊申，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丞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御史即有言，清臣亦累奏乞补外，故有是命。 　　七月辛亥，谏议大夫孔文仲言：『少府少监沈季长本无学问技能，止是王安石门婿，鼓唱王氏经义，聋瞽众学。今一旦召从外路，副贰寺监，季长之党，布散如蚁。一季长进，则百季长相继而来，不可拒矣。』左司谏吕陶亦以为言。诏罢季长少府少监、知秀州。

　　八月甲辰，新京西转连副使吕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上疏曰：「臣详悉条陈当今之事，以补前疏之略，愿陛下知之者六，然后退就斧钺。』其六曰：『王安礼者有吏材，晓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长。然其人操行汙浊，心胆粗豪，神宗亦常称为恶人。既差知成都，必过阙下，不宜留在朝廷。况许将今冬成资，宜令速赴新任。卢秉者，昔任两浙提刑，创兴盐法，虐害东南，至今疮痍未复；在渭州处置边事，惟求合李宪之意，曲奉于宪，有如尊亲。宪常荐之。秉相次服除，决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时中、李南公、路昌衡辈，皆刻责之资，见于已试，而又任之以经略、发运之职，必无以副朝廷德意，而惠养元元矣。』是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职。 　　九月，资政殿学士王安礼提举崇福宫。言官论其托疾辞避，而安礼亦自请奉祠，故有是命。 　　三年四月庚子，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鸿庆宫卢秉落龙图阁直学士，为宝文阁待制。秉前以父丧去渭州，丧满，得知荆南。秉辞疾奉祠，于是言者谓秉熙宁间推行二浙盐法，所配亡虑万余人，故责之。 　　九月辛酉[3]，知河南府[4]、资政殿大学士张璪知定州，知河阳、资政殿学士李清臣知河南府，知襄州、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知河阳。 　　闰十二月丁卯，宝文阁直学士、知扬州谢景温为权刑部尚书[5]，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蔡卞知扬州[6]。右正言刘安世言：『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河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沅、诚等州建置城寨，以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又崇妖人，目为圣母。左右多恃势殴人。擢守成都，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礼。伏望收还景温之命，且与外任差遣。』仍诏三省罢尚书权领之法，以塞滥进之门。 　　四年二月壬寅，宝文阁直学士、新除刑部尚书谢景温知郓州。己巳，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余如故。 　　三月丁酉，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曾布知成德军，朝奉郎、直龙图阁、知河阳邢恕为集英殿修撰、知沧州。时恕已遭丧去河阳矣。壬戌，校书郎、集贤校理李德刍为都官员外郎。右司谏吴安诗言：『德刍往在宗正司，冯藉王安石气焰，后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亦以为言，乃诏德刍依旧校书郎。 　　五月辛巳，诏知邓州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以《安州车盖亭》诗讥谤也（详见本事）。 　　七月丙申，龙图阁待制、知扬州蔡卞知广州，新江淮荆湖等路制置发运使、龙图阁待制蔡京知扬州。 　　九月，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韩缜知河南府，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永兴军。 　　十月己亥，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龙图阁学士、知亳州。壬寅[7]，殿中侍御史孙升言：『恭惟熙宁之政，务在兴废补弊，出于仁民爱物。而小人侥幸一时，贪功冒赏，竞为苛刻，肆行己见，故罔上坏法为市易者，吕嘉问、吴安诗为之唱；锻炼附会为大理者，崔台符、杨汲为之首，以至吴居厚、吕孝廉肆摽剥于京东，贾青[8]、王子京极槌剥于福建，蹇周辅、朱彦博配百万之盐于江西，则父子不保。李琮增无名之税于江东、淮浙，则老幼流离。吕公雅、霍翔促保马之期限，沈希颜、范峋裒岁课之羡溢，四方之人，侵削肌骨，破散家室，愁怨之声，盈满内外。此数人者，天资残忍，视民如草芥，实为首恶。而李琮、朱彦博一除相州，一除虔州，皆大藩名郡。如此，则何以惩奸窒恶，成圣朝仁厚之风乎?』 十二月丁酉，正议大夫章惇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于是举行八月己未诏书，惇始除丧故也。

旧录云：以谏议大夫刘安世、朱光庭言惇强买民田不法，故有是命。新录因之。安世所言，不止为惇强买民田，其曲折具于章疏。初有候服阙与宫观指挥。安世又论其不当，而朝廷讫不从也。 　　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趣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人民所共疾怒，而肇揭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无所不为。伏望收还新命，以允公议。』诏曾肇改知齐州。 　　五年三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详见《邓温伯罢翰苑》）。 　　五月丙寅，龙图阁待制蔡京知颍昌府。

汰监司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京东转运使、天章阁待制吴居厚降知庐州，以言者论其苛刻也。 当考言者姓名。陈瓘录刘安世语云：『兀丰末[9]，京东剧寇数千，欲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铁冶中，赖居厚觉早，间道遁去，不然贼杀一都转运使，从官得晏然而已乎?』 　　十月丁丑，前京东路转运使吴居厚责授成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副使吕孝廉添差监郴州茶盐酒税。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己卯，侍御史刘挚言：『臣窃谓州县之政，废举得失，其责宜在监司。夫监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贤不肖，则环地数千里休戚系之。比蒙圣旨哀念元元，取监司罪恶已著者，既去之矣。然其余人材，颇尚驳杂，情之未一，各怀所私，盖其阴有观望者，则必习常而慢令，以致惠泽之壅；其浅中觊利者，则又特矫枉而过正，或废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惩此患。臣欲愿圣慈详酌河北、河东、陕西素号剧郡向来所用使者，出于暴进、非更历民事，人微望轻，惟自过为威刻，而下终不服。令宜稍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僚充职，以重其任。自余诸路，亦望推泽资任稍高、练达民政、识治体近中道之人。分补监司之任。』 　　十一月丁酉，朝议大夫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熙宁末，侁已尝为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为诸路转运使模范矣。』又曰：『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罢莱芜、利国两监铁冶，又乞海盐依河北通商，民大悦。又乞止绝高丽朝贡，只许就两浙互市，不必烦忧朝廷。事虽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丽礼数，亦杀于前云。 　　元祐元年二月丁卯，诏曰：『朕绍承圣绪，总揽庶政，永惟西方万里之远，其能使吏称其职而民蒙其泽者，以监司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从之臣各举所知，则安能尽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哉?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朕将考核能否，而进退诛赏焉。应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限诏到一月，各举曾历一任知州以上、聪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监司者二人，委中书籍记，遇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有阙选差[10]。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堕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举者加惩责。』癸酉，侍御史刘挚言：『臣昨者曾论天下监司多无善状，乞朝廷考察澄汰，别行选任。后来未闻指挥。臣伏见河北转运副使李南公险薄刻害，无士人之行，天下所知。往者以不嫁其妹委于他人，先帝恶之，黜置散地。未几夤缘，再被任用。本路昨起盐禁，南公虐行其法，科配劳费，一路被患。近蒙圣恩遣使经画，已皆废罢，则害人之状，臣不复言。南公职任监司，亲被委寄，未尝有一言论可否于朝廷，意欲取胜京东，有邀幸之望，而不顾为国敛怨。朔方剧部，非他郡比[11]，朝廷顾为重，而南公者，岂宜久便居之，肆其残虐，实不足以副朝廷厚风俗、安疲瘵之意。伏请特行贬黜，以充群议[12]。』不从。南公寻徙河东路。福建路转运副使贾青添差监衡州在城盐酒税，转运副使王子京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管酒税务。先是，福建路按察张汝贤言：『青兼提举事，不究利害，严督州县，广认数目，令铺户均买；子京相承行遣，又违法过为督迫。』故有是命。 　　戊子，臣僚上言：『窃见祖宗朝，为天下州县守令僻在遐远[13]，多不修举职事，遂令诸路置转运使按察纠举，使诸路郡守、县令无不职之人，则天下至广，一无冤枉，故知转运使之职，岂小补哉?其后任用至久，弊病寝生，又置运司，绩添管勾官。虽得人，已是烦冗，不得人，奸巧媚上，凡一舟郡，已是事多，加之数人，职司文檄往复，与旧丛委，纠察废置，兴旧繁多，一州一县，莫不骚扰。盖只知进己而不知害人，只知益上而不知损下，若久任用如此之人，卒无安静之理。臣今欲乞将天下诸路转运司，除留运司一人，乞罢随行管勾官。若废之，则运司亦不至于阙事；置之，则徒成烦扰也。』又臣僚上言：『顷年添差勾当公事隶转运司者曰运勾，提举司者曰提勾，盐司者曰盐勾[14]，措置司者曰措勾，安抚司者曰抚勾。官号之异，昔所无有。窃计河北一路，亡虑二三十员，出入乘驿请券[15]，所过州郡，到发皆有酒食之馈[16]，油烛柴炭之给，特优于他官而无有限数。此等皆小官新进，鲜顾事体，凭恃势要，妄自尊大，以邀郡邑之承迎，小有违忤，则吹毛求疵，动生疮痏。州县畏而奉之，过于监司。而天下无事，郡邑皆循守法度，监司无大措置，徒使此曹纷纷，无益而有损，甚无谓也。宜一切罢遣，俾还选部，则监司之职清肃，郡县无扰矣。』取到吏部进奏院状，渚路监司等属官诏并罢。 　　元丰六年十一月十四日[17]，《政目》，诸路管勾官吏不奏差。至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户部乞罢诸州管勾官，从之。 　　闰二月丙申，司马光言：『臣少时，见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惟河北、陕西以地重事多，置转运使两员。景祐初，始复置提点刑狱，或时置转运判官。以其冗长害事，寻复废罢。自王安石执政以来，欲力成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其后每事各置提举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权一如监司，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员数，皆选年少资浅轻薄之士为之，或知县、通判监当资序及选人，以权发遣处之，有未尝历亲民即为监司者。陛下必欲苏息疲瘵，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其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余路只置使一员、判官一员；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凡本路钱谷财用事悉要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管勾，仍选知州已上资序、累历亲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聪明公正之人，方得为监司。』诏诸路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余路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举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一、本路钱谷财用事委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盗贼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勾。其转运使、副、提刑。今后选一任知州以上；转运判官，选通判一任实曾历亲民差遣并所至有政迹人。一、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用，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一、监司今后每岁遍巡诸州外，更不遍巡诸县。如差本部官勾当，除司理、司法、县尉独员监当之类，旧条不许差出外，其旧条不得隔州差选人勾当新条、诸州管勾官及主簿当给散月分不得差出之类指挥更不施行。一、盗贼委提点刑狱差官，或行移文字，监督捕盗捉杀。察其不称职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权摄承奏乞替换，许一面相度贼盗强弱，立赏钱数目。其捕盗官若立功，许随功大小保明闻奏，朝廷临时详酌比类恩泽，直赐指挥。 　　四月乙未，诏：『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举第二任通判资序、曾历亲民差遣、堪充转运判官者各二员，余依今年二月二日举监司指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隳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举主并加惩责施行。』 　　五月壬戌，诏自今监司落权及权发遣毋给告。从中书省言也。 　　八月丁亥，右司谏苏辙言：『臣伏以天下之治寄于守令，守令之众，朝廷不能尽知，其要寄于监司。窃观近日所命，颇未得人，博采公言，略见一二。如李之纪、楚潜、王公仪，皆碌碌凡材，无善可名，不知何以获用?至于余人，又皆以过恶，如孙路奴事李宪，贪冒无耻；程高谄附贾青，借名买珠；钟浚天资邪崄，累作过犯；张公庠为事刻薄，不近人情；张璹久领市场，与牙侩杂进，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诚欲尊重朝廷，爱惜民物，则如此辈人，皆未可轻用也。臣欲乞应目前所用监司，令执政更加审议，其尤不可者，当与改差除。今后差除，须名迹著闻，公议共许，然后擢用，庶几监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最当今之急务也。』辛亥，右正言王觌言：『臣见近日差除，多不协于公议。夫监司者，一路生灵、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系也，可得而轻授耶?然而闒冗不才如王公仪、庸暗无耻如盛南仲，与贾青朋奸如程高、为李宪奴使如孙路者，皆得以为之，则彼一路生灵、在城官吏休戚之所系者，乃在此曹，可不为痛惜哉?方二圣临朝，群贤辅政，不应有此弊。臣但见比者除授既多失当，及言事官论列，又不施行，故窃疑之。此非朝廷之福。』

　　二年四月癸巳，给事中顾临为天章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新河北路都转运使范子奇为陕西路转运使。癸卯，朝奉郎、集贤校理、权判登闻检院赵挺之权发遣河东路提点刑狱，朝奉郎、集贤校理毕仲游权发遣河北路提点刑狱，寻留为开封府推官。 　　十月壬申，两浙转运判官、朝散郎叶伸为转运副使。甲戌，户部侍郎张颉为宝文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 　　十二月庚辰，朝请郎、太府少卿王子渊为京西路转运使，承议郎、知北外都水丞事张景先为京东路转运判官[18]。 　　三年三月辛酉，朝议大夫、直龙图阁、知晋州范子奇权河东路转运使。 　　十月丁亥，通判河南府韩玠为利路转运判官。右正言刘安世言：『玠元丰中已尝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过为苛急，以希进用，至使县官躬执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践祚之初，玠为言者弹其惨刻，朝廷尚以为疑，遂委别司体量。是时，玠之叔祖缜方为宰相，而提点刑狱郭概畏避权势，不以实奏，乃依无过人例，止除河南通判。其告词责之曰：西南之政，俾民惊扰。今来遽复职司，何自惩戒?况两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为一路之害，移于邻路，何以副圣明仁爱远民之心?』庚寅，知徐州杜纯为陕西路转运使。， 　　四年四月甲子[19]、，承议郎、新陕西转运判官张景先为京东路转运判官。中书舍人曾肇言：『景先前后议河事反覆依违，观望事实。朝廷以四方万里，视听所不能周，故置监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后可以付托。如景先已试迹状甚明[20]，恐不足以当一路寄任。有所送到词头，未敢修撰。』后二十日，诏景先知同州。 　　九月己丑，诏责授秀州团练使、本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责授成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吴居厚叙朝奉郎、少府少监，并分司南京。朝散大夫、监常州茶税贾青管勾洞霄宫，监泰州酒税吕孝廉管勾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监海州酒税王子京管勾鸿庆宫，仍并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括等并以该明堂赦恩，有司检举故也。权给事中左谏议大夫梁焘、左谏刘安世封驳前诏。焘言：『居厚等被先帝诏旨按临一道，曾不少留意于究宣恩泽、询问疾苦，专以苛切聚敛为事，东南之人恨之，痛入骨髓。此命一下，恐无以慰天下之心。伏乞收还恩命，例与量移。』诏沈括、吴居厚前命勿行，内沈括更后一期取旨。

校勘记 [1]辛丑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三九○改。 [2]公议 原本作『公义』，据《长编》卷三九○改。 [3]九月 原本作『五月』，据《长编》卷四一四改。 [4]河南 原本作『湖南』，据《长编》卷四一四改。 [5]刑部 《长编》卷四一九作『兵部』。按：作『刑部』，是。《宋史》卷二九五本传、《彭城集》卷三云知扬州谢景温可迁刑部尚书制》、《会要·职官》六七之一均作刑部尚书，今依旧。 [6]江宁府 原本作『永宁府』，据《长编》卷四一九改。 [7]壬寅 原本作『甲辰』，据《长编》卷四三四改。 [8]贾青 原本作『贾晋』，据《长编》卷四三四改。 [9]元丰末 『末』字，原本作『大』，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10]提点 原本作『提典』，据《长编》卷三六五改。 [11]他郡 原本作『他部』，据《长编》卷三六六改。

[12]群议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六补。 [13]州县 原本作『僻县』，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14]盐司 原本作『监司』，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15]乘驿 原本作『乘驷』，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16]到发 原本『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17]六年 《长编》卷三六七作『八年』。 [18]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补。 [19]四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四二五改。 [20]已试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哲宗皇帝

调亭 元祐五年六月乙卯，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观元祐以来，朝廷更改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无聚敛之臣，朝廷虽未大治，而经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为非者，惟奸邪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规求复进，不免百端游说，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耳。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则冰炭同处，必致交争，薰莸毕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亭。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前进呈札子[1]，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因复口陈其详，以渎天听。窃睹圣慈类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切思念[2]，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3]，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亭其党，臣谓此人若还，岂徒然而已哉?必将残害正人，渐复旧事，快其私忿。人臣避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庙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睎觊者多，创造语言，动摇贵臣，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不闻其奏，而概可料矣。』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4]，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 此据辙《遗老传》自叙。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确母明氏奏状，乞量移确。吕大防、刘挚云云（详见《蔡确诗谤》）。傅尧俞又曰迁惠卿[5]，上意亦难之，曰：『第恐致人言。』是日，吕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权中书舍人孙升封还词头，以为惠卿量移未三年，无名而复，必不可行。王岩叟以责傅尧俞，尧俞不能对。又以责苏辙，辙谓大防曰：『惠卿事欲如何商量?』大防曰：『欲且依前降指挥。』刑部以谓量移后别理三期，大防、挚欲用检举后三年。尧俞曰：『候九月，或可耳。』大防、挚不答。壬戌进呈，皆持两端禀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枢密院都承旨刘安世言：『陛下初践宸极，以惠卿、蔡确之徒残民蠢国，辜负任使，为四海所疾，是以继贬，逐之远方，谓且永投荒裔，终身不齿。而惠卿自宣城方逾再岁，考之常法，犹未当叙。不识何名，遽复卿列?议者谓蔡确之母见在京师，干诉朝廷，愿还其子。大臣未敢直从其请。若惠卿之命遂行，则将藉以复确。确既复用，则章惇之类如蝟毛而起。为天下国家之计者，其得安乎?』 　　八月癸卯，诏章惇复右正议大夫。前此，惇坐苏州买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满岁当复，故有是诏。给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悖狠戾，慢上不恭，交结奸臣，强市民田。奸邪贪污不法之人，不当用常法叙复。』诏章惇更候一期取旨。辛亥，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母明氏乞量移一内地。太皇太后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亦须与挂意。』（详见《蔡确诗谤》） 　　闰八月甲子，龙图阁待制、知郓州蔡京知永兴军。初，执政议用安焘守郓州，移京帅渭，代刘舜卿。王岩叟谓：『京不更西事，未可付以平涼。或试之庆阳，召章楶还，令权诸曹侍郎。』刘挚不欲多置权侍郎，吕大防请移京守雍，从之。是日，执政会议都堂，吕大防、刘挚欲以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王岩叟曰：『此非密院所预，然必有议论。』挚曰：『前执政为尚书，有何议论?』岩叟曰：『前执政为尚书固不为过，第恐公议不肯放人来耳。』既而奏可。岩叟谓同列曰：『必致人言。』大防亦自以为然。录黄过门下省，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先是，挚语大防曰：『若宁帖，须朝夕论之乃可。』大防曰：『俟明日。』挚曰：『俟明日，则不及矣。』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勔又论其不当。岩叟谓苏辙曰：『邦直如何?』辙曰：『给事中已再封驳，谏官亦有言。今更欲用蒲宗孟为兵部尚书，那得安静?』岩叟曰：『子由宜力争。』辙曰：『彦霖当相助。』岩叟许诺。及会议，岩叟谓大防曰：『一人议论未已，更可进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却无他事。』岩叟曰：『要之亦非公论所与。』辙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辙欲于帘前敷陈，岩叟曰：『此所望也。』及帘前，大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用前执政。』上有黾勉从之之意，辙遂言：『前日如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第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类一合，非独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难奈何！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静。』遂卷除目持下。然大防、挚更欲用清臣知扬州，代王存，召王存入为吏部尚书。岩叟意不然，亟以语挚，挚曰：『阙许官曹，却有甚人补?』岩叟曰：『用与今日政事意同之人。』挚默然。岩叟又语挚曰：『公引此等人付之此地，敢保否?』挚曰：『保则不敢。』岩叟曰：『公宜无忽!』壬申，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李清臣知成德军，宝文阁直学士、知成德军谢景温知扬州。庚辰，诏降授皇城使、管勾舒州灵仙观宋用臣与叙忠州刺史。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乞不收叙。诏用臣候今任满日取旨。先是，吕大防与同列议南都宫阙不修，可以五万贯修之，因移用臣为管辖鸿庆宫，令措画。王岩叟以短封告大防及刘挚曰：『若复使用臣预土木，必动议论。』挚甚然之，大防不答。逾半岁而用臣叙复，卒罢之。吕大防、刘挚朋党（见《朋党》）。 　　十一月乙酉，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 十二月庚午，诏吕惠卿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 姚勔封还，罢之，《政目》十六日书惠卿光禄、分司，二十二日书姚勔缴惠卿词头，《实录》并无之。按：《惠卿家传》亦不载此，却云：『六年十一月，许任便居住。』今且依《政目》附见十六日，当细考之。三年九月，自建宁移宣州。 　　七年三月辛亥，知河中府、资政殿学士蒲宗孟知永兴军。 　　四月癸丑朔，知永兴军蔡京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甲辰，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曾布知瀛州。 　　六月辛酉，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苏颂为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壬午，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蒲宗孟知大名府。丙戌，端明殿学士、知蔡州邓温伯知永兴军。 　　十一月乙巳，尚书左丞梁焘言：『先帝大臣，多以材进，可稍复用，委以别都名藩，以全终始。』 　　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 　　四月甲子，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 　　五月己卯，新除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以权给事中姚勔论清臣不当召用故也。 　　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朋党刘吕罢相附 　　元祐五年六月。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中书舍人 　　苏辙曰：『吏额不难定也。中孚昔掌典其事，知弊所在。』辙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内铨，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之。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脈络，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避。今行重法、给重禄，脈络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要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为一人。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6]，即与僚属议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怨想，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而见在吏知非身患，则各自安心，事乃为便。』执政以为然，自申尚书省，乞取诸司两月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疑惧莫肯供，遂再申乞榜示诸司，使明知所立吏额，候他日见阙不补。时元祐二年十一月也。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7]。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将别加详定，而三省诸吏皆不能晓，无可委者。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狡猾，尝预元丰吏额事，适以事至三省，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裁定宗室冗费，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 三年四月六日，挚自左丞迁中侍。画黄误下当在此后，不必此时也。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中侍改门侍。 　　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当时文书录黄过门下，今封过，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挚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录黄。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邪?』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稿示挚曰：『吏额事，必欲慎密而速，故请行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致仕官法者，近制以臣僚疾病请致仕，多缘经历迂滞，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书虽三省签入，而直付都省。挚曰：『此非其类也，当聚议。』明日，大防复出奏稿，谓挚曰：『势不可不尔。』挚乃从之。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议者皆指其侥幸。就寿急于功利，不顾后省前已得旨，又尝榜示诸司，更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省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拨出，上名于他司。凡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吏额事在后省，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数月，而都司擅拟优例，冒赏循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章数十上，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左仆射吕大防议稍不合，已而挚迁门下侍郎。及台谏共攻大防，大防称疾不出，挚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曰：『此皆被减者鼓怨言路。风闻过实，不足深谴。』大防他日语人曰：『使上意晓然不疑，刘门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于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挚谓大防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请矣。』是日奏事毕，挚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即退，连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请。上遣中使召挚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得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趣入视事，挚不得已受命。未几，大防辞位，不许。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未满岁，言者争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丙申，诏：『门下侍郎刘挚累奏乞外任，已降诏不允，可令合属去处。如再有文字，无得收接投进。』 　　十二月辛卯，中大夫、守尚书左丞许将为太中大夫、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御吏中丞苏辙等屡言许将过失，而将亦累表陈乞外任。上批：『可特除资政殿学士，转一官，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言：『吕大防坚强自任，不顾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为异，惟许将时有异同，大防生怀私憾。辙素与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率同辈尽心排许将，期于必胜。将既以异论罢去，执政、台谏皆务依随，是威福皆归于大防，纪纲法令，自此败坏矣，』又言：『辙等合为朋党，动摇圣意，以疑似不明细事合谋并力。逐一执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解言职，于是责知广德军。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丁未，刘温伯称疾卧家，因辞所命，五上疏乞补外。癸丑，三省进呈，降诏不允。初，王岩叟劝刘挚：『可因温伯自请，遂出之。』挚曰：『待与渠当恶。』其意为吕大夫防右出，始同进呈，皆相顾不言。傅尧俞独进曰：『欲且依前降指挥』乃卷之而退。先是，岩叟移书督大防、尧俞，挚答曰：『敢不以身任之!』然不果。 　　四月癸丑，户部员外郎杨畏为殿中侍御史，中丞赵君锡所举也。畏先除监察御史，言者斥其附会吕惠御、舒亶以进，亟罢之。逾年复用，又加进焉。王岩叟移简诘刘挚，挚不从。或曰：『畏初善挚，后吕大防亦善之。时大防与挚各有异意，皆欲得畏为助。君锡荐畏，实风旨也。』然畏卒助大防击挚云。 　　六年闰八月壬申，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存为吏部尚书。 　　十月癸酉，御史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对甚久，论右仆射刘挚及右丞苏辙也。 　　雍言挚略云：『挚久据要路，遍历三省。始因言事得进，即与其意合者共进退。人又言挚为政，其下多引在要任，或为两省属官，或在言路；挚所不悦，则舍人、执事，缴驳云路弹奏。』又言：『挚引赵君锡为中丞。挚厌宾客，君锡申明谒禁。朝行中言：「君锡为执政约闹。」又荐叶伸台官，以合挚意，阴与贾易相结。挚所不悦，则奋力排击。』又云：『叶伸曾任台簿。乃挚所举，未久，除两浙运判，又升运副，召为省郎。为赵君锡荐伸御史不就，即除左司，又除河北运副。』又云：『赵彦若男仁恕自盗赃满，不候勘正，便取旨断放。彦若是挚亲家。』又云：『王巩不检事体量未到间，堂除密州。体量得实，罢密州，无冲替指挥。赵君锡、庄公岳承望风旨，新通判密州任林积不敢体量，谢景温妄奏巩非罪，缘挚男娶巩女。』又云未举御史为朝臣，多挚门下人。挚善牢笼士人，不问善恶，虽赃污久废之人，亦以甘言诱致，如龚原、王沇之、詹适、孙谔，悉与落罪名，与吕温卿湖州，升卿明州。延接章惇男援，有同骨肉送简帖与邢恕云云。又具挚党人姓名：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詹适、孙谔、朱京、马傅庆、钱世雄、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

　　左正言姚勔入奏，并言挚朋党不公。右正言虞策四奏，言挚亲戚赵仁恕、王巩犯法施行不当。甲戌，刘挚、苏辙以王巩坐罪。挚与巩为姻家，辙荐巩，皆自劾，乞正典刑，诏答不允。辙言：『臣昨以郑雍、杨畏言臣荐王巩不当，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群议。寻复见谏官虞策与台官安鼎亦论此事，内虞策与郑雍、杨畏不甚相远，惟有安鼎谓臣欺罔诈谬，机械深巧，不速谴责，恐臣挟朋诞谩，日恣月横。信如鼎言，则臣死有余责，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已举官不当，乞行朝典，不敢复与鼎辨曲直。然鼎与赵君锡、贾易等同构飞语，诬罔臣兄轼以恶逆之罪，当与君锡等同上殿奏对，上赖圣明昭察，知其挟情虚妄，君锡与易，即时降黜。鼎今在言路，是以尽力攻臣，无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圣慈悯臣孤立无援，早赐责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复烦渎圣听，则臣生死幸甚!』是日，刘挚、苏辙俱先押入对，对已，押赴都堂，先出待命于僧舍，乞罢赐免。 　　戊寅，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静，固出于两宫虚心求治，开诚纳谏之效。然一时戮力尽忠之臣，挚居其最，实陛下同心一体、可保终始无变之人也。自非罪状显著，众所不容，岂可因一二偏说，轻舍遐弃?臣恐适足快群奸之意，而失众正之心，非所以为国家计也。苏辙素有时名，元祐以来，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因一举官失当便行罢逐，恐于陛下进退大臣之体有所不允。』奏入不报。太皇太后独遣中使赐苏辙诏谕，令早入省供职。辙再奏乞外任。刘挚言：『臣再具札子陈乞外任，伏蒙圣慈复降中使赐诏不允者，恩遇未替，岂胜犬马感报之恩?重念臣居位岁久，略无劳能，心寔自知，果招弹劾。虽有指陈罪状，仰蒙圣明，洞赐察照。然大臣既致人言，已为累国，若又安然不去，臣富何施面目?所以不敢上贪眷宠，迟迟于进退之际，取轻于天下也。』辛巳，上谕吕大防曰：『论刘挚者已十八章，初不为王巩事，乃邢恕过京师，挚与通简，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笼为他日计。此何也?待与礼数令去。』大防曰：『书简往来，恐亦人情之常，又不知简中道何等语！』太皇太后曰：『简中道则不知，言事官必知之。』大防曰：『须后日取旨。』太皇太后曰：『苏辙只荐王巩耳，无他事也。』初，邢恕服丧贬永州，丧除赴贬所，舟行过京师，挚与恕故相善，因以简别挚。挚答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持简者问监东排岸官茹东济：『恕舟安在?』东济，倾险人也，数有求于挚弗得，怨之，亟取挚简，录其本送郑雍、杨畏。二人者方弹劾挚与王巩连姻事未竟，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以『休复』为『复子明辟』之复，谓挚劝恕俟太皇太后他日复辟也。又言：『挚尝馆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面责挚曰：『公当一心朝廷。若章惇者，虽以右仆射与之，未必喜也!』挚皇恐不敢对。壬午，挚上奏曰：『臣近因降出台官言王巩事，寻即待罪。及宣谕押入，对面承圣谕，乃知除王巩事外，又言臣牢笼章惇、邢恕等罪。虽圣意一一照知，谓非臣之罪，然臣退而思念：纵使无罪，既被弹劾，理当引退。遂具札子，陈乞外任。见听指挥，臣今再三思之，言者所以指章惇、邢恕事者，其意必谓谓不用此无以动陛下之听。』贴黄称：『臣旧识章惇子弟，向因其登科调官来谢，曾一例随众接见。邢恕近过城外，曾一次有书往来，只是叙寒温、问安否而已。天地父母，臣不敢欺！前日已曾具事迹面奏。至于牢笼之意，寔无此心，亦曾曲赐圣谕，照其无有。今料言者专以此事搆臣于祸，论列不已，不敢不再具详悉，紊烦天听。』奏入，不报。 　　甲申，王岩叟言：『臣每见挚感荷宠荣，常有以死报国家之意，岂复肯负陛下?此真陛下腹心之臣也，今大奸未死，人心疑危，朝廷之上，与之力敌者，挚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将疏弃，天下之人，不知所以，必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变易，谓反与大奸报仇也。前日陛下用挚作宰相，奸党之气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群邪相顾，已复增气[8]。苏辙之进，与挚大约相类，皆正人之所系望，而奸党皆所忌嫉者也。顾其去就，岂不重哉?夫奸谋难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动，急于倾挤。陛下于此，不可不察。窃闻御史杨畏乃吕惠卿门人，及受张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举为党官。前者再除御史，公议沸腾，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愤疾正人，常有报复之志。后又因赵君锡无所执持，为人所使，再三荐引，竟除此职。谏官虞策亦张璪相知之人，常受璪极力论荐。陛下诚将本末考究，还可保其所怀，无他意否?』时已有诏锁学士院草麻制罢挚，而岩叟未知也。 　　十一月乙酉朔，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戊子，冬至。刘挚罢相麻制过门下，给事中朱光庭言：『挚有功大臣，不当无名而去。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并被逐不辞。』御史中丞郑雍言：『朱光庭朋党，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杨畏又言：『挚多朋党，必相救援。愿一切勿听。』太皇太后纳其言，故光庭与挚相继俱罢。 郑雍旧传云：宰相刘挚用事久，党与中睽，雍因劾挚威福自恣，天下士争趋其门，宜罢黜，以收主柄，疏入不报。不知旧传所谓『党与睽』者指何等人，当考。雍新传第云劾挚威福自恣，宜罢去，以收主柄。又疏王岩叟等三十人以为挚党。不知雍所谓『挚党』三十人者姓名，当考。旧传乃无此，又不知新传何自得之。 壬辰，朱光庭罢给事中、知亳州。吕大防尝召光庭谕旨，光庭不至，故第以本官出。 此据王岩叟《日录》。朱光庭再知亳州，吕大防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悦其封还麻制，故以本官出，帘中殊不知也。当考。 　　七年六月辛卯，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9]，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苏颂为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苏辙为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翰林学士大、中大夫范百禄为中书侍郎。 　　八月乙卯[10]，吏部尚书、资政殿学士王存知大名府。存自扬州召入，为吏部尚书才期岁，朋党之论浸炽。存言：『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不察则滥及善人，东汉朋党之狱是也。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仁宗圣明不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不合。请老，不许。求补外，既除大名，辞之，改杭州。 　　八年三月，诏苏颂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兼集禧观使（见《苏颂罢相》）。 　　绍圣元年三月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归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

校勘记 [1]二十一日 《长编》卷四四三作『二十二日』。 [2]退伏切 原本作『伏退切』，不通。据《长编》卷四四三乙正。 [3]皆得 原本『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4]从而 原本『从』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5]又曰 此二字原本为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6]中孚 原本作『中书』，据《长编》卷四四四改。 [7]申三省 原本『申』字作『伸』，据《长编》卷四四四改。 [8]增气 原本作『气口』，据《长编》卷四六七改补。 [9]门下侍郎 原本作『门下侍御』，据《宋史·吕大防传》改。 [10]乙卯 原本作『已卯』，据《长编》卷四七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 哲宗皇帝

绍述苏辙罢政附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昌绍述，温伯和之。 清臣此时召自真定，未至也。后三日，遣使赐茶药。旧录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旧臣，故用，时初亲政绍述也。新录辨曰：清臣首倡绍述，以得柄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清臣之谓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删去。 三月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于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于政而效见于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西北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于吏员猥多，兵备利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李清臣之言也。 旧录云：上亲政，內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于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于治耳，不在于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曷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丁酉，上御集英殿，赐进士毕渐已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主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止于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西人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于设抵当、卖熟药，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于前，子述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兵戎，内兴宫室，财赋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纤决事，上下恐惧，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以庙社之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近臣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札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陛下亲政，于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以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遂改遂复，数年而后稍定。臣于此时为谏官，后官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上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忽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为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辙既再具札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论，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论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兵戎，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辙恐惧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辄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圣慈怜臣不识忌讳，出于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1]。事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于众闻，朕不敢赦。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于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 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定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陵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政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自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 四月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 旧录云：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新录辨曰：绍圣初，惇、卞等主绍述之论，胁持上下，改元曰绍圣，其意已明。『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为相。绍述胁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诏书，惇犹不与耳。范祖禹《代言集》载改元诏书乃祖禹所草，当考。 　　丁卯，中书省言：『勘会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间苦于差扰，议者纷纷，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诏府界诸免役法，并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仍自指挥到日为始。左司谏翟思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除，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不相参错。元祐大臣招权市恩，旧系铨注，昔多归堂除，奔竞请托，恬以成风。望诏有司依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立为定法，余归铨曹，用元丰中选格注授，庶岁人无觊望。』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看详。 　　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言罢十科举士法，从之。癸未，权发遣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久年，终未就绪，而宽恤优剩，实未如旧日输钱之为便也。望复熙宁旧法，令民均纳役钱，官自募人应役。』诏送户部看详役法所。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学补外舍，请依元丰令，一岁四试。』从之（余见《大学》）。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士成宪，条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寝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釐正。』诏令编修官制局考具合完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修纂。 　　五月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见《贡举》）。己未，枢密院言：『户部看详役法所申：诸路复免役法，未审得合与不合依旧行免役法?』并诏依熙宁旧敕施行。

　　七月戊申，御史中丞黄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断刑之官，选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选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难，最为精密[2]，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为断刑官。自是文士有预试中选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阅裁断，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夺。元祐中，以大理断刑官恩典常重，故责考任举主，而增以「常历刑法官与县令优课」为奉举法。其试入优等者，不得预焉。臣欲乞自今专行先朝选试之法，删去「常历行法官、县令优课」等条目自试，预上选者，不得为断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职事举矣。』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乞系法官并依熙宁、元丰条，取试法优等人充，庶几上副仁圣好生之德。』诏令刑部、大理寺依元丰选试推恩法立条。 诏贬司马光等（见《逐元祐党人》)。壬戌，户部尚书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于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于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较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复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兴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是置局修整，命张康国、邓洵武看详利害事以闻。 新录、《辨诬》曰：元祐节行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漫以匮竭』。今删去八字。 　　九月庚戌，诏罢制科（详见《贡举》）。诏府界诸路广惠仓，其户给田土并行出卖，并本仓见管钱斛，拨入常平仓收管，所有赈济合行事，令户部检举元丰敕令，立法以闻。 　　十月庚寅，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为监察御史，中丞黄履荐也。安民先召对垂拱殿，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对曰：『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先帝以天下久安，不无积弊，故须变革。然末年已有欲趋安静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时之宜，务以宽仁镇静，稍更作为之政。今进言者一切以为非，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间新旧，惟归于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丰行私盐条禁（详见《政迹》）。 　　二年三月庚申，给事中、中书舍人言：『先帝以文散官定为寄禄法，实一代之新制。议者浅陋，妄加穿凿，遂请分为左右。元法本缘禄秩，不为流品，今合除去。若谓正议大夫、光禄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辖细转，法有未尽，合行宗补[3J，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及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存左、右字，以分杂出身及无出身人，依旧作两资迁转。』从之。 　　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六月乙酉，诏：『元祐初减定除授正任已下俸禄，递损物数不多，有亏朝廷优异之礼。其见行条令，悉宜罢去，并依元丰旧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赐，自依元祐法。』 靖国元午三月二十七日，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奸臣建言：清遵省俭。自太皇太后以下，递有裁损，宗室正任，皆被减损，意在诋诬元丰。哲宗亲政，察其奸心。至是始复元丰法。』旧录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见小人之心无忌惮也。 　　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奉诏措置财利，窃见熙宁中，先皇帝稽参先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云云。今陛下绍述先志，将大有为，生财之道，无以易此。乞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立为定制，以幸天下。』（详见哲朝《青苗》） 　　九月，详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诸路，应缘常平敛散等事，除今来申请外，并依元丰七年见行条制。其给纳常平钱有所抑勒，令提举司觉察奏劾。』从之。

　　三年正月，诏罢合祭。自今间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诏三路保甲依义勇法教试。丙寅，详定敕令所言：『京东、河北、河东转运司奏：元丰官印、契书即有法式，而纸札厚大，不容奸伪。元祐之初，有司观望，申请废去天下契书奸巧之弊，复如往时。今乞依元丰条例，委得经久，于民有利。』从之。 　　新录辨曰：小人观朝廷之向背，揣所乐闻，驰骛迎合，非无耻者孰能之?方绍述之说兴，虽契券、纸札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济其谀，可以见一时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当书之。《实录》今删去，要见元祐印契法如何。 　　三月壬子，上谓二府以元祐减省功格不当，令修定，久未上。众皆曰：『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丰中以有边事，故优立赏格，其间不容太厚者。然今日方有边事，欲激厉人用命，不若一用元丰赏格，候边事息，别议增损。』上曰：『当如此。』遂降旨诸路，令告谕将士知悉。 　　四月乙酉，户部侍郎吴居厚言：『请诸路课利场务及三万贯已上者，并依元丰条举官监当，仍各委本路转运司奏举。』从之。丙申，右正言孙谔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废役也。则重不若轻。然则元丰不及元祐之法欤?曰：大纲立矣。随时不能无损益者，众目也。数省而直轻，则民之出泉者易。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翰林学士、详定修敕令蔡京言：『孙谔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谔罢右正言，并知广德军。 　　七月癸巳，枢密院言：『据知邢州张赴称[4]，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养马。第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 　　具为条画榜示云云。』从之（详见《马政》）。 　　十一月辛丑，中书省勘会元丰四年正月九日中书省札子：『应两省待制以上，并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寄禄官并置左、右字，因此许带职人待制已上、职事官谏议大夫已上，自朝议大夫便转中大夫，比其它出身人超越一官迁转。近降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并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依两资迁转。其朝议转中大夫一节，亦合废罢。』诏依议定，其已转过之人更不追改。 四年二月庚辰，诏罢《春秋》科。 旧录云：诏罢春秋科，先帝以经术迪士，独《春秋》不设科，以鲁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复设，今罢之。新录辨曰[5]：不设《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见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自汉儒据传以通经，六艺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诏罢《春秋》科，妄谓先帝以鲁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删去。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并诸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启封，读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读数百字，曾布与蔡卞俱云：『文字显不如第三人，恐不须读。』启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谕曰：『对策言先朝法度当损益，可降。』布曰：『事有适于事变，近于人情，固当损益，恐无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闻有可增损，亦当随宜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曰：『先帝则当损益。陛下方绍述先志，不当损益。』布曰：『恐无此理。』上顾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如何益?』京曰：『第言事当损益者，不可不损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须降。』然卒降为第七人。及启封，则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后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放进士，因言及损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极陈时变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岂可不得增损?如此，则是胶柱而鼓瑟也。况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团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经修改，终未如旧法。凡此之类，岂非损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6]。』布曰：『德音如此，臣复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设此罗网，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即便以为非毁朝廷，党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盖正直自守之士无他罪恶，加以此名，则无由自辨。然以臣所见言之，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视，所以媚附朝廷者，只是经营官职求利而已，却于今日自投元祐党中，以取祸患，亦无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陛下于人情事理无不洞达，愿更加审察。』林希进曰：『法度无不损益之理，如编敕，熙宁中修成，元丰中又修，今复重修。若不可损益，即第当检熙宁、元丰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类此。今日之论，诚中伤罗织之端尔。』上颇欣纳。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又言子弟当禁锢之，资产当籍没之。古今政事中，殊无义理，此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凭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门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问臣曾闻宣谕否?布曰：不闻。惇曰：有一举人论元祐人当诛，上甚称之。既而林希为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对蔡卞言：惇知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决知是天若也。』上惊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尔。惇所以知之，况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诚至论。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颔之。天若，兴化人也。 　　四月甲申，诏成都府路产茶州军复行禁榷。己酉，臣僚言：『文德殿视朝，轮官转对，盖袭唐制，其来旧矣。建隆御札曰：「今后内殿起居，应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并依旧例转对。」故祖宗以来，每遇转对，侍从之臣，亦皆与焉。元祐间，因臣僚建言乞免侍从官转对，续有旨：职事官权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转对止差卿监、郎官而已。臣以谓侍从之臣皆文学极选，以备顾问，公卿之才，由此途出。乞自今视朝转对，依元丰以前条制。』从之。

　　十二月甲辰，三省言：『熙宁年兴置市易务，本以通有无，利商贾，平物价，抑兼并。元祐任事之臣不探原先朝立法之意，一切罢去，民实病之。』诏：『户部、太府寺同详立法意，复置市易务，许用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监官惟立任满赏法，即不得计息理赏。其余应新物，并不许辄有措置，限十日条画以闻。』

校勘记 [1]本非 原本『非』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最为 原本『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3]宗补 原本『宗』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4]张赴 原本『赴』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5]辨日 原本『辨』字作墨丁，据本书体例及文意补。 [6]第不失 原本『第』上衍一『不』字，据文意及《长编拾补》卷十四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一 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上编类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1]。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岁，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耶，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于外，以致有司封驳，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舍人亦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人，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疑，深以为忧。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遂请对垂拱殿，札子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下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灾异，不恤众言，悉变祖宗旧政，多引小人，以误先帝。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2]。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惟岂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离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来，时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粗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引援，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末或十二月初也。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待制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酉，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详见《绍述》）。 　　四月甲辰，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3]，白昼告急，或手扇障，夜半造门，或包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于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明，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构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具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庙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寝息，醇酿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 　　壬子，知定州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知英州（详见《二苏贬逐》）。癸丑，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甲寅，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尝经圣览，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政、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癸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 　　闰四月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尚书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以为其用。御史中丞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故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落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诏告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臣愤其诬罔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游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轼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

　　五月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粥，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九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卨、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卨、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4]，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于前，苏轼又发六议于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曰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唱邪说，吴居厚继陈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于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寝复确官，贲于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右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轼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5]，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6]，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7]，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风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于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诏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 　　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古，开谕曲直，而光胶于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刘挚于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十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搆，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于上矣。』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阁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傅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余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汝州。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于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袭奸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唱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黜，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知南安军[8]，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京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院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于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 　　七月丙辰，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中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又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廷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谓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于昔，敛誉于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 　　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于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于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余，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于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于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于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僭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斫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拆去碑文。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修[9]，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耳。 又言：『秦观已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重罚轻，人言未允。』诏秦观降授左宣义郎，依旧处州监当。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允公住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引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 　　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于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于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廉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倚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于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浚，器械资用而辍缮完。凡属经论，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品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决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敌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维辟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奸明宪，尔今复逭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 　　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义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余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 　　八月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弃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

　　十月己巳，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 　　十二月甲午[10]，诏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详见《实录》）。 　　二年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其见釐务者任满日，视见今路分远近移一般差遣[11]。不曾落职降官者，展一期取旨。』先是，曾布独对，既论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礼恩宥在近，去岁贬谪人，不知何以处之?』上应声曰：『莫不可牵复?岁月未久，亦不可迁徙。』布曰[12]：『诚如圣谕。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为臣言，钱勰已曾来处探问谪降人牵复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党类日望其牵复。』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简，近押送峡州。九月中，未知到否，岂可便移?』上曰：『岂有此理!』又问：『惟简此行，众颇善否?』布曰：『此举固足以警两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党，未免以为过当也。』（布录在丙子，今附此） 　　九月壬寅，范纯仁在陈州，闻章惇建议，以将近郊礼，吕大防等不当用恩赦期叙复，忧愤累日，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仰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极而在宥，每颁赦令，不问罪辜，至于斩绞重囚、髡黔徒隶，咸蒙恕宥，亦许放移，岂有股肱大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悲流离?但虑一二执政之臣责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冤雠，以疑似之言为讪谤，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 　　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纯仁草奏，亲密多劝止曰：『今决不可回，必重得罪。公年老，何堪远责?』纯仁曰：『我尝为大臣，今日国家事如此，无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负天地。万一主上以我言为然，于国家所系不细。苟不以为然而得罪，虽死无憾也!』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纯仁知随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与监当差遣（详见《常安民罢监察御史》）。 　　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附见《钱勰罢內翰》）。己巳，翰林学士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见《钱勰罢內翰》）。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先是，枢密院奏事毕，忠彦留身请外，又面请曾布以欲得镇阳。又曰：『章惇陶铸一善地，遂迁出。』时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对，上遽问忠彦已迁出，又曰：『忠彦别无事，亦不至奸险。』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上甚骇之。忠彦请不已，乃有是命。右正言孙谔言：『杨畏在元丰之间为御史，其议论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向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向，偷合苟容，交斗执政，倾乱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圣意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罢帅真定府，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议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险，特行显黜。』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知河中府。其后以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词行下，移知虢州。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枢密院承旨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僚章疏，及陈请事，逐名编类，申纳枢密院中。 　　戊申，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敕牒榜节次云：「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责降人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行。」当是之时，朝命初下，万口一词，欢呼鼓舞。近者切见汪浃、李仲等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录黄行下，以元祐所献文字得罪，则前件敕榜有「其余一切不问」语，殆成虚文，将何以取信天下?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怀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几，今乃录浃、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亏朝廷号令之信，有伤国体。望睿旨检会前件敕榜，宣谕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见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问，庶无反侧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谕大臣遵守敕榜「其余一切不问」之语，未见施行。今闻差官编排元祐间臣僚章疏，仍厚赏以购藏匿。采之舆论，实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诏令天下，言事亲政以来揭榜，许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侧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真于有过之地，是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也；后之敕榜，又所以诳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所有编排章疏指挥，乞行寝罢。』 　　壬子，枢密院言：『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尝献议弃地，及称兰、会，犹为中国之蠢。虽已削官职，今朝廷方经略西陲，而仍使纯粹帅边，非便。』诏纯粹差知邓州。癸丑，右司谏刘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给舍、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尝为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无妨嫌者使领。』诏：『内有元祐中曾任台谏官，令更不干预。』拯言，盖指徐君平也。 　　二月。先是，曾布言：『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以谓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今亦尽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圣断，但恐诏令失信耳。兼如刘挚等已皆施行，恐难再行。』上曰：『只是本轻。』布曰：『如文彦博辈未经施行，将来致仕遗表之类，若一以宰执例推恩，则似太过。』上深以为然。 　　六月己卯，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见《常立以诬诋贬责》）。

　　七月己亥，诏：『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中，坚持边议，不为利回。兼领帅日久，宜进职名，以劝守正之人协心边计。特除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诚，未尝披露，忽蒙奖擢，方敢具陈。窃念臣弟大防自罹谪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虽获保全，手足凋零，犹以辽远为念。况皆在得谢之年，既哀且病，来日几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绝，衔恨无穷。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虫鱼，咸被恩泽。特轸圣虑，少赐哀怜，将臣已除职名乞行追寝，只量移臣弟大防陕西州郡居住，所贵声问稍近，少慰终鲜急难之情。臣今日得从私便，推而以及臣弟，举族怀戴，宜如何为报哉?』不听。始，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诘大忠曰：『久欲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议令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朴，为人所卖，修三二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请大防量移，盖恃前日上语也。不知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 八月丙子，诏：『王岩叟遗表，并吕大防等缘宰相、执政官罢政所得恩例及举官并罢，更不施行。梁焘、刘安世并分司，各于本处居住，今依元丰六年十月指挥。其依元祐令减半指挥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鄂州居住梁焘宜守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鄂州居住；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宜守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南安军居住。』 刘安世非执政，与粱焘俱责，必有故，当考。绍圣邸报载当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贬元祐人。二十二日，安世再贬，此又不知谁作。 　　庚辰，诏：『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在元祐中搆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乳母事见刘安世弹劾）。 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中书省送到姚勔磨勘转承议郎录黄一道。按：勔素以无行取羞乡里，赌博私酒，尝亲为之。外虽宽夷，中寔险贼。本缘身犯清议，势不可进。事已暴露，遂即弃官。至元祐中，吕大防等当路，乃以勔不仕前日为高，拔于闲散，躐处显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会，专以诋讪先帝政事、人物为功，至乃称引苏轼谤讪之语，执以为据。及陛下亲政，尚敢阴与其党合谋并力，表里相应，公肆指议，务欲遏绝绍述之意，以成其私。则勔之盗名欺世，怀诈迷国，其罪盖有不可胜责者。昨朝廷併斥奸臣，自大防以下二十余人，皆被显斥，独勔以从官善郡挂名其间，物论不平，至今叹息，谓宜依梁焘、刘安世等例追正其事，岂容使之复与有劳无过之人以岁月序进?望诏有司详议勔罪，明正典刑，以厌天下之公议。』诏姚勔永不磨勘。

校勘记 [1]迨及 原本『迨』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八补。 [2]如解倒悬 原本『如』下衍一『改』字，据文章删。 [3]小合 原本此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4]其便 原本『便』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诉理所 原本『诉』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6]渠阳 原本作『梁杨』，据文意改。 [7]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 原本作『之制际内臣之得志者』，据《长编拾补》卷十乙『制』、『内』二字。 [8]知南安军 原本无『知』字，据文意补。 [9]旧修 原本『旧』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10]甲午 原本作『甲子』。《长编拾补》卷十二注：『原作「甲子」。十二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11]近移 原本『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12]布曰 原本作『希曰』，据文意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二 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下诏榜诉理编类附 绍圣四年正月丙午，诏：『应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类定姓名责降人宫观、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孙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邻州。内子孙仍并与次远路分合人差遣。已授未赴并见在任人并罢。』 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类定责降人姓名，未见。 　　二月丁巳，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提举崇禧观王存上表陈乞致仕。故事当除东宫官，诏特授右正议大夫，依前资政殿学士致仕，其荫补恩例，各只与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论事附会故也。己未，三省言：『司马光、吕公著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及当时凶党同恶相济，首尾附会之人，偶缘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殁之后，尚且优以恩数，及其子孙、亲属，与见存者罪罚未称，轻重不伦。若谓其已死，一切不问，则使后世乱臣贼子何以创艾?至于告老之人，虽已谢事，亦宜少示惩沮。』制曰：『故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资赋阴险，世济奸回，盗窃虚名，昧冒休宠。可特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资诡激之行，以盗虚声；挟矫诬之言，以惑愚众。可特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学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资险狡之智，而济以敢为；挟凶邪之权，而为之死党。可追贬雷州别驾。』诏赵瞻、傅尧俞夺所赠官以上。除王岩已罢遗表恩例外，余并韩维，并追夺遗表致仕子孙亲属所得荫补陈乞恩例；孙固、范百禄、胡宗愈遗表子孙亲属荫补陈乞恩例，并各与两人，余悉追夺。非奸凶悖恶、无人臣之义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初议再贬光及公著等，曾布谓章惇、蔡卞曰：『追夺恩泽，此例不可启。异时奸人施于仇怨，则吾人子孙皆为人所害。兼光及韩维等家得恩泽已数十年，一旦夺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维数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维在位不久，必欲行，则且施之于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夺。』惇曰：『彼已死，虽鞭尸何益?追削何补?不若夺其恩例，乃实事。』布曰：『此虽快意，然更宜详审。布之意无他，但此例不可启耳。』惇曰：『须画一指挥。』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为便。』惇曰：『范百禄、胡宗愈之徒亦无显恶，且置之不妨。』布曰：『韩维在政府不久，又与众不合而去。莫亦无他。』惇曰：『与光唱和者，政此人也。』布反复甚久，卞曰：『亦有可议。』惟许将默无一言。布疑将以元祐为嫌故尔。 　　壬戌，诏罢承议郎张竞辰夔州路提举常平宫，以御史蔡蹈言其憸巧邪佞，元祐中谄事吕大防、苏辙之徒故也。竞辰蜀人，王安国女婿，与曾布有连。其得提举官，布实荐之章惇，而蔡卞以竞辰尝忤其妻，极恶竞辰，亟罢之。庚辰，又诏赵瞻、傅尧俞谥告并追夺。三省言：『近降指挥，以司马光等造为奸谋，批毁先帝，变更法度，各加追贬。其首尾附会之人，亦稍夺其所得恩数。谨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顷者朝廷虽常惩责，而罚不称愆。内范纯仁又自因别过落职，于本罪未尝明正典刑，轻重失当，生死异罚，无以垂示万世臣子之戒。其余同恶相济、幸免失刑者尚多，亦当量罪，示其惩艾。』制略曰：『吕大防资性冥顽，心术狠戾。背天地之恩于先帝，废君臣之体于朕躬。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趋操回邪，性资险谲。向由言路，力附党魁，唱和奸谋，毁黩先烈。可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操倾侧孽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始与兄轼，肆为抵巘，晚同相光，协济险恶。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向附凶渠，擢在谏职，阴与子婿，搆造邪谋，诋诬先朝。可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立异以邀名，匿情而趋利，习用小夫之私智，专为流俗之原人。可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职官，或京职官已上监当一员伴送前去，经过州军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刘奉世曩以小官，附会奸党，密布心腹，躐据要途。可落端明殿学士，依前中大夫、光禄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韩维挟伪以干名，抱虚而取进，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资政殿大学士，特授左朝议大夫致仕。王觌资赋憸回，善于原俗，附会奸党，毁刺先朝。可落宝文阁直学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韩川、孙升、吕陶，顷者大奸旧恶，相继擅朝，而尔挟忿徇私，为之死党，窃据要路，肆言先朝，造讪兴谗，无所忌惮。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峡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库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顷在初政，尝跻近班，怀藉势乘时之心，起背公死党之计，附会邪说，专为悦谀挟持阴谋，共济凶恶，夙负欺君之责，久逃附下之诛。纯礼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蔡州居住；君锡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本处居住；默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南京鸿庆宫、单州居住。顾临附会凶党，力被荐属。缘洞察于奸谋，不使超跻于近列。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饶州居住；范纯粹倾邪险诐，出于天资，反履导谀，忘其父志，弟兄倡和，协助奸凶，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均州居住；孔武仲顷由远官，召至台阁，附会奸党，躐处要班，逮予亲政之初，敢为怙终之计，失刑既久，众论未平，可特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滥居儒馆，元祐之际，附会诋欺，众论喧阗，罪状明白，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致仕。王钦臣、张耒因缘奸党，躐处要班，挟持诡谋，鼓煽凶焰。钦臣可落集贤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龙图阁□□[1]，依前官添差监黄州酒税。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尔父公著，当元祐初，窃据宰司，毁黩先烈，变乱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纯可特降授朝奉郎、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希绩可降授朝请郎，差遣依旧、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凶邪，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谋，可依前官守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吴安诗：顷者尔以邪朋，窃处谏列，鼓煽凶焰[2]，附会邪谋，可责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晁补之：尔向以险邪之资，力附奸恶之党，表里倡和，阿附导谀，可落秘阁校理，依前官添差监处州盐酒税。贾易添差监海州酒税务。通直郎寻医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3]，放归田里。已上逐人，并钱腮【杰按：腮，应为勰。】、杨畏，仍并依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挥，永不叙复。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其吴安诗、秦观所在州，差得力职员押伴前去，经过州军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朱光庭追贬柳州别驾，孙觉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泽，赵卨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例，李之纯追职及遗表恩例，杜纯追职，李周追贬康州团练副使。』大防等责词，皆叶涛所草也。 旧录云：上亲政三年，追述先志，审度考核，奸臣诬诋迹状方显。断以不疑，皆正典刑，于是继述之孝彰矣。新录辨云：《实录》载吕大防以下贬窜首尾甚备，制书尽存之，庶几后世犹有考焉。自党锢祸起，忠贤奔播，奸邪无所忌，是以极于大乱而后止，盖本于绍述之一言，甚矣其为生民之祸!呜呼烈哉!自『上亲政』以下删去制词，恐须略加删削，不必备载，更详思之。布《录》：『庚辰晚，乃闻再贬大防、挚、辙、焘等于岭表，以次黜责者三十余人。三省素未常以此语布，及已得旨，亦不复道，上亦不语。及是日，叶涛来，颇惶惑于命词，然何可遏也?』《实录》贬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 　　甲申，制曰：『彦博色厉而荏，行伪而坚。备公师于三朝，更将相者四纪。曾靡云报，尚何所仇?可落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国公。』 　　闰二月丙戌，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诸子[4]，并令解官侍养。司马康追夺赠官。上批：『张天说所进书，观其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进呈取旨。』诏张天说送开封府取勘，具情节申尚书省。其后开封府言：『天说私有《景祐福应太一集要》，及上书诋讪先帝，情不可恕。』诏特处死。丁亥，诏曰：『韩川、孙升：尔等以显附奸凶，肆为讥讪，早负罪谴，久稽典刑。川可特责授岷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升可特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 　　诏知福州、朝奉大夫叶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书舍人蹇序辰言：『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韩忠彦，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勋旧，遂蒙先帝擢用，宠遇甚厚，官为尚书，超躐夷等。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会奸恶，同为毁訾，望早赐黜责。』制曰：『韩忠彦进由世臣，擢自先帝，历跻禁从，久赞事枢，当体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诬民之浮说，行蹙国之匪谋，可依前官降充资政殿学士。』诏：『上清储祥宫御篆碑文，苏轼所撰，已令毁弃。宜差蔡京撰文并书。』壬戌，诏朝奉郎、守太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觌改送袁州居住。故朝奉郎、试中书舍人孔文仲追贬梅州别驾，及追遗表恩例；鲜于侁追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故朝奉郎吴处厚追贬歙州别驾。中书舍人蹇序辰奏：『刘安世等，皆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为近例。而孔文仲、郑雍、安焘等犹未见行遣，比之奉世等责罚，其为失当，不伦甚明。』制曰：『郑雍顷由附会，得列言官，乘时抵隙，骤至丞辖，助成奸慝，无补事功。可特落资政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壬寅，中书舍人蹇序辰言：『安焘被遇先帝，至为执政。方文彦博、司马光竞为弃地之论，焘实与其事，内结张茂则，与之表里；外同奸党，为之借留。及蔡确得罪，又从而出力挤之。当是时，旧臣相继被斥，独焘徘徊数年，偶缘丧母，方私去位，则协助光等为多，非特附会阿谀而已。究其本末，背负旧恩，见利忘义，尤在韩忠彦上，此皆中外所传闻，朝廷所照见。伏望圣慈，更赐裁度，比附同罪已罚之人，一体参酌施行。』制曰：『安焘持禄保躬，协谋蹙国，依凭奸党，为己助留，诬蔑劳臣，随时挤陷。上辜寄托，久负谴诃。可特落观文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甲辰，诏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昭州别驾、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三月壬午，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讟讪宗庙、睥睨两宫、交通近习、分布死党。考言观事，实状具明。而包藏祸心，踪迹诡秘，相去八年之间。已有不可备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牍，又散在有司，莫能会见。若不乘时取索编类，必恐岁久沦失，或邪党交搆，有藏匿弃毁之弊。欲望圣慈特赐指挥，选官将贬责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从之，仍差给事徐铎及序辰。 　　四月乙未[5]，校书郎陈瓘通判沧州。曾布、林希同白上：『近闻陈瓘补外，瓘自登科二十二年[6]，犹作权通判，若罢校书郎，与除一校理，不为过。以人材论之，岂在周穜、洵武之下?』上曰：『章惇亦云其当作馆阁，但议论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见其乖僻，但议论诋讹蔡卞耳，他无所闻。』林希曰：『瓘常为越州签判，与卞论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才实不可得。』布云：『主张士类，正在陛下。愿少留圣意。』上欣然纳之。惇言陈瓘议论乖僻，以瓘言神宗晚年疏斥王荆公不用，此乃苏轼之语也。 　　辛丑，故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故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公著制词曰：『先朝擢居枢府，迨予纂服，复任宰司。宜竭忠谋，协赞王室。而乃废体国之大义，忘事君之小心，阴结奸臣，私怀异意，谤讪先烈，变乱旧章。积恶终身，久益暴露。孽实自作，刑难幸逃。虽尝示于小惩，尚未符于众论。是用追贬岭表，降秩州掾，庶期幽冥，知有所畏。』光制词曰：『尔以诋讪宗庙，迷误朝廷，戮有余辜，死未塞责。久稽罪罚，追正典刑，而隐慝愈彰，公言难掩。尝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僭谕宝慈圣烈非意之事[7]。兴言及此，积虑谓何?虽死严诛，再加贬职，庶几来世，永有创惩。』先是，邢恕、章惇言：『元丰八年，神宗晏驾。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马光送别于下浮桥船中。光谓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不可不虑。」』宣训者，北齐武明娄太后宫名也。娄太后废其孙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专谤宣仁圣烈皇后有废立意，又伪造光此言，以信己谗。然祖禹实以七年冬末赴召，虽惇亦知其诞妄，故不复穷究，但借此以罪光，谓光志在倾摇，猥用齐武明事拟宣仁圣烈皇后，并吕公著复追贬之。惇称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吕公著素有家风，凡变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壬寅，诏范纯仁元祐四年罢相恩例不追夺，并给还；王岩叟依例追夺。又诏赵卨追元任大中大夫、中大夫两官并历任职名，所有赠官，亦行追夺。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请也[9]。王珪为臣不忠（详见王珪诬谤）。

　　五月辛未，诏榜示朝堂：『朕以眇躬，获承先搆，永推休烈盛美，欲以昭示万世。而顷遭群奸，同逞宿憾，兴讹造讪，力肆诋排，政事人才，废毁殆尽。夙夜惮惧，靡敢遑宁。思与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几德业，传信无穷。念今在廷之臣，鲜知事君之义。崇乡原以为善士，造虚誉以进无能，以交私合党为先，以奉法守公为讳。才智胜任则闒茸共嫉，趋向至正则颇侧深仇。端亮劲挺有特立之权者，不见容于众人；媕阿回通持两可之说者，必得名于流俗。沉溺忘返，险薄可嗟。乃阴怀私恩，显废公议，以奸臣所斥逐为当罪，所变更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为不然，所褒擢为非当。借誉余党，幸复甄收，务令旧章，未能淳一，扇为是非不定之论，欲开善否更用之端。浸长小人之道于难知之中，以疑天下之听于未孚之际。幸时事之中变，庶人情之翕从。每怀及兹，良用慨叹。朕察言观事，灼见邪心，欲正典刑，常申儆戒。继自今日，尔其自新，式惩厥愆，毕趋于正。示以好恶，非曰苟然。其或怙终，必罚无赦。咨尔在位，尚克钦承。」』元祐初，章惇争论役法札子有云：『役法可以缓改，非如山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与蹇序辰谋共造诏榜，虑惇不从，乃持惇元祐札子以胁之曰：『若谓居厚京东所行非是，则先帝褒诏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语，于是从序辰所请，降诏榜云。丁丑，三省言：『降授朝议大夫致仕韩维，以先帝东宫旧臣，在元丰末，朋附司马光，最为尽力。仍于奏状内称止为上谢，太皇太后特赐褒谕，更不奏谢皇帝，显有无君之心。』诏韩维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致仕，于筠州居住。维诸子乞尽纳己官，听父里居。诏以维先朝旧臣，年八十一，特许之。其诸子告章惇云：『父执政与司马光议论不合。』故得免行。 　　十月乙酉，三省言：『大中大夫、知成都府郑雍先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落资政殿学士。今虽未及期，该非次赦恩合叙。』诏郑雍及吕大防等指挥永不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 　　十一月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刘奉世当元祐间，先合刘挚，阴为谋主，倾害策立顾命大臣，有不利王室之意。昨责郴州，阶官犹为中大夫，公论未免切叹。近复堂除其弟当时知常州见阙。按：当时才智桀黠，有过人者，奉世阴谋密议，莫不通知。请罢当时常州，别除一岳庙差遣；其兄奉世，亦乞更降授一散官，依旧郴州安置。』诏刘奉世责授隰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刘当时差监南岳庙。辛丑，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也。先是，上与辅臣语及元棺政事，又曰：『程颐妄自尊大，至欲于延英讲说，令太母同听。在经筵多不逊。虽已放归田里，可与编管。』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议论过当，而上怒颐为甚。又曰：『便与编管。』章惇曰：『合羁管。』上曰：『只与编管。』再对，又及之。后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颐编管，盖林希力。希意恕必救颐，则因以倾恕。恕语希云：『便斩颐万段，恕亦不救!』闻者笑之。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梁焘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将大有所诛戮，会星变（九月五日），上怒少息，然京、惇极力煅炼不少置，已而梁焘先卒于化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丁酉，诏秘阁校理刘唐老落职，添监桂阳茶盐酒税卖矾务，以唐老元祐奸党，时出险言，故有是命。甲辰，责授黔州别驾、涪州安置黄庭坚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亲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8]，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二月四日罢升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人。时刘挚、梁焘已前死，朝廷犹未知也。乙丑，御史中丞邢恕言：『张舜民除直龙图阁、权知青州。按：舜民资望轻浅，未宜遽得青州。况舜民在元祐间踪迹驳杂，今不次擢用，实骇观听。义不得已，须至弹奏，望寝罢。』诏张舜民差除指挥更不施行。申戌，权吏部尚书叶祖洽言：『伏见太常寺定到韩缜谥议，申尚书吏部覆议。按：缜在先朝，擢于罪废之余，致位枢密之地，其受先帝恩德，为不浅矣。然垂帘之初，内则交结张茂则、梁惟简，以取宰相；外则附司马光辈逐蔡确，为自安之计。至于更改法度，缜尝阴致其力。凶虐贪秽之跡，暴著中外。「庄敏」美谥，非缜所宜。』诏更不定谥。 　　四月丙戌，诏化州安置梁焘卒，不许归葬，案家属令昭州居住。 　　六月壬寅，御史中丞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将元祐中诉理所一宗公案看详，如合改正，即乞申明得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诏蹇序辰、安惇看详，内元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语言于先朝不顺者，职位、姓名别具以闻。序辰先有是请，上难之，于是章惇复建白蔡卞，劝章惇使必行，令序辰与惇及徐铎同主其事。自后缘诉理被祸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实启之。 　　七月乙丑，三省言：『刘挚等党人王岩叟，前后论事，包藏奸言，最为凶悖。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诬罔圣德，阴蓄邪谋，虽各行遣，累据臣僚上言，乞赐施行。』诏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 　　九月己酉，吏部尚书叶祖洽言：『近刘挚、梁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于元指定州军居住[9]。伏见王珪罪恶，比挚等最为暴著。今罪罚轻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议?』诏王珪诸子并恃勒停，永不收叙。庚戌，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丙辰，朝奏大夫、充秘阁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阁校理，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平仲党附元祐用事者，非毁先朝所建立，虽罢衡州，犹带馆职。上察知其人，故有是命。 　　平仲必有言者，或因看详诉理所文字也。新录辨曰：元祐贤才之盛，如平仲辈，皆一时之望。而史官概诬以党附用事者。自『平仲党附』以下删去。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诉理事上殿，曾布以：『诉理事干人众，昨朝廷指挥，令言有不顺者具名奏，中外皆以为平允，但恐议论者更有所加。愿圣意裁察。臣以谓诉理之人本无可罪，今刑部左、右两曹，一主断狱，一主叙雪。盖自祖宗以来，以至今日，凡得罪经断，鲜有不更诉雪者，但一切付之刑部，自有条格，及前此或行否，皆自有司上条，其间得雪除者，比比而有。元祐中，用事之人实有形迹先帝之意，故别置一司，以张大其事。若当时但如常日，付之刑部，则今日亦无复有此纷纷。以此言之，但用意造作之人为可罪，诉雪者似不足深责。兼人数众多，动失人心，孰大于此者?真宗践阼，有建议欲放天下欠负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云：「先帝留此，以遗陛下，以团结天下人心。」真宗欣然从之。盖人心何可失也?』布又言：『诉理之人，若先朝言有不顺，此天下之所共怒，自当行法。臣今日所陈无他，但愿朝廷守已降指挥，勿令议论者更有所增加耳。』上深然之。已而闻序辰及惇所陈，已纷纷矣。壬戌，看详诉理所言：『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书谤讪朝政，并王安国非毁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当，及王??、王斿进状，内言「父安国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于此时。」诏元祐指挥更不施行，并令改正。郑侠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依旧送英州编管，永不量移；王??罢京东路转运判官、添差监衡州盐酒税；王斿监江宁府粮料院。』 　　十月甲午，责授昭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祖禹卒。己亥，诏朝奉郎汪衍、瀛州防御推官余爽并除名勒停，永不收叙。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编管，仍备坐本人所上书行出。先是，蔡京荐爽上殿，章惇恶之，具言爽及衍元丰末各上书诋诬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书，乞宣仁归政。险诈反覆，故有是命。庚子，中书省言：『元祐元年正月，起居舍人邢恕上书言：「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同事，臣时得召对，先帝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见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亲听断，并用忠良，全去弊蠹。臣于此时，首蒙擢为右司员外郎，职为宰相属官，与闻政事。臣以为千载之一时。」又言：「韩维端谅名德，乃与司马光、吕公著一等。」』诏邢恕特降授承议郎、知南安军。恕始罢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应天府。章惇恐恕复用，乃检出恕元祐初所上书，白上曰：『邢恕除蔡确一事外，无事不同元祐。』特责之。癸卯，诏朝请郎、秘阁校理、权知潞州欧阳棐落职，送吏部与合入差遣。以元祐权臣迷国之际，棐朋附大奸，每希进用，故有是责。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元丰末，王巩累上书议论朝政，表里奸臣，欲尽变更先朝法度。元祐中，张保源累上书议论朝政，附会奸臣。』诏朝散郎王巩特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通直郎张保源勒停，仍展三期叙，于峡州居住。甲子，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圆邱，以太祖配。礼毕，还御宣德门，大赦天下，应见贬谪官员，除元祐余党及别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者与量移。 　　十二月丙子，给事中范镗言[10]：『中书省送到新知明州叶涛易知淮阳军，为元祐中诉理先朝被罪不当。详涛所进呈词情不逊，侵黩先朝。今降知州军，犹有民社，未敢书读行下。』诏涛知兴国军。镗再论奏，改管勾崇禧观。庚寅，看详诉理所言：『看详到责授成州团练副使吴居厚称「罪止缘公今遭朝廷推广恩惠，凡有罪戾，尽蒙湔洗，人情莫不悦豫。」』诏居厚特罚铜三十斤。 　　二年正月辛未，诏张舜民、毕仲游、孙朴、赵睿、梅灏、陈察、李昭玘并罢馆职（此当详考）。 　　二月己卯[11]，欧阳棐朝见，上目之，诏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闻有此名。元祐附丽，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欧阳修之子，登进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际最有功。』上颔之。己未，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谓过当。然此岂为诋讹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于卞言无不听，及相失，卞多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于卞、惇，无敢违者。』上曰：『蔡京犹与惇不足。』布曰：『惇与蔡氏兄弟无不畏者。近颇欲屈意求和于京，而京不为之屈，众尤哂之。』丙申，诏吏部员外郎孙谔与合入差遣，以元祐诉理有『衔冤饮恨』之语也。 　　五月戊辰，诏：『朕阅元祐臣僚所上章疏，得陈次升任监察御史日一二章奏。观其微意，极甚奸邪，附会权臣，诋毁先政。如『张官置局，许之诉理，其用法过重、事涉冤抑、情可矜恕，皆得伸雪。已而乞放上供封桩钱物，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之语，朕尝含容其过，庶使自新，委以谏职，复敢狃习故态，观望言事，多不中理。久居其位，殊无小补。可罢职，与远小监当差遣，添差监全州盐酒税。』 　　七月壬子，权礼部尚书蹇序辰言：『请将六曹诸司元丰八年四月以来应改更法度、言涉附会讥讪文书尽数检阅，随事编类，并着所任官姓名，具册申纳三省。』宣德郎李积中言：『请选官，应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变毁者，取会某事因何人申请乞废，因何人勘当而罢，各开当职官，具册申纳三省。言如有盗匿弃毁、增减隐落，以及漏泄者，罪赏并依编类章疏已得朝旨。』序辰及积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喻半年矣。序辰既贬，乃复检举降诏。曾布谓三省意欲有所罗织故也。 　　八月壬申，龙图阁待制、知瀛州盛陶知河东府。言者论陶昨在元祐中诋诬先烈，协比奸臣，排毁旧弼。诏陶知和州。 　　九月乙卯，通判潭州毕渐言：『请应元祐中诸路所立碑刻、纪事等，并令碎毁。』从之。 　　闰九月庚午朔，朝请郎贾易特授保静军司马、邵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尝任台谏，内怀比德，羽翼权臣，谤诬先猷，盗窃虚誉，故有是命。 　　十月庚戌，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文及甫落职、知单州，依吕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数赦恩叙复。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四月辛酉。先是，韩忠彦言：『哲宗即位，尝诏天下实封言事，献言者以千百计。章惇既相，乃制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指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诏中外直言朝政阙失，若复编类之，则敢言之士，必怀疑惧。臣愿陛下亟诏罢局，尽裒所编类文书，纳之禁中。』诏取以入。中书舍人曾肇亦言：『臣待罪右省，伏见置局编类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终，应于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件，以给舍、都司郎官兼领。自绍圣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据本局人吏已编写一千九百册投进，又各写净册，纳尚书省、门下省。乞见今进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未常申纳，续准中书送下章疏约五百余件见行编类次。臣以职事，须至论列。切见祖宗以来，臣僚所上章疏，未常置局编写，盖缘人臣指切朝政、弹劾臣下，皆是忘身为国，不顾后祸。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爱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编录，传之无穷，万一其人子孙见之，必结深隙。祖宗以来，未常编录，意恐在此。今编录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丰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国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后下至今日章疏，何为皆不编类，而独编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谕。臣欲乞指挥，将见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量留书吏，立限催修写了当外，其续送到章疏更不编录，只送中书省上簿收管，其余手分书写入等，并各放罢，所贵朝廷事体均一，不至多留吏人，枉费请给。』上嘉纳之，乃诏罢编类臣僚章疏局。

癸亥，吏部侍郎徐铎奏：『准绍圣四年三月十十八日朝旨节文[12]，蹇序辰奏：切见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乞将贬责过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仍录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又准绍圣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昨准朝旨，编类贬责过司马光等状事状，俟编类毕，缮写一本进入，以备省览。今勘会编类臣僚章疏局已准朝旨，将前后编类章疏并一宗行遣尽纳入内。臣契勘上件事状，多于章疏，内节出文意类编成书，事体一同。今来合与不合依编类章疏局已得朝旨，将一宗行遣尽进入?』诏并进入。

校勘记 [1]直龙图阁□□ 《长编拾补》卷十四作『直龙图阁』。今姑仍其旧。 [2]凶焰 原本『焰』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四补。 [3]寻医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四补。 [4]致仕 原本作『文仕』，据文意及《宋史·文彦博传》改。 [5]乙未 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四八五改。 [6]瓘自登科 原本作『瓘□登科』；《长编》卷四八五作『瓘登高科』。兹据文意补『自』字。 [7]僭谕宝慈 原本作『僭□口慈』；《长编》卷四八六作『偷谕宝慈』。兹据《长编》补『谕宝』二字。 [8]丙申 原本作『癸巳』，据《长编》卷四九四改。 [9]元指 原本『指』字作墨丁，据《长编》五○二补。 [10]范镗 原本作『范铛』，据《长编》卷五○四改。下句同改，不另出校。 [1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六补。

[12]节文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 哲宗皇帝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宣之全美，况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下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物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竣，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2]，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帝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亦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慎言。举此二者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3]，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岩叟、尧俞又各上疏论之。乙丑[4]，诏：『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不敢深辨，盖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似亦有罪。若不实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制科，举所进策论、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帝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5]，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台中。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己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思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谏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 　　十二月壬寅，监察御史杨康国言：『臣昨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其时臣未有言责，无缘上达，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闻也。此必无人为陛下言不可状，致朝廷尚稽窜责。臣今幸遇圣恩，擢置言路，岂敢畏避缄默，偷安窃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题者，苏轼也。甲辰，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人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从横揣摩之说，近试学士院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此数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学士大夫之所忌讳而未常道。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义也?考其设心，罪不可赦。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觌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此前日策题所以亏损国体而惊骇群听者，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或未欲深罪轼，即宜迁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三月辛未，苏轼言：『臣伏思念顷在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从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文，虽圣主知臣无罪，然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远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也。』轼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筯看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皇帝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已丑，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定亦有故。臣与故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6]。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文来往，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又挺之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犹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隲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补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死力，搆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经，蹈籍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朝以来，惟杨亿、欧阳修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人奸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轼亦召还[7]，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役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责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田极小事，而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犹更悖慢，其词曰：「民亦劳之，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慄。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负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比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不惟摇动朝廷政事，阴以中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 　　壬辰，诏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君锡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并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救解，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明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去之也。今贾易愤轼之负恩怀怨，首先弹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先帝，其罪一也。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有臣怀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词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后数日，轼人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赐、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述陈。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切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挟私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 轼于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贾易出知寿州，以犯祖名，改庐州。乙末，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论君锡本无风节，偶至从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宪，内外骇闻。及领职以来，雷同低昂，无所建明。称秦观才美，既极荐论，及属官有言，施行陈首，取舍反覆，贻笑多士。谏议大夫郑雍论君锡倾邪柔佞，风节不立，供职之初，即言百僚见执政官谒禁，盖向来宰相欲求自便，故设此禁。君锡观望言此，朝廷目为赶客中丞，在台中惟持两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巩不检事，君锡素与巩杯酒相从，独不言巩，仍诣船别之。望断自宸衷窜逐，以警在位。又论贾易，以为君锡弱易强。君锡荐秦观，既除正字，易弹秦观无行，不可以污文馆。君锡即自劾，盖出于易劫持也。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乃诏君锡复为吏部侍郎。及三省进呈，太皇太后曰：『君锡非有罪，但无执守耳。』吕大防曰：『诚如圣谕。大抵贾易强，君锡弱，为所劫制也。』它日，枢密院奏事已，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不知因依，岂非为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事言，显是捃拾。初，贾易言相次，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素无执持，臣从旧识之，大抵不能违人情耳。』王岩叟进曰：『君锡虽无执持，然亦非助恶之人。』又曰：『闻贾易昨来除命出圣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荐。』岩叟曰：『此人有风望。』忠彦曰：『陛下亦必是闻此擢用，乃误陛下任使。』岩叟又曰：『贾易除侍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及来，闻京师百司官望而畏之。台谏官虽得如此有风望者，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进退人太速，亦人主所当慎。愿陛下留意，别除丞、杂，犹所当慎。』太皇太后曰：『极当慎也，须求老成。』忠彦曰：『宜择忠厚者。』岩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己亥，诏朝散郎贾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知郑州。 　　七年三月。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虽道不同，而互相排毁（详见《程颐》）。

台谏言程颐川洛党并贾易附 　　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闰二月甲辰，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先是，王岩叟奏曰：『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君子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于时。陛下方欲用而颢卒，贤士大夫，无不为之咨嗟，以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起颐而用之，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愿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 　　二月丁卯，程颐言：『蒙恩授宣德郎、校书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再辞免。准朝旨，令乘递马赴阙。祇命而未获进见，遽有此除。伏望圣慈令臣人见，所降告命，不敢当受。』诏程颐许朝见，仍令上殿。 　　己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程颐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颐固辞。及朝廷诏赴阙，除宣德郎、校书郎，颐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以超擢。』辛巳，宣德郎、秘书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又曰：『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御史中丞刘挚言：『颐之辞逊不已，而陛下恩命有加，臣恐颐于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闻颐方辞恩旨，乞降指挥，依颐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官之命，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户部言：『按旧例，侍读、侍讲、说书请给一同，其说书程颐未敢依侍读、侍讲例支破。』诏程颐职钱特添作三十贯。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再辞据颐集。从违当考。本传乃无此）。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常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谓馆阁官皆请见钱，岂有经反折支?又检例，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二月，苏轼尝骂程颐（见台谏言苏轼)。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谏吕陶上疏论朋党，其略曰：『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张舜民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详见韩维争机务）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题策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颐、轼既交恶[8]，其党迭相攻。易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竣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公著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将有进导谀之说以惑上心者。当此之时，方赖左右力争，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除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尝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尝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益无职分。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台谏官，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尝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论正颐罪，倘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且一切仍旧，因深斥颐短，谓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 此据旧录稍删润之，但削去『颐流俗，雅为群奸所知。如是，言者以为间乱黜之，非其罪』等语。新录、《辨诬》云：颐知上疾而告于宰相，斯未为过。而言者乃以腾口为罪，又取市井间语以加之，甚矣，今删去。按：史官但当录其实以劾颐，颐亦坐是黜，安可没而不书?若辨其是非，则付来者可也。 　　颐因三上章，乞纳官归田里，不报。又乞致仕，亦不报。

　　九月庚申，侍御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深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前日颐罢，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轼自立朝以来，咎愆不少，然其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及于大悔吝。』 十月甲申[9]，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易既罢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皆乞补外，诏不允。于是辙言：『易谢表皆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群臣谗邪罔极，朋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丧沮。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间有云苏辙持密以告人，志在朋党，而害正臣，非台谏。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则不当复以风闻言事[10]。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朝廷取问密状。如所言有实，臣甘俟朝典。』于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为谏官，而易惟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颐于人物少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伏望早赐指挥降黜，以惩朋党之风。诏贾易已罢言职，不合于谢上表内指名论事，故有是责。 旧录云：御史交章论易谢表文过。按：此时胡宗愈为中丞，王觌为侍御史，丰稷为殿中，赵挺之方蒙赵屼为监察。不知言者为谁?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则御史，或御吏蒙也。交章，当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颐，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丧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等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 　　六年五月丁丑，苏轼言：『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之以色词。』（见《苏轼诗谤》）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阙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入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道不同而互相排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乙巳，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言：『窃见丁忧服阙人前通直郎程颐除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无名，颇骇士论。按：颐当元祐初，用大臣论荐，始除幕职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辞。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之，即欣然就命。盖其志在躁进，故辞卑居尊，速冀显达。』又曰：『备位经筵，辄敢以师臣自处，欲求坐讲。是时台谏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固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显黜。前谪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丧除服，还其旧任足矣，一旦宠擢无名，优进儒馆之职，将何以惩戒妄人，耸劝多士?』 　　四月丙寅[11]，吴立礼又言：『按：颐素履非正，狂妄躁进。言其内行，则娶甥以为妻；论其沽名，则索隐而行怪。以游说为事业，以排闼为功能。邪说诡词，足以乱政。兼颐昨以罪谴谪，会未满秩，即丁父忧，朝廷因其除服免丧，躐进儒馆之职，可谓异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宠渥逾分恳辞优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归就田里。夫人臣进退，固有大义，苟无意仕禄，自当求致王事，以礼而去，未闻去就轻易，率尔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惩戒在位?』己卯，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诏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之待种放，不是过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才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诣，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臣非为期罔，以误圣听者也。颐在经筵，切望皇帝陛下进学，语及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无不恨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 　　五月甲申，监察御史董敦逸言：『切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谢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怨躁轻狂，不可缕数。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当时有所建议，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公卿之门，动摇言路。陛下圣明，察其疏谬，止令罢职，亦朝廷之宽恩也。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孟子、伊尹以自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望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宫。颐初表言：『臣昨被责，出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斥逐之人，将何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后听，岂可力辨以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生愧惧。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僧，动招谤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臣昨因丁忧，既已告去，今来所降告命，不敢祇受，已于河内府寄纳。伏乞朝廷检会臣前来五次奏陈，特降指挥，许归田里。』诏不许。颐又言：『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达以干时。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切恩之，以讲学待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词，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庶交发志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冀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自二年春，后来臣每进说，陛下尝肯首应。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载之遇也。不思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12]，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嗟公论。志既求于事道，义当尽于为臣。既屡恳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当遂于初心。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闿今传后[13]，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岂期矜贷，尚俾甄陞，恩虽甚隆，义则难处。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伏乞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指挥。』既有崇福之命，颐即承领敕牒，第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校勘记 [1]壬寅 原本作『庚子气据《长篇》卷三九三改。 [2]所损 原本『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三改。 [3]辛酉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三九四改。 [4]乙丑 原本作『甲子』，据《长篇》卷三九四改。 [5]既读 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6]吕陶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维』字，据《长编》卷四一五删。 [7]兄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五五补。 [8]颐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补。 [9]甲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四○六补。 [10]则不当 原本『则』字作墨丁，《长编》卷四○六无此字，今据文意补。 [11]四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12]常态 原本『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13]闿今 原本『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四 哲宗皇帝

张舜民罢言职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仍令赴馆供职。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权归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挟乾顺专横滋甚。去年虽数遣使入朝，然权臣争权，传闻多端，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递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及所赐金帛，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节属羌。今戎心桀骜，宜且加兵问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枢密院奏：『舜民谓文彦博照管刘奉世，遂差充夏国封册使。勘会差奉世即非文彦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责。』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舜民因论边事，言文彦博照管刘奉世失实罢言职。切以朝廷置御史，盖虑下情壅塞，开广聪明[1]，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赐追还，以叶《易》不远复之义。』侍御史王岩叟言：『谨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之语，非出自撰，乃是收采众论，闻之朝廷，此盖言事官常体[2]，复有何罪?伏望特回圣意，还舜民言职，使忠臣义士得尽其心以事陛下，而众庶之情不壅于上闻，不胜幸甚!』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升言：『舜民所论彦博得于传闻，不敢隐默，以负朝廷。使令其言是，所宜虚心行之；其言非，苟无邪枉附会之意，亦当家其疏直无他，以开谏争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罢黜，臣窃恐自是言者以舜民为戒，权臣过慝，不敢复言。愿还舜民职任，以安士论。』右谏议大黜夫梁焘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纪纲之官。人主或有阙失，犹直言正论，至于犯颜逆耳，无所回忌。臣下过失，安得畏避不言哉[3]？今者御史敢言之公议[4]，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愿还御史，示天下以纳谏求助，消权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谏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节，司马光贤之，荐充馆职。陛下擢置御史，士论皆以为得人。今视职才两月，正直之节未获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闻罢职，窃为陛下惜之!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右司谏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 　　五月癸丑，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同举监察二人。尧俞、岩叟等言：『臣先准敕同举监察御史，遂荐承议郎张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罢职，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补，被黜无名，清议沸腾，不以为允。累章论奏，乞陛下特赐优容，许归言职，上以全国体，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开纳施行。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二道，不敢祇受。』己未，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侍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累奏不绝。庚申，诏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赴都堂，宣谕曰：『朝廷选任卿等为耳目之官[5]，正要别白是非，视听无惑，故自来章奏，多所允从。今张舜民所言不当，岂止言文彦博主张刘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问罪夏国事，或从其言，岂不为国生事?今只令解罢言职，盖恐将来更有论奏，难于取信。若复留言职，恐误视听。今将舜民所奏示卿等，宜详悉之。』尧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等详阅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请，不是欲兴师问罪，亦非要终了不封，只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语甚明，别无他意，惟欲朝廷审慎而已。伏望圣慈更加省览，则舜民之过，且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后疏付三省公议，早赐施行。』右仆射吕公著虑言者将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曰：『伏见陛下自临政以来，开广言路，登用直臣，纳谏之盛，近古未有。然台谏官数人例各供职日久，前后言事既多，不能一一尽忠。欲乞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如此，则陛下于言职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骇动物听。』癸亥，手札付吕公著：『览卿奏，以台谏官供职日久，欲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详卿忠意，深月嘉叹[6]。宜先具可罢言职人名开坐[7]，除拟次第，密具实封进入。』公著即依旨条上。明日后，降手札数条付公著，问可否，且言不须别作文字，只于逐条下贴出奏人。复数日，尧俞等皆遽迁，盖用公著之言也。 　　丁卯，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挚为尚书左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书王存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承议郎、大理少卿杜纯为侍御史，朝请郎、殿中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朝奉郎、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并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侍御史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谏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孙升差知济州，右谏议大夫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以谓：『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问曰：『不当。』焘曰：『言者论之，是乎?』问曰：『当如此。』焘曰：『给事既知罢御史为非，又以言者为是，初不驳正之，何也?』问曰：『是有台谏。』焘曰：『朝廷命令之出，间有失当，初则有舍人缴纳，中则有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公议不以为然，谏官、御史乃论之。今给事不举封驳之职，乃曰「自有台谏」，如此，焉用给事乎?』问引咎。焘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差耻。及宰相遣使召台谏官至都堂听诏，焘约同列曰：『必以张御史当继求对。』至宰相而出手诏，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焘同御史与宰相执政辨论久之，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曰：『台谏出入，乃是朝廷常事。』焘曰：『枢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闻天下，不谓枢密以朝廷罢直臣为常事，此非公论所宜出，固非焘所愿闻也。』门下侍郎韩维曰：『且重惜国体。』焘曰：『台谏论不当因大臣罢天子耳目之官，正谓重惜国体，使纲纪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斥去台谏正论之臣以紊纪纲，曰「重惜国体」，非所论也。』上章请对。明日面谕，至伏地恳谏，退即居家待罪。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廉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光庭、觌、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规益，宜稍迁擢。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皆递迁，而升、焘有是命。尚书左丞刘挚言：『臣伏自罢去言职，待罪都省以来，不复以章疏论事者，盖以谓职在执政，苟有所见，自当与同列佥议进对，显奏公言而行之，不当私有密请。乃有不得已之事，须至一言冀效。方一十五日，吕公著送示内降批旨，罢谏官梁焘等，或稍迁，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数人。臣窃料陛下必以近日张舜民事，言者救谏，纷纷不已。舜民轻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议者欲慰大臣而罢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体圣朝优礼元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从而移罢台谏，则恐不止于三失。而朝廷之失，最处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徨，深为之惜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尽乞改正，所以区区言之者，非独为数人，盖所惜者，朝廷事体耳。数内孙升、梁焘，外议皆以为责之太重。臣欲望圣慈详酌，宽此二人之责，还其责任，以救言路，以扶忠臣之气。』丁丑，手诏付吕公著曰：『岩叟不能自为为朝廷论事，而多计会已下之官，符同论列，及荐张舜民不当，欲行黜责。然以前后论事颇多，不欲深罪难为，授起居舍人。今因坚请外补，欲除与一直集贤院、提点刑狱差遣，于恩礼不为不优也。如中理，则持批岩叟再乞外补状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封进入。』公著言：『岩叟近日言张舜民诚为过，但自来台谏，亦是相率论事。今若因其坚乞，补与除直龙图阁、知藩郡。近时朱服、满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岩叟在言路日浅，虽有除命，比朱服、满中行不曾赴职。卿相度于龙图阁下一等职任拟定，实封进入。』竟以岩叟为直集贤院。然故事，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8]，乃除知齐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尧俞罢知陈州。王岩叟既辞起居舍人，以直集贤院知齐州，尧俞乃言，与岩叟事始末同，愿并罢中丞补外，故有是命。壬辰，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通判虢州。 七月乙丑，吕陶上疏论朋党（见《韩维解机政》）。

韩维解机政吕陶附 　　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余件。经今多日，疑无奏牍。及今开具闻奏，却称须候讨寻。 御集《赐韩维手札》：『卿向日延和殿奏，待与范百禄理会十数事，可只今开具进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 　　夫辅臣奏劾臣僚，当刊章疏，明论曲直，岂当但口陈，意欲无迹?既无明文，何异奸谗?维为辅臣，不正如此，将何赖焉?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上疏言：『维昨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若以为性强好胜则有之，亦未见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当有章疏，则自来大臣造膝密论，亦未常须有章疏。此来批语所罪，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维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废弃。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责，罪状未明，虑必有仇嫌之人飞语中伤，以惑圣听。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中外闻之，无不惊骇，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稍回圣虑，其批降指挥，见只在臣处收掌，听候圣旨。』 　　是日晚[9]，中批付吕公著曰：『览卿所奏为罢韩给事，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要津，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维之强横。若俟其有请而后罢，则今后朝廷何敢行事?纪纲自此不复振也。卿更详度，作文字进人。』中书侍郎吕大防亦上奏曰：『臣窃详韩维忠谠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临政，擢维于沉滞之中，委以柄用，贤士大夫，莫不称颂盛德，为之相庆。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遣责，恐非所以风示四方、开接众正之体。』中批付吕大防曰：『览卿所奏韩维事，维为大臣，臣僚罪恶，自当行公，岂有口陈而已者?此不为罪，为何耶?宜依已降指挥施行。日后果有臣僚诵言营救，必当重行贬窜。』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两札子论列韩维不当责降事，伏蒙圣慈特降批旨，稍霁威严，仍令臣更详度，作文字进入者。臣所以区区论奏，盖以韩维于兄弟中最有美誉，亦别无奸邪显状。若诏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讥议。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来，包容蔡确等，使自引去，独于韩维小能稍忍耶?伏乞圣慈少留神虑，其元降到指挥谨同封进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韩维兄弟中最贤[10]，以兄弟推之，则粗有虚名。若考实，则未闻维之欺罔[11]，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责，止令其罢门下侍郎，与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实封进入，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拟上邓、襄两郡，及令带资政殿大学士，更乞裁酌。』甲子，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12]，然犹用前责词。公著乃与中书侍郎吕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访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今韩维未闻别有大过，不候封章陈请，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谗诉，上误圣聪，致陛下用贤不终，使大臣失进退之节，实恐正人失望，有亏圣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与韩维亦沾姻戚，既欲上俾圣化，虽避嫌自安，更乞圣慈遍询文彦博、吕公著以下诸大臣，则知维之邪正。』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词头，具状曰：『臣伏思韩维所言，若百祿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则维言为当，罪在百祿；百祿无之，则维不为无罪。伏望陛下质以公议，则是非自见。所有告词，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辅臣奏劾臣僚，岂有案牍不具，徒口奏而已哉?盖是出于容易，谓予听览可欺也。以此罢其职，岂谓与范百祿较正是非，然后为有罪耶?且依前降指挥，作文字施行。』肇复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韩维指陈范百祿所为不正及非理事迹者，非欲令维与百祿较正是非，正欲核维之欺君与不欺君耳。若维所陈皆中百祿之病，则是维与执政敢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谓之欺哉?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具案牍为事哉?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谓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德不为无损。』不报，先是，左司谏吕陶累章论：『维怙势任情，阴窃威柄，方陛下垂帘听政，不宜使大臣如此专恣。若不早赐罢免，邪计必行，邪党必胜，非朝廷之福。』 《陶家传》云：五上章论维。然未见陶五章。《实录》称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盖指陶也。陶论维除用亲属，亦不一章。及维罢免时，陶已为谏官，不为御史矣。不知《实录》所称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与陶同日徙他官，均固尝论维，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传》略有此数语，更须考详。今徽录《均传》亦不载尝有章劾维，奏议亦无。 　　及是，又言：『伏闻有旨差维知邓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术，耸动四海，慑服万方。自古圣君英主，无以过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还词头者，盖肇向忝中书舍人，累有臣僚弹奏，维为肇力主张之，今日肇以此报德耳。臣又风闻肇与韩族议为婚姻，若果如此，圣明更赐审察。』 　　乙丑，左司谏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先是，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缘张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请补外，上疏论朋党曰：『臣起自疏远，无左右之助。陛下擢于众人之中，付以言责之任，感慨自誓，恨无以报万一。然臣尝为谏官、御史，当尊朝廷、肃臣下、谨名分、正纪纲、远比周，然后为称职，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牾同列，亦既多矣，违戾权贵，亦已甚矣。顷因程颐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谓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替，实生厉阶，乃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晤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而伸己也。同舍缘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眦，伺隙求报。未几，张舜民罢职，台谏纷然，共议营救，亦欲率臣同人文字。臣既思虑短暗，始欲救之，遂诺长贰，以谓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后全台具疏，力来强臣，臣乃详论舜民之言不可从，舜民之罪不当救，面却其请，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谕，其人各以为恨，怀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独逸，遂形恶奏，上浼圣聪。仰赖陛下睿圣天纵，照见邪隐，朋党不攻自破，孤臣获全。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今政令得失及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以此悦韩维也。韩缜误神宗之政事，韩宗师忝秘阁之除命，韩宗儒秽恶之迹，郭茂惇赃贪之罪，臣累尝弹劾，则维之憾臣亦深矣。彼杜纯者与韩氏为婚姻，则纯之言臣以为悦韩维，迹状亦明矣。至于贾易为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词以罪臣也?谓臣已尝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许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谓臣见同官罢职，不出力以救之，为薄于风义乎?则事固有轻重，理固有取舍，不可执一而言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绝，必欲臣废逐而后已。臣深痛朋党之弊至于斯也，伏望陛下哀怜矜照，罢臣言职，免使纷纭之议烦惑天听。臣不胜幸甚，』又言：『杜纯至台以来，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台定夺，纯独持深议，意务在杀，与胡宗愈等各状论奏，近日阿表之事是也（阿表事当考），此亦可见其附韩维矣。贾易既与臣异，又欲率孔文仲上殿论奏，文仲拒之。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诱文仲，欲令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所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颐学。因杜纯得为御史，以颐与臣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状言吕陶，其略云：『傅尧俞、王岩叟近尝弹陶为不曾论列张舜民，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传闻吕陶不自引咎，尚敢毁诬忠良，以为强横，逼使言事。如果其然，何陶之小人，而无忌惮，一至于此!且尧俞、岩叟亮直一心，求以报国，天地鬼神，固亦鉴其诚意。措绅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称其贤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诡谲奸人，安然履位。按陶习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险于山川。托朋附以自安，怀机穽而难保。』及是，陶与均罢言职，陶外补而均内徙。 两人俱罢言职，均内徙而陶外补，盖易攻陶特甚，或由此。出命不同，均曲折，当考。赵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戊辰，辽使辞[13]，吕公著于便殿复论责韩维事。是日，内批付公著曰：『卿适奏改韩维词头，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诏中书省：『韩维告词宜作均劳逸。』意舍人苏辙实为之。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新、旧录并书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故罢，独不称御史姓名。按：论维多除用亲属，有吕陶章疏可考，然当时罢维，乃专坐口陈范百祿过恶而不具文字。《吕公著家传》及吕大防家所藏御札并曾肇奏议载其事甚详，不知旧录何故都不取，而新录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邓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知汝州。维解机政出，而其兄绛言其病瘁，请汝州以便医，故有是命。

王觌罢谏职 元祐三年五月癸亥[14]，右谏议大夫王觌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如此岂可以为执政?』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仍不得带职。』其日戊午也。 十二日也。觌章当求全本增入。觌有章疏，乃独无此，当考。 　　翼日己未[15]，吕公著言：『臣与王觌旧不相识，在前朝及陛下临政之初，并不曾荐举。但见觌自任言责以来，凡言数事，最为稳当。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未必协众情。其内降指挥，臣与吕大防、范纯仁等商量，亦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与包容，更加圣虑裁酌。』后二日辛酉，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与司马丞相皆亲尝荐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诚有直声，然自任中执法，颇为浮议所惑，所言事多不协众望。』刘挚进说甚力，太皇太后厉声曰：『若有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挚顿首谢曰：『陛下审察毁誉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当顾大体，胡宗愈亦非所愿。』文彦博曰：『刘挚言事，愿赐采纳。』太皇太后意犹未解。是日，公著与文彦博及大防、纯仁等面论[16]。纯仁退而上疏曰：『臣昨与吕公著等，并今日与彦博等两次帘前奏陈[17]，乞宽王觌之罪，盖欲假借台谏，使人人敢言。其心止于如此，更无他意。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以臣等不避违迕，视缕开陈，罄竭愚诚，冀回天意。臣若面从顺旨，则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之求?何足以处群臣之右?又况彦博、公著等是累朝旧人，陛下留在左右，辅翊皇献，未常有阙，今日岂有雷同罔上，庇护当人?盖其爱君之心与臣无异，惟在陛下深加采纳。所有元降出贬王觌官文字，臣未敢签书，更乞圣心熟虑。』又奏：『臣曲谢日已曾奏闻，昔先臣与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用为执政，三人各举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进者造谤语，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皆得补外，所用之人，类遭贬逐。当时搆谤之人皆欣快相贺曰：「且得一网打尽!」此事未远，众人犹知，亦可以为朝廷深戒。』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 此据曾肇墓志。 　　中书舍人曾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词头，五月十三日奉内降指挥：王觌言事不当，与一外任合人差遣，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差知润州者。臣承乏近侍，理未有安，合具敷奏。臣伏见陛下临政以来，开广聪明，大启言路，拂意逆耳，诋讦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闻者，莫不虚心克己，温辞色以受之。故如觌者，身在言责，有所闻见，不得不为陛下尽言而无隐也。陛下未以其言为然，犹当宽大含容，未宜遽弃。觌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重轻，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屈，在此一举，臣不得不为陛下虑也。伏望陛下以觌所论质之公议，苟其言可取，固当行之；无足采，亦愿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始终如一。所有制词，未敢修撰。』庚午，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罢，改除闲慢差遣。诏答曰：『朕开奖言路，通达下情，虽许风闻，犹当核实，岂以无根之语，轻摇辅政之臣?朕方驭众以宽，退人以礼，加之美职，付以大邦。朕既无负于听言，卿亦何嫌而避位?衹服乃事，毋自为疑[18]。』苏轼之词也。监察御史赵挺之奏：『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负屈。伏愿追改责觌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独责觌，上论尤以为疑。』 编类章疏五月二十五日、三十日事附此。 监察御史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复假言路。去年逐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乞追寝罢觌之命。』

邓温伯再入翰苑 　　元祐二年八月申辰，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位。 　　五年二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言：『温伯赋性憸柔，巧于附会。元丰之末，已在翰苑，交结蔡确，求固宠祿。及陛下践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时王珪实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曰：「预定议于禁途。」及为确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轻重之间，包蓄奸意，阴受邪说，以攘王珪之美。侥幸异日，操心不忠，莫大于此。及确之败，罪状方露，适在忧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尝有天官之命，门下封驳，就改亳州，搢绅之间，已有疑论。今方累日，遽复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实恐赏罚之差惑。伏乞收还除命，别选贤才，庶远奸人，以隆圣德。』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御史中丞梁焘等相继论列，亦不听。岩叟又言：『臣近封还温伯词头，蒙指挥以次舍人撰词。缘其日亦是臣当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疏谬，无此处分。若犹冒处，义实难安。伏望圣慈矜察，特许罢职，以适愚分。』诏不允。岩叟又言：『今温伯之用，以邪乱正，有害治体。臣所以辄敢封还，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徙改词臣，则是臣滥居职分，无补圣时，莫伸守官之义，有愧代言之责。伏望圣兹检会臣前奏，早赐俞允。』居两月，岩叟竟徙官。 　　四月丁酉，诏：『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其翰林学士承旨告缴纳。』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论驳不已，故有是诏。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曰：『臣昨封还温伯除翰林承旨词头，伏奉指挥，以次舍人撰。臣以所言无取，两乞罢职，未蒙俞允。今日别承温伯改除侍读词头，臣亦不敢辄行，缘臣本论人才之邪正，不争职名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以进学为急，正当慎择正人，日侍经帏。以辅养圣德之时，而进邪佞，以置左右，臣窃惧焉。伏望收还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命，获闻至公之论。』诏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后从初命。辛丑，诏邓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学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谕执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记取，便与迁。』及退，右丞许将谓同列曰：『帘中语殊未婉顺，盍再将上?』中书侍郎傅尧俞和之，吕大防以为然。时郑雍闻王岩叟再封还词头，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顷除温伯为学士承旨，而众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纳说。臣不知温伯为邪而退之?或以为无过而用之也?』于是执政并雍疏进呈，卒从初命，而有是诏。雍所撰承旨告犹在阁门，乃徙温伯拜受。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见朝廷除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则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继又给事两次封馼。臣窃谓至公之朝，必无遂非之理。迁延累日，未敢论列。比闻传报，前命复下，搢绅相顾，莫不失色。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说。及观告词，乃知陛下以扳附之故，遂加恩宠。臣独疑其不然，须至辨正。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扳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官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扳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惶出阁，诞膺天命，遽登宸极，中间温伯虽曾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扳附加之，显为非据。』又言：『温伯资禀奸邪，贪附权利。熙宁中，王安石、吕惠卿势均力敌，更相倾陷，温伯始终反覆，出入两党，巧搆侧媚，情态万状。元丰间蔡确用事，悉心付托，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极，褒赏辅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则曰：「预定议于禁途。」为确命词曰：「尤嘉定议之功。」臣闻太皇太后之立孙、神宗皇帝之与子，上当天意，下符人望，圣心先定，不假外谋，考经稽古，无一不合。确实何力，敢贪天功?』 　　五月庚寅[19]，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等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诏遣中使谕焘[20]，促令受告[21]，仍押赴省供职。焘既谢，即言过坤成节上寿讫当请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讫，辞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阴附蔡确，不顾传制命以欺惑后世。温伯有负国欺天之罪，中外共知。』己酉，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是以公议皆谓朝议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 　　七月丁亥，侍御史孙升言：『凡命制词者，比其臣为稷、契、伊、周，则其君为尧、舜、汤、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确为周勃诛诸吕、定刘氏，则未审以何后比方圣上也?岂不知有所嫌哉?又曰：「及在受遗之列，尤嘉定议之功。安辑庶邦，有若召公之老；可属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确受遗事也。此皆叙事之词，不可无实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论宣付大臣，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无以藉口。』癸卯，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言：『自三两月以来，士大夫汹汹于下，造作语言，更相窥伺，人心不安，皆将温伯及焘等去住阴卜朝廷意旨，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邪佞之党无不欣然得意；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从来忧国之臣，莫不疑惧。去留之际，中外便生观望，动摇事机，无甚于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先是，温伯撰兴龙节祝寿词，用『负黼康、凭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温伯非所当用以祝寿。适象求差人别试所，侍御史孙升又继论之。章三上，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太皇太后谕执政，令兼承旨。于是温伯有是命。

校勘记 [1]聪明 原本作『□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补。 [2]言事官 原本作『言事君』，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3]言哉 原本『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补。 [4]今者 原本作『者今』，据《长篇》卷三九九乙正。 [5]为耳目之官 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四○○补。 [6]深用嘉叹 原本作『深欲用之』，义不通。兹据《长编》卷四○○改。 [7]先具 原本作『先且』，据《长编》卷四○○改。 [8]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 原本作『知杂御事无提点刑狱者』，据《长编》卷四○一改补。 [9]是日晚 原本无『晚』字，据《长编》四○三补。 [10]所奏 原本『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补。 [11]未闻 原本此二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补。

[12]知邓州 原本『知』上衍一『乞』字，据《长编》卷四○三删。 [13]辽使 原本作『辽史』，据《长编》卷四○三改。 [14]癸亥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一一改。 [15]翼日己未 《长编》卷四一一无『无未』二字。 [16]面论 原本『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7]并今日 原本『并』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8]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9]五月庚寅 原本作『庚申』，据《长编》卷四四二改补。 [20]中使 原本脱『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补。 [21]促令 原本『促』上衍『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五 哲宗皇帝

刘安世居谏职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正言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奸回，才识暗陋。自居风宪，尤务迎合。既不闻有所启沃，进贤退奸，亦不闻有所建明，兴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侧目。忽闻制命，擢居丞辖，舆议喧然，莫不惊骇。』丙辰，右正言刘安世言：『欧阳棐凭藉阀阅，素无声闻，才既暗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搢绅之所共嫉，清议之所不齿。岂可叨误厚恩，列职太史?』 　　五月丙辰，刘安世言：『近朝廷除黄庭坚为著作郎，臣闻御史赵挺之历疏其恶，以谓先帝遏密之初，庭坚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秽。窃谓挺之棣州守臣，耳目相接，不应妄谬。审如其言，则闾巷小人有所不忍为，而庭坚为之，自若亏损名教，绝灭人理，岂可尚居华贵?』 　　八月己卯，刘安世言：『臣昨以欧阳棐除馆职不当，已累次论列，至今不蒙指挥。近日复闻用为职方员外郎，除目既传，中外骇愕。何者?棐以阴邪庸琐之才，凭藉执政亲昵之势，百日之内，三被恩荣，虽台谏交章，盖有不能夺者，而又继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无复有公议也！』 　　九月，刘安世言：『制科谢棕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抵」为「祗」，以「授」为「受」，虚薄寡闻，一至于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十月甲申，刘安世言：『臣非不知进退大臣务全体貌，而宗愈登用以来，丑迹日著，人言腾沸，不可弭塞。请举其近事之显著者而极论之，凡十有二，愿罢免宗愈，以慰天下。』戊戌，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盗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听，堕废祖宗之法，阴结惇、确之奸，徼幸异日；显主轼、辙之党，公肆诋欺。未尝振举纪纲，但闻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议骇愕，罪状日著，岂可尘污廊庙，与闻机政?』 　　闰十二月丁卯[1]，刘安世言：『臣窃闻除谢景温权刑部尚书。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湖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徽、诚等州建置城寨[2]，一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湖北及广西并边之地常被杀掠，无有宁岁，蠹国残民，莫此为甚。又自高阳关将带女巫之郡下，景温侥幸大臣，日使子弟就其家考问，以至此妖人目为圣母，以婢妾之子用为左右之侍吏，辄势以醉殴人，景温殊无畏惮，释而不问，遂致言者弹劾，出之近藩。是时景温亲党方据权要，故知蔡州未几，即徙颍昌，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理。陛下曲从其请，改守扬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阙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详此数节，则景温诏除之下，能允公议乎?』戊辰，刘安世言：『章惇强买苏州昆山县百姓宋迎等抵当田产。方陛下践祚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位大臣，既不能辅成上德，而包蓄诡计，动为异论，阳示强鲠，阴助奸慝，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无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诛，止罢执政，出之藩镇，谓能退省前过[3]，痛自惩艾，而长恶不悛，凌蔑国法，劫制州县，强市民产。前后大臣，肆行奸恶，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癸丑[4]，刘安世言：『按：太常少卿王子韶资性险佞，行己无耻。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金」之谚，目子韶为「衙内钻」，盖以其造请公卿之门，不惮寒暑，交结权要子弟，巧于自谋，如刀锥之鈷锐也。少常卿之任素号清选，岂容匪人辄尔冒处?』壬戌，蔡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刘安世言：『蔡确招权纳赂，罪当大辟，止送韶州编管。确至贬所，未及逾年，移置黄州，旋请近镇。臣谓确敢萌外意之望，盖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遂敢凌蔑公议，虽屡沾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话亲老，愿移大藩，盖有以启之也。』 　　三月己亥[5]，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以近事之尤显著者，试为陛下陈之：蔡确陈乞颍昌，常、陶身任台纲，阴庇奸慝，一也；谢景温误恩并不论列，二也；章惇强市田产，亦不绳治，三也；王汾请赐王安石恶谥，及除谏议，常等遂率全台肆为丑诋，四也；常在户部协助邪说，请复雇募，五也；昨者有司请于经义之外加以诗赋，常屡乞改用经义，背公死党其事，六也；甲、保之害，众所共知，变法以来，农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编排，率情妄作，七也。』 　　四月，刘安世言：『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见《蔡确诗谤》） 　　五月，刘安世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见《蔡确诗谤》）。

　　七月丙子[8]，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尝有阙行，嬖人用事，干挠政刑，子弟失教，闺门不肃，丑声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洁之士耻与比肩，流荡之徒无失惩戒。乞罢新命，以允公议。』诏育权发遣熙州。 　　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 　　十二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伏自前月未闻传圣旨权罢讲筵，是时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年，别无故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疑之矣。乃者民间喧传禁中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不能动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日众，考之颇有实状，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筵[7]，仍引近臣，与之议论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俾悉开陈，以助圣学。』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之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又上疏皇太后曰：『陛下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丝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藉藉，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疏皆留中。会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逾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缘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得有此?』媪其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得漏泄。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行令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旨，即过安世。安世曰：『此事系圣德污隆。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传圣旨，盍具奏知?万一有为所绐[8]，虽悔[9]，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谏官之职。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何补于事?惟愿陛下爱身进德，留意问学，清心节欲，增厚福基于言』祖禹奏曰：『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然臣所言皇帝进德爱身，所宜表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久远之虑，亦愿因而勿忘。』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中书后省都吏时忱于司勋所定酬赏之外，别拟特旨，违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论执政而劾都司者，盖迁补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书省白札子明称「都司拟到」，则是事由都司而起，执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赐省察。』辛丑，刘安世言邓温伯资禀奸贪，附丽权势（详见《郑温伯罢内翰》）。 　　七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向者屡曾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惫，已尝奏陈一宫观差遣。伏望收还误恩，早赐俞允。』诏不许辞免。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问衰落，不练旧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恳，追寝误恩。』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称疾，诏閤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辞不受。于是诏从安世所请。

苏颂罢相范百禄附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知苏州。 　　八年二月丙寅[11]，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臣议论疏违，致有台官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居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叙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移。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者?』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劾颂，颂竟坐此罢。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12]，乞解机政，可依所乞，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13]，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间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摇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住。』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示以疏远。』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 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內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与连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将及公。李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14]，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子容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能悉。』不知清臣所称『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也乎?当考。 　　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其职，岂可不任其责?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望。』戊子，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怀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遣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炤，众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转运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岁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15]，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狠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己，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以待阙而夺与他人?方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议。』己丑，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党与，皆其显然事迹。昨罢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而后其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蒙赐诏书，依旧供职者。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难安[17]。伏望圣慈亟加责罚[18]，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职，据《粱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努扎[19]。』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 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以来，内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会外，仍特免朝会。

二苏贬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言川党复盛（见《苏颂罢相》）。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又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尘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中书省、尚书吏部须藉姓名，乞指挥供具，便见负数之多寡，事势之如何。一、高丽买书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轼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乞取索看详。一、黄河软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辙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乞取索看详。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辙之拒命，中外闻之，已惊骇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异日寇贼生心，边防误事，臣未及议。窃惟苏颂、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除授不当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欲乞检臣前奏，并详今来所陈事理，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编类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时奏此。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系之三月末，则敦逸此奏，却不先见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苏辙辨奏后敦逸初十日所奏，独检讨未得，但得庆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门下侍郎苏辙奏：『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注?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显，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谗。』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壬辰，三省进呈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事，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非辙之罪。庆基言轼知颍州日违法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及失人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扬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越蓦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盖，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众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蒙朝廷放罪，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近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叙，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猥薄，昨除秘书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旨，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20]，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政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遂因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将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云：「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而天下不靖，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起，狱市纷然。」惟汉武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和韶州诰云[21]：「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厄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夫刘谊得罪于先帝，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当公论之，而乃张皇上书，用此罢江西提举，安得有尽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报」，此语尤不忍闻。陛下奉承宗庙，当有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运使诰云：「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夫先帝立法，岂不欲养民耶?先帝用人，岂不欲去薄从忠耶?今以为务以养民，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今以为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神圣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臣请以常人论之：对人之子骂人之父，犹且义不胜诛，况轼职代王言，而实诋先帝，按之以法，当如何哉?至如结记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至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臣义激于中，不能自止。望赐英断，上以释先帝之谤议，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于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听，睿足以独断者，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已历疏其所为矣。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昨者荐陶自代，遂除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遂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轼知颍州日，赵令畴为签判，轼与之往还甚密。轼乃公荐于朝，称其才美。访闻苏轼见议除令畴差遣。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捃摭太学中事，欲沮抑挺之。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不敢进呈；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为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见系御史台推治，未结绝间，辙以川人，遂除馆职，差知梓州。近断敕方下，如晦虽以法夺官，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赵高帅鄜延日，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乃以书抵大臣。是时辙为中丞，得其书，即与论列，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谋遂不行。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几于忿争，极伤国体，盖辙欲进其党与，故众论不肯相从尔。轼尝自言：「陛下称其兄弟孤立。」以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其党言：「陛下许轼大用。」以为必见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尔，一涉于欺罔，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陛下真以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点刑狱钟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籍，实迹具存，遂谪为监当，而辙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辙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按知云安军孙拱。拱与之互论，见系推治，未见曲直，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如轼之罪恶，因行制诰，公肆刺讥，以法论之[22]，指斥乘舆，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庙乎?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 　　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辞文涉讥毁先帝，其间陆师闵告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臣窃观先帝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大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在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故当时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以毁谤先朝为词。非惟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苏辙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泪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上。』吕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23]。』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丙申，左朝请郎、新京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敦逸、庆基既有旨与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止令出使，臣恐后人观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诬。』故遽责之。黄庆基、董敦逸既责，苏轼以札子自辨曰：『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其间于义，不可不辨。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为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诰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便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始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摭，且须省事。』轼乃具札子称谢曰：『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支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躬，以报邱山之德。』 六月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壬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苏轼知定州。 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殿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于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当考。六月八日，轼已乞越州，诏不允。《政目》于二十日书苏轼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 　　绍圣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见《绍述》）。 　　四月癸卯，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劾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裨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监官之方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辞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承议郎。

　　闰四月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诬诋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特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余见《党籍》）。

校勘记 [1]丁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2]微诚 原本『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3]谓能 原本『能』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补。 [4]癸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5]己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6]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三○补。 [7]经筵 原本『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8]所绐 原本二字均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9]虽悔 原本脱『虽』字，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0]增厚 原本『厚』字作作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1]丙寅 原本『丙』上衍一『内』字，据《长编》卷四八一删。

[12]引年 原本『引』下衍一『老』字，据《长编》卷四八二删。 [13]制书 原本脱『书』字，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4]自外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5]遣使 原本『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6]善贷 原本『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7]愚臣 原本作『□愚』，据《长编》卷四八二改补。 [18]责罚 原本『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9]努扎 原本二字作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20]恣为 原本『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1]刘谊 原本作『刘喧』，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22]以法 原本『以』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3]宜深知 原本『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 哲宗皇帝

常安民罢察院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复峻迁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 　　九月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 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礼部与监当差遣。』 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于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知，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于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氏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降旨罢之。 　　安民又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珪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死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感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佑旧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 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日诏。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谗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于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1]。』及安民论布在密院与惇互用[2]，亲故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大防书，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先是，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 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政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讫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惑圣虑，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制。惇等积怒，合力排陷，谴毁日闻。它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深者指摘臣言，推其事以文致[3]，臣虽辨之何益?』于是监察御史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钱勰罢内翰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欲以此结惇也。然雍竞罢黜。 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除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与章惇争辩。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惇初贬谪元祐臣僚，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僚，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竞罢政，寻被谪。 　　己巳，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共攻」等语。臣未识斯言出于圣谕?为之出于钱勰之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于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而公然形于诏答，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诬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又闻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倾至再陈。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于是时，盖尝继呈论理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籍藉，为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左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殚奏雍反覆不忠也[4]。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于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肩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辩，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于自谋，岂不有裕?志于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事[5]、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殊惊。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于上前，上未听之，于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遂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绌，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

常立以诬诋贬责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冲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别取旨。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冲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奉议郎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6]。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按：冲系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于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褒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惇以周穜为不负先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呈。』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翼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茶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莫不见之。翼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无不见之者。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驳。」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翼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诸王皆先帝子，岂可置之左右?兼狂悖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日[7]：『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8]？』惇、卞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冲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夺借官[9]，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布易、差夫等数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茶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毒痛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于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于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事，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冲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祖洽再缴，以谓立不当轻于冲。遂曰[10]：『置立于永州，冲于道州监当。』布称善。上又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鸇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于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里。』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抵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里，已行弃逐，颇怪舆议。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致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耻之风不行于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期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 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余言》并序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余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考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于诞谩蠹政害国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于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雠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奏之，于是又作诉理之事雠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于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先以郑州观察支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用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称卞引立以选人为假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对之明日后，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称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即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于赵冲，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

王珪以诬谤追贬 　　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言：「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诸事[11]，王珪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臣又闻王珪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诚之心，以槐位处珪，以鼎餗养珪：凡十有六年。今圣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怀二心，此而可容，何以惩劝天下?」黄贴子：「近有高士英者，辄至臣家，称上服药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则传命者审已正色答之，以为岂可私议?臣忝位中执法，士英尚率尔如此发言，今珪无故辄自招士充，又对清臣有如此言，窃虑必有奸谋。』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体国休戚，一切事有权宜，自合奏禀，岂得私有所召?及称「不当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惩劝?臣于左仆射王珪议储之际，既闻其然，不敢不论。今已累日，未见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于义，则珪不可无责；使臣之言无补于政，则臣不可以无罪。今皇太后权同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天下，臣虽万死，犹生之年。状望朝廷早赐指挥。』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奏：『先帝遘疾，宰臣王珪持二心为奸，臣僚上其弹奏蔡确等定策受顾命辅翼陛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相继被逐，又虑他日复用为己祸也，于是因事诬构，挤之废死之地，而复移定策之功于珪。珪之薨也，赐宅赠官，锡与勅葬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蒙昭雪，赠复官辞，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继世，虽有定体；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为忠者被祸，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后世?伏望圣慈究珪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两京第七副将高士京进状，称先臣遵裕当先帝服药危疑之际，有故宰相王珪召臣亲弟、承议郎士充密议，取决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盖为是时，先臣为高氏之长?又知宣仁圣烈居常听用，故来相问。寻时先臣泣下，大怒曰：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遂叱骂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寻将此意指说与先辟机宜官王棫，自可照证。切念先臣昨因攻取灵州，师老粮匮，大河不冻，故不能上奉圣训，责置散官，遂溘先朝露。其后虽蒙朝廷稍加牵复，然未尝别加赠典。今来有此忠义，又不获伸诉于陛下。欲乞朝廷详酌，优赐褒赠。』又给事中叶祖洽言：『当先帝违豫，至于大渐，储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颈以望。珪为上相，众目所睹，所宜率先建议[12]，首定大计，以慰宗庙。珪乃持疑顾望，含糊不决，至于同列以大义迫之，不得已而后应。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责之，则珪将遂无言，岂不误事?天下至今罪之，虽先帝泽及人深，天下属意陛下之久，然名实未定，忠臣义士，安得无忧?臣于是适在朝廷，亲闻士大夫之论，藉藉罪珪如此。已而珪死，天下莫不怪之。然是时朝廷所以赙赠周恤，恩礼过厚，仍赐甲第一区，莫非异数。臣闻特恩赐第，所以待殊勋异德。珪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无前后之私也。』诏：『王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其子孙与远处监当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制曰：『臣无二志，戒在怀奸；国有常刑，议难逃罪。其申后罚，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珪，窃文华之上科，躬柔险之诐行，驯致显位，遂居冢司。先帝优容臣邻，务尽礼意，掩覆瑕慝，多历岁时。邱山之恩，毫发未报。属在弥留之际，是谓忧疑之时，欲豫安于人心，当早正于国体。矧复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而乃妄怀窥度，专务婢娿，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计。同列诮诘，又无定言，阴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之显戮，更叨身后之余荣。公议弗容，旧疏具在，反覆参验，心迹较然。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世。贬从散秩，追正误恩，庶令官邪，咸知警宪。可恃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 枢密院奏事，上宣谕曰[13]：『叶祖洽累有文字论王珪事[14]，云先帝不豫，珪为首相，数召高遵裕之子士充，与语讫，同列问以大计，答云：「教某道甚?」方云「上自有长子」，又言：「彼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论珪事，朕以宣仁圣烈于社稷大计圣意数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度，朕尝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椎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当书之筒册，以示后世。」』此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因之。按：曾布《日录》：上宣谕时，王珪已贬万安军司户。珪贬万安军司户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方行，可疑。旧录系之十八日，误也。今来新录但因旧录无所移，附珪贬后，兼用布所录。及邵伯温《辨诬》，则加删修，庶后世详见本末。新录但因旧录无所改正，于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阴有异意。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图报，复黄履旧与恕相得，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履与其谋。元丰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为之，非当日所奏。高土京者，遵裕假子。士京为将官，尝与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从容问士京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兄弟无?」士京曰：「有兄土充，已死。」恕曰：「此乃傅王珪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珪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第勿语人。」因公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辞，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爱少于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尝离左右。士育每为人言：『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珪所问事也。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其略曰：『初，元丰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即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来垂帘，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主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安得与之议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正记，即确所修也。其载二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愿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三珪、蔡确阿为报政受雇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必为天下后世笑，悔可及乎?』

校勘记 [1]常安民者 原本『者』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2]及安民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3]其事 原本作『其世』，据文意改。 [4]尝殚奏 原本『尝』字作『当』，据文意改。按：此节《长编拾补》未予辑录。 [5]知枢密院事 原本『事』作『中』，据文意及《宋史·宰辅表》改。 [6]监当 原本作『差当』，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 [7]遽语 原本『遽』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8]何为荐之 原本作『何□为之』，据《长编》卷十三改补。 [9]夺借官 原本脱『夺』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0]遂曰 原本『遂』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1]就傅 原本作『就转』，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12]建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3]宣谕曰 原本脱『曰』字，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4]累有 原本作『案有』，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七 哲宗皇帝

蔡确诗谤 　　元祐四年二月己巳，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余如故。确落职再及一期，故有是命。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左正言刘安世言：『按：确奸邪阴险，盗据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纵其弟□硕招权纳赂[1]，赃污狼籍。有司论罪，当以大辟。陛下特加宽贷，止送韶州编管。确本同居，众谓预闻，其事朝廷既不穷治，惟以失教责之，削其职名，出临偏郡，仅能周岁，易守南阳。当时议者已谓牵复太遠。硕至贬所未及逾年，确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黄州，曾不旋踵，自请近镇。臣窃谓确所以敢萌意外之望，肆无厌之求者，盖自近日政事颇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既不能沮止奸谋[2]，遽可其奏。确谓执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议，轻侮朝廷。虽委蒙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托亲老，愿作大藩，盖有以启之。伏望圣慈明敕三省，寝罢确奏，以正国体。』 四月壬子[3]。先是，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言：『伏见朝廷念旧推恩，无负于确。然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实有负于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时，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臣谨一一笺释，使义理明白，录连投进。所贵知臣之不妄。其诗云：「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折幽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开逐伴小鱼忙。」此一篇只是讥刺昨言事者，又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曾谤及君亲。「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如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此一篇讥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笺释之：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天子治阳道，后治阴德。然则帝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于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尽用仁宗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尽极孝道，太母保保圣躬，莫非尽极慈爱，不似前朝荒乱之政。而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他，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最后一篇云：「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4]，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处厚又奏：『昨为蔡确安州诗讥讪朝廷，上及君亲，遂有状缴奏。窃虑确有分析，称所思郝处俊不为此事。今以《旧唐书》考之，处俊所进谏者数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间，或在中元初，唯进谏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间也。故确诗云「忠言直节上元间」，则正思此也。又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寻常诗中多不敢使，即不知确在迁谪中，因观溳河暴涨暴涸，吟诗托意如何?』 据王岩叟所记，吴处厚以四月五月缴奏确诗，吴安诗以六月上疏。 右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后二日，进呈安诗疏。太皇太后宣谕：『安诗论确谤讪，却不见确文字。勘会得吴处厚缴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书省。今再进入，要看。』遂同后疏进入，寻复降出。时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 据岩叟所记，安世及焘自七日后各两上疏，今并附此。焘章疏年月日仍存之。王巩《随手杂录》云：『初，吴处厚笺蔡确持正诗进于朝，邸官以传本报之，凡进入二日，而寂无闻。执政因奏事禀于帘前，宣仁云：「甚诗?未尝见也。」执政云：「已进入，未降出。」帘中云：「待取看。」至午间，遣中使语执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领。」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与通封常程文字共为一复。盖初进曰亦通封。明日进呈，殊不怒，但云：「执政自商量。」既而处厚复有疏，执政请送蔡确分析，谏官吴安诗、刘安世论列，而分析未上间，会梁焘自潞州召为谏议大夫。至京日，北过河阳，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勋，社稷臣也。谏官以恕之言论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谓执政曰：「当时谁曾有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太妃。」遂促蔡相谪命。』巩所录与王岩叟稍不同，今但从岩叟。若梁焘言邢恕称萘确有社稷功，则具之五月二十八日丁酉。 　　壬子，进呈安世等疏。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戊午，左谏议大夫梁焘又疏论蔡确怨讪罪状：『明白辨当付狱，不须更下安州取索元本，又令确分析。』诏安州限三日趣具报。朝廷既用吴处厚奏，令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确，实欲罪处厚，而不敢言（此据王岩叟所记）。先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共奏：『早来臣焘、臣安诗延和殿奏对，具陈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因曾上禀言路，更有何人论列。伏蒙宣谕：「惟卿等及刘安世外，他人别无章疏。」臣等不谓御史当可言之地，并不纠劾，又虑奸党变乱公议，别有奏陈，恐开告讦之路。臣等尚虑御史台知臣等已有论奏，备礼一言，以塞外议。若果如此，则其包藏奸状，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确事毕，明正其罪，特行窜逐，庶使邪正有辨，不败国事。』 　　五月辛未，安州言：『蔡确所作诗初题于牌，及移邓州，行一驿，复使人取牌去，尽洗其诗，以牌还公使库。』是日，太皇太后谕执政：『确党多在朝。』范纯仁进曰：『确无党。』吕太防曰：『确诚有党在朝，纯仁所言非是。』刘挚亦助大防，言确诚有党在朝。是日，文彦博同三省入对，太皇太后曰：『蔡确都无人管。使司马光在，必不至此。』彦博以下皆惭惧不知所对。是日，执政俱不敢进呈文字。大防、纯仁既退，各上疏留中。癸酉，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亟李常为兵部尚书，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光庭为侍御史，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迁。 戊寅，观文殿学士、知邓州蔡确言：『臣僚上言臣安州作诗意涉讥讪，诏臣开具因依闻奏。一言臣昨来谪降知安州，包蓄怨心，而实不知当时行遣本末，妄料臣为怨望也。往年弟硕坐事，由臣愚昧，失于教察所致，寻上表待罪，乞行诛责。上荷圣恩宽贷，委曲保全，止落职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谢，未知何以图报，何缘却有怨望?且喜愠不以义者，小人之事也。臣虽愚陋，亦粗闻事君行己之大方，况又当感而怨，岂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偶有一旧亭，名为车盖，下瞰溳溪，对白兆山。公事罢后，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诗数首，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某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其辞浅近，读便可晓。不谓臣僚却于诗外多方笺释，横见诬罔，谓有微意。如此，则是凡人开口落笔，虽不及某事，而皆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溳溪旧有郝处俊钓台，因叹其忠直，见于诗句。臣僚谓臣讥谤君亲，此一节中，伤臣最为深切；又指臣使东海扬尘故事，而妄装点。按：《神仙传》谓蓬莱水浅及海中扬尘，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语也。』又言：『古今诗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苏轼作《坤成节太宴致语》，亦云「方采蟠桃归献寿，蓬莱清浅半桑田」，盖祝寿之辞犹用之，何得谓之用此故事尤非佳句?』先是，安焘尝语同列曰：『海变桑田事，苏轼亦尝用作圣节乐语。』于是确果以轼为言，众皆疑焘实密风之也。右正言刘安世言：『昨日延和殿进对，尝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伏蒙宣谕，以谓「卿等错会，汝砺所言与卿等一般」者。臣虽已具汝砺朋附之实，面奏其略，尚虑陛下未知群邪交结之详，缘此事正系是非邪正之机，不可不察，愿陛下以臣之论，详览汝砺之疏，则奸人之情状，必不能逃于圣明之鉴。臣伺候断遣蔡确了日，当节次具状劾奏奸党，乞行窜逐。』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心中书舍人彭汝砺奏曰：『确言非所宜，众所共怒。圣恩深厚，尚俾分司，乃知天地高厚，无大不容；日月高明，虽细必察。然告讦之言，至有累厚化，罪人以疑似，实非正体。伏望圣慈更赐宽恕，必谓小人须当惩戒，犹冀加贷，以完德美。所有告词，尚候圣旨。』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言：『臣窃闻蔡确之罪恶，天下之所共嫉，不容更有异议。汝砺居侍从论思之列，不以君亲为言，沮格诏旨，奋力营救。臣等前日进对之际，已言其朋党之状。观今日之举，可验有实。伏望陛下诛其奸意，重行贬黜，庶分邪正，以肃中外。』贴黄：『臣等伏见治平中命王畴为枢密使，是时钱公辅当制，缴还词头。朝廷以为不当，遂授滁州团练副使。今来蔡确责命，与王畴事理不同。汝砺挟奸不肯草词，伏望详酌，重次施行。仍乞速降指挥，免至惑乱众听[5]。』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蔡确责词曰：『人臣之义，莫重于爱君；天下之诛，无先于讪上。确奸回无惮，阴波不疑，以舞文巧诋为身谋，以附下罔上为相业。先帝与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孙，乃敢贪天之力。阴结朋邪之助，显为众正之仇。日者宠荣充满于冢司，赃贿贯盈于季弟。坐观奢靡之无度，不问贪叨之所从，阳若不知，潜与为地。朕既屈邦宪以贷硕万死，又抑人言而置卿两全。曾不反思，尚兹归怨，形于指斥，播在歌诗。托深意以厚诬，包祸心而莫测。味思人之作，见切愤于权宜；览观水之章，知乐逢于变故。夫岂沾沾之多易，盖怏怏之余言。尚以列卿，俾分留务。聊著为臣之戒，用严垂世之规。往服宽恩，罔贻后悔。』又诏侍御史、新除太常少卿盛陶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通判宣州，监察御史赵挺之通判滁州，王彭年通判庐州。中书舍人彭汝砺奏曰：『臣窃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补完聪明为事。事有是非，容有言有不言者，若不择可否，惟言之为务，是乃所以为朋比也。不言未必为邪，言之未必为忠，惟其是而已矣。前罢御史丞杂，物听已骇，今又尽行黜废，所干政体不细。微臣愚戆，未知所处。伏望更赐详酌施行。』汝砺初闻确有谪命，未见词头，曰：『若责轻则可。』及词头下，并责陶等，遂不肯草词，亦不封还，别具奏并申中书，称疾谒告归第。初，刘安世等既劾确，盛陶等乃言：『蔡确自引而去，岂不知幸?然以弟犯法，降知安州，是朝廷常典，确不应有恨。使确无心于言，偶多涉疑似，人虽注释，近于捃摭；使言而有意，终不能强自为辞。事关君亲，臣子难以辄议。欲乞因其诗之言以观其心，据所引之事以考其迹，苟涉讥刺，何惮不诛?其告言之人，亦愿详酌处分。』故责词指进言于朝。命之已行，而思等讫无论奏，遂并黜之。吴处厚者，尝从蔡确为山陵司掌笺奏官。处厚欲确以馆职荐己，而确不荐用，由此怨确，故缴奏确诗[6]。士大夫固多疾确，然亦不直处厚云。 此据邵伯温《辨诬》。王銍补传：处厚乃为王銍掌笺奏，而确罢之。 尚书左丞王存言盛陶等不当责，曰：『今以不言责御史，恐后来者不择而言，益纷纷可厌。』太皇太后曰：『言之多何害?但要朝廷与辨是非耳。』乙酉，蔡确既责，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以为责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亦相继论列。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务留都，未厌公议。伏乞处以典刑，更赐重窜。』初，辅臣以帘前共议再谪蔡确，独纯仁及王存以力不可。纯仁曰：『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7]。』又引《尚书》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之说以解上意。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给递马发遣，沿路州军差承务郎以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前去[8]』。逐州交割如无承务郎以上，即差本州职官。』吕大防及刘挚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于帘前画可而退，范纯仁复留身，揖王存进说，以为不宜置确死地。太皇太后不听。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确责词云：『圣人察言以观行，要在去凶[9]，《春秋》原意以定诛，责乎当罪。义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确象恭滔天，怀诈迷国。同林甫之深险，固不易窥；甚卢杞之奸邪，信其难辨。忠义痛心于四海，善良侧目于两朝。家积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祸，大而莫解。阴遣腹心之党，自称社稷之臣。欺惑众人，邀图后福[10]。尚赖神夺之鉴，天诱其衷；使以不道之言，发于缘情之作。险意潜惊于群听，丑词妄诋于慈闱。虽朕德之所招，据母慈之何负?昨奉圣训，稍从宽科，而公议沸腾，予心惨怛。未丧朋邪之气，祇伤慈孝之风。优施笑君，犹行夹谷之戮；驩夔党恶，尚有崇山之诛。宜正典刑，以威奸慝。假再生于东市，保余息于南荒。不独成朝廷今日之安，亦将为国家亡穷之计。往服矜贷，无忘省循。』翌日，诏入内内侍省差内臣一名，并下吏部差三班使臣一名，同伴送蔡确至新州交割讫回。所有前降指挥，令沿路州军差承务郎以上官伴送更不行。遂差入内东头供奉官裴彦臣、三班奉职马经。如蔡确沿路或称病乞住将理，即添差递铺兵士，用兜轿抬舁前去。从彦臣所请也。初，不差使臣，执政以为喜。及改命彦臣等，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及傅尧俞、朱光庭皆欲救止，又恐与初论相戾，且非体，遂止。已而范纯仁亦不言。刘挚曰：『明日当与帘前论之。』然彦臣等讫无改命。 以不差使臣为喜，又从彦臣所请，以下并据王岩叟所记。王巩《随手杂录》云[11]：『尧夫论辩，人之不从。尧夫曰：「臣敢不奉诏?只乞免内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尧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决不杀他，教他自生自死。」不差內臣，此无固必，但与执政商量。执政议差小使臣，或承务郎已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臣一员。已而尧夫、正仲与不论事台官皆罢去。

　　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再登对。太皇太后加称奖曰：『卿等于此事极有功[12]。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此据王岩叟所记。二十四日，焘所言同刘安世进对，太皇仍有褒语，今附见本日。 　　它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谕三省曰： 　　新录乃于十八日载此，当在他日也。 『即日责降蔡确，外议如何?』宰臣吕大防等曰：『确恶已久，今来罪状尤不堪，须合如此施行。唯是确之朋党心有不乐者。』又宣谕曰：『确罪前后不一，昨终以先朝旧相，因其自请，备朝廷礼数，令其外任。辄怀怨望，自谓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复来。妄说事端，眩惑皇帝，以为身谋。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遣，盖为社傻【杰按：傻，稷之误。】也。』大防等奏曰：『昨者建储一事，当时众臣僚佥书所批圣旨，月日、次叙、事理甚备，文字尽在中书。兼已关实录院编记分明。小人乃欲变乱事实，辄生奸谋，以图异日侥幸之利。今来又非朝廷寻事行遣，自是确怨愤不逊，讥讪君亲，公议所不容，台谏至二十余章，陛下方施行。命下之日，咸知朝廷有典刑也。』龙图阁直学士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中书舍人彭汝砺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丁酉，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昨被召过河阳，见知州事邢恕。臣语次，问恕云：「闻皇帝即位前，太皇抱官家登先帝御榻问肆赦，云与皇子转官。先帝颔之。则是太皇圣虑已决，知否?此事是昨任京西提刑日，在颍昌府传闻。」又云：「太皇不忍明言上为皇太子，故云转官。」恕云：「此事元闻。」恕又云：「当时十日以前，太皇于宫中大计已定。」臣以恕乃蔡确所厚，臣遂又问云：「是时大臣曾入未?」恕云：「未曾入。」臣又云：「如此，则是事本出于太皇也。」恕云：「是如此。恕兼曾上一书，具说本末，皆出太皇。」臣又问：「得之何人?」恕云：「得之甚详，不须问。」又臣问其书语，恕不肯尽道，但及其略云：「旬浃已前，大计已定。此书必在宫中，可考虚实。」伏望圣慈指挥检寻降出，或失其书，乞下恕取索副本进入，复以付外，明示廷臣。仍勒恕具析此事所得因依，以其书付史馆，书之国史，更为别本，藏之宫中，择谨厚宫人掌之。近来邢恕对司马光、李之仪等欺罔诬诞，语言反复，此事最大，不可不早辨。』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确死交，其奸状众所共知。确既贬窜，其徒不能无反侧。若重责恕，其他一切置之，则天下服而众心安矣。』是日，诏丁忧人、前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候服阕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场兼酒税务。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所造定策事。后移河阳，司马康始除丧赴阙，恕特召康道河阳，因言：『确有大功，不可掩。』劝康作书称确，为他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书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盖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不疑。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大夫召。焘已道温县入朝，恕亦使人要焘出河阳。焘与恕有旧，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恕、确书为证。焘不悦。及当言路，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纯直，不意恕欺己，且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此据邵伯温《辨诬》编入，已修入《长编》，仍存本书于后。自襄移汝，当考月日。 戊戌，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风闻范纯仁尝与亲宾言蔡确事，自谓其父仲淹在明肃时，专攻帘中之过，亦不顾流俗是非。客言：「今日事与当时不同。今来是确怨望讥讪，即不是太母有阙失。如确者，天下恨不得食其肉，纯仁何故主张?此事太错。」纯仁私与党确为大恶，乃以朝廷行遣为过失，欲以宰相之力权制威断，使事不得行，不恤公议，妄自比其父之敢为，可谓不忠矣。纯仁之罪亦明白，不可复留相位。伏乞圣朝，早赐罢黜。』右司谏吴安诗言：『蔡确讥讪君亲，罪在不赦，免其死而窜之岭表矣。彭汝砺不草词头，盛陶等阴持两端，又皆逐之矣。奸邪灭迹，朝廷肃清，诚社稷无疆之福也。数日来，风闻纯仁当处厚缴进确诗之初，及朝廷商量行遣之际，纯仁屡加营救，又欲罪处厚，致汝砺等承望风旨，敢为异论。』又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来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己亥晦，诏以谏官、御史所劾范纯仁、王存章付门下省。 此据王岩叟所记，御吏劾范纯仁章当考。 　　吕大防言：『内降台谏官傅尧俞弹奏宰臣范纯仁、左丞王存不合留身营救蔡确事宜，使思省引罪，自为去就，辄已封留弹章，更不转示逐人。』 　　十二月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趣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揭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靡所不至。上赖圣明，得正典刑。肇不自安，遂乞外补。陛下敦尚宽厚，贷而不诛，犹假从官，出守近郡。搢绅之论，固已不平。到颍半年，遽易帅路，非特无以示好恶于天下，亦恐气焰凶慝，小人寝长。伏望圣慈审度事理，收还新命，以允公议。』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确母明氏进状及诉于尚书省，乞量移确。三省携确母状并吕惠卿自量移至宣州年月进呈，太皇太后不许确，独许迁惠卿。吕大防、刘挚本与确为地，乃不知本谋。傅尧俞窃语王岩叟曰：[13]：『吉甫得明氏力。』岩叟谓挚曰：『蔡媪早来亦至密院漏舍，盍告示以不行，令其早归?久留恐动议论。』挚曰：『俟详奏知，令去。』 　　八月辛亥，三省言：『蔡确母明氏状，乞依赦文吕惠卿例量移确。按：前执政官罢政，复因事责降散官者，令刑部检举人理期数、准法散官及安置之类以三期。』诏开封府告示。初，两宫幸李端愿宅临奠，既还，蔡确母明氏自毡车中呼：『太皇万岁!臣妾有表！』卫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执政聚都堂。吕大防问刘挚曰：『蔡母章出未?』曰：『未见。』王岩叟曰：『前来已闻有三期指挥，是否?』挚曰：『刑部法当三期。旧在中书日，一年一检举。复归刑部，用刑部法。』久之，章不出。是日，三省进呈明氏马前状。太皇太后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公辈亦须与挂意。』挚曰：『只为见吕惠卿一年量移，便来攀例。』苏辙曰：『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说甚法?』大防曰：『乞令开封府发遣。』从之。既而挚语大防：『发遣太甚。』大防遂作小贴，附录黄奏知云：『早来帘前议，欲开封府发遣，恐致喧渎，且令告示。』诏可。给事中朱光庭封还录黄，言：『确罪恶比于四凶，四凶之窜，岂有复还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预先告示，理极不可。』遂寝前诏。已而执政又聚都堂，议欲用光庭论驳告示。挚曰：『告示何者?』再三迟疑。傅尧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适已奏知。』挚曰：『难为坐圣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贴于告示，更不复坐圣旨。既而复降录黄过门下，给事中虽欲再论列，不可得矣（五月一日确母进状）。

　　八年正月甲辰，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绍圣元年四月癸亥，诏蔡确特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子孙恩泽。 　　六月甲戌，监察御史刘拯言：『议者谓蔡确在相位，吴处厚以迎合确意勘舒亶事。狱成，怨确不用己，取其诗，曲意牵合以倾之。伏望圣慈尽复确官爵恩数，治其诬谄之尤者，以伸确之冤。』 　　十一月，诏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令颍昌府候葬日，并官为应副。 　　四月壬午，邢恕入对，流涕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泪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请觐，上谓韩忠彦、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札子常在怀袖，此必曾示人。』布曰：『臣不闻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政为此，上殿必乱道。』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圣听。』上曰：『恕自谓有定策功。』布曰：『此岂惟恕狂妄?而刘安世等指为「四凶」，乃与蔡确、章惇等。恕小官，安得与此?』 　　三年九月壬寅，中书舍人叶祖洽言：『臣尝论前日受遗之臣，朝廷所当崇报。近时司马光、吕公著皆以安秩殁于府第，恩礼优厚，赙赠隆渥，而确以尝与受遗之列，为元祐人所疾，流离贬斥，卒死岭南。伏望圣心，加隆宠数。』诏特赠确太师，本家宅一区。 　　四年八月，蔡京、安惇究治刘唐老、文及甫狱事（详见《刘文狱事》）。 　　十月壬寅，御批：『权吏部尚书兼侍读邢恕为御史中丞。』 　　十一月癸酉，中丞邢恕言：『谨按：故宰臣王珪被遇先帝，自参知政事至宰相，备位政府，不能建请早定位储贰为宗社至计，乃方乘时艰危，密召高遵裕之子士英，阴传言于遵裕。赖遵裕慷慨引义，不答其言，且发其谋以请。当时一二大臣遂亟协策，以定储贰云云。』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崇宁元年二月甲午，诏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上谓韩忠彦等曰：『确于哲庙甚有功。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确密有文字，令弟硕属内臣阎守勤达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保佑哲宗，晨夕常食，以铜匕箸，至于饮水，亦为之亲尝。确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诏。仍录确子洸、渭并与升擢差遣。 　　五年五月辛丑，赐哲宗皇帝配享功臣蔡确墓道，碑额曰『元丰受遗定策宰臣之墓』。

刘文书狱 　　绍圣元年七月，刘巩等贬责（详见《逐元祐党》）。 　　四年八月丁酉，诏：『赠太师蔡确无辜贬死，弟除名勒停人、前朝奉郎硕特与叙换内殿崇班。』承奉郎、少府监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曩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佑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乃文彦博爱子，必知当时奸状。』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同权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馆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梗其途。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为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谓驸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尧臣曰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论列。又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军事。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修撰守郡，母丧，除。及甫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躁忿诋毁之辞。及甫对，以昭比挚如旧，斥挚将谋废立。眇躬乃指上，而粉昆指王岩叟、梁焘。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及甫初赴狱，京等说之曰：『此事甚大，侍郎无预，第对以实，即出矣。』及甫即妄自解释其书，又言父彦博临终屏左右，独告以挚等将谋废立，故亟欲彦博罢平章重事。问其证验，则俱无有也。 　　此用新、旧录。今参取它书别修。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狱竟。 　　绍圣初，蔡确母明氏有状诉邢恕云：『梁焘尝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言：「若不诛确，则于徐邸安得稳便?」』朝廷封其状，不为施行。刘唐老、文及甫事作，蔡渭告章惇曰：『唐老等何足治?曷不治梁焘?』惇遂检明氏状进呈。于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 　　九月癸亥[14]，曾布独奏事，因言：『吕大防、刘挚初贬淮南、湖北，至昨来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迁叙指挥。今皆在岭表恶地，与前日不同。今以天变肆赦，谓宜稍徙善地，足以感召和气。』上笑曰：『刘挚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见如此，更在陛下裁择。编刺配隶罪人，亦分广南与远恶处为两等[15]。若稍徙之于端、康、英、连之类，似亦未力过。』上极难之。布自叙云尔。又云：『盖自今春以来，三省数陈司马光有倾摇之意。』又言：『范祖禹、刘安世欲加恶于上，皆有奸心。』浸润日久，上询之禁中，亦以为有此迹，故皆痛贬。已而又贬王珪、高士英，三省之言寝及宣仁矣。又蔡渭缴文及甫书、挚有司马昭之心，乃及甫得之于父，其事愈可信。而邢恕尝为布言：『方王珪含糊之时，确、惇因恕以通语言，力主定策之议。及惇将去，韩缜亦已不安位，光等遂有倾摇之意。恕遂共谋，说吕公著引文彦博，冀以保佑主上。既而彦博来，而挚及王岩叟等力攻之，虽不能夺，然终以平章重事处之，实夺其权也。彦博既去，及甫以书抵恕云云。』及甫既就究问所，言皆与恕同。盖恕等假此以明保佑之，而渭力引及甫等以为质证，及甫又以彦博不为元祐之人所欲，以此解纷，故其言不得不同耳。上尝宣谕西府：『文及甫等所言为可信。』又云：『惇亦曾以书招彦博。殆与渭所言吻合。然则挚等何可有望于宽贷也?』布又云：『惇又尝语布，以王岩叟曾白太母：「上过，要当宣谕大臣。」』布曰：『诚有此，则怀废立之意明。虽然，不知此意何从得之?』惇但曰：『人皆知之。』丙寅，权工部侍郎王宗望为集贤殿修撰、权知郓州。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言：『所究问文及甫事，见已有次第。然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别无他人证验。欲望差官赴所，同行审问。』诏蹇序辰审问，仍差入内内侍省近上使臣一员同之。 　　十一月丁丑[16]，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梁焘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 　　十二月三日癸未。新州属广东，至京师凡七十程。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将大有所诛戮。会星变（九月五日），上怒稍息。然安惇极力锻炼不少置，而焘先卒于化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谋杀元祐党人。时刘挚、梁焘已前死，朝廷独未知也。 　　三月，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

五月辛亥，诏：『刘挚、梁焘据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语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令于元指定处居住[17]。』先是，蔡京言：『臣昨奉诏究问文及甫书事，寻具进呈，乞赐施行。至今未奉朝旨。伏缘刘挚与其党罪，有司马昭之心，为同时之人所发，而陛下以天地之度贷其万死，恩至厚矣。而臣拳拳犹有请者，欲正其典刑，以及其子孙，以信于天下。伏望早降指挥。』诏以京言付三省。于是三省同进呈，而有是命。

校勘记 [1]其弟□硕招权 原本『招』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二补。按：□硕，《长编》原无墨丁，直作『其弟硕』，今仍其旧。 [2]沮止 原本『止』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3]壬子 原本作『戊申』，据《长编》卷四二二改。 [4]溪流 原本作『流□』，〈长编》卷四二五改补。 [5]自『贴黄』至『惑乱众听』凡八十二字原本仅作八个墨丁，兹据《长编》卷四二七补足文意。 [6]确诗 原本『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7]开端 原本作『端端』，据《长编》卷四二七改。 [8]伴送 原本作『件送』，据《长编》卷四二七改。 [9]要在 原本『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0]后福 原本作『福□』，据《长编》卷四二七改补。 [11]随手杂录 原本脱『随』字，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2]卿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3]窃语 原本『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八补。 [14]癸亥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九一改。 [15]两等 原本作『西等』，据《长编》卷四九一改。 [16]丁丑 原本『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九三补。 [17]指定 原本『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九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八 哲宗皇帝

差役 元丰八年八月丙子，户部言：『见准朝旨，修完诸路役书。其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减，并支酬雇直，重轻未均，并据逐路相度到事理修人。所有免役额钱逐处支用外，自来约宽剩，各不过二分，系是准备，非泛阁入增添役人雇直等使用。今来申到帐状，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留宽剩内，有及三四分已上去处，合行裁减，立定分数。今相度，欲乞将诸路敷出役钱元额于役书内立定合用钱数外，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余行减放；其自来不及二分处，即依旧。所贵稍宽民力。』从之。 　　九月戊戌，户部言：『见修诸路役书，将敷出役书内立定各合用钱数外，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余行减放。缘两浙、淮南东路役法先已修定颁行，其见今合用数外，如有宽剩役钱二分已上去处，亦合减放。欲乞申明，行下逐路，委当职官亲按所供役书帐状，将经久合用钱上量留，宽剩役钱不过二分。见合依今降朝旨减放钱数，即以乡村、坊郭所出钱均定合减之类体量人户。今来出钱轻重，从下等减放，仍先具合减放钱数申本部点检，即不候造簿，先并听指挥减放施行。两浙、淮南东路准此。』从之。 　　十月己巳，知吉州福安县上官公頴奏：『臣先于六月初四日献书，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于备者，其目有六。内一件为免役。取民之制未究，臣切怪着壮户长。法之始行也，皆出于雇；及其既久也，耆壮之役则归于保甲之正长，户长之役则归于催税甲头。往日所募之钱，系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许用，而其余一切封桩，若以为耆壮长仍可以废罢，即所用之钱，自当与百姓均减元旧额。今则钱不为之减，又使保正长为耆壮之事，催税甲头任户长之责，是何异使民出钱免役，而又使之执役也?臣闻朝廷去岁下四方修完书役，今独未降。臣顾陛下因未降也，诏有司以耆户长封桩钱一切与民间均减元额，又使宽剩之数，其少者仍旧，其多者不过三分，以备编户之逃移、水旱之升降。然则朝廷取民，皆有艺极，利泽之施，莫此为厚。伏望特赐详酌施行，苏息元元，使免困乏。』诏：『府界诸路耆户长、壮丁之役并募充。耆长许第三等，户长第四等以上应募，等第给钱。其旧以保正代耆老、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府界诸路合支雇钱，权与役钱，宽剩内支给。其余逐路所桩耆户、壮丁钱数，拨入役钱内一处支用，通宽剩并不得过二分，有剩即行均减。』 　　十二月辛巳，户部言：『乞申明下府界诸路提刑司，应州县旧系坊正，后来改输甲头，并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旧以甲头代坊正并罢。』从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始者以徭役不得其平，农民劳费，故有是命。有司议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划祖宗差役旧敕为官自雇人之法，率户赋钱以充雇直，曰直役。又免役自上户至于下五等，从来无预差役之家一概敛之，盖于赋税科调百索买纳。求取之外，又生重敛，岁岁输纳，无有穷期。州县上户常少，中户常多。自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人中，中户人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1]，岁有至数百缗者，又有至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后有裁减之期。旧来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者大役至速，亦十余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则动须三二年乃复一差。虽有劳费，比今日岁被重敛之害，孰为多少也?臣窃见徭役。昔者有至破产，而民惮为之者，惟衙前一役尔。今天下坊场官司收入自行出卖，岁得缗钱无虑数百万，以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计一岁之人，为一岁之出，盖优有余裕，则衙前一重役，无所事于农民矣。农民既免此一重役外，唯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丁壮之类。此役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旧制，徭役轻矣。治于人者食人，古今之通议，则安用给钱为哉?』其末曰：『役钱罢，则提举常平司亦可罢去，以见存职事付之转运司足矣。天下既减罢监司数十人，则州县稍得从容上下者，事非小补也。虽然，此大法也。顾臣之言，盖其略耳。至于法之纤悉，或参差牴牾，宜有画一之论。欲乞于两制臣僚选差明于治体、深于民事者三两员置局讲议，裁立条格，而三省执政官典领之，以待圣断施行。』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见其弊，当有以变而通之。臣谨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陈于前，惟陛下采择，幸甚。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而止。既已敷纳役钱，岁岁无穷，其出于至贫可见。当役法未行时，第四等才一千六百余户。由役钱额大，上户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余户人第四，复自第四等升七百余户人第三。自旧制以来，等第之法，三年而一升降，须其家业进而后升之，民乃无怨。今天下户之薄产未尝有所增，而直升其等，俾输役钱。以区区之一邑，而岁敛一万四千七百余缗，则敛法大重而民力不能胜。民力不胜，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岁支募钱之外，拨以为保甲、封桩者，常三千八百余贯，实无其役而封桩之，是何名也?夫强人情之所难者，终非可久之道，使其当役而免之犹可也。而大半下户，自终身不当与于役，今乃令岁岁输缗钱，谓之免役，窃以谓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耳。推安喜一邑，可见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见天下。臣愚伏乞罢免役法，如嘉祐敕，独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共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矣。其余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赔，悉用熙宁新法之禁，则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役者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诚能如此，人情莫不欢欣交通以安业，而郡县无事于督责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实今日之先务。如允臣所奏，乞选用一二练达世务、洞知民情之人典领置局，详议施行，庶可以尽久远之利。』癸卯，户部言：『准敕，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并募充，等第给雇钱。其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长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看详所募耆户长，若用钱数雇募，即虑所支数少，应募不行。兼壮丁旧既系第四等已下，旧不出役钱，只输充，更不支雇钱，亦虑难以出钱雇募。兼虑诸路提举司所司州县，为见今降朝旨并创行雇募，却于人户上更敷役。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雇募役人去处，并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损事件，亦依役法增损条册施行。』 二月乙丑。先是，司马光言：『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以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以臣愚见，为今之计，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户部检会熙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人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却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宫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勗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设作助役法。然自后条贯优假，衙前诸公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苦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科民间陪备，亦少于勗日，不致有破家产者。若犹以为衙前户力难以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其余产业，并约此力准。所有助役钱，令逐州桩管，据所有多少数目，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每分合给几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各有不同，欲乞于今来敕内更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若今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内日，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书至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二是日士一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初议役法，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 按：光集自注，以正月二十二日上此札子。寻得旨依奏。旧录于二月六日载之，盖二月六日方得旨依奏耳。光二十一日谒告，次日即论此，岂非光所云『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故如是汲汲乎?又按：闰二月一日章惇驳议，却称光此札子系二月三日，与光自注不同。盖二月三日降出此札子耳。二月三日降出此札子，四日，三省与枢密院同进呈，五日聚厅商议，六日进呈得旨，惇乃徐上殿议也。今先载光札子，不著月日。于二月六日云『得旨依奏』，庶免抵牾。新录于旧，大率所因者多，亦缘史官弗暇深考耳。 　　乙亥，左司谏苏辙言：『伏见门下侍郎司马光乞罢免役钱，复行差役法，奉圣旨依奏施行。臣窃谓近岁所行新法，利害较然，其间免役所系尤重，非至仁至圣至明至断，谁能行此?然臣有余虑，盖朝廷自行免役至今近二十年，官私久已习惯。今初行差役，不免有龃龉不齐。中外用事臣僚，多因新法进用，既见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于差役之私，民间小有不便，指以为言，眩惑圣聪，败乱仁政。兼臣窃观司马光前件札子条陈差役事件大纲，已得允当，然其间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误，执政大臣岂有不知?若公心共济，即合据光所请推行大意，修完小节，然后行下。今但备录札子，前坐光姓名，后坐圣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异同之论，以摇动大议。臣愿陛下但观祖宗以来差役法行民间有何患害，近岁既行免役，民间之弊，耳目厌闻，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矣。伏乞将臣此奏留中不出，特赐省览。大法既正，纵有小害，随事更张，年岁之间，法度自备。』又言：『臣窃详差役利害条目不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近则半年，远亦不过一年，必有成法。至于乡户不可不差，役钱不可不罢，此两事可以一言而决，缘所在役钱宽剩，二一年必未至阙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前来司马光文字，虽有役钱一切并罢之文，又却委自州县、监司看详，有无妨碍。臣窃虑诸路为见有此指挥，未敢便行放罢，依旧催理，则凶岁疲民无所从出，或致生事。欲乞时降手诏，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时权宜指挥，施行岁久，民间难得见钱，已诏有司依旧差役，所有役钱，除坊郭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依旧外，其余限诏到日并与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见欠役钱具数闻奏，未得催理，听候指挥。』 　　丙子，司马光言：『近以抱病家居，贪陈所见，窃以即日为小民患者，无若免役钱。欲乞悉行废罢，复祖宗差役旧法。识虑愚短，诚不意朝廷尽从其说，非陛下明断，不能如是。然臣闻令出惟行不惟反，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复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于今曰所下敕微有变动，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听之，则良法复坏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为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丁亥。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已于初六日同进呈。获旨讫，臣以此事不属枢密院，又自去秋以来直至今春，司马光止与三省商议，枢密院本不预闻，兼札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进呈，因何乞与枢密院同进呈?况役事利害，所系至大。臣素不预议论，何由考完札子?所言利害本末，臣实不知。当时同三省进呈，虽已奉旨依奏，臣于帘前已曾具此因依陈述[2]。后来户部缴连到敕文，臣晚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谷贱已自复农，官中更以免役等钱督之，则谷愈贱。然朝廷自议行免役之时，本为差役受弊，大则破家，小则毁身，所以议改新法，但为当时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理当审详。况逐路州县之间利害不同，并须随宜擘画。如臣愚见，谓不若先具此意申敕转运、提举官司、诸州县，各令尽心讲究，预具利害，擘画次第，以俟朝廷遣使，就逐处措置，此命既已先下，人人莫不用心，然后朝廷选公正强明晓练政事官四员充使，逐官各更选辟晓练政事官两员随行管勾，且令分使京东、西两路，每路两员，使者四员随行管勾，与转运或提举官亲诣逐州，体问民间利害，是何等人户愿出役钱?是何等人户不愿出役?是何等色役可差?是何等色役可雇?是何等人户虽不愿出役钱，而可以使之出役钱?是何重难优轻可减?缘人户贫富、役次多寡与重难优轻窠名，州州县县不同，理须随宜措置。既见得利害子细，然后条具措置事节，逐旋闻奏，降敕施行。如此，不过半年之间，可以了此两路。然后更遣此已经措置官员分往四路，逐员各更令辟一员未经措置晓达政事官同行，不过半年之间，又可措置四路。然后依前分遣，遍往诸路。如此，则远不过一二年之间，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遍。法既曲尽，其宜生民永蒙惠泽，上则成先帝之美志，下则兴无穷之大利。与今日草草变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为利害，相远万万。伏望圣慈特留神虑，详加省览。』惇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睹今月七日敕节文[3]，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诸色役人，依熙宁元年以前旧制，委州县定差者。命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欢喜，天下幸甚！臣窃闻令下之后，奸邪之人论说纷纷，造作浮言，意欲摇动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今来改免役为差役，乃是大体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体气未和，当徐徐调养之而已。臣恐上下观望之人，指小小未圆事件张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坚持此意，力行无疑，勿为异论所动。候臣僚及诸路论列到未尽未便事理，乞付三省类聚参详。法内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随事先赐处分。』挚又言：『敕内指挥委逐县若依今来指挥别无所妨碍，即便依此施行。若施行未得，即限五日具利害申州，州类聚，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限敕到一季内奏闻。臣窃惟事经变革，其首尾牵连相牴牾者，必不能无也。而限以五日，恐仓卒以应期会，却致苟简，不免后日申请纷纷。臣欲乞诸县与展限一月。役法未行以前，诸县诸色役人，其有冗占过多之数，及熙宁后来既复募人之法，给以役钱，故行裁减，至于今日，并已是合用人数。臣欲乞除弓手一役，合依熙宁以前旧法人额外，其余役人，令州县定差，只依役法后来裁定之数。若或委有不足，即具因依合如何增添申请。』左司谏苏辙言：『臣伏见二月七日三省、枢密院札子节文[4]，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臣看详上件指挥，大纲已得允当，其间节目颇有疏略差误，未见一一具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自罢差役，至今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臣切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积年余剩钱，有足支数年，欲乞朝廷指挥，将见在役钱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促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然后于今冬迤逦差拨，起自来年役使乡户，一则差役条贯即得审详，既行之后，无复人言；二则将已纳役钱一年雇役，民力舒缓，进退皆便。』又言：『新法已来，减定役人，皆是的确数目。行之十余年，并无阙事，则旧法人数决为冗长。天下兵知近降指挥，明使州县相度，无有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今来开封府官吏不相度申请，于数日之间，一依旧法人数差拨了绝，如坛子之类，近年以剩员充者，一例差拨役人监勒。开、祥两县迅若兵火，显是故欲扰民，以害成法。乞下所司取问开封府官吏，如有上件妨碍，更不相度申请。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故苏辙首以此为言。

此据邵伯温《见闻录》并绍圣五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章。伯温谓蔡京诣政事堂白司马光，误也。或至东府耳。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子：『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未完备处。若博采众论，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虽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命令大体。早来都堂三省、枢密院会议，章惇、安焘大段不过商量。况役法元不属枢密院，若如此议论不一，必是难得平允。伏望宸衷详酌，或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遂具韩维、李常、范纯仁、孙觉、孙永、吕大防、王觌姓名，乞自禁中指挥，选差三人降出。又言：『自来故事，朝廷有大议论，亦多选差两制或两省定夺。近刘挚、王岩叟、苏辙数有论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择。』诏：『门下侍郎司马光近建明役法，大意已善，缘关涉事众，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及继有执政论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万世良法?宜差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吏部尚书吕大防、工部尚书孙永、给事中兼侍读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仍将逐项文字抄录，付韩维等。』司马光言：『臣伏见御批指挥，以臣近建明差役之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闻奏。臣窃以免役法之病民，自曏日臣寮、民庶上封事及近日刘挚等奏陈，言之甚详，非独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考究利害，完补漏略，成就良法，固无所妨，但敕下已逾半月，州县差役约已及半，方行遣纷纭，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敕改更未定，或敛钱，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从，众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乘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条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出民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伏望朝廷特赐申敕州县，言今来止为其间条目未备，令维等详定所有差役，仰州县依前敕一面施行。候定到事节，续降下次，庶免致于差役中半纷纭之际，令出反汗，人情大摇，实天下幸甚!』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纯仁与司马光素亲厚，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5]，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旁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力民病矣。』乃言于光，欲且议缓行。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骚扰而法可久行。』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蒙示奏稿，益见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民。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缪吏遽行，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公既知纯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坚之意，盖欲使知其罪而默耳。默默何难?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赞公，使公喜而自容于门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则是纯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贵也，何用白首强颜，于此媚公求合哉?惟其如此，所以误公一顾而提携至此。惟公少加采察。』光亦弗听也。始议复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司马光曰：『熙宁初，百禄为咸平县。役法之行，罢开封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薄，为法之害。今第减出泉之数以宽民可也。』光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贿，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且谓：『乡民被徭役，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既以重法绳之，将见面黔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几为民害。』遂已之。 　　闰二月辛卯，诏：『已差官详定役法，令诸路且依二月初六日指挥定差，仍令州县及转运、提举司各递与限两月，体访役法民间的确利害。县具可施行事申州，州为看详保明，申转运、提举司，转运、提举司看详保明闻奏。仍令逐州县出榜，许旧来系纳免役钱，今来合差役人户，各具利害，实封自陈。』刘挚言：『诏令旧纳钱者、今被差者皆具论列，缘四海百姓向来无不纳钱，则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实封议法，则求言无乃太广乎?实封之状，州县必须疲于递送，具达于朝廷者，计须山积，则考阅何时可遍?而所谓差役之法，何年可见其成也?伏望速赐契勘，如已颁行，即乞于敕内删去「仍令逐州县出榜」以下四十一字更不施行。』王岩叟言：『前敕：为已见民间免役利害，故复差法。而今敕方云：限两月访利害。朝廷岂不知昨来四方应诏上书之人以千万计，皆是斥言免役不便，足为信矣，何须更烦体访，故作逗遛?』寻有诏：『今议论未见成法，若许诸色人申陈，恐徒为烦扰，候有成法，录下诸路立限，许实封申陈，逐旋看详更改。』苏辙言：『臣近奏，乞取问开封府官吏，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颇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限日，辄敢差人监勒，于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坏成法。乞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谨按：权知开封府蔡京职在近侍，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是不忠。京新进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因缘幸会，以至于此。今者方欲推行差役旧法，王畿之政，为天下表仪，而使怀私之人，窃据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赐指挥，先罢京开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结绝前件公事。所贵官吏不至观望首鼠，以长奸私。』戊戌，诏：『已差吏部尚书吕大防等专切详定役法，内有合经由三省文字与免会及不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又诏：『今差役议论，未见成法。若许诸色人申陈，恐徒为烦扰。候有成法，录下诸路立限，许实封申陈，逐旋看详更改。其闰月二日朝旨勿行。』从刘挚等言也。 　　癸卯，详定役法所言：『司马光奏请天下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令佐揭簿定差。续准朝旨，诸路且依二月六日指挥定差。今看详熙宁元年以前，役人衙前，最为重役，有乡户、押录、投明三色人充役，除押录系年满拨充，投名人系招募外，惟乡户一色，方系定差人数，亦有酒场支酬长名、衙前人数，已定去处，不曾更差乡户、衙前。其州县典吏、书手之类，自来亦多有投募去处。虑今来承受上项朝旨，却一例定差，又缘额管人数自募役法行，诸处减数不少，祗应已得办集。若依今降指挥，似熙宁以前人数定差，虑民间虚有烦扰。欲乞先次行下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场河渡钱，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募定差，其余役人除召募外，并依二月六日指挥定差。若有妨碍，即递限两体访役法的确利害申州、转运司保明闻奏，仍令逐州军一面先申本所，其差衙前有妨碍或别有利害，亦仰依闰二月八日指挥施行。其见役人如未有人替，仍许支雇钱，候有人替，方得住支。』从之。寻又乞改『雇募』字作『招募』字，恐诸路疑惑复行雇法也。王岩叟言：『臣访诸郡县官员，自来雇募到承符、散从、弓手、力役之类在逐厅，今例合差乡户抵替，逐官有以乡户正身自充，须令雇召。其被雇之人邀勒乡户，剩要工钱者，臣乞指挥下详定役法所立法，约束官员不得抑勒雇人。其情愿雇人者，皆不得过元募役钱之数。』苏辙言：『近奏罢免役钱，行差役事。大纲已得允当，其间小节疏略差误，其事有五：其一，衙前更差乡户；其二，坊郭人户不出役钱；其三，诸色役人依旧人数定差，未为允当；其四，散从弓手、力役人并免接送；其五，州县胥吏支雇。』诏送看详役法所。甲辰，左司谏苏辙言：『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枢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行巧智，以害国事。』丁未，诏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详定役法。 三月己未，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今年夏料纳钱住罢，更不走催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此据《荣州旧按》增入。陈瓘录：『刘安世语曰：温公与范尧夫道合志同，但尧夫欲行七色钱，稍复免役。温公方病，自力而出，帘外取对，言：小人欲以乏财动朝廷，稍复免役之法，不知为谁?尧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言。后来尧夫之去，盖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 　　癸酉，详定役法所言：『坊场、河渡钱元用支酬衙前重难。量添酒等钱、准备坊场陪费，如此之类，名件不一。除依条合支外，并桩顿，以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从之。详定役法所云：『诸路见行出卖坊场、河渡等，并应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钱物，未有所归隶。』诏令提点刑狱司之。 　　四月癸巳，中书舍人苏轼详定役法。 　　五月壬申，详定役法所言：『元丰令：场务钱每年于诸路移那一百贯赴内藏库寄帐封桩。请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缘役事等费。』从之。癸巳，详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应坊场，乞罢实封投状之法，立中数为额，』诏韩维等相度以闻。『欲乞以前界买名钱，委本州看详。若累有增无减，即取累界中最高一界为额。前后拖欠数多，累限无人陈状，难有人承买，比最高价亏及五分已上者，县相度减定申州，与转运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满卖抵当约束，余并依旧。』从之。己亥，苏轼言：『乞应坊场、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钱，并用支酬衙前召募纲运官吏、接送雇人，及应缘衙前役人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于别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户部，于别路移用。有余去处，不得为见有余钱额外，支破其不足去处，亦不得为见不足，将合召募人却行差拨。』从之。 　　六月庚子，苏轼言：『逐处色役，各随本处，土俗事宜，轻重不同。借如盗贼多处，以弓手、耆长为重；税赋难催处，以户长为重；土人不闲书算处，以曹司马为重，难以定限等第，一概立法。若衙前招募得足，即须将以次重役，于第一等户内差拨，诸处色役，委本路监司与逐处官吏相度，同立定本处色役轻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从上差拨。』从之。甲寅，司马光言：『臣先曾上言，乞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请，无何，续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挥，人始疑惑。既而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各以己见，欲合本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致州县惶惑，不知所从。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旧用役钱雇人，或不用钱招人充役人，朝夕不定，上下纷纭，与二月六日敕意相违。今欲申明元初起请内声说不明不尽事件，谨具画一如右。一、臣起请虽云「依熙宁元年旧法人数定差」，若旧法有于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碍，合申乞改更。人数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县知得的确。合消数日，令酌中立额申乞，依数定差，朝廷难为遥度。一、臣起请虽云「若所差人不愿充役，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人广求雇直，官亦当裁定，不得过自来宫中雇钱之数。其州县官员，即不得指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觅。一、臣起请虽云「见雇人俟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产，情愿充役者，亦自可依旧存留。又曹司系新差之人，多不谙晓书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给与雇钱，令与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内交割了毕，方放逐便。一、臣起请云：「今日衙前陪备少于向日，不至破家。若犹以才力难任，即乞于官户、僧道、单丁、女户有产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二者相须，此外有余者，始令出助役钱，非谓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嫌太少，及所收掠课利难知实数，即乞应系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自可支酬衙前重难，分数得足，则官户等更不消出助役钱。一、从来诸州招募役人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此是旧法，今来别无更改，惟是旧日将坊场、河渡折酬长名衙前重难，令自出卖。今来官中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分数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只此与旧法有异。若乡户愿投充长名，亦听。一、臣起请委逐县看详，具利害擘画申州，本州类聚，择其可取者擘画申转运司，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擘画奏闻朝廷。伏缘知逐处民间利害子细，转运司不如州，州不如县。窃虑逐县别有擘画，得事理切当，而本州及转运司抑遏删去，不以上闻，致敕下之日，依旧妨碍，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挥下州县，如有似此擘画切当，被在上删去者，许逐县直申转运司，本州直申奏，所贵下情无壅，曲尽事宜。仍乞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只得以诸路州县申到利害，详其可否，立为定法，其不当职之人为高奇之论，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将一路、一州、一县利害作通行条贯。一、详定役法所奏请行下指挥，若有妨碍难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请，委逐路州县看详，具利害擘画申上，随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颁下诸州县。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所降敕命施行。』从之。 　　七月丁巳，中书舍人苏轼言：『臣先曾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臣遂奏乞罢免臣详定役法。奉圣旨不许，经今月余，前所论奏，并不施行，而臣愚蠢，终执所见。吏部尚书孙永奏驳臣所请，盖是臣愚暗无状，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如臣乖异，必害成法，乞早赐指挥，罢免所有臣固违圣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状申中书省曰：『轼近奏乞罢详定役法，已奏，圣旨依奏。窃见孙给事奏驳前件圣旨[6]，乞取孙尚书及轼所议付台谏、给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后罢其不可者，须至申乞指挥轼前后所论役法事。轼已自知疏缪，决难施行，所有是否[7]，更无可定夺，只乞依前降指挥行下。轼自今日以后，更不敢赴详定所签书公事，伏乞早赐施行。』从之。轼意以为差役法弊当改，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出为入，无多取民钱，则不足以害民。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州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 　　九月丙辰，司马光卒。

　　十月庚寅，三省奏：『臣僚上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许私自雇人。州县行之，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祗侯。恐公私未便。』诏：『应弓手止身不愿充役者，许雇募充弓手。得力之人，仍不得过元募法雇钱之数，令府界提点司、逐路转运司相度施行。』 　　十一月癸未，文彦博言：『窃闻天下诸路差、雇役法，朝廷虽已降指挥，而至今未定，颇闻烦扰。臣检会始司马光阅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役钱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复差役之法。然司马光所言甚详，而节目苛烦，恐州县不一一通晓。又朝廷置局详定，议论不一，必难通行。臣以谓差役之法本州县常事，其来已久，皆素无定法。及其末流，不容无弊，随时迁改。臣曾累具札子，奏乞令州县刺史、令佐从民利便，依例各议定其法，县申州，州申转运司看详，定夺奏闻。如得允当，即降下施行。至今其法未定，盖滋狡吏侵扰。若如臣前奏，且各付逐路郡县定夺利害，各从其便，庶几下民早得息肩。取进旨。』诏令详定役法所限两月一结，如限满有未了事，并送户部施行。其合销要吏人，令本部于旧局人内迁留。 　　十二月己酉，诏旧出免役钱三百缗以上人户，并依单丁等户例输纳，与免色役。详定役法所言也。侍御史王岩叟言：『臣伏睹新降役法内一项，诸出等高强户旧纳免役钱三百贯以上者，依单丁等户法输助役钱。臣博采众议，皆以谓不见其利，而见其害，非可久之法，以宁天下之心，不使有疑，于国家幸甚。』 　　三年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言：『臣闻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独台谏官数人者主其议，以为不可改。磨厉四顾，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发耳。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加编窜。此等亦无他意，方司马光在时，则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没，则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诚尽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使光无恙至今，见其法稍弊，则更之久矣。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吕公著等，令指挥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人雇役，中等人户岁出役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须至专雇惯习人，尤为患苦，其费不赀。民穷无告，监司、守令观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则何致伤阴阳之和至于如此?今来所言，若万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圣意行下，庶几上答天戒，下全小民。臣不胜恐慄待罪之至!』张行者，遂宁人，述之从孙也。行言：『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差，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今乃废免而复差，上违先帝燕翼之谋，下拂元元安业之愿，岂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户一年所费，有用数年役钱，有用数十年役钱者。其等渐降，其害愈深，殆非圣人裒多益寡、天道张弛之义。』又言：『臣恐议者以为朝廷有心于改法，无心于便民。昨日改之为天下之民，今日复之为天下之民，无容心于其间可也。』章疏十上，诏监司取戒厉以闻，行乃止。己亥，诏衙前差乡户处，速募诏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如愿投募者听，仍免本户身役；不愿募者，速召人替。

校勘记 [1]上户 原本『上』上衍一『上』字，据《长编》卷三六四删。 [2]曾具 原本作『会具』，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3]节文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4]节文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5]有司之事 原本『有司』下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删。 [6]孙给事 原本『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7]所有 原本『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九 哲宗皇帝

保甲 　　元丰八年四月乙酉，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之家，见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当教人外，家止有病丁，并第四等以下田不及二十亩者，听自陈。提举司审验，与放免。』诏可。 五月丙午，诏府界三路巡尉、弓兵并依保甲未行以前复置。 此据吕大防《政目》元年二月二日所书增入，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挥也。六月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 　　丙戌，枢密院言：『访闻日近府界三路团教保甲，多因正、长搔扰，巡教官指挥苛虐，致小人凶暴，凌抵犯法，逐处提举官多务姑息，不喜州县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举发，监司观望，不为按劾，含养奸凶，深为未便。欲令府界三路安抚、监司、提举保甲司及州县常切觉察按劾施行[1]。如违，重行黜责。』从之。 　　七月戊戌，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义勇旧法，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其差官置场、修军器、教阅法及番次按赏费用，令枢密、三省同立法。』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先帝以边寇骄傲，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疆之志，故置保甲，令开封府界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既而有司各务张皇，以希功赏。其提举官专护本局，不顾它司，事干保甲，州县皆不得关预，管内百姓，不得处治。其巡检、指使、保甲、保长竞力搔扰，蚕食无厌，稍不如意，擅行捶挞。其保丁习于游惰，不复务农，或自为劫掠，或侵陵乡里。先帝浸知其弊，申敕州县，令保甲应有违犯，并巡教官、指使违法事件，并许州县觉察施行。及陛下践祚听政，首令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过数目，并充次年之数。又令开封府界、三路团教已及半年，经朝廷按阅者，每月并教两日；未经按阅者，并教三日。又令见教人身材弱小，或久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营作第四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并许州县保明，提举司审验放免。又令一县不得过二分，皆圣泽矜宽民力。于保甲劳费，虽十減五六，然保马向去点择，买养补填，尚犹如旧。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长，名目犹在。于所辖保甲，恐不免须有凌逼侵渔[2]。其四时教阅，虽減日数，未免妨农。臣愚以为保甲若使之逐捕盗贼，则近已有指挥；巡检、县尉及弓手、兵级人数，并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数优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盗贼，若使攻讨四裔，则献亩白徒，教阅虽熟，未尝见敌，使之战斗，必望风奔溃。登极诏书敕边吏不得侵扰外界，务要安静疆埸。然则此保甲的实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农民不堪劳苦。伏乞断自圣心，尽罢诸路保甲，保正、长使归农，依旧置绎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赋税。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坊监、诸军，召提举官还朝，其勾当公事、巡检、指使并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如此，则开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欢呼鼓舞，荷戴圣德?若以保甲中武艺已成之人可惜使之归农，即乞令逐县以户马数，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缘边弓箭手法，许荫奉户田二顷，与免二税，或轻者与免若干石斗税，及户下诸般科役；本户田不足，听荫亲戚田，务在优假，使人劝募，然后召募本县乡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弓手，计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若一人阙额，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佐拣试，武艺高强者充，则见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艺衰退，许他人指名比较，若胜于旧者，即令充替。如此，则不须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勇壮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之为盗，亦无能为恶。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切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重加刑典。若无人投名，乞更议优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于乡村户上依旧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数多，即令分番更互，在县祗应，一年一替，其余各分地分巡捕盗贼。』疏奏，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今月六日指挥，保马别议直法。庚戌，枢密院言：『府界、三路团教保甲，虽不当赴教日，往往于市井村野，以习学事艺为名，聚集饮博，不治生业。』诏：『提举保甲司关报辖下，不赴教日，令务农作，遇闲暇，许于本家阅习事艺。违者重坐之。』范纯仁奏：『臣伏睹提举保甲司牒，准枢密院札子指挥，钤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饮博，即令闲暇，于本家阅习事艺。窃缘保甲子弟蒙指挥，并教两日或三日，比之自来日数全少，然未免往来聚集，有妨农务。盖子弟惯人镇市，渐喜游惰，托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约同保私阅为名，不肯专意生业，官私及父兄终难觉察。臣今欲乞应三路教阅保甲，计一岁合教日数，并就农闲之月，其余月分，并归农业，则官私与父兄易为勾管。』甲寅，遣官分按逐路团教保甲：河北东路左指挥使李侁；京西路左藏库使刘惟简；陕西路引进使、康州刺史、枢密副都承旨曹诵，文思院、高州刺史窦士昌；京东路东上閤门副使王舜封、供备库副使冯景；永兴军路光州团练使高公绘、邵州刺史张节爱。寻遣左藏库副使麦文炳代冯景。 　　八月癸未，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一日，依义勇法冬教，每月赴县教阅。五都保以上并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罢。零保即先从多教，周而复始，仍降画一处分。府界、三路已罢团教，其提举钱粮官司并罢，拨与教阅兼领，皆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月丁亥，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仍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一月丙午，枢密院勘会已降指挥，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只冬教三月，合行监教，有无差官云云。诏：『应申奏及行移保甲文字，称「某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司」。逐县监教官并罢，只委令佐监教十都保正。上县分于冬教前，自京差指使一名，往彼同监教。提举保甲司各置勾当公事并指使一员工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窃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人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愤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干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于此极尔。臣愚以谓一月之间教三日，不若一岁之中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它用心，人自安于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3]，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选冬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于城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正、长不相谁何，而百姓获优游治生，无终年逃遁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侵陵犯上之恶矣。』又言：『提举三路保甲钱粮司名列监司[4]，实无职事。伏乞废置，以省冗官。』既罢提举钱粮司（罢钱粮提举即此月二十六日也）。岩叟又言：『窃见新降保甲法，尚存提举教阅一司，及改逐县巡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为保甲之患者，大本犹在。伏望陛下深家人情，废置提举保甲一司及监教官，但令州县及安抚司主之，百姓安心为生，以乐圣政，不胜幸甚!』又言：『近降画一保甲指挥，依旧逐岁遣按阅者。窃敢为朝廷论其害：臣每见使者所向，其骑从之盛，风采之峻，供亿之烦，承迎之厚，郡县为之骚然，故所至人情甚以为苦。又其所按保丁，虽各得银绢三五匹两，而不知备按阅饮食、衣服之费，自已不轻。既得之，而为众人耗蠢，又亦不少，所存以归，能有几许?臣曾体问，云：「若国家但令冬教，使不失农时，则家无横费，自可有余。天恩深厚，非一按阅赐赉之比矣。」窃考其情，盖不以得一时之赏为足，而以安终岁之业为乐也。况所谓赐赉者，只是出于保丁人家所纳役钱数内耳，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割其肉而啖食，孰若不取不割之为两得也?臣愚伏望圣慈因冬教以为恩，下令罢逐年按阅之烦，省役钱封桩之扰，一以安静，养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十二月丙寅，王岩叟言：『臣伏睹陛下即位之初，首发德音，下明诏，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获更生。后复下令，变保甲月教之法为冬教，人人始得安其业，又大惠也。然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有冻馁之忧。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与温饱者同教于城下，盈月而后已，岂其所堪?伏望圣慈哀怜，约祖宗义勇等第之制，特诏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保丁冬教，以宽贫民，但籍姓名，备缓急出力以从事可也。臣又按：祖宗义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臣以为畿内保甲，宜悉罢之便。』于是诏府界三一路保甲第五等两丁之家免冬教。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诏商、虢州保甲依旧更不冬教。辛亥，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其教阅器械，令赴官送纳，仍立府界、三路私有禁兵告获赏格。』从之。 　　二月庚申，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应保甲赴教日，止用民间衣装，不得勒令别造。』从之。

　　闰二月辛卯，诏：『府界、三路提举保甲司指挥州县，如有见送纳军器，若不是非理损坏不堪，或事件不全，止据见在受纳，不得须令修整陪填，仍晓示，若有隐藏换易元给官弓弩者，限一月首纳，待与原罪。限满不首，即与私有禁兵器法告赏。』己亥，御史中丞刘挚言：『伏睹近制，保甲罢团教，朝廷所以惠绥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若，就其所安，远近承风，莫不鼓舞。然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盖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召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若旧系长等名色，则此类军中之阶级，随其等差对换补之。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所贵在军者，既团隶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习之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职于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乡民必赖其力为多。』壬子，诏河北东、西路、永兴、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司，并依提刑司例，各为一司。 　　七月甲子，右司谏苏辙言：『臣窃见仁宗朝，河北、河东初置义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渐及陕西，皆以地接北方，有守御之备，每岁冬教一月，民虽以为劳，而边防之计有不得已。及熙宁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习。二圣临御，知其不便，率皆罢去，民得归秉耒耜，盗贼因此衰息，歌舞圣德，无有穷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边之故，民习为常，不辞愬。至于京畿诸县，累圣以来，为辇毂所在，素加优厚。今乃与三路边郡为此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圣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宽恤，特与蠲免。』 　　八月丁酉，诏陕西路保甲冬教，并自十一月一日，至次年正月终罢。 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更次，犹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役指挥，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不幸。今田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况今之教阅，官中不给钱米，一月之食皆自办。夫有田二十亩之家，中年所收，不过二十石，赋税、伏腊之外，又令其赡一丁，则亦难给。盖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讲求利害，惟务其多。今虽将五等下户精专阅习，万一或有调发，虽破竭家产，所得几何?裹粮而行，岂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虽低而家业及一百贯、有三丁者，方得差充。』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吕陶请也。

保马监牧附 　　元丰八年三月，资政殿学士韩维奏：『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使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详见《变新法》。此一节合在此年六月下，误置此）。』 四月辛未，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路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又：『京东、京西路保甲养马法元定年限极宽，民间易以应办。而有司不务循守，妄有陈请，期限急迫，遂至搔扰。先帝已尝降手诏诘责约束，至今犹不能奉行。其两路保马，宜令并依原降年限收买，其剩买过数目。并充以次年分之数目。』又诏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杨景宗、提举京西路保甲兼保马张修令乘传赴京，于三省禀议改废。其后诏京东、京西路保马等级分配诸军，余数发太仆寺。其格不应支配，即还民户变易，纳所给价钱。 旧录云：先帝以国马不足，追效邱乘之制，寓马于民，量物产给价，立岁限，使民市马养之，得自乘习，缓急则集以为用，仍命弛其徭役，法甚善。司马光言其非便，遂罢。新录辨曰：宣仁参祖宗之制，推明神宗之心，保佑哲宗皇帝，以至元祐之治。其公议在天下甚明。而吏官类出私意，取一时群臣之议，与神宗皇帝较其得失，岂可以示后世?自「先帝以国马」至「非使遂罢」六十字并删去。按：此时司马光犹未上疏论民户养马，不知旧录何以云然?其后则先固谓不可也。 五月庚子，朝奉大夫、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霍翔知密州，同管京西路保甲吕公雅知濠州。 六月云云。（见上。） 　　七月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言：『陛下践祚听政，首令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过数目，并充次年之数云云。皆圣泽矜宽民力。于保甲劳费，虽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马向去点择、买养补填，沿犹如旧云云，臣愚伏乞断自圣心，尽罢诸路保甲，保正、长使归农，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坊监及诸军，召提举官还朝。其勾当公事、巡检、指使，并送吏部与合人差遣[5]。如此，则开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欢呼鼓舞，荷戴圣德?』疏奏，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马别议立法。 　　八月癸未，诏府界新置牧马监兼提举经度制置牧马司并罢，应合分拨措置事件，令兵部条画以闻。 　　九月戊午，诏京东、西路保马数未足者，更不收买，据见管数，令逐户依旧主养[6]，别听朝旨。 　　元祐元年闰二月辛卯，三省言：『霍翔、吕公雅提举保马[7]，不循诏旨，至減朝廷元立年限之半。』诏霍翔差管勾江州太平观，吕公雅差监舒州盐洒税务。 　　四月己丑，右司谏王岩叟言：『访闻京东保马事尚有余弊，宜在讲陈，可因而变之，以成国家之利。其一：牧监昔废之初，识者皆曰：「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然不待十年，而天下之马已不可多得，此非国家之利也。臣乞尽收退还民间马三万余匹，复置监如故，然不必置监牧使，止委转运使领之，可治办矣。其二：废监以来，牧地之在民者处处为害，盖始者愚民利于一时请地之易，不虑后日纳租之难，投状之初，争立高额，而不知州县又估高价折纳见钱，遂致力皆不胜，岁岁拖欠。转运使不论水旱，与群牧司认定此钱，督责之严，过于他事，以至佃地百姓被禁锢、受鞭挞者，五日无之。今若因复置监牧，牧地入官，则百姓戴陛下之恩，如释重负，脱沉疴矣。其京西事体既同，并乞赐施行。』 　　七月癸未，太仆寺言：『沙苑监先隶河南监牧司，昨因废监，拨归群牧司，寻因置群牧行司，拨入行司管系。其行司后改为提举监牧司，今已降朝旨，拨入右厢提点司，即买马监牧司更不管系。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监牧司名，合除去「监牧」二字。』从之。

　　九月壬戌，太仆寺奏：『乞应于本寺事，并依群牧司法，仍只隶尚书省，或依旧隶枢密院，并乞内外马事，并隶本寺施行。』诏内外马事并隶太仆寺，直达尚书省，更不经由驾部。丙寅，诏中书省：『今后太仆卿、丞、簿并选差，应外监事，令本寺依旧群牧司法施行。』庚辰，右司谏王觌言：『臣窃见今年九月九日朝旨节文内马事并隶太仆寺，直达尚书省，更不经由驾部。车营、致远务、鞍辔库、驼坊、皮剥所、养象所并专隶驾部。臣窃谓此独可以败坏官制，而未见为利之实也。朝廷以马政久废，而推行牧养之法，固太仆、驾部之职矣。若使太仆仍旧隶驾部，而共修执事，于牧养之法，未见其害也。使车营、致远等务不隶太仆，而领于省曹，于牧养之法，未见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复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场务恶隶寺监，恶隶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之常情，顾朝廷处之何如耳。伏望圣慈宣谕执政大臣，无以牧马一事而轻害官制，追还九月九日朝旨，别降指挥施行。』 绍圣三年七月癸巳，权知邢州张赴等言：『据知任县韩均等申请，乞应有牧地县分，许等第人户投状指挥请牧马草地，或以佃牧地，须上色一项给付人户，自使耕佃而蠲其租，令养官马一匹，各于所属，籍其毛色、尽寸、齿岁给付，每岁分番就县，令佐点集。若马有死失，许即时申县，自备印给，非点集日，许私自乘骑，不许出州界若干里。如元佃地人系等第户愿养马者，只令将文契批凿，除其租数。若请不尽并不愿请者，依条召人租佃。伏望详酌施行。』枢密院言：『熙宁七年，先废罢郓州东平、郑州原武两监，及并卫州、淇水两监为一监。至八年四月，中书、枢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监，每在费用钱约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贯。其所出马数，止用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贯可买，兼所得监马堪配军匹数不多，若都无此，未为阙用，两监牧但存虚名，而枉费不少。见管九监马三万余匹。时诏沙苑监令属群牧司，余八监并监牧司并废罢，后尽以牧地募民种佃并牧马，余地所收岁租百余万，至今未尝有失限之数，悉无前日异议者所陈之患。至十年二月，群牧司奏国马缺用，曾裁损支使窠名。是时陕西路买马，止以一万五千为年额，至元丰中，又曾于畿内赋人户养马。及于京东、西路行保马之法，又于开封府界雾泽陂置牧马所，专差枢密都承旨张诚一等提举经度制置，俟就绪，推广诸路施行。而事初讲求有所未尽，及奉行之人或不称职，故人言以为未便。元祐初，并不考究熙宁以来讲议本末利害之详，研求所以增损措置之术，惟务尽罢元丰所行之法，一切复置旧监，遽将民间已请佃上地，栽重到桑枣果园，及庄井屋宇，毁伐废坏不少。兼兴复监牧、增置官吏，所费不赀，殊未见其效。盖自复监以来，前复累有臣僚论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仓猝更张之法，即岁月愈久，为弊愈深。自来议者欲于民间养马，然所陈亦多不同，或欲以牧地召人租赁，官给草料，令百姓蓄养；或责以蕃息；或欲令逐月赴官阅视决责；或欲分配等第人户，以此终不可行。今据知邢州张赴所称，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牧马，但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俾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无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为条画榜示，令太仆寺雕印施行。应有监牧地分，州县于要便处晓示人户，愿请佃牧地、免纳租课、为官养马者，听实封，于本县投状。逐县置历收接，月终具若干实封状送州，州县并不得开拆，具数申送太仆卿寺开拆，申枢密院看详，取旨施行。』从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睹近降朝旨，给牧地，召人户情愿养马事。条约虽已详备，然元初只缘知邢州张赴同任县、尧山县知县等所请指挥，其余路并依此施行。臣窃虑诸路若有不便，必为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挥，令诸路若有利害不同，许令申稟州县。若抑令人户作情愿投状养马者，令监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后，永久无弊。』

校勘记 [1]觉察按劾 原本作『觉按察劾』，据《长编》卷三五七乙正。 [2]须有 原本『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3]提举司 原本作『提□二司』，据《长编》卷三六一补改。 [4]钱粮 原本作『前粮』，据《长编》卷三六一改。 [5]差遣 原本作『美遣』，据《长编》卷三五八改。 [6]主养 原本『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7]提举 原本『举』字作墨了，据《长编》卷三六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一十 哲宗皇帝

常平仓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马光札子：『堪会熙宁之初，执政以旧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丰岁则农夫粜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钱货愈重，谷直愈轻。朝廷深知其弊，故罢提举官，令将累年蓄积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岁诸路，除有水災州军外，其余丰熟州处多。今欲特降指挥，下诸路提点刑狱司：乘有此籴本之时，委丰熟州县等官员体察在市斛斗实价，添钱数广行收籴。如阙少仓敖之处，以常平仓钱添盖。仍令少籴麦豆，多籴谷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湿之地，有斗斛难以久贮者，即委提点刑狱相度逐州县合销数目抛降收籴，才候将来市物货价比元籴价稍增，即行出粜，不得令积压损坏。仍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名价分为三等，自几钱为中等价钱，几钱以上为上等价钱，几钱以下为下等价钱，令逐处临时斟酌加減，务在合宜。既约定三等价，仰自今后州县每遇丰岁，斛斗价钱至下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減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由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仍委提点刑狱、常平提举觉察。若州县斛斗价及下等而不收籴，价及上等而不出粜，及收贮不如法，变转不以时，致有损坏，并监官不逐日入场，致壅滞籴粜人户，并取勘施行。若州县长吏及监官能用心及时籴粜，至得替时，酌中价钱与斛斗通行比折，与初到任时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许批书上历子，候到吏部日，与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许指射家便差遣一次[1]，所贵官吏各各用心。州县皆有储蓄，虽遇荐饥，民无菜色，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其河北州县，有籴司斗斛见多，缘遣州县、转运司见籴军粮处，更不籴常平仓斛斗。若今来指挥内有未尽未便事件，委提点刑狱司逐旋擘画，申奏施行。』从之。其后王岩叟言：『臣伏睹昨降朝旨，文虽详而未通，四方来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旧法，但遇年丰物贱，即于市价上添钱收籴，如年歉物贵，即相度在世实值价例，特減钱出粜，此所以为常平。今既限以价钱，至下等方许收籴，贵至上等，始得出粜，乃是必待丰歉十分而后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视，而不敢粜籴。臣恐久之，天下救灾之备寡，而伤农之患深，失常平本意远矣。臣乞依旧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外，余约新降朝旨，别行修定颁降。』户部尚书李常建言：『伏见今常平、坊场、免役积乘钱共五十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利不及物。窃缘泉货流通，乃有所济，平民作业，常苦币重。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B市，而坐贾富家巧以贱价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终岁之勤，而未免寒饥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议，于天下州县各置平籴一司，以选人领之，县欲只令主簿兼管，仿古常平粜籴之法，于夏蚕秋稼之时，就其直加数分而敛之。及其价腾也，裁数分而出之，但无亏元价，靡有贏息，无事酬赏，惟以利农桑之民为务，庶乎泉货流通，四民蒙福，三代之仁泽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罢俵青苗钱，令诸路提刑司委丰熟州县广行收籴，意欲常有储蓄。而户部乃请令转运司更不收籴年计，止将常平斛斗兑籴，失朝廷养民之意。欲乞诸路转运司合籴年计，并先次令常平籴买。若转运司不预备本钱，过时转籴，与常平仓有妨者，委提刑司觉察以闻。』从之。 　　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谏刘安世言：『臣等窃谓自罢青苗钱，后来天下州县皆有积镪。朝廷虽更立常平之制，条目甚详，而上下因循，未常留意。既无统属以纠其乖谬，又无赏罚以为之劝沮。加之转运司苟纾目前之急，多端借贷，日朘月削，殊无偿足之期，非有惩革，将不胜弊。伏望圣慈特赐睿旨，取今日以前应于常平敕令严责近限，专委户部删为一书，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挥，将天下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一色，其余路分，并相度逐处可以久留斛斗，广行收籴，仍以本司钱修盖合用仓廪，将一路所有钱衮同应付。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县，各随户口之多寡，以制籴之大数。每遇凶歉，依法出粜。籴粜之法，常比市价增減。如此，则官本常存，而物价不能翔涌。或遇旱干水溢之灾，则民有所济，不致流散。朝廷之惠泽，可继而无乏绝之患。相因日久，渐至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于此。惟陛下推至诚侧怛之意，明诏执政协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参酌修定，将来颁降之后，或有犯违，州县委监司，监司令户部、御史台觉察奏劾，庶使二圣恤民之仁，不为徒善之政。传之万世，天下幸甚!』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仍觉察违慢。 　　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赵君锡言：『伏睹元祐编敕文，诸常平钱斛，州县遇价贱[2]，量添钱籴；价贵，量減钱粜，仍申知提刑司。又条诸州县长吏及监籴官任内，如能用心及时收籴，据用过钱本等第酬奖。臣窃谓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专用籴粜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敛，尤多以理论之当渐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无虑数千万贯，钱常壅滞不发?旧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匮，反甚于前，无足怪也。欲望圣慈指挥尚书户部下诸路提刑，令州县先次计置仓敖，今后每遇物斛收成日广行收籴，逐年终，具本并支出粜到色额、数目、价例，高下画一，申尚书户部点检类聚闻奏，仍关牒御史台照会。内有丰熟州县，当职官不能用心收籴，致谷贱伤农，并阙食之际无以备出粜济助人户者，并从本台纠奏，严赐黜责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条赏格，务令优厚，及添桩斗奏黜责一节，所贵劝沮两立，上下尽心。如此，则泉货流通，民力纾缓，仓廪充实，公私皆获利济，可以副圣政敦厚生生富而后教之意[3]。取进止。』 绍圣元年正月辛丑，户部言：『淮东提刑司奏，乞于本路户部封桩并续收到坊场钱内，拨赐五十万贯充常平钱，应副乘时收籴斛斗。欲依所乞，拨三十万缗充常平籴本支用。除助役钱外，于所乞坊场钱内拨赐。』从之。

青苗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诏给散青苗钱不许抑勒，仍不立定额。 　　元佑元年闰二月丙申（初八日），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详见监司门）。 　　三月乙亥，诏于常平钱内支赐钱三十万与京西转运司。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尝计天下青苗钱，除昨来支俵外，见在钱数尚多。欲乞将一州见在数衮同斟酌诸县户口多寡，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小饥，则減价以粜；大饥则以贷之，候丰岁输，更不出息。』诏：『户部指挥府界、诸路提点刑狱司相度合收籴准备数目，须彼处有转运司支遣斛斗，可以兑换，及出粜得行，不至积留损败，保明奏闻。』 四月癸丑，三省言：『提举官累年积贮钱物，委提点刑狱司主之，依旧常平仓法。其常平仓，春秋敛散，及岁成收籴，岁饥出粜，以陈易新，与省谷交兑[4]，及年谷饥馑赈代。主司并合依法推行降代。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从之。 刘挚七月二十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书省依旧常平法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误以为八也。按：四月己丑，韩缜已罢右相，吕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实在五月丁巳朔。此时申书省止张璪一人为侍郎，岂璪常别有申明乎?又据四年五月刘安世劾范纯仁，则复散青苗乃纯仁建议。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马光乞约束抑配札于载四月二十六日敕文，并当考详。 　　乙卯，左司谏王岩叟言：『伏睹闰二月八日圣旨，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常平仓法：谷贱则增价以籴，谷贵则減价以粜，实所以惠百姓也。搢绅之议，谓是朝廷复此旧法，遂罢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见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复疑朝廷以利为事，而惜为陛下谋者，失弛张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论其弊者，固已厌闻于朝。前日之言，臣不复道。请以臣自得于耆老之语，为陛下言。皆曰：「国家之意主于收息，以助用耶?主于惠养百姓耶?主于收息以助用，则无可言者；主于惠养百姓，则某等较量行法已来十六年于今，但见百姓终岁皇皇，翻倒债负，不见一家有增益者。一岁之间，常不免秋则贱粜而纳，春则贵籴而食。日陷于困穷，而不自知。」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远思百姓无穷之困，继在不疑，明诏有司罢青苗法，天下幸甚!』 　　五月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赀用匮乏者十之六七。诱之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途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复常平昔年平籴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六月辛亥，御史中丞刘挚言：『准今年二月八日圣旨，内一项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法。臣伏详常乎财用既归提刑司，又言依旧法，则自是合熙宁以前提举司所行常平粜籴之法，事理分明。续准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书省检会，遂将前项制旨内，依旧常平法指以为青苗散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寻闻臣寮累有论奏其事利害，臣不复言。今来复睹吕惠卿责降制词，有「首建青苗」之语。夫以建议者为罪，则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为也。苟知其不可为，又坐首议之罪矣，而独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谕。苟以为此法诚有利于天下，则何故明于制诏，坐以为蠢国害民之罪哉?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钱并依闰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内应常平法，谓熙宁以前常平粜之法，以幸天下，以信号令。』 　　八月己丑，司马光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摺。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较。访闻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结常平仓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勾集抄札，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似此遣法搔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稍加损益，欲行鄡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于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已下人户[5]，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庚寅，御史中丞刘挚言[6]：『臣近以吕惠卿谪降告词有「建青苗」之语，而青苗之法未罢，曾具论列。不蒙采纳，理有未安，义难苟止。盖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谓青苗之政是耶?苟以其法为是也，则首议者无可责；苟以其议为非也，则此法不当行，二者甚易晓也。今一事而两之，其用之于责人则以力非，其用之于取息则以为名，实不应深累国体。臣恐四方得以窥朝廷，而罪人岂得无词乎?伏望圣慈，载加究察，速令检会，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苏息，被罪者慑伏。』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二圣临御[7]，尽革众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旧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晓圣意。窃闻近日左右臣察有以国用不足，欲将青苗补其阙乏者。圣心未察，是以为之迟迟。臣等虽愚，以为自古为国，止于食租、衣税，纵有不足，不过补以茶、酒、盐税之政，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窃谓臣下每有献言，宜一切折以公议。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断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笃乎!陛下必欲决此深疑，即当尽出台谏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议得失，不当隐忍不辨是非，而用其言也。如众议必以罢之为是，即乞早赐裁断，以慰民心；必以罢之为非，亦乞显行黜谪，以惩臣等狂妄。』 　　辛卯，司马光札子：『昨于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挥，令于正月、二月支散常平仓钱谷。窃虑州县多不晓朝廷之意，将以却欲广取青苗钱、多收利息严行督责，一一如未罢提举官时。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臣民上言，前后非一。今欲指挥遍下诸路提点刑狱司，自今后，其常平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粜籴，其青苗钱更不支俵。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只令提点刑狱契勘逐州县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盖出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纳。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前，曰：『近日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王岩叟等所称大臣，实指纯仁也。 　　绍圣二年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窃见熙宁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农，故稽参先王、《春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薄取其息，以为放阁欠免之备，故兼并得不专辟阖之科，而农得尽力南亩，不为兼并所困，实大惠也。行法之初，论者不一，赖先帝神武英明，断之不疑，以克就绪。数年之后，取者云集，纳者幅至，天下仓库盈衍丰羡，而财不可胜用。自元祐废罢以来，兼并得纵，农渐失业，向之所积，支用殆尽，以至于今，未之复也。今欲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取增损，适今之宜，立为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祐罢提举官，钱谷为他司侵借，徒有应在，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阙乏，随夏税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弊，谷贱则增价籴以助农，谷贵则減钱粜以与民，虽有水旱，人不损瘠。』奉议郎郑仅言：『青苗之法，其利济甚溥，然而行法之吏不能尽良，故其间有贪多务得之扰，转新换旧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过也。窃谓青苗、义仓最为便民，愿诏有司以次施行之。』朝奉郎郭时亮言：『愿复青苗法，不课郡县定额，听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复诸路县邑抵当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阻之弊，令常乎司与郡县访求民间沟洫之利，以备水旱。』承议郎许几言：『比者明诏有司条具免役旧法，颁之天下，又命择提举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义仓、抵当、农田水利、坊场、河渡复行之令，未尽诏也。欲乞尽付提举官，次序而复之。』奉议郎周纯言：『今复置常平官，而诏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丰称常平等者，谓常平、免役、坊场、农田水利、保甲、义仓、抵当也。愿诏大臣斟酌增损，如免役之法，则常平官名实正矣。』右承议郎董方言：『青苗之法，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可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

市易务抵当附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中书省言：『今年正月九日赦书，内外人户见欠市易钱物，并仰所属勘会元赊请本息等钱，并已纳见欠数目条具闻奏。其息钱当议減放。在京至今未见有司依赦以闻。』诏监察御史刘拯、兵部员外郎杜常、太府少卿宋彭年赴御史台置局，点磨所欠息钱，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外，合纳数目关所属[8]，依条催纳。仍晓谕人户，并具无欺弊闻奏，限一月。 　　八月己巳，户部状：『勘当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当，至今一年月余，逐旋申明条画颁行。访闻诸路商贾，少愿市卖物货人官，本处官吏或不晓法意，未免拘拦障固。本部虽屡行约束，尚恐未能止绝，岁课未集，已有侵扰之患，兼勘会镇寨市易抵当，已准敕旨，更不兴置。今相度，除诸路州军抵当收息至薄，以济民间缓急。可存留外，其州县市易及余处抵当，一切皆可省罢。』从之，仍诏抵当如敢抑勒，依纳常平钱物法（抵当元不罢，但罢市易而已）。 　　十二月戊申，兵部员外郎叶祖洽奏：『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虽有宽期会、減分数之惠，然民力已弊，必无从出。愿敕有司检察，如委无可纳，特议蠲放。』诏大姓户见欠市易三分息钱，并特与除放。其人户本钱，仰所属，依详前后指挥催纳。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光禄卿吕嘉问知淮阳军，以监察御史孙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问失限甚多，故有是命。 　　闰二月甲辰，诏户部应诸路人户见欠市易钱，并特与除放。己酉，诏：『市易务见计置下，准备外国人使收买之物，约五万余贯，今止据见在数目供卖，候结绝，罢行计置。今行人依旧例供应。所有元丰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西驿买卖祗应，令市易官认出卖朝旨更不施行。』丙辰，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在京委太府寺，开封府界令提点司，诸路令转运，各限一月取索逐户元请官本点勘，特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亦依此，许以纳过罚钱折填净利。已上通折外，尚欠官本钱并净利，而家业荡尽及无抵保，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減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所有今月四日勘会欠负指挥更不施行。』 七月壬午，右司谏苏辙言：『臣顷曾上言，乞将市易欠数人户通计所纳息钱数，如已纳及所请官本数目，即与除放。蒙圣恩依此施行，德泽旁霈，所及甚广。然臣访闻京师欠钱贫乏之家，从初多作诡名，请新还旧，以此无缘通计息罚，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体问，据通直郎、监在京市易务宋肇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9]，则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务一宗节目及利害文字请臣论奏。臣详究其说，窃以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五百三十万贯，朝廷支使过，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三百五十三万余贯。将此三项已支、见在计算，已是还足本钱，则今来人户所欠，皆出于利息。若将见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钱数不多。伏乞圣慈较其利害，断自圣意，特与除放。或因将来明堂赦书行下，或更溥行诸路，则细民荷戴恩德，沦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胜计。然臣窃见太府寺今岁终较课，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员等第保明闻奏[10]。自来市易官因此酬奖、转官及请赏钱，所得无数。今来既见市易已支、见在之数仅能还足本钱，则以本理息，皆是欺罔。从前官吏转官请赏，皆当追夺官爵，及所赏钱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后缘市易转官、请赏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问，系创行市易，害民最深，虽已经责降，尚窃有民社，未允公议。更乞重行窜谪，以谢天下。所有宋肇札子三道，臣辙备录进呈如左。』 明堂赦书：应內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二百贯以下，并特与除放。盖从辙所请也。二年四月丁未，李常奏议，更许之。 　　癸未，户部言乞罢市易所，置卖盐场。从之。 　　二年四月戊申[11]，户部尚书李常言：『臣愚夙夜思今日人情犹郁，穷弱尚困，唯有市易一事。臣质之簿书，考见详实。自蒙恩赉除放二百贯文以来，消減亦不少矣。昔称三万户者，今存四十余保矣。昔称百余万缗者，今才一十九万余贯矣。蠲除者既见不少，理索者独为不幸。蒙蠲除者宽绎自如，方理索者禁锢困苦，此穷困之情有所未舒，而臣愚窃虑和气因以未浃也。臣待罪户部，典领邦计，凡一钱之金、一尺之帛，莫不为朝廷爱惜。今不顾万死，冀以蠲放为事者，诚以上累圣政，下挠至和。伏望圣慈决之不疑，出于独断，兼先帝详除已久，社祭在近，若于此时特下诏令，尤为宜当，而比诸崇异方之教[12]，以祈福祥，相万万也。』 　　五月乙卯，诏：『一应官员市易增羡酬奖，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勘人并免，其余转官陞任減年磨勘循资者，并各追夺一半，循一资，升一任，以磨勘年数比減之。选人俟改官后展其循资。已改官并減年磨勘不成一资者，并以磨勘年限对展。内吕嘉问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吴安持追两官；贾昌衡追一官。』 三年二月己亥，诏罢变卖市易司元丰库物。从三省请也。

校勘记 [1]射家 原本『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2]价贱 原本作『价钱』，据《长编》卷四六二改。 [3]厚生 原本『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六二补。 [4]省谷 原本作『者谷』，据《长编》卷三七六改。 [5]第四等 原本『等』字作『第』，据《长编》卷三八四改。 [6]御史中丞 原本『御史』下衍一『下』字，据《长编》卷三八四删。 [7]伏以 原本『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8]数目 原本作『数臣』，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9]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原本『自欠』作『日久』，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放』字，原本脱，句义不足，据《长编》补。 [10]其官员 原本作『具官员』，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11]戊申 原本作『丁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12]比诸 原本『比』字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 哲宗皇帝

回河上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河北水灾，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赐告。时河决小吴未复，议者欲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绛五上疏，乞复澶渊故道。朝廷为之寝河役。 　　九月丁丑，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图辄有论奏，欲于迎阳埽开浚旧河，使水东注，及乞于孙村地分金堤置约，使河流复归故道。河北转运司并不计审利害，继有论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图相度，自迎阳埽已下，许令一面经画，才候止日，放水入旧河，仍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水势，归复故道。朝廷差李常、冯宗道相视[1]，未至本处，而转运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诞不可掩匿，乃于正月十八日论奏，又牒李常，称迎阳、孙村两处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称不可，已罢其役。按：河流回复，自古及今，最为中国之大事。今缘令一言，遽欲兴复，开旧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视[2]，具见其实[3]，则方露底里，以为难成。同异两端，情涉侮玩。愿付有司勘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谩。』诏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言：『准朝旨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历览其堤防，全未高广，物料亦未有备。缘堤防之设，全系水官；物料之审，责在本道。今经涉岁月，尚尔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诏添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各一员。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水事张问言：『臣至滑州决口地分，相视得迎阳埽至大、小吴埽水势低下，旧河淤淀。若复旧道，功力难办。请于南岳大名埽地分开直河，并签分引水势，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从之。 二年二月己丑，王令图、张问奏乞分河水入孙村口，已蒙依奏。寻准旨未行，令乞依前奏开修。从之。 《政目》八日事当考详。问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十二月六日，令图、问再视按。二年二月八日，诏从王令图、张问奏，开修孙村河。〈实录》并不书，此据吕大防〈政目》。然既从二人所请，令图寻卒于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开修孙村河者也。四月十三日，又命顾临代范子奇为转运使，以河议未决，一十六日，乃诏转运使、副与水官共议开修的确利害。据此，则二月八日虽降开修指挥，寻却寝罢，故今复令有司别议[4]。 　　十月丁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奏：『乞将应缘讲议河事行遣，并依元降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候议定合开修去处奏闻，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实，委得允当，许令兴工，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減水河，在本府护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护。』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照会。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其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问请开孙村水口河以分減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二年三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減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人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寇，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每决而西，则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舍人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舍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间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唯唯曰：『当与公筹之。』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丁未，曾肇言：『昨奉使契丹还，过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減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累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使议论早定，不至枉费民力，更招后悔。』 　　十月戊戌，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庚子，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5]、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适诸臣敷奏河事，臣预闻议论，乞更少采。愚见孙村口回河利害，论者不一。近召谢卿材、张景先以与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状称河势北流顺快，乞不行闭塞。孝先等状称惟孙村口可以取水，还复故道，须治故道[6]，旧堤乞更展一年。如将来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7]，别无取水去处，乞免修河官吏责罚。且孝先等系建议官，其说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必可以成功。只开減水河浚故道[8]，治旧堤，计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尚未塞，将来闭塞河门所费用五号若果能回复大河为永远之利，虽更劳费财力，亦不足计较。今据其说，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未有的确利害。将来若回河不成，是虚弃数千万物料，困数路民力，岂得不虑?又诸臣言设险事，此固为远虑，然须因地势回复大河，方可为险。如孙村口回河不得，亦须别行相度。边寇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岂是设险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当时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须且详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决天台埽，是时章献太后垂帘，两遣近臣按视，预积物料，数年然后兴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视，候见的实利害，然后兴役，亦未为晚。臣非为异论，实以忧责所系，不敢不尽愚欵，愿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议。』于是收回戊戌诏书（此据《范纯仁家传》增入）。 十一月甲辰朔，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属，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減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移入河。寻召到李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李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減水河分減水势，所用兵夫已前由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开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看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塞北流回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減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遵利害画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下近界河路逐一处，亦具保明闻奏。 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奏。

　　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则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物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慎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減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千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減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惟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減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户部侍郎苏辙言：『近闻回河之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兴修小役，竟末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敢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同行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正月乙未，范百禄、赵君锡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余不报，于是上疏奏曰：『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行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以后，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踰月未决，臣窃惑之。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畿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卑高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开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之意。欲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则天下幸甚!』己亥，诏罢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壬子，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侍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七月丙申，都水监言：『黄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口，后来泛滥，未著河漕。朝廷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盖新河堤防与故道金堤殊绝，若以为北流无患，则前年河决南宫下埽，去年决上埽，今年决宗城下埽，岂是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赴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赴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决，皆在东岸，显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无以为经久之计。昨来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臣前之急，而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状：相视得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功毕，更拨沙堤第二口減泄大河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在国家为无穷之利。必欲经久，遂作一一股，仍须增添役夫，乃为长利。然未下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看，即今所修，较之利害，孰为轻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十日，苏辙言李伟张皇申报。八月十八日，置修河司。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去岁领户部外曹，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曾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不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诚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臣窃闻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崖田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夫工，开河道，进锯牙，欲纳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使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下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坏决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纳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羣小妄说，不攻自破矣。』己酉，河北路转运使、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时复议回河，故徙卿材。然子奇寻亦复以直龙图阁归故宫。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势开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直堤第三铺水势顺快，故道渐亦为备。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力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差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举，以伟为专切管勾应办回河等事。 七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议，令诸司保明回河云。诏以回复大河，都提单修河司调夫十万人。 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10]。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朝廷疑惑[11]，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得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达旦，扫緷愈危，随即垫去，终未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令【杰按：令，今之误】才开第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塞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以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遂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狥一言之失而必不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决溢，随宜救护。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汹汹，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误，臣之罪大矣!』亦不报。 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 　　十一月己丑，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缘都堂议论，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吴已役五万余夫，兵士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唯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列。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欲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修河司，浚孙村口，准备分減涨水，因便检讨北流紧急堤岸，疾速修完，不管疏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全河北百姓，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 　　十二月癸丑，三省、枢密院言：『昨令都提举修河司从长择一顺快处回河，差夫八万、私雇二万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检讨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万四千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检计裁減水河，其差夫八万人，于数内減作四万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贶等裁定差夫内，共減作一十万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役使，余依元降指挥。』 　　五年二月己亥，诏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修減水河。庚子，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以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言东北久旱，河役动众，恐妨农事，故降是诏。焘奏：『臣访闻东西旱气阔远，窃虑河事大役，人情劳怨。调众妨农时，其招灾害之由，疑亦因此。望圣慈详酌，权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光庭奏曰：『昨议修闭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而未可强使之东，俟一二岁，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决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故犹为減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以从私意。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且減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若只留堤口，涨水大则势须自过，何须更役人开浚哉?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減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时不可失。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为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议，而复兴回河之役。臣观今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溢决为虑，只且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段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蠢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12]。』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岁差夫一下费万钱，今已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岂不便乎?』纯仁曰：『每岁差夫虽曰万钱，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文，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今免夫所出七千，尽归于官矣。民又俨然坐食于家，盖力者身之所出，钱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无，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穷民有力而无钱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纵使所差倍其所役，民不甚劳苦。今若出钱以免夫，虽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钱，其弊无由致察。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钱无远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则为民之害，无甚于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大河新水向生，请鸠工预治所急。』戊辰，侍御史孙升言[13]：『臣伏见李伟、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二人相与诬罔朝廷，而安持诡谲多奸，既已诳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责，万一侥幸其成，则欲享其利；败事，则将来归之建议者。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窃观今日两岸增进马头、锯牙，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已通快，显有全回之势，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见得上件利害灼然[14]，安持遣官暂赴尚书省禀议：「伏望圣慈早赐宸断，即乞复置修河司，其官属诸般事件，并依昨来已降例施行，所贵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今日考其奏请之言，无一验者，而枉费财用、民力已不可胜数，远近为之骚然。上赖宗庙社稷之灵，圣聪睿断之果，昭察奸言，一切放罢。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吴安持、李伟利口轻儇，欺罔奏陈，传播中外，奸言显露，罪恶难掩。伏乞早赐指挥罢斥，以协天下公议。仍乞罢修河司，候有定议，别听指挥。』 　　九月丁亥，宣德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15]、提举北流，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北外，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 　　是月九日，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之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为回河之议，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其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百费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开減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复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外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河槽，候冰冻消释，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欵，流窜李伟，以正国法。』 　　十月癸巳，罢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摇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衔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虽然，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侍御史孙升言：『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摇动，朝廷于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伏中外之心。』 　　六年正月丙戌[16]，御史中丞苏辙言：『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北，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力分水河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減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余步，乞从收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拦水势，泛溢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奏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为減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天，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农足之渐，则天下幸甚!』 　　三月。始，苏辙为御史中丞，论回河三事。其一、乞存东岸清农口；其二、乞存西岸投摊水；其三、乞除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下河北监司相度，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既执政，于殿庐中谓大防曰：『锯牙终当如何?』大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若不东，北流必有害。』辙曰：『分水虽善，其如北京百万生灵每岁夏秋常有决溺之忧何?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故道虽中间通流，两边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 刘挚曰：『今岁岁开浚，正为此矣。』辙曰：『淤却一丈，开得三尺，何益?若淤涨水过后，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令能胜任涨水，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实利也。』挚曰：『河朔监司皆不如此司，为之奈何?』辙曰：『外官观望故尔。何以言之?张璪虽言锯牙当存，而乞大修北京签横堤，所费不赀，则准备锯牙激水之患耳。』大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目见，则须以公议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挚皆言以分水为便。辙具奏。上语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辙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涨水过，见得故道，转更尤高，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如此，犹且稍便。』既至都堂，大防、挚令批圣旨，并依都水监所定。辙谓堂吏：『适已奏知，乞候涨水过，别行相度。』挚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缓。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 此据《龙川别志》及《颍滨遗老传》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诏：『大河东流，都水使者吴安持赐三品服，北外都水监丞李伟令任满日，令再任。』 《玉牒》云：辛酉，河复故道。 　　八年正月乙巳，中书侍郎范百禄言：『窃闻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后，逐年并功，修进梁村锯牙，并大河两马头。经今四周年有余，用过功力浩瀚，兼三处并行，若如水官之意，既进埽绎，又狭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预乞朝廷候北流浅小，作软堰闭断。详此五事，显见必欲回河，特以分水为名，托云恐东流生淤险，行巧计耳。方且鼓倡言路，以非为是，致台官章疏前后十余，中外传听，不能无惑，深恐不便。伏望二圣明诏三省速议，果决拆去河上锯牙、两马头，开放河门，任令大河自浚趋下，免致壅遏障塞，淤坏北流，积为大害。若北流通决，将来每遇水涨，自然分向东流。既是分水之利，两河并行，久远安便。』百禄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敕罢回河，今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然不可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寝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先是，进呈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乞回河东流、杨畏乞差官相视，及都水监吴安持乞于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填淤事。时吕大防在告，苏颂等皆言商量未定。苏辙面奏：『安持所言，决不可从。』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公事[17]。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旨。切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尝以为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伏望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动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绎。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绎，约令北流人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绎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也。

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并《栾城》所载札子日月，井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辛未，三省进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 《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校勘记 [1]朝廷 原本脱「廷」字，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2]按视 原本『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3]具见其实 原本『具见其』三字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4]别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五补。 [5]退太师 原本『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6]须治故道 原本作『须快乞不』，语甚淆乱，兹据《长编》卷四一五改。 [7]或河道变移 原本无『或河道』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四五一补。 [8]只开 原本『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9]费用 原本『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10]修闭 原本作『终闭』，据《长编》卷四三三改。 [11]朝廷疑惑 原本作『□议惑』，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

[12]凿收 原本『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八补。《长编》原注云：『「凿收」二字，疑误。』 [13]侍御史 原本『御史』下衍『大夫』二字，据《长编》卷四三九删。 [14]利害 原本脱『利』字，据《长编》卷四三九补。 [15]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八补。 [16]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五四补。 [17]式假 原本『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