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温篡唐：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论后唐明宗治世：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广寿殿火灾，有司理之，请加丹雘，喟然叹曰：“天以火戒我，岂宜增以侈邪！”岁尝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得扫雪，曰：“此天所以赐我也。”数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闻道等言谷帛贱，民无疾疫，则欣然曰：“吾何以堪之，当与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赃，辄置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不能虑患为防，而变起仓卒，卒陷之以大恶，帝亦由此饮恨而终。当是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其言曰：“为国家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若从荣之变，任圜、安重诲等之死，可谓上下相徇，而毁誉乱真之敝矣。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 论石晋之亡:呜呼，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其祸乱覆亡之不暇，盖必然之理尔。使重威等虽不叛以降虏，亦未必不亡；然开虏之隙，自一景延广，而卒成晋祸者，此三人也。视重威、彦泽之死，而晋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愤疾怨怒于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争已戮之尸，脔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撦裂蹈践，斯须而尽，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当是时，举晋之兵皆在北面，国之存亡，系此三人之胜败，则其任可谓重矣。盖天下恶之如彼，晋方任之如此，而终以不悟，岂非所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欤？ 论刘知远建元之谬：呜呼！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古不以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亦未尝有法，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自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而正伪纷杂，称号遂多，不胜其纪也。五代，乱世也，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号乖错以惑后世，则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已诛友珪，黜其凤历之号，复称乾化三年，尚为有说。至汉高祖建国，黜晋出帝开运四年，复称天福十二年者，何哉？盖以其爱憎之私尔。方出帝时，汉高祖居太原，常愤愤下视晋，而晋亦阳优礼之，幸而未见其隙。及契丹灭晋，汉未尝有赴难之意。出帝已北迁，方阳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门而还。及其即位改元，而黜开运之号，则其用心可知矣。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者，其素志也，可胜叹哉！夫所谓有诸中必形于外者，其见于是乎！ 论后周显德之治：呜呼，五代本纪备矣，君臣之际，可胜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伦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穀以计策；后克淮南，出穀疏，使学士陶穀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论忠臣节士：呜呼甚哉！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故吾于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于人也，乐成其美而不求其备，况死者人之所难乎？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战没者不得与也。然吾取王清、史彦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 论卓行隐士：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俯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赟。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伦 论唐六臣：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岂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是岁四月，彗出西北，扫文昌、轩辕、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归其谴于大臣，于是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一空。 明年三月，唐哀帝逊位于梁，遣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策为副；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驿奉册宝，乘辂车，导以金吾仗卫、太常卤簿，朝梁于金祥殿。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进读已，臣涉、臣策奉传国玺，臣贻矩、臣光逢奉金宝，以次升，进读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贺。 夫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乎？虽枢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独存也。呜呼！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馀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 论鉴温韬盗陵之祸：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汉已来，率多聪明英伟之主，虽有高谈善说之士，极陈其祸福，有不能开其惑者矣！岂非富贵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笃，而未然之祸，难述于无形，不足以动其心欤？然而闻温韬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顾其后哉！独周太祖能鉴韬之祸，其将终也，为书以遗世宗，使以瓦棺、纸衣而敛。将葬，开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后世，毋作下宫，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宁切至，然实录不书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绛纱袍各二，其一于京师，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剑、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论郭威擅置权臣： 呜呼！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荡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将相，汉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时，太祖与汉未有间隙之端，其无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为如此者，何哉？盖其习为常事，故特发于喜怒颐指之间，而文珂不敢违，守恩不得拒。太祖既处之不疑，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岂非朝廷法制纲纪坏乱相乘，其来也远，既极而至于此欤！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 论继岌之死：呜呼，五代反者多矣，吾于明宗独难其辞。至于魏王继岌薨，然后终其事也。庄宗遇弑，继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书其所以然。夫继岌之存亡，于张抃无所利害，抃何为而拒之不使之东乎？岂其有所使而为之乎？然明宗于符彦超深以为德，而待抃无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乱之臣，望风而飨应乎？使抃不断浮桥，而继岌得以兵东，明宗未必能自立。则继岌之死，由抃之拒，其所系者岂小哉！ 论王进善走而秉旄节：呜呼！予述旧史，至于王进之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虽其附托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阵敌，非有百夫之勇，则必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岂非名器之用，随世而轻重者欤？世治则君子居之而重，世乱则小人易得而轻欤？抑因缘侥幸，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乱世，既其极也，遂至于是欤？岂其又有甚于是者欤？当此之时，为国长者不过十馀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视其上易君代国，如更戍长无异，盖其轻如此，况其下者乎！如进等者，岂足道哉！《易》否泰消长，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视在上者如进等，则其在下者可知矣。予书进事，所以哀斯人之乱，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者，可胜道哉！可胜道哉！